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
新渔阳里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资料图片）
百年前，一位青年在寄给父母的家书中，奋笔写下：“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家乡浙江绍兴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山清水秀，华夏大地上的人们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那个心系劳苦大众的青年，离家投身革命，尽管没能亲眼看到胜利的果实，今日之盛世，却不负他当年所望。
写信的青年名叫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书记。在中国共青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这位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百年前的故事。
俞秀松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899年，俞秀松出生于溪埭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俞韵琴，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代秀才。俞韵琴思想开明，提倡新学，当过私塾老师和县劝学所督学、所长。受父亲熏陶，俞秀松自小学习新学，聪颖好学、勤于思索并关注各种社会问题。早在读高小时，俞秀松便写下“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的句子。成年后，照片中的俞秀松，中等个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文质彬彬，一介书生模样。
俞韵琴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时时教育他们要做善事行义举，给儿女们讲岳飞、戚继光、秋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俞秀松从小接受的传统的家庭教育，塑造了他救世济民的价值理想。
俞秀松自小就很有善心。在他小的时候，他穿着母亲新做的棉袄与几个小伙伴打球，看到一个冻得浑身发抖的乞丐，他二话不说就将新棉袄给乞丐穿上。小伙伴们问：“这新棉袄送人了，回去你怎么交代？”俞秀松回答：“如果我不给他穿上，他就要冻死了。”
1916年，17岁的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求学期间，俞秀松接触到各种各样进步的思想，视野更加打开了。五四运动后，俞秀松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爱国浪潮，他与同学施存统等人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猛烈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和虚伪的封建礼教。
由于《浙江新潮》言辞过于激烈，此刊受到反动当局查禁，俞秀松、施存统不能在浙江立足，他们便到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
“我这次出去，几时再回来就不知道了，我想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的人。”离家时，俞秀松表示自己志在求索于“东西南北”，不囿于一方天地。
工读互助团迎合了当时进步青年在摸索救国救民道路时改造社会的善良愿望，实质却是无政府主义，依然行不通。满以为那是“新思潮”下的“新天地”，是“改造社会”的好方法，谁知只三个月便宣告失败。
离开北京工读互助团后，俞秀松到了上海。在工人运动、进步思想等的影响下，俞秀松深刻意识到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从而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俞秀松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北京一去，总算把这个‘学者的念头’打破，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
1920年，俞秀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初，他在《星期评论》社工作，后来，为了实践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到劳动界”的主张，他决心“改名换服”，离开《星期评论》社，来到虹口区厚生铁工厂做工。俞秀松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参与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劳动界》周刊编辑工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
青年团员们穿上短褂走进劳动群众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成立后，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即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由于俞秀松在当时党的发起人中年纪最轻，组织上派他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
9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为了培养进步青年，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俞秀松任秘书。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的成立地点都在新渔阳里6号，当时，上海的党团组织的活动已被租界当局盯上，于是以外国语学社为掩护，从事一些革命活动。后来这里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
青年团的发起者，在当时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后浪”，平均年龄25岁左右——李汉俊，出生于1890年；陈望道，1891年；俞秀松和施存统，1899年；沈玄庐，1883年；袁振英，1894年……
湖北青年李汉俊，“身材不高，血色不足，目带才气”，出生于书香之家，1918年从日本学成归国。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放弃了做一名工程师的想法，来到上海，在一所中学任教，并编辑《星期评论》，还通过不同渠道传播马克思主义。
浙江义乌人陈望道，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在浙江一师当国文教员，受“一师风潮”影响，当局要开除校长经亨颐，陈望道决心与校长同进退，便自动离职，来到上海。
追求进步的同仁希望陈望道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陈望道欣然应诺，带着厚厚的一沓书回到义乌家乡，在分水塘小山村的柴房里，点亮油灯，夜以继日地翻译。书稿译好后，他来到上海，把译本交给俞秀松。
青年团成立之初，并没有年龄限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也是团员。当时党是秘密组织，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半公开组织。新渔阳里6号是青年团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诞生所在地。党的许多活动以团的名义开展，许多党员保留着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与革命活动是党、团联合举行的；在团和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这也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强力后备军的基础。
青年团员们穿上短褂走进劳动群众；编辑通俗刊物抨击黑暗社会，开办夜校普及工人教育，发动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时间提高工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通过青年这根纽带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党的各种思想和政策，也通过青年团的努力得以在群众中广泛传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会上，专门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入党等做了研究。
组织上吸取了建团初期的经验教训，明确“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制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明确规定了团的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
1922年5月5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揭开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崭新篇章。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选择这一天，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
努力做利国利民的“东西南北人”
团组织成立后，俞秀松担当起了发展组织、对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任。他起草了一系列团的文件，渔阳里的油灯总是亮到深夜。俞秀松还将章程寄给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络各地建立青年团组织。
除此以外，俞秀松还投身到更加广阔的革命大潮。他先后参与了国共合作、留学苏联、新疆统战工作。
烽火岁月，东西南北奔波的俞秀松不忘为家人寄去一张张照片聊表思念之情，写下一封封家书寄言嘱托。镌刻着历史痕迹的书信，让后人真切感受到他为信仰抛却俗世幸福的革命者的伟大情怀。
据俞秀松家人回忆，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俞秀松四处奔走，但也时刻牵挂着家人和朋友，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离开家乡之后，因为惦记着父母和弟妹，常有书信寄给家里。
现在保留下来的书信就有数十封。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很记挂亲人，但对家人深感歉疚，自责没能挑起长兄应承担的重担。在1923年他写给父母的书信最后，提到“家中现在如何，我很记念”“我所最挂心者还是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的教育”“我在最近将来恐还不能帮忙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呢。请你们暂且恕我”。
革命期间，俞秀松奔波各地，几乎每去到一个地方就会拍下照片，然后将照片邮寄给家乡亲人报平安。例如，1920年3月他曾拍照寄给父母，在照片背面写道“这张照片是我入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第一天摄影的，你们见了发生甚样的感想？”
不光是自己的独照，俞秀松还喜欢跟同学跟战友拍照，也留下了很多张合影。从这可以看出，他很重视友情，和周边的朋友们相处很融洽。
在俞秀松留下的数十张照片中，还有和妻子安志洁（原名盛世同）的合照。1935年，俞秀松受联共（布）中央委派从苏联到新疆工作。在新疆，他结识了盛世同。一天，他送给盛世同一张照片，背面写着：“送给我唯一心爱的同妹，愿意在愁苦中与你一道儿生活！你的松。”后来，俞秀松被妻子的胞兄、军阀盛世才逮捕，之后遇害。盛世同心灰意冷，改随母姓，更名志洁。
“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人”。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不限于一隅，为全人类的幸福谋方法。 俞秀松终其一生，矢志不渝。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