创业人生。

前言
它就摆在桌上，可是我拿不到。我想，只要我把手伸长一点，就能拿得到，把它端到面前，我就可以吃晚餐了。不过我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对我心所愿的回应，总是懒洋洋的，慢了好几拍。
　　如今，我可再也不年轻了。当年我还是意气风发的时候，曾经和另一个小伙子一起在商场拼搏。在经历几次不切实际的努力，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之后，我们俩决定在自家地下室开创一番新事业。那时，我们住在美国密执安州亚达城，距离大急流市只有几英里路。结果呢，事业很成功。成功到《福布斯》及《财富》等财经杂志，都把我们列入美国私人财富排行榜之中。
　　正如大部分功成名就的故事一样，我这一生也屡尝浮沉。这一切，我都会写在这本书里面。我准备告诉各位，我们俩曾经从事航空运输，可是那些飞机实在太耗油了，常常把油桶吃得空空的。还有，我们如何断定，卖肥皂会比卖面包有出息。以及我们是如何筹划，让我们公司遍布全球的三百余万直销商，生活可以过得更好。同时，我也会照实说出，让各位知道我们是怎么跟政府争取，又如何与新闻界抗争的。
　　如果你只是想从这本书里找到什么奇方妙法，让自己一夜致富，那么肯定是念错书了。事实上，如果你了解我今天的地位和财富是怎么得来的，必然让你大吃一惊。其实，这跟桌上的那个盘子大有关系。
　　我努力伸出手，还是拿不到那个盘子。平常是没这么严重的，今天的情况让人特别沮丧，觉得又尴尬又为难。对我这样一向活跃、积极且健康的人而言，尤其百感交集。不管是世界的哪个地方，企业家的共同特质，就是能够把事情搞定。而过去这么些年来，我也的确作出了贡献，让许多美好事物得以实现、完成。我们公司的成功，让理查跟我得以把研究和制造部门，扩展为80个厂房，总面积达420万平方英尺。我们也有能力协助家乡市区重建，增设了新的旅馆、博物馆、运动场、水族馆和几家医疗机构，并赞助多项文化和美术活动。我重提这些往事，不是刻意在吹嘘什么，而是要让各位理解，如今我连个盘子都拿不到，是多么让人泄气啊！
　　幸好！跟我同桌吃饭的好朋友，察觉到我的困难，一句话也没说，就俯身向前，帮我把盘子推了过来。这么个小小的动作，就足以阐明我跟理查·狄维士当年共同创业时的深层理念：团队合作。如果不是有许多人的帮忙和协助，我们公司也不会有今天。理查跟我也都清楚，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就需要互相帮忙。事实上，我一直很怀疑，要是当年我们两个分道扬镳，恐怕就不会有今天的安利公司。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体会到，想爬上顶峰，最切实的路子，就是让其他想要成功的人，也来分享我们的机会，并且不怕付出努力。如今在80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协助下，我们已长大为年销售70亿美元的消费品公司，这真是跨国公司有史以来最棒的团队！
　　不过这本书要谈的，不只是安利的历史而已。关于我们公司独特的成功模式，以及从业人员因此获得物质回报及实现个人理想的报道，早就铺天盖地。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各位从没听过的故事。这一本书，要谈的其实是观念和原则，一种能让创业者的苦心孤诣蓬勃发展、枝繁叶茂的观念和原则。要是阁下看完以后，只记得那些故事和安利的历史，那么就错过最精彩的了。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曾经做过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刚开始创业那几年，我花了不少时间搞这个或那个的政治活动（有些人可能以为，要当个成功的企业家，最好得多关心政治才行）。我有王公大臣、权贵领袖的朋友，但曾受制于毫无意义的法规、条文，受伤惨重，也曾为了更低的税金和进口关税，起而力争。多年以来，我都一直在跟美国商会合作，有一阵还担任过会长。所以，不必怀疑，华盛顿从圈内看起来并不会比较好。不过，嘀嘀咕咕地发牢骚，也没什么好处。因此，在书中我会公开某些政治信念，以及我如何运用资源，在政治竞技场中支持自己信念的始末。
　　我也希望各位在看完这本书以后，认识到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绝对是可以协调并存的。不管别人怎么批评，现代的自由企业体系和传统道德，绝非格格不入，彼此排斥，而是能够完美地共存共荣的。对于成功大企业及其领导者近日来所获得的不佳形象，我很关切。这些批评大都偏向左派，在意识形态作祟下，牺牲了客观看待。
　　有些人可能只因为几个特殊的例子，例如浪费和贪婪，就高举反自由企业的大旗。但是，大部分成功的企业，就是靠着诚实、正直和善良等传统美德，才得以茁壮长大的，而且他们所给予这个社会的，比当初所拿的还要多。事实上，正是因为人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利益，才带来整体财富增加的附属效果。
　　对于社区福祉，光靠政府，再多的预算也无法取代广大群众的辛勤努力、慈悲为怀。跟当地的居民相比，政府哪里摸得透民间疾苦。一个明智的慈善家所具备的感同身受和灵活度，他所能配合社区需求的能力，都不是政府机构可以比拟的。在美国，任何政府机关，都无法像平常民间慈善活动一样，在城市之中轻易获得信心和支持，也无法像这些民间活动一般，带给人们更多的激励和鼓舞。更重要的是，慈善家布施的是自己的钱，而非只是慷他人之慨。
　　最后，我要坦诚地告诉各位，我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才是我所获得的最大的资助和动力。宗教，一向是充满争议性的话题，这个我很了解，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虔诚信教。
　　我在书中提到宗教信仰，并不是要对各位传教，也不是在批评他人的信仰，只是，当我在商场上作任何决定，都深深受到宗教信仰所影响的。我就要和盘托出，完成这么一本翔实自传，实在不能不提到我的宗教信仰。
　　不少朋友问我，写这本书目的何在，是要讲述安利的历史，阐述个人政治理念，还是一本自传？或者，是属于经世实用类型、旅行见闻录，还是励志丛书之类的？
　　其实，这些都是我想包罗纳入的，而且我希望其中能含有更多的深意。我真正的目的，是要讲一个故事。每位有幸生于自由之中、懂得努力工作、不怕失败的人，在上帝的引导下，能谦卑地接受他人援手的人，都能创造出这样的故事来。简单一句话，这是一则关于真正成功的故事。真正的成功，不见得就会反映在物质财富上，但时刻都能带来幸福喜乐和内心的平静。

　　第一章
　　时来运转

　　故事，要从一场破产说起。
　　我爷爷一家以前都住在荷兰的哈勒姆市，他开了三家脚踏车店和一家打铁铺，靠日以继夜的打拼，才勉强让这些店支撑下去。可是到了1909年，他虽然心有未甘，也只得关门大吉，不晓得这么一大家子要怎样活下去才好。当时，我们有个姨婆已经移民到芝加哥，当她听到爷爷的苦境之后，立即怂恿他也搬到这块充满机会的地方。因此，就在隔年，我爷爷老克里斯蒂安五十岁那年，带着奶奶伊丽莎白，和两个儿子—詹姆斯（我爸爸）和小克里斯蒂安，举家移民到芝加哥。在我爷爷那年代，美国提供了很多好机会，使家人能过上舒服的日子。
　　到了芝加哥以后，爷爷在工厂找到一份油漆火车车厢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环境糟透了，很快就给他带来健康问题，再加上他的英语老是说不灵光，只好转而务农。我爸爸詹姆斯那时年纪还小，适应力也强，他投入正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1921年，他自己当老板，在密执安州荷兰市开了一家汽车经销店，专门销售格雷、雪佛兰和英特那的车子。11年后，他和另一位荷兰裔移民富利克玛合伙，又增加了克莱斯勒和普利茅斯车系。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如果你从96号州际公路北出口下去，在大急流市的平原大道上，还会看到“温安洛／富利克玛”汽车经销商的招牌呢。
　　后来，爸爸就在密执安州荷兰市娶了我妈妈彼得奈拉（昵称奈丽）·范·德尔·伍德，1924年6月3日，我就在大急流市他们的公寓里（樱桃旅社楼上）出生了（那家旅社到今天还在）。四年后，我们一家搬到大急流市东南区，靠近波士顿广场的狄更生街。我所记得的童年，大部分都是这里的回忆。那儿好些邻居家里都养一堆小孩，除了礼拜六半天、礼拜日全天以外，其余日子我下课回来，就找这些小孩玩。我们这些在卡尔文教派家庭的孩子，星期六得上教会学教义问答。卡尔文教派是由约翰·卡尔文首创，教规极为严格。星期日需要到教会参加两次礼拜仪式，我整天都要穿着教堂的衣服，如此也就不能一时兴起在神圣的星期日去玩足球，或邀伙聚众胡打乱闹。我们卡尔文教会的小孩，大都要去附近一所主日学校，由非常热心的古森丝小姐教导新教信仰的基本教义。
　　我们也学会，所谓的基督徒不仅仅是上教堂和去主日学校而已，同时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圣经》对于诚实、慷慨、敬重他人等美德的训示。我记得，有一回在我家附近的小巷里捡到一毛钱。当年，这可算是笔不小的数目了。因此，我告诉妈妈这件事后，她要我挨家挨户去问，看是谁家掉了一毛钱。今天看来，为这种事大惊小怪或许有点蠢，不过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初期，很多人根本找不到工作，掉了一毛钱可是大事一件呢。同时我妈妈大概也认为，这刚好是让我学会尊重他人财物的教育机会吧。最后，没有人出面认领这一毛钱，我才被允许据为己有。
　　先父和先母都是极为虔诚的教徒，因此，我们家在为人处世上，都维持着很高的道德标准。我的父亲，依循着优良的荷兰传统，认为工作就是基督徒的职责。他以修车和卖车为业供养全家。我们从小就深受教诲，即使是在工作的时候，也该时刻谨记实践基督信仰。在当时经济大萧条的年代中，爸爸为了照顾好事业，常常不在家，但是他的以身作则，以及对工作所抱持的虔诚态度，鼓励着我也把自己的信仰灌注到生命中的任何方面。
　　我日后的人格发展，相对事业所秉持的态度和观念，都是从父亲那儿得来的。爸爸有时看来像是板着脸孔，或者态度有些冷淡，但认识他的人都了解，他其实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对家庭和社区邻里尽心尽力。他和妈妈和乐相处，也正是我和我太太贝蒂的表率和模范。在他们一辈子的婚姻生活中，爸爸对妈妈的爱、奉献，可谓终生不渝。妈妈在晚年时，身体机能急剧退化，精神、肉体备受苦楚，这时爸爸展现了真正的基督徒美德，一肩挑起照顾的责任。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明白从父亲的奉献中，我必须学到更多才是。
　　妈妈是荷兰弗里斯兰人的后裔，全家有九个小孩。跟我爷爷一样，外公也是在荷兰破产了，全家人才移民到美国，希望能重新开始。外公范·德尔·伍德先生在美国盖房子和从事室内设计，小奈丽则跟当时所有女孩子一般，学会操持所有家务。我妈妈的手艺很棒，我最喜欢吃一道叫“波尔可”的菜，那是用包心菜和马铃薯混合，加上卤肉汁煮成的。在寒风刺骨的密执安冬夜，来上那么一碗波尔可，可真让你暖到心坎上。
　　不过，妈妈不只是成天料理家务跟煮饭而已。她虽然没有外出工作，但杂务却真不少。妈妈自己有辆车，这对当时的妇女而言，可是很罕见的，因此，她可以很自由地参加有益处的户外活动。凡是教会的活动，她几乎都不缺席，许多社区组织她也会去，这些组织当然是以慈善活动居多。从母亲那儿，我学会参与、融入社区的重要性。她真正认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甚至比服侍上帝还重要。
　　橡树谷基督学校位于菲斯克街，我们邻近的小孩如果不进公立学校，就是读这一所。橡树谷基督学校是很不错的学校，因此，很多家长在经济极为拮据的大萧条时代，省吃俭用，把孩子送来这儿受教育。学校所教的，就是一般的阅读、作文和算术，教学方法则依循当时那一套千锤百炼的传统。学校里面，也会教我们怎么发誓。校长乔治·范·威瑟（海伦·狄维士①的爸爸）有时候会放电影给我们看。他坐在放映机旁，仔细盯着，要是出现什么不雅镜头，有碍风俗民情的片段，就马上用手遮住。有一回放映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片中英国军官说了句有欠文雅的话，校长一不小心让它给播了出来，结果往后几个月，橡树谷基督学校里老能听到这么一句：“快滚，妈的你们这些叛徒！”
　　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大崩盘，把整个美国送进大萧条的深渊。当时我年纪还很小，根本不清楚外头到底发生什么事。不过几年以后，我们附近有家银行也撑不下去，破产倒闭了，我存在里头的小小积蓄也跟着遭殃。后来，当初存在里头的钱，只能打了好几折拿回来，一块钱只拿回五分。这个代价不菲的无妄之灾，让我明白什么叫做银行。
　　大萧条时代谁都过得苦兮兮的，大家都没有钱。因此，小朋友放学后的娱乐当然要以不花钱为原则。夏天的时候，我跟我那些小伙伴会到邻近地区四处探险，到波斯玛矿场的煤堆玩耍，搭搭葛兰德制砖公司的轻轨便车，甚至连工人修车、鞋匠补鞋，和养鸡店老板杀鸡，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附近有个地道叫“银色克里克”，我们点着蜡烛，可以在里面逛上老半天。此外，附近街道上汽车很少，穿上溜冰鞋玩曲棍球，或其他什么球类游戏都没问题。我们还拿着粉笔，在新铺好的柏油路上画垒包打棒球，唯一缺点是，不可以滑垒，除非你想脱层皮。只在非常少见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有个一毛钱，就可以买盒包装漂亮的东恩乳品厂生产的冰淇淋了。不过要等有钱买冰淇淋，倒不如盼望能去荷克西斯汽水铺或金赛尔糖果店买零食，还比较有指望一点。另外，什么红的，绿的，橘子色的冰汽水和可乐，在维恩加油站一瓶只要五分钱。秋凉季节，我们从家里出来，就在街上升堆火聚在一块闲聊，边烤着药蜀葵根，边把玉米穗丝作成香烟抽着玩。要是在外头玩累了，或者冬天的时候，我就待在家里，组装郭伊泽玛五金铺买的飞机模型。
　　邻居有位先生是盖房子的工人，有时候我们几个孩子会跑去帮他做事。那时候房子的围墙，都只是立下几根木桩，上头钉木板再上漆,这些差使我们也干得乐趣十足，而且从中学习到努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夏天的时候，我跟一些小伙伴偶尔帮人修整草皮，赚点零用钱。
大萧条时，房屋营造业长期低迷，差点把我们家也给搞垮。我外公那边的建筑事业一败涂地，经济极为窘迫。有一阵子他无路可走，只好投奔我家，这对我反倒是好事一桩。我因此有机会跟我外公相处，他对我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时至今日，你还能想象跟岳父母或公婆住在一起是什么样子吗？
　　外公是个建筑师，是个盖房子的工人，是个木匠，当他自己的事业还在的时候，他还是个企业家呢。他跟我介绍他的工作，展露木工技巧，让我对如何设计物件，再加以组合完成着迷不已。多年之后，正是这股由外公引燃的兴趣，带领我学习工程学，之后又加入陆军航空队。
　　我外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对于信仰的诚挚，以及将传统宗教美德融入毕生任何方面的处世态度。以前外公还住在密执安州荷兰市的时候，我去找他玩，他会带我在市中心散步，从十九街走到第九街。到了大广场之后，外公会坐在长椅上，跟很多人一起讨论神学。当然，大多都说荷兰话。我窝在外公旁边努力地听，只听出大概是在说“万物神创论”的功过曲直，或者神学家阿曼纽斯犯了什么错误。根据阿曼纽斯的说法，上帝赋予人类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信服或拒绝。（我想，到了今天，这些人还聚在某个地方，讨论这些神学问题吧！）这时外公也会发表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听到的人都很佩服。后来外公曾跟我说，他一直很希望能到神学院进修。外公对我的启示，是一个人必须时时反省、思索自己的信仰，而真正的信仰必定要在生活中落实，而不只是星期天上教堂而已。
　　一辈子的买卖交情
　　刚才所说的，都是关于我的性格、气质如何培养的过程。而在事业方面，则要从一辆1929年出厂的福特A型汽车说起。1939年，我进入大急流市基督教高中就读，学校离我家很远，因此每天都要以脚踏车骑好几英里的路去上学。到了15岁的时候，我爸爸送我那辆1929年份的福特A型车。其实，我们家一直都只是小康而已，不过总不缺车子开，因为我爸爸就是做这一行的。这种好事，可不是每个高中生都有的。当时基督教高中只有两个学生开车，我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有车代步，因此我在学校里人缘极佳。这个大家都想象得到吧。这款车子还配有折叠式座椅，所以还能载些人。我就利用它载同学到学校，一星期收二十五美分，买汽油（当时一加仑才十美分）兼赚零花钱。有一天，有个叫理查·狄维士的学生跟我说他想搭车，他家离我家只有几个路口，我当然很乐意接这笔生意啦。然而，就是这笔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却没有任何人能想到会缔造一辈子的交情。
　　我跟理查就是这样逐渐熟悉，变成好朋友的。我们两个秤不离砣，一起约女孩子出去玩，一起打篮球，有福同享，而且讨论以后的理想和计划。个性上，他比较外向、活泼，比较吵，也比我更善于打入群体之中。我则像个书呆子，气质上比较安静。尽管个性上有这么些差异，我却很喜欢跟他在一块儿，这段交情真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在很多场合，我们两个不同的个性，却刚好可以相互弥补，不管我们决定干什么，都能成为无敌的搭档。1942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认定我跟理查是一辈子的朋友了。
　　我39岁生日那天，理查给我一封短笺，我珍藏至今。从这短短几行，就可以看出我和理查几十年来，恒久不变的忠实友谊。
　　亲爱的杰：
　　生日欢快！我写这封信只是要告诉你，你对我而言意义何等深刻。过去二十五年以来，虽然我们的想法、做法不见得都一样，但我们的友谊之中，某种更重要的情愫贯穿其间。要怎么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不知道。也许就是所谓的“互敬互重”，或者“友爱”是更好的说法。
　　我们这几年的经历，都非常美妙。我很难把它们条理分明地一一列出，但正是因为我们两个并肩协力，才有这些年来的兴奋、激动和喜乐。真的，原本只是一星期二十五分钱的便车，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这趟车程竟是如此美丽。
　　谢谢，让我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理查敬上
　　有人因为花钱收买朋友受到指责，但我刚好相反。那时候还有马富·范·戴伦和约翰·范德文两个同学一起搭我的车上下学。我们四个人就这样成了很好的朋友，常常一道钓鱼和滑雪。高中时代，我们“四人帮”就这样同进同出，往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各人也都成了家，有了各自的事业，但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好朋友。
　　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就帮我爸爸做事了，偶尔还会叫理查一道来帮忙。我16岁那年，理查14岁，有一天爸爸叫我们帮他送两辆二手货车到蒙大纳州的邦泽曼。虽然是爸爸要求我们帮的忙，不过我们俩可是迫不及待呢！当然啦，要是今天，哪个父母会叫小孩去做这样的工作呢？不过在40年代，美国各地还是纯朴又安全。而对我们两个小大人而言，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富刺激的冒险了，到时就能跃入宽广无边的大西部，凭着自己的能耐面对各种挑战。我们心里都渴盼着独立，希望自己可以不用依赖任何人，就凭着自己的双手来解决任何问题，现在这个机会总算来了。这是理查跟我此生无数探险中的第一次，我们俩在这次行程中，培养出的合作默契和友谊，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更能相知相惜。
　　一路上，我们对钱都很俭省，那时候是1940年的夏天，大萧条风暴还在各地肆虐，因此不管要干什么，钱都得花在刀刃上才行。为了省下住旅馆的花费，我们两个在卡车后头，铺了稻草就呼呼大睡。风餐露宿也不打紧，我们一点都不在意，这本来就是趟“冒险”嘛！我们都是男人，当然要吃得了苦。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两辆车的轮胎一共有三个泄了气（我们出发的时候，这些轮胎就几乎已经磨得没纹了）。勉强开到荒郊野外的一个加油站后，我们俩就用随车带来的工具自己补胎。补好之后，加油站那家伙说打满气要付五分钱。我哪有钱花在充气上头呢？就算是五分钱也没有。所以我们只好再搬出充气筒，花了大概一个小时，用双手把轮胎打满气。他大概以为我们俩一定会屈服的，不过他实在是低估了我们的决心和肯干实干的精神。
　　战争时期的教训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戏院里的新闻影片，都是戴着钢盔的德军开着坦克在欧洲横冲直撞，以及美军搭船开赴前线的画面，收音机也成天播着最近战况。美国的工厂忙着赶制战车、战机和枪炮弹药，生活物资都靠配给卡购买，商店前面的战争公债广告牌四处可见。跟我一起春季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准备参加军事训练，然后到欧洲或太平洋打仗。我跑到卡尔文学院的陆军航空预备队碰运气，以为这个单位也许能让我在真正上战场前，有时间先念完大学。那时候有位陆军上尉到学校来，说我们学生只要志愿加入了预备役部队，就可以先念完书，再去军官学校受训。那时候，大伙既欠知识也乏见识，就信以为真地签下去了。结果1942年11月，我就被征召入伍当兵去了。隔年三月，我们搭火车开赴佛罗里达州彼德斯堡的训练营区。我们搭着车一路南下，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桌上的盘子突然就滑到对面去，我才知道火车出轨了。我们车厢里的弟兄都没受什么伤，不过全吓了一大跳。
　　到了彼德斯堡后，我们在一个可能原属豪华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上搭起帐篷宿营。营区里很多设备就随便堆在地上，管理的人不知是态度马虎，还是不懂怎么保养，反正什么东西都一塌糊涂，情况很糟。露天餐厅的隔壁，就在地上挖沟权当公共厕所，连热水都没有。营区里连平常的医疗照顾都显得人手不足，我猜是因为医生大概全派到海外战场去了吧。我们这些新兵每个人都打够了疫苗，不过也没什么用，很多人还是照样病倒了。
　　我们那个营区，当时至少有五百多人病得很严重，我也是其中之一。军方在当地借了间旅馆，把生病的士兵全送到那儿。我在这家临时军医院，住了一个月才康复。起初，医生以为我们是感染了麻疹。不过我知道这不是麻疹，因为麻疹不会有剧烈头痛，但我们个个头痛得要死。等到有几个人不治之后，医生又说是脊髓性脑膜炎。1943年的时候，脑膜炎还没有特效药，医生试了一堆奇奇怪怪的药品，最后用了磺胺素才开始见效。
　　那段时间，也有居民向国会议员反映，投诉营区状况。他们搞不懂，怎么军方把几千个健康的士兵送来训练营，一两个月以后却有一半成了病号要被送回家。我也搞不懂，那些被送回家的士兵，有些还没康复，有些已经残废了。经过这场病之后，很多侥幸生存的士兵落个终生残废的下场，有些是不能走路，有些哑了，还有些因此转为慢性疾病，一辈子受到拖累。我想，我最后完全康复，可能是因为远在大急流市有许多人一直为我祷告的关系。
　　这一段悲惨的经验，让我对大部分医疗机构反感。一直到今天，除了当时在军营那段时间以外，我都没住过医院。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医疗方式，是否有其他不同的办法来治病和预防疾病，却让我更感兴趣。当然，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过去那样的医疗方式，也的确相当有成效。然而对于人体，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有那么多的未知亟待研究和探查。在传统医疗技术受到挑战的同时，新观念和新方法才能展现其效果。伊格札·塞默怀斯医生19世纪40年代在维也纳行医时，坚持在看病之前必须以食盐水清洗双手，才不会把上个病人的病菌传给下一个。当时这套新观念谁也不当回事儿，但塞默怀斯医生的坚持，不知有多少个病人因此而逃过一劫。今天，谁都知道要充分的消毒，但一直到塞默怀斯医生去世，人家还是拿他的话当耳旁风。
　　完成新兵基本教练之后，我又转赴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罗利机场接受轰炸投弹瞄准训练，学习操作高度机密的诺登投弹瞄准器。这种轰炸瞄准器非常精准，在白天轰炸任务中带给欧陆和日本极大的破坏力。投弹训练之后，则是飞行见习，受训地点在北卡罗莱纳州西摩·约翰逊机场，之后再进入位于耶鲁大学的空军军官学校。我在空军军官学校受训一年，整个人生观都改变了。学校训练扎实而严格，课程排得非常紧密。尽管外头烽火连天，战场上非常欠缺军官，但官校并不因此而偷工减料，随便让我们过关。这段时间我非常努力，简直是超出自己的想象。营房里晚上9点熄灯之后，唯一有灯可以读书的地方只剩浴室，有好几次我就窝在浴室里彻夜苦读，一直到清晨5点吹起床号为止。有好些时候，我总以为撑不下去了，一定会被学校刷掉。不过在持续不懈的努力下，我总算可以赶上其他弟兄，甚至赢过他们。
　　到现在，我还很清晰地记得有位将军，在结业典礼上简洁有力的训话：
　　各位学员，现在你们就要投入战场了。打仗的时候，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借口好说。
　　你不能说，因为无法预测天气情况，或者弹药补充不及时，或者空运该到却没到。这都不是借口！你们事先就要把这些变数都考虑在内。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打胜仗才行。输掉你个人的一场仗，也许整个战争就要失败。万一我们打输了，敌人就会占领我们的家乡，到时候各位回来，绝无寸土可容身。记住，打败仗，是没有任何借口的。
　　授衔为少尉以后，我在陆军航空队负责训练B-17轰炸机人员，后来又接下B-29轰炸机的训练任务。当时，飞到日本本土执行轰炸任务的，就是B-29轰炸机。那时候，理查也在陆军服役，编在一个滑翔机连队，驻防太平洋上的丁尼亚岛。我们平时利用书信联络，仅有一两次费心的安排，才能在美国本土碰面。
　　见面地点是在大急流市的老家。有一晚，我们带了几个女孩出去玩，回来之后理查把车子开进他家车库，我们就坐在车上说话。理查说：“杰啊，战争结束之后，我们要干吗才好？再去念书吗？”我们俩都觉得，念书这条路已经不是我们想走的了。我们俩越聊越得意，觉得以后应该合伙从商。凭我们的交情，合伙从来就不是问题，只需要找个目标，就可以开始去干了。那次的情况是如此，后来的几次合作也是这样。
　　至于温安洛和狄维士二人组是怎么一飞冲天的，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惊讶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