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之许世友

许世友(1905年2月28日-1985年10月22日)，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1955年许世友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许世友因病病逝，享年80岁。
许世友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英勇善战，出生入死，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和繁荣富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许世友，原名仕友，字汉禹，乳名三伢子，1906年2月28日出生在河南省新县泗水店区田铺乡许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父亲许存仁，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子。母亲李氏，是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童年时的许世友，每日里跟着父兄放牛、砍柴、耙草、搂叶。河南新县许家村尚健在的老人现在还记得，当年许世友家里穷困的生活和许世友倔强的性格。
许世友的家乡，西靠桐柏山，东临大别山。这一带匪患迭起，老百姓为了自家安全而习武，差不多人人都会三拳两脚，使几下棍棒刀枪。许世友从五六岁起就学着大人的样子挥拳踢腿，到了七八岁时，更是终日喜欢与一群放牛小伙伴们结伙打斗。他因此多次受到父亲的训斥，但他总改不了好武的心愿。
一个春日，许家来了一位拳师，叫林子金，河南登封县林家围子人，出身少林寺，年约六十开外，鹤发童颜，被乡邻请来传授武功。林拳师的到来，一下子吸引了四乡的众多青少年，8岁的许世友亦在其间。
当时，村上愿意习武者很多，但愿入少林寺的却为数无几。许世友眼看家中断粮，听拳师说入寺管饭不要钱，就动了心。父母虽难舍难离，但转念一想，出外随师习武总有口饭吃，比在家里挨饿强得多，就一横心答应了他的央求。
林拳师看许世友虽年幼，却长得虎虎生气，是个学武的好料子，也有心加以栽培。不久，许世友拜林拳师为外父，每日形影不离地侍奉身边，给他做些烧水、泡茶、拿烟的杂务事。
秋去冬来，林拳师在村上教武期满，便要带许世友去少林寺。
许世友告别母亲时，母亲淌着眼泪把一件破棉袄披在他的身上，叮嘱说： “三伢子，好好听师父的话，切莫任性。”父亲在一旁也再三叮嘱： “到了少林寺好好练武，将来好挣碗饭吃。”
饱尝童年苦难的许世友带着父母的嘱托，离开了亲人，离开了家乡，去嵩山少林寺开始了艰苦的学武生涯。
许世友入寺不久，师父便带他来到寺西北的小山丘拜谒了初祖庵。师父说： “这儿即是达摩禅师面壁九年的地方。精诚所至，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初祖面壁九年，影子都嵌入了石壁中。”
许世友细看洞内，果然石壁上有影酷似人形。
师父还带着许世友来到白衣殿内，指着墙上的壁画，讲了“十三棍僧救唐皇”①的传说。以后在寺内的几年中，他又陆续听到了明朝月空法师带领30多个和尚赴松江抗击异族侵略，明朝小山和尚挂过三次招讨元帅印等故事。这些，都在许世友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少林寺练武的规矩是极其严格的。练功房的墙上，都画了各种各样的动作示范图，拳怎么打，刀怎么使，一招一式，马虎不得。
少林武术刚健沉实，吞吐抑扬，强劲雄武。因此，练功极其艰苦，要学习吊臂三年，睡桩三年，还要练手指插沙三年。意志稍薄弱者即不能坚持。
每天，许世友除去为师父倒尿壶、洗衣服、砍柴、做饭外，就跟着师父练功。刀枪剑戟，棍棒拳术，无所不学。到了晚上，就吊臂、睡桩。练完吊臂，再练睡桩。在离地一人多高的墙壁上，间隔地横插着五根一尺多长的木桩，每天夜晚，许世友就凌空地躺在这又硬又窄，连半个身子都容不下的木桩上贴壁而卧。有一次，他不小心，一个翻身，从睡梦中惊醒滚了下来，师父操起木棍就打。挨了打，还不准哭，师父说是菩萨打的。许世友曾说： “刚练时，头昏脑涨，浑身浮肿，解大便都没法蹲下。” “不过，严格也好，不吃苦中苦，就得不到真功夫。等这些功夫练下来，人就会变得膀扎腰圆，臂腿可有劲啦! ”②
少林武术分南北两大流派，南派以福建蒲田县九龙山少林寺为最盛，北派以嵩山少林寺为根本。许世友学的是北派少林武术，其内容较南派更为丰富。最为武术界称颂者有：罗汉拳，齐眉棍，炮棍，心意把，十二把等拳械套路。到过少林寺的人都知道，寺后大殿内地面上还有练心意把留下的锤窝。地面一尺见方的大砖碎裂陷下成为约一尺多深的坑，可见少林武功之精深。
许世友在寺内既练内功，又练外家，气功、武功兼修，肯吃苦，乐下力，深得师父青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刻苦练武，八易春秋，到16岁时已出脱成个武艺高强、铁骨钢筋般的硬汉子。他臂力过人，碗口大的杉树，可以一气儿撂断好几棵; 12个铜板摞在一起，一刀劈下去，铜板分成24半; 他指似钢叉，叉人一下，能捅出五个血洞，抓人一把，能扒下一块皮肉; 他又身轻如叶，五六米宽的壕沟，一跃而过，一丈多高的房屋，纵身上去，片瓦不碎……
这决非武侠小说中的描写。许世友本人总结说： “这些年中，我学会了十八般兵器，也学过飞檐走壁，我下了苦功夫。这对自己觉得了不起，称得起英雄好汉，将来我要打尽人间不平事，除恶安良。”①
当年，许世友的师父经常出外游访，每次都将许世友带上，以武会友，长些见识。许世友15岁时，随师父到过南阳、麻城等地访友，约半年时间，又回少林寺。也就是在这年，他告别师父，回乡省亲，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母子相抱放声大哭，泣诉别情。此时，许世友的父亲许存仁，因长年早出晚归打柴、耕作，饥饿和劳累的过度折磨，已离开了人世。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加苦难。
望着骨瘦如柴的母亲和皮包着骨头的兄妹，许世友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他痛恨这不合理的旧社会，痛恨豪绅和贪官，使他萌发了铲除人间不平的反抗思想。
一天上午，叔兄去山坡上放牛，路过地主家的田头，牛踩了棉苗，被地主儿子看见，上来揪住就打。
许世友赶来劝架： “踩了东西我们赔偿，干嘛往死里打人?”
“赔，你赔得起吗?穷鬼! ”地主儿子依财仗势，不但不听劝阻，反而挥拳相讥： “打你这个多嘴的叫驴。”
拳头落到了许世友的面颊上，他哪里受得了这般欺压，平时聚集在心头的仇和恨一齐进发了出来：“娘的，你真的要打架，老子的拳头也不是吃素的。”照准地主儿子的面门挥拳打去。
许世友使的这招有个说头，叫作“连环三通天炮”。哪知，地主的儿子是个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三通天炮没打完，早已瘫倒地上，当场毙命。闹出了人命，家中蹲不住，族中人要捉许世友偿命。许世友洒泪告别母亲，连夜赶到麻城去找师父。
师父知道弟子闯了大祸，大声说： “你不知道人命关天吗?”师父想带许世友回寺，又怕连累寺内众僧，他狠了狠心，从袋中掏出八块银元，掷向跪在地上的许世友，喊了声：“少林寺从来就没有你这个人，快去吧! ”
许世友知道师父用意，是要放自己一条生路。他连忙收起银钱，向师父叩了几个响头，趁着夜色，逃命而去。
家中不能待，寺内不能留，许世友在外面流浪了数日。时已渐入寒冬，北风呼啸，雪花飘飘，身上衣单、腹中饥饿的许世友无可奈何，便去投奔一个师兄。
过年时，师兄家开赌。大年初四，风声泄露，外边来了一干人抢赌，双方打起架来，许世友忍耐不住，前去相助，失手打死一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世友出寺不到半年，竟连伤二命，哪敢再在此停留，只得连夜逃走。
(二)
16岁的许世友，颠沛流离了一个多月，结实的身板眼见瘦了一圈，蓬乱的头发像一把茅草，本来就不白的皮肤更黑了，走投无路，他决心“当兵去”。
他先到了信阳，找到了一支军队，因年幼没有被收留。人家告诉他，洛阳吴佩孚招收童子军，他就赶到洛阳参加了童子军。
许世友被编进第一连，连长叫乐金山，是山东人。当兵后，许世友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正如他谈这段生活时所说：“我们每天下小操，打劈刀，扒杠子，生活很快活，我很高兴。”
三个月以后，许世友升了一等兵，每月12.5元的津贴。对比前一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觉得还不错，决心好好干下去”。
直奉战争爆发，许世友所在的部队增加了老兵，准备开赴前线作战。正在这时，平地又起波澜，许世友闹出了一场人命案。对此，许世友说：一天早晨，轮到我值日。二排值日是个老兵。这个人自恃兵老，吆喝我替他倒痰盂，扫地，叠毯子，他自己则在外边溜达。一会儿，那个老兵闲溜回来，见我还没搞好，张口就骂开了。我回了一下嘴，那个老兵扑上来左右开弓朝我扇了四五个耳光子。这可惹恼了我的火暴性子，一脚踢去，未料踢到那人的紧要处，竟然一命呜呼。
快开早饭时，部队下操回来，连长见状下令把许世友捆起来送到团部。在团部他被五花大绑，上了脚镣，推进黑暗的牢房，押了七个难熬的昼夜。
第七天的早晨，看守送来早饭。这顿早餐非常丰盛，有酒有肉。许世友一见，知道大事不妙，恐怕活不长了。他心想：“要死也落得做个饱鬼。”三下五除二，把酒、肉、饭、汤，一扫而光。
这时，有个新兵叫郭敬争，平时与许世友感情很好。突然靠在耳边小声告诉他：街上斩条已经贴出。问许世友有没有熟人能来相救。许世友想起了在步兵二营当营长的舅父，就对郭敬争说： “你快到步兵二营去给我舅舅报信，叫他设法救我。”
郭敬争刚走不久，就来了四个看守，把许世友从牢房里牵了出来，一会儿就到了操场上。
许世友向四周一望，全团部队都集合在那里，团长威严地站在队伍前面。部队中铜洋号咕咕地叫着。许世友心想：“这会儿完了! ”他索性闭上眼睛，任凭四个看守摆布，等待着死神的来临。
等他睁开眼时，操场上已空无一人，部队早已各自带回，他也被稀里糊涂地带了回来。身上松绑了，脚上的镣也下了。正纳闷间，他舅父的传令兵来叫他，把他带到了舅父的营部。
一进门，舅父就是一顿臭骂： “好好听着! 你这不争气的臭小子，没有我，你早进了枉死城! ”①
许世友双眼望着舅父一声不吭，心里暗自庆幸： “挨顿打骂总比丢了命好。”
舅父骂完，要许世友回去好好地干，不许再惹事生非，并严厉叮嘱说： “再若生出事来，不要别人动手，我先打死你! ”①许世友喏喏称是。
这件事发生后，许世友的心境暗淡下来，又回忆起了少林寺的生活。他觉得，还是出家当和尚好，找个仙山学法，再也不管凡家的事情。但他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去处。
许世友所在的部队开到了山海关，在金鸡岭一带打仗。他初次参加作战，也不知道害怕，打仗时特别勇敢，每次冲锋总是跑在最前面。仗打胜了，许世友表现出众，大家都很看得起他。连长报告了团部，将许世友提为副班长。命令宣布的那天，全连弟兄自动买了一些鞭炮放起来，以示祝贺。从此，许世友的薪水由12.5元增加到16元。时来运转，许世友还想再当个排长。第二年，他当上班长。第三年，果然当上了排长。
1925年，部队整编，许世友从童子军调到第十五军第一师当排长。一师的师长由军长刘佐龙兼任。团长是南定一。部队驻在武昌城内一所学校的漂亮洋房里。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下武昌。许世友所在的北洋军阀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许世友被编入湖北省防军独立第一师，任第四连连长。团长叫严风宜。随后，许世友奉命率四连到天门金山一带打土匪。
1927年初春，许世友的连队又开到蕲水打土匪。一天夜深人静，许世友的连队中有两个班长、两个士兵偷偷地跑出军营，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这事许世友被蒙在鼓里。
县长火速报告了省政府，省政府立即下令连夜出兵把许世友的全连官兵都下了枪，一起关进了监狱。
许世友万没料到，又被带上了手铐和脚镣。这次用刑极为厉害，意欲屈打成招。但许世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无论怎样用刑，他都无法招供。
夜里，他戴着手铐躺在一堆发霉的烂草上，喉咙里痒痒，便喊看守： “喂! 兄弟，给弄点水喝喝。”
“别做梦了，忍着点吧，明天一早，枪一响你老兄就舒服了。”看守绕着舌，不阴不阳地说。
“娘的! 老子临死你也不让舒服，看我教训你! ”手铐抵不住他一挣，断了。
看守一见，吓得面如土色，慌忙报告了团长。团长不信，亲自来到牢房，见果真如此，知道许世友武功非凡，暗暗器重： “这是块招兵的好料子。”恰巧案件调查清楚了，抢东西与许世友无关。团长便亲自到牢房为许世友松绑，说： “这次把你打错了，实在对不起，你别泄气，好好干吧!”
为了笼络许世友，团长还送来1000元养伤费，并告诉他：“四连已全部解散。不过，你别担心，我准备让你到武昌去当六连连长。”
时值阳春三月，大地万物复苏，可许世友的心情却怎么也好不起来。他瞻望前途，处处艰辛，情绪低落，心灰意懒，不想再在军队干下去了，想搞些钱好回家。
在旧军队里，搞些钱并不很难。当时，军阀拉伕抓丁，凡是成年男子都得到军队里服兵役，有钱的人家就出钱补个空名。许世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有钱人家出钱补的空名，搞了一些钱。但搞到的钱都是本地票子，不能带走，离开本地就不能用了，许世友把搞到的钱都分给当兵的弟兄们。
由于受到团长器重，回武昌后不久，许世友被任命为湖北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招兵委员。他奉命到鄂东一带招兵。这次，他很卖力，一两个月的功夫，就招募了1000多人送回武昌。
许世友在鄂东募兵时遇上了一个叫傅孟贤的同乡。正是这位同乡改变了许世友的人生之路。许世友后来在自己的思想总结中提起这段经历时写道： “一九二六年八月 (农历) ，由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当时，我在一师一团四连任连长 (有个团长是共产党，后被杀了) ，部队里有了共产党的宣传教育，虽然我还年轻，但能够接受正义与进步的道理。经过傅孟贤同志的教育，讲了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美景，启发了我为无产阶级与全人类谋幸福的思想，开始扭转为个人 ‘升官发财’ 的打算。后经傅孟贤、胡德魁两同志介绍，于一九二六年九月 (农历) 在湖北武昌第一师第一团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傅孟贤的教育和影响下，许世友决心脱离旧军队，到黄安、麻城去找共产党。
1927年8月，决定离开武昌的那一天，许世友和傅孟贤曾经商量是否把部队带走，考虑到路上要经过很多红枪会的地方，带部队很难过去，最后决定不带。他们两人于当晚分头秘密行动，在一个叫敏果集的地方碰头。
许世友回到连队后，挨到天晚，走进了连队司务长的房间。这家伙是黄埔来的，瞧不起许世友，平时很凶顽，还克扣兵粮，喝兵血，士兵们对他很不满，但敢怒不敢言。许世友决定临走前杀了他，一来报仇，二来拿钱做路费。许世友早准备好了一把菜刀，藏在腰间，他走进司务长的房间时，这家伙并不防备。许世友猛地一刀砍下去，这家伙一声没吭即倒在血泊中。许世友从他身上取了钱，朝他身上踢了一脚，见早已断气，就从容地把门锁上，装作查哨，混出军营，来到了预定地点敏果集。傅孟贤早已等在那儿，雇了两顶轿子。两人上了轿，日夜兼程，急奔麻城，100多公里的路程，只走了两天。进得麻城，许世友把预备好的招兵委任状送给县长看。县长急忙相迎。夜已渐深，他两人在麻城宿了一夜。第二天，酒足饭饱，大摇大摆向北直奔杨泗寨。
(三)
杨泗寨驻的是红军第三十一师司令部，辖一个大队，大队长吴光浩，一共30多个人。许世友是老军伍，受到优待，发给他一枝手枪，十发子弹，当了第二队的班长。
红军部队的生活很艰苦，没有统一的军衣，许世友换掉了国民革命军的服装，穿上了便衣。睡觉时没有床，就睡在稻草窝里。吃饭时大家争抢着吃，经常吃不饱肚子。
许世友回忆这段艰苦生活时说： “开始生活有些过不惯，以后就好了。我们整天打游击，哪里山大到哪里去，总是夜间行军，一夜要转移好几个地方，打仗也多。”
在红军游击战争中，许世友经受了考验。每次战斗他都冲在前，表现勇敢不怕死，并在党组织的教育下逐步确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人生观。经共产党员胡德魁、于绪珍介绍，许世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许世友调特务队工作，担负打土豪、捉反动地主、开仓济贫等项任务，活动在黄岗、麻城、黄陂、黄安、孝感一带，约八九个月后，又调回红军部队当排长。1929年被提升为连长。
许世友担任红军初级指挥员后，努力学习军事艺术，认真总结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逐步提高了军事指挥才能。他同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联系自己苦难童年的遭遇和寻找出路的曲折经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心逐渐有了政治上的理解，阶级觉悟和革命的坚定性也逐步提高。他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任敢死队队长，四次负伤，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许世友任连长时，一次，带领敢死队在黄油尖攻打有300多敌人守卫的寨子。
这个寨子，筑在相连的两个山头上，寨墙用青石垒成，又厚又高，易守难攻，是河南光山县西南一带地主武装盘踞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反动的一个。许世友一身武功，被挑选担任敢死队的队长。
战斗打响后，许世友带领敢死队，奋不顾身冲向寨墙。刚到墙下，寨墙上的敌人推下滚木礌石，敢死队无处藏身，被迫撤回。
许世友吸取了第一次进攻受挫的教训，第二次进攻时，他让敢死队员顶着桌子，裹着被子，抬着梯子，冲了上去。居高临下的敌人，除了推下滚木礌石外，又用滚烫的开水劈头盖脸朝下浇。敢死队员们头上、身上有了遮挡，奋勇架梯，许世友率先爬上去，刚到墙顶，三四个敌人举着碗口粗的杠子往下砸，许世友连续三次都被打下墙来，最后一次，杠子击中了他的脑袋，他从几丈高的寨墙上摔了下来，昏死过去。但在许世友的带动和影响下，敢死队终于攻克了寨子。
战斗结束时，部队在寨墙下收尸，把许世友抬了回来，战士们以为许连长牺牲了，都失声痛哭。正在这时，许世友苏醒过来，他望着周围的人说： “噫?我咋睡了一个好觉?”身边的战士破涕为笑。
1932年，许世友升任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他指挥部队在柳林河阻击敌人的三个旅，打到最后，红十二师三十四团和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两个团仅剩下120个人。他们发扬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坚守阵地，同强敌抗争，寸步不退，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50年后，徐向前回忆那次战斗时高兴地说： “红十二师的三十四团 (团长许世友) 和七十三师的二一九团 (团长韩亮臣) ，都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部队。漫川关突围，是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一仗。许世友那个团立了大功，二一九团打得也不错。”
1933年10月，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发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的许世友，和师政委陈海松奉命率部坚守万源正面的大面山，抗击刘湘的主力。
刘湘的川军，依仗自己兵多，不惜用人海战术，一冲锋就是一个团，一个团上不来就是两个团，大面山前整日枪声阵阵，硝烟弥漫，山谷里回荡着“捉活的! 捉活的! ” 的喊叫声。
四川的山，很多是山顶平坦，山上有水田、树林、竹园，还有人家。许世友把师指挥所设在1000多米高的山顶上一间新搭起的草棚子里。居高临下向山谷望去，狼群般黑压压的敌人向山上扑来。坚守前沿阵地的红军战士，做好了迎敌准备，等待敌人逼近。50米，40米，30米，是时候了，红军战士一齐开火，前面的敌人纷纷倒下，但后面的敌人继续往上冲，其先头冲到了盖沟边上。红军战士一个个从工事里跳出去，手舞大刀、长矛，同冲上来的敌人展开混战和厮杀。川军招架不住，向后溃退。溃退的敌人，增加了进攻的兵力之后，在军官的督战下，又嚎叫着冲了上来。整个上午，川军的冲击和红军的反冲击进行了五六个回合。
眼看着战友们在肉搏中倒下，敌人冲上了盖沟，把在前沿阵地上的红军部队堵在盖沟里，许世友的心里像火烧一般，恨不得飞身亲自从山上杀下去。
电话铃急促地响着，营里、团里十万分火急要求准许使用预备队。时机还不成熟，做为红军高级指挥员的许世友，他要对全师以至整个战役全局负责，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火暴的性子，告诫自己： “要冷静，要坚持，决不能莽撞。”
拉锯式的争夺继续在阵地前激烈地进行着。红军战士的大刀是纯钢的，能连砍十多个铜元不卷刃，但在反复的冲杀中却砍卷了刃，长矛也都捅弯了。战斗一直打到晚霞满天，敌人发动的十多次冲锋都被打退了。敌人不甘心失败，仍然组织兵力向山上冲击，但冲上来的敌人已是精疲力竭，慢慢腾腾，完全丧失了锐气。
许世友见出击的时机已到，“刷”地从背上抽出特制的龟头大刀，团长一把没拉住，他已飞身冲出指挥所。只见他大喊一声：“杀呀! ”严阵以待的预备队，跟随许师长一鼓作气冲出了战壕，同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惊天动地的肉搏战! 石头缝里都滴着鲜血，敌人又一次狼狈地败阵而逃。此时，许世友凝视着手中的大刀愣神了，一把纯钢的大刀，竟然砍得缺锋卷刃了。
战斗在艰苦地进行着……
一天，亲临大面山前线视察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见部队士气高昂，敌人始终没能占领我一个阵地，心中非常高兴。巡视完毕，他在山顶师指挥所那间草棚子里坐了下来，向许世友等详细介绍了反六路围攻的敌我态势。他说：大面山是敌人主攻方向之一，是全线的重点阵地，一定要坚守。右侧的红三十军，左侧的红四军，都打得很好。最后，他站起来微笑着说： “考验是很严重的，可是我们有从百战中打出来的战斗作风——硬! 这就是我们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 ”
徐向前的话，使许世友心中一阵激动。是啊! 总指挥说得多好，正因为我们红军有一股“硬”的战斗作风，再强大的敌人也休想攻占我红军的一寸阵地。
为支援红军反六路围攻，川北人民把仅有的一点口粮慷慨地拿出来支援红军; 他们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来当红军，姑娘们日夜飞针走线做鞋袜慰劳红军……这生动的拥军情景，使许世友的眼睛湿润了，他被深深地感动了：多么好的川北人民呀! 为了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值得。
仗打久了，许世友进一步掌握了敌人的规律，敌人最怕近战、夜战，他就组织指挥部队同敌人多打近战和夜战。
万源保卫战，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大决战，也是许世友第一次经历过的指挥兵力最多、时间最长、激烈残酷的坚守防御战。在长达四个月的日日夜夜，敌人靠兵力多，武器装备好，天天发动进攻。大的进攻，竟一线展开十多个团。但在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抗击下，敌人终未能前进半步。最后，在徐向前的正确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全线出击，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川军的六路围攻，解放了十多座县城。
反六路围攻胜利结束后，许世友被提升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万源保卫战后，许世友率部跟随徐向前强渡嘉陵江，攻南部，破梓潼，战江油，克北川，把四川大小军阀打得焦头烂额。
(四)
1935年5月，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6月，在懋功地区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许世友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许世友： “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没看到你这个人。你的名字是哪几个字呀?”
许世友告诉毛泽东，他在家谱上是“仕”字辈，父母便给他起名许仕友，参加红军后，学了文化，知道“仕”是做官的意思，他不愿意与那些欺压百姓的“狗官们”为友，便把仕字的单人旁去掉，改成了“士友”，他要做士兵的朋友。许世友问毛泽东： “主席，您看我这个名字改得可好?”①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 “好是好，不过，咱们再商量一下，再改个字，把 ‘士’ 字改成世界的 ‘世’好不好?叫世友，世界之友哇。我们这次是北上抗日，眼光要往远看，放眼世界嘛! ”②
从此以后，许世友的名字才真正定下来。
与毛泽东见面不久，许世友奉命率红四军和红三十军一起，攻克甘南重镇包座，为红军北上打开通道。
包座守敌是胡宗南部四十九师。红四军的任务是以一部攻打位于包座以北约十公里处的求吉寺。许世友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红十师。
十师师长王友钧打红了眼，端起机枪，架在警卫员的肩膀上，向敌人猛烈扫射，掩护部队攻击，不幸中弹牺牲。
王师长牺牲的消息传到军指挥所，许世友悲痛万分，止不住流下了眼泪。几十年来，许世友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这位战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王友钧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任三十一军二七一团团长期间，常率部队夜袭敌营，出奇制胜。在反六路围攻的西线作战中，他率领手枪队三十余人，从平溪坝北偷渡大通江，绕过敌人的多道岗哨，摸到敌人后方的牛角嵌，攀越几丈高的悬崖，突袭敌军团部，砍死敌团长。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在北川县千佛山战斗中负伤，痊愈后调任十师师长。对于他的牺牲，我和指战员们一样极度悲痛，为失去这样一位能打善战的指挥员而感到十分惋惜。”①
红十师夺取求吉寺之后，许世友指挥红四军配合红三十军攻打包座，与敌鏖战两天两夜，最后拚了四个小时的大刀，攻克了包座，全歼胡宗南一个师，取得了毙、伤、俘敌师长以下近5000人，缴长短枪1500余枝、轻机枪50余挺及其它军需物资的重大胜利。
包座战斗后，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许世友所率领的红四军不得不再过草地。
浩渺沉寂的大草地，黄草漫漫，寒气凛冽，红军战士们身上衣单，腹中饥饿，情形比第一次过草地更为艰难，又一批红军战士长眠在草地里。这时，许世友对张国焘的南下发生了疑问，有许多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不北上而要南下?为什么要和党中央分开?南下的行动对吗?但这一切，他一时却无法得到回答。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
张国焘的发言蛊惑人心。他慷慨激昂地抨击党中央，说党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错误”; 无端指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攻击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秘密出走”，“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等等。最后，张国焘竟然宣布：党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应该另行成立“临时中央”。
在这次会上，许世友没有发言，事实上也轮不到他发言。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政首脑30人。许世友作为一军之长，他听命指挥部队打仗。但他自从见到毛泽东后，对毛泽东有好感，现在听张国焘这样贬低毛泽东，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舒服。
朱德总司令站起来发言。他说： “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是伟大的胜利，使敌人害怕。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朱德还幽默地说： “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
朱德还说：天下红军是一家，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总司令的话，许世友听了心里觉着舒服、亲切、在理。对张国焘，他虽然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对“张主席”盲目崇拜的心理，却开始发生动摇。
卓木碉会议后，许世友率红四军在朱德、徐向前指挥下，强渡大金川，连克绥靖、丹巴两城。10月下旬，又攻占金汤镇，再夺天全城，把刘湘的王牌——“模范师”打得落花流水。这一时期，许世友过关斩将，战若雷霆。但紧接而来的却是在百丈决战中发生了“走麦城”。
百丈决战，许世友奉命在荥经峡口一带阻击国民党军薛岳的部队。在使用兵力问题上，他与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发生了争执。许世友提出：敌人来者不善，守峡口最好摆五个团，至少要三个团。陈说：“薛岳是稳扎稳打，碉堡政策，不会把主力一下子用上来，峡口摆上一个团就够了。”否定了许世友的意见。
薛岳一改过去稳健战法，一次冲锋就投入了九个团的兵力，蝗虫般的敌人向峡口阵地扑来，红军一个团誓死坚守，终因寡不敌众，战斗失利。全团伤亡2/3，团长、政委都英勇牺牲。
许世友曾多次说过，这是他自参加红军以来打得最窝囊的一仗。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分兵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途中连续征服两座大雪山。
部队在甘孜地区进行了整编。许世友调任新组建的方面军总部直辖骑兵师司令员。这支新组建的骑兵劲旅，是当时红军装备最精良、机动性最快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对四方面军的北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旋即共同北上。许世友回忆说：“由甘孜北上，是第三次过草地。我们骑兵师为全军先遣部队，经西倾寺先出阿坝，担负着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打了七十二次仗，打反动土司武装，打国民党骑兵，打来打去，三千多骑兵，打到甘南的渭县只剩下二百多人。”①
骑兵师打得最大的一仗是麦加而康一战。
四五千反动土司的武装驻扎在阿坝通查理的要道上，意欲阻止红军北上。许世友奉命搬掉这一“绊脚石”。
黑夜，许世友率骑兵师神不知鬼不觉向敌营接近，一声呐喊，骏马嘶鸣，4000多敌人炸了窝。许世友使出马上功夫，前冲后杀，左砍右劈，敌人四散溃逃。
金秋10月，红四方面军终于第三次走出草地，在甘肃的老集镇会宁，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会师后，许世友由骑兵师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从会宁出发，向保安开去，途中要走四天的路程。因为受张国焘的影响，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对中央有意见，不愿去保安。许世友回忆说： “在路上看见了党中央写的标语，上面说中央路线胜利。我们红大的人都议论起来，说不好去了，恐怕成问题。我是下决心一定去看看，不好再说吧。”
向保安开进途中，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何畏 (后叛变) 组织召开了一个党支部大会，讨论去不去陕北。许多同志由于受了蒙蔽，都表示不愿去。许世友却坚决要去。他说：“我是去学习的，会有什么问题?”党支部会开了一天，许世友也没有被说服。
夜间，何畏单独找许世友谈话，质问许世友“为什么与别人两样?”许世友毫不相让地回答： “开党的会议，我有发言权。”
何畏火了，拍了桌子。
许世友也动了肝火，桌子拍得更响。他粗声大气地喊道：“你敢把我怎样?”①
第二天，何畏把全队组织起来要与许世友打架。闹了一天，不了了之。
何畏心中有鬼，在离保安还有100多里时，又打算将红大和党校的3000多人带走。他曾和人私下商量要下许世友的枪。但许世友有个习惯，睡觉时总是刀枪不离身，加上有一身好武功，不大容易对他下手。
第二天一起床，何畏又找许世友谈话，对许世友说：“我要把学校带走。”
许世友回答的干脆： “你想造反，我是不去的。我要到中央看看再说。”
有人从旁规劝：“这次到中央不会有什么好处。”
许世友说：“张国焘、陈昌浩他们错了不管我们的事情，我们是大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由于许世友的坚持，何畏不敢做的过分。许世友回忆说：“我不同意，他们不敢带走。这些同志虽然与我对立，但我说的话他们听。我与大家谈了一次话，就这样把学校带到了保安。到保安后，与中央红大合编，也没有什么，当时很快活。”
在红大北上陕北这件事情上，许世友是有贡献的。在他逝世后，王震曾评价说： “还有不能上悼词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时，反对张国焘是有大功劳的。”
(五)
延安被称之为革命的摇篮。许世友正是在这个摇篮里脱胎换骨，由一个自发的农民将领逐步完成了向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他在一次个人总结中对此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日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们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是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路线、方针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拚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嘛?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①
“我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②
“到第三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部再说。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四月四日夜十时出发。”
“当天下午四时，党中央发觉我们要走，把我们叫去问，我就从头到尾有什么说什么。”③
“这时，延安讲得很厉害，说我要领导暴动，又说我要把延安怎么样。我知道事情不好，以前我想这是小事，这时知道不小了，就等着死，没有想活的余地。我想，大家把我讲得这样厉害，我就是遍身张口也没有我说的，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当时思想上是乱骂中央，我也亲口骂了两次，只求死得快点，认为这样骂了一定有人报告党中央，我就能快死，结果没有达到目的。”①
“后来，中央处理我的问题是开除党籍八个月，送到抗大四队学习，开始还是口服心不服，直到学习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才知道错误严重。以前总是对中央不满，认为中央是报复我们。经过两个文件的学习，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这个问题才打通。毛主席与我亲自谈了两次话，也打通一些问题。不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转变是很不容易的。”②
许世友对自己这段历史从来襟怀坦白，多次反省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根源。
他在1945年检讨说： “在国焘路线时期，自己受了张国焘愚民政策的欺骗，他从来不提倡学习，加上自己也有只凭枪杆打天下的思想，不愿学习理论，因此，在政治上、理论上是糊涂的，不能辨别方向，还由于他的错误干部政策，拍拍拉拉，自己是一心崇拜，感情超过组织。在反国焘路线中，自己受到刺激。别的同志痛哭流涕，使自己英雄感情受到冲动，犯了严重错误还不知道。”
1953年1月，他再次在历史思想总结中检讨说： “在反国焘错误路线上是模糊盲目的。对党内这样重大的两条路线斗争，未能站在正确的方面。由于缺乏对政治原则性的嗅觉，没能认识到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而认为是宗派斗争，这派搞那派的人事问题。因而思想上存有想躲避斗争，犯了要离开陕北回四川、脱离党中央的严重错误。”
这些真实的文字、坦诚无私的自我解剖，更增添了许世友品格上的光辉。
在延安，毛泽东又一次给许世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许世友躺在延安的窑洞里，想着不可能再活着出去的时候，毛泽东托人给他捎来了一条哈德门烟。许世友立时精神大振。他更没想到，毛主席亲自登门来看他。土炕上，毛主席拉着他的手说： “世友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够辛苦了! 我对你表示敬意。”
许世友差点掉下眼泪来，他还有什么苛求呢?只求别人的理解。
毛主席又说： “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①
许世友在毛主席逝世后回忆到这件事时说： “毛主席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啊! 我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给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空。”②
许世友回到红军大学，有着迫切提高自己的要求，学习过程中特别努力。当时学习课程主要有“辩证唯物论”和兵团战术等，每次考试他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上。在学校挖窑洞时，因他身体好，力气大，有手劲，加上积极，效率比别人高。许世友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提高，逐渐改变了犯错误后的沉闷和不敢伸展的消极情绪，他又慢慢地振作起革命精神。
(六)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罪恶的枪声划破了卢沟桥头黎明的寂静。
此时，身为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的许世友，义愤填膺，请缨奔赴抗日战场。
1938年春天，许世友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激流之中。同年12月，他又随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冀南。
许世友同日本侵略军的直接交锋，是在香城固战斗。
香城固，位于河北省威县以南的一个小村镇，东北有庄头，西北是张家庄，三村距离各三四里，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在三村中间，有一条沙道相连。沙道形成了天然的陷坑。许世友和陈赓旅长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地方，精心设制了一场诱伏战。这一计划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批准。
1939年2月10日，太阳刚刚偏西，八辆汽车满载着日军驶出了威县县城，向南“扫荡”而来。
按照计划，许世友和陈赓旅长先放出40多个骑兵做钓饵。骑兵队和日军刚一接火，便佯装败退，向香城固逃跑。
“土八路的，无用的干活! ” 日军高兴地手舞足蹈，贪婪地开足了汽车马力，不顾一切跟踪直追。
日军的汽车刚到张家村的村头，前面的骑兵不见了，怒吼的枪声从四周响起，把日军的八辆汽车赶到麦田中间。日军缩成一团，进行着短命的挣扎。
天完全黑了下来，许世友在指挥所向部队发出了总攻的命令，一条光柱直射天空，八路军从四面八方冲向日军的汽车。
半个钟头过后，出击部队大获全胜。喧嚣的夜空沉寂下来，只有几声冷枪在稀疏地鸣叫着。
指挥所里，许世友兴奋地向陈赓报告： “旅长，初步清查，击毙敌人200多人，生擒8人，缴获全部装备。”
陈赓望望许世友，诙谐地说： “诸葛亮初出茅庐，火烧新野;你是初入冀南，伏击日军的汽车呀! ”
许世友在总结香城固战斗时说：“面对强敌，首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敌硬，我更硬，猛打善打，打则必胜，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世上没有打不得的兵，只有打不得的官。几次硬仗一打，士气、胆量、作风、经验全有了。香城固一战的意义和影响，大部在此。”
但香城固的胜利也使许世友产生了轻敌思想。他回忆说：“香城固战斗取得胜利后，自以为鬼子也不过如此，一样的经不起硬冲。因此打了许多硬仗，有时应该转移而没有转移，一打上就到天黑，部队伤亡较大。”
1939年秋天，许世友调回山西，进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三个月。翌年，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胜利给了许世友很大影响。他曾说，从那时起，他有了可以打大仗、打运动战的思想。
许世友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新形势，从主力兵团抽调大批干部帮助新部队，巩固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许世友被任命为山东纵队五旅旅长。
北方的冬天，冰封雪盖。许世友杀敌心切，学习刚结束，立即打点行装，赴山东上任了。
在中共山东分局驻地，分局领导向许世友交代了任务：“以胜利的战斗粉碎投降派的进攻，收复牙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使根据地连成一片，改善我军阵地，为继续坚持胶东斗争奠定基础。”
胶东地区，国民党投降派在力量对比上占着极大的优势。以赵保原为首的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司令，共约5万人，分别占据着胶东的主要城镇; 八路军仅约有1万人马，而五旅和五支队又被分隔在蓬莱、黄县、栖霞、招远边境和文登的昆嵛山区。投降派大军逼境，局势非常危急。
许世友平生爱挑硬骨头啃，去胶东正合他的脾胃。他二话没说，立即率清河独立一团挺进胶东。
1941年3月13日，许世友在蓬莱黄城阳村，同胶东区党委的领导同志见了面。14日，胶东区党委在黄城阳村开了一天会。会上，许世友对坚持胶东的斗争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就胶东的情况来看，国民党顽固派不仅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军做准备，而且有的已经明目张胆投靠在日寇卵翼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无原则的退让，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指出的 ‘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的原则，也只有如此，才能打击顽固势力的反共气焰，孤立敌人，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彻底改变胶东的局面。”区党委被许世友的情绪所鼓舞，委员们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山东分局的指示，立即组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击。
许世友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夺取牙山的建议。他说：盘踞牙山的是反共顽固派中较弱的蔡晋康，设有兵工厂，应首先夺取牙山，这样做既符合毛主席“先拣弱的打”的作战方针，又可以缴到大量枪械、子弹，利于今后作战。他同时指出：牙山是胶东的磨子心，夺取牙山之后，就可以居高临下，四面出击，打通东西两块根据地，然后再寻机歼灭赵保原，解决李先良，全盘掌握胶东。
会议一致赞同许世友提出的夺取牙山的建议，并形成为作战方案，决定15日准备一天，做好政治动员工作，当晚就发起战斗。
3月15日，在区党委所在地黄城阳西南的吴家村召开了干部动员大会。会上，区党委书记林浩介绍许世友同大家见面。许世友豪爽地说： “我来胶东就是要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蒋介石制造了血腥的皖南事变，胶东的投降派配合日军天天打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坚持抗战到底。我们一定要当硬骨头，坚决打出去，打垮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打出胶东的新局面! ”
几句话干净利落，受到干部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15日夜，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旅、五支队和清河独立一团，兵分两路，从东西两面同时向蔡晋康和陈昱两支反共顽固派部队发动进攻，拉开了胶东反投降战役的序幕。
许世友亲自督战西路，率队从牙山侧后的山间小道直扑蔡晋康的司令部，激战一夜，16日全部占领牙山。蔡晋康率残部东溃桃村，许世友紧追不舍，又于18日下午攻克桃村。与此同时，东路五支队的三个团，也在18日歼灭陈昱大部，攻下灌水，控制了福山。
夺取牙山一举成功，许世友又果断地提出： “背靠牙山，南下南阳”的作战方案。他指挥部队直扑赵保原部侧背，又一举攻克郭城。五旅与五支队胜利会师。
赵保原见大势已去，遂固守发城、吉格庄、玩底一线，派人向日军和其他反共顽军求援。
许世友将部署重新作了调整，以一部继续围困发城和吉格庄，另以有力一部控制于山阵地，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求得在运动中打击反共顽军。
果然，4月27日，国民党五十一军派部队自鲁南来援，其先头部队一个营到达发城地区;国民党地方反共部队厉文礼、张步云部，也进抵莱阳边境。赵保原见有人撑腰，重新纠集4000余众向胶东解放区进犯，叫嚣“要同八路军来个榆山大会战”。
榆山，位海 (阳)莱 (阳)边界，高300余米，突兀于一片起伏丘陵地带上，是赵保原的老巢——万第、大夼一带的东北门户。八路军占领榆山就等于锁住了赵保原老巢的大门。
许世友等决定采取杀虎震猴战术，先消灭五十一军的先头营。当即把指挥所移到榆山附近。
五十一军的先头营，以国民党正规军自命，根本就没把“土八路”放在眼里，竟直取许世友指挥所的阵地。“娘的还真有种! ”许世友心头火起，大刀一挥，率战士们跃出阵地，同来犯之反共顽军拚起了刺刀。
其实，五十一军的先头营也是个银样镴枪头，被八路军一个冲锋就打了个稀哩哗啦，丢下三挺机枪，几十具尸体，扭屁股就逃。
五十一军的先头营一逃，赵保原的部队就炸了窝，人人争相逃命。
赵保原的“榆山大会战”告吹了，缩起脑袋在发城、玩底一线构筑碉堡。赵保原为部下打气说： “土八路没有炮，看他们怎么办，碉堡这玩艺儿光用牙齿可是啃不动噢。只要皇军下乡扫荡，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许世友听到这些话，冷冷一笑，说道： “好哇，那就叫赵保原整天蹲在碉堡里吧。”
战士们出谋划策，想出了个对付赵保原的好办法，叫做“以碉攻碉”。许世友当即采纳。
夜幕降临了，事先精选出来的神枪手秘密接近敌人碉堡，按照分工，封锁住敌碉堡枪眼，敌人稍有动静，便赏他一颗“花生米”。在神枪手的掩护下，部队便在赵保原的碉堡之间，把装满泥土的木箱、柳条筐堆起来，再围上积土，筑起一座简易碉堡。利用这些简易碉堡监视和打击赵保原的部队，使他们不敢露头。简易碉堡越筑越多，赵保原的防守体系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真正变成了缩头乌龟。他的士兵被困守在碉堡里，断水断粮，狼狈不堪。
从白天到夜晚都成了八路军的天下，无数张革命传单散发到赵保原部队的内部，醒目的大字标语贴在芦苇席上，竖在敌人的土围子前，大喇叭瓦解反共顽军的广播整夜不停，顽军的家属、俘虏也被动员来围前喊话，呼唤顽军官兵弃暗投明，走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许世友回忆说： “赵保原和他的大小头目毫无对策，他们自鸣得意的防守体系，不但防不住我们，连他们自己的士兵也防不住。每到夜里，顽军士兵就逃出碉堡，悄悄地跑到我们这边来。赵保原着急了，想出一个 ‘绝招’ ，把土兵像螃蟹一样，五六个拴在一起。谁知道这样一来，由一个个地溜，变成一串串地跑了。”
赵保原无奈，被迫于7月底的一个夜晚率部突围。突围中，除了他的基本骨干——流氓、地痞们以外，士兵们每五六个人用一条绳子捆着。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哈哈大笑道：“这倒省了我们的麻烦，一捉一串。”这一仗下来，俘虏了赵保原2000多人。
赵保原被撵出了莱阳、海阳地区，胶东心腹地带，重新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胶东的抗日斗争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经过五个月反投降作战以后，许世友回到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参谋长。
1942年初春，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局面，统一胶东五旅、五支队与地方武装的作战指挥及后方生产建设，成立了胶东军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点了许世友的将，任命许世友为胶东军区司令员，林浩为区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当晚，在军区驻地，罗荣桓亲自找许世友谈话。罗荣桓说： “世友同志，命你去胶东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胶东是未上到枪身上的一把刺刀，你的任务就是要上好这把刺刀，把它擦亮。”许世友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军区首长的期望。
1942年的胶东，形势是严峻的。日军不断往胶东大量增兵，伪军驻守的一些据点，已经由日军接防。就在许世友准备动身去胶东军区任职之际，日军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茨也秘密抵达烟台。许世友明白，胶东抗日军民所面临的日军“扫荡”，将是规模空前和极端残酷的。
秋庄稼都收割完了，田野里一片空旷。许世友在日军冬季大“扫荡” 之前赶到了胶东。11月上旬，他在海阳、莱阳边界地区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紧急反“扫荡”动员，部署了反“扫荡”作战方案。
11月下旬，日伪军出动2万多人，“拉网”合围以牙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敌人多路分进合击，密集平推，无山不搜，无村不梳，并夸下海口： “只要进入合围圈，天上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 冈村宁茨狞笑地宣称： “土八路的，插翅的难逃! ”
许世友率领胶东抗日军民同日伪军展开了一场智与勇的斗争。
在日军开始“扫荡”的时候，许世友和胶东军区指挥机关率第十七团一营，反其道而行之，由西向东，隐蔽穿越敌人的合击圈，一气插到日伪据点附近，然后东行冯家，进抵棘子园。等到敌人回师向东拉网之际，许世友又改行西北方向，飞插鹊山，逼近胶东日军的大本营烟台，威胁牟平、福山之日伪军进行“扫荡”的主要通道。许世友这着险棋下得好，敌人做梦也不曾想到，八路军胶东军区的指挥机关，敢于钻到它的鼻子底下来。
许世友机智地摆脱了敌人，调动了敌人，使敌人的拉网大“扫荡”扑了个空。
继1942年冬季“扫荡”之后，日军在大泽山区新建了形似塔林般的稠密据点，抗日根据地被压缩仅剩下南北一条山脊，东西只有五华里。日军妄图以“蚕食”和“囚笼”政策，将胶东抗日军民挤垮。
胶东抗日军民开始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2年12月间，许世友带第十六团攻打旺远。旺远在烟台南十多公里，驻伪军约一个连，用石头砌成一座大碉堡，有四层楼高。许世友的指挥所设在旺远以南三里地，部队连夜发起攻击。主攻部队把50斤炸药送进碉堡门里，轰隆一声巨响，四层楼高的大碉堡顿时炸了个通天透，守敌统统坐了“土飞机”
在许世友和胶东军区领导下，胶东广大民兵在艰苦的反“扫荡”中大显神威。他们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创造了10多种地雷和30多种埋雷、设雷手段，从简单的铁雷、石雷、拉雷、绊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燃雷等等;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日军禁不住哀叹： “石头雷大大的厉害! ”平度东北杏庙村，只有100来户人家，与日伪据点大田相隔一条河川，近在咫尺。民兵们以500个地雷摆开地雷阵，与大田守敌隔川对峙，敌人始终不敢来犯。
许世友和胶东军区还发动了为期五个月的烟、青公路大破袭战，动员人民群众15万多人参加，填平了封锁沟440多公里，打破了敌人在烟、青公路两侧的严密封锁，打通了四个海区抗日武装的联系。
1944年8月下旬，日军从胶东抽调一部兵力，去参加对鲁中、滨海根据地的“扫荡”。许世友率胶东军民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作战，历时一个多月。“此战役共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攻克与迫退敌伪据点一百三十八处，使一百四十多万人口和文登、荣成两座县城及二千五百多个村庄获得解放，扩大根据地五千余平方公里。胶东抗日武装力量迅猛发展，四个海区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并沟通胶东解放区与鲁中、渤海解放区的联系，大大增强了胶东抗日军民对敌伪进行反攻作战的力量。”
许世友在山东抗日战场上也发生过某些失误。他总结说：“一九四○年来山东时，又打了些大仗。到清河县四攻徐家围子，最后还只是把敌人吓跑，我们的伤亡是不小的。”①
“一九四一年到胶东去，又是接连几次反投降战役，也是较大的战斗，所以我思想上有个偏差是喜欢打大仗。因之积小胜为大胜的思想就受到了影响。当然，应当进行的大的战役是对的，也有一些战斗，如清河河北的几个硬仗，则是不应该打的，我应负责任的。”②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胶东的备战工作中，我把晋察冀的地道战搬了过来，而加以发挥，没有准确地估计到冀中的大平原各村各户的地道都能连接起来，这样不但可以隐蔽，而且可以利用它来转移和进攻。胶东则是山区，平原较少较小，而且地质不宜于挖地道，所以只能各个孤立，不能转移，最易被敌人破坏，失掉积极进攻的意义。”③
“修工事的问题，也是错误的。开始准备修几个点，求得争取时间，以便主力转移，并可随时破坏，免被敌人利用。但以后未加限制，修得太多，而且太坚固，变成了要塞。从这点看，实则变为防守，是与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原则相违背的，且劳民伤财，消耗人力、物力太大。我绝对地相信过去的老经验，对新的客观条件、地理环境估计不足……又不轻易采纳别人的意见，改变决心，所以造成工作的一些损失。”④
许世友在40多年前写下的这些文字，至今读来仍觉真诚亲切，襟怀坦白的高尚品格跃然纸上。作为革命军队中的高级干部，他这种自责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七)
1945年初，许世友奉调前往中共山东军区党校学习。
8月，日本天皇裕仁接受《波茨坦协定》，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群情激奋。罗荣桓指示许世友带领胶东地区在党校学习的干部火速返回胶东迎接抗战胜利。许世友接到命令，昼夜兼程，纵马急驰，直奔胶东。
蒋介石为抢占胶东，竟把胶东人民的死对头、公开投降日军当了八年走狗的赵保原等各色伪军，全部收编为“国军”，令其“切实维持地方治安”。与此同时，蒋介石不准抗日军民向敌伪进攻，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却命令其嫡系中央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独霸抗战胜利果实。
许世友回到胶东军区后，遵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坚决消灭一切敢于拒降的敌人，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他指挥胶东八路军部队于8月19日拂晓解放了威海，24日傍晚攻占了烟台。然后挥师直插平度。
平度是胶东西部的门户，南接青岛，北望烟台，曾一度成为日军在胶东的重要屯兵场和“蚕食”、“扫荡”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据点。
敌工科的辛冠吾赶来，汇报平度守敌的情况：日军600余人驻扎城东南角一所中学里; 伪绥靖军第八集团军王铁相三个团守内城，伪人民自卫军第十二师张松山部四个团守东、西、南关(平度城无北门，亦无北关) ，还有从掖县及四周逃窜到平度的伪保安团及其他杂牌部队，共6000余人。
辛冠吾曾打入王铁相内部，担任副秘书长。经长期做工作，王铁相一度有投入八路军的倾向。但恰在此时，蒋介石发来一封密信，委任王铁相为第九军中将军长，要他坚守平度，迎接“盟军”和“国军”在青岛登陆。王铁相利令智昏，又决意投蒋反共。
听完汇报，许世友冷冷一笑说： “管他什么铁箱、纸箱，不投降就把他砸成个破箱! ”
攻城方案定下以后，许世友等决定先礼后兵，分别向日、伪送去敦促投降通牒。
王铁相公然蔑视攻城部队，说： “八路军主力都过海到东北去了，来的都是土八路，不足为惧，‘土压五’ (土八路)是打不开平度城的。”他还扬言： “只要我王铁相愿意，能把平度城内外二十里杀得人烟不留。”
许世友当即下令攻城。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一举突破外城，伪军纷纷溃向内城。城内日军见平度难守，不顾王铁相的死活，由南门夺路逃往高密去了。
许世友再次给王铁相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其两小时内投降。王铁相死心塌地反共到底，竟下令开枪打死送通牒的人员，并放火焚烧靠近城门的所有民房。
许世友对王铁相不再抱有希望，9月9日晚8时，果断地下达了总攻命令。
战斗异常激烈，敌我双方一时打得难分难解。
许世友抓起电话，命令中海军分区区司令员聂凤智： “把预备队都投进去，我调部队加强你们的突击力量。”
在八路军的铁拳打击下，王铁相顶不住了，被迫收缩。天快亮时，只剩下他在城东南的司令部和北城墙上的大阁楼两处据点。
许世友又要通了聂凤智的电话： “你再加把劲，集中兵力火力，一鼓作气，活捉王铁相。”
太阳升起之时，攻城战斗胜利结束。唯独不见了王铁相。原来，王铁相带几个亲信趁混乱逃跑了。战士们跟踪搜捕，在东门内一间民房里把他揪了出来。
在许世友的指挥所里，王铁相一副狼狈相。一旁，辛冠吾正在训斥王铁相： “叫你投降你不投降，你这是自作自受。”王铁相的脸涨成了红鸡冠。
平度大捷后，许世友和胶东军区领导机关积极组织和输送主力部队渡海进军东北; 并在主力去东北后迅速组建了五师、六师和四旅作为军区的主力部队。为使新组建的部队提高作战能力，许世友亲自领导了1945年冬到1946年春的“百日大练兵”运动。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了他自己签了字的“双十协定”，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此时，漏网的日本侵略者的鹰犬赵保原竟又重新打起国民党暂编十二师的旗号，跟随国民党第八军再次窜据即墨、胶县，妄图假国民党正规军之威，东山再起。送上门来的买卖焉能不做?许世友等决定，抓住战机，先消灭赵保原。
6月8日深夜，围歼赵保原的战斗首先在胶县打响。胶东军区十三团二营的勇士们，冒着滚滚硝烟一举突破城垣，匪首赵保原仓皇逃命，在奎光门下被十三团的战士击毙。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从开始攻城到结束战斗仅用了10个小时。莱阳人民欢欣鼓舞，把赵保原的头割下来，悬挂于莱阳城头示众。听到这个消息，许世友感慨地说： “多行不义必自毙! 赵保原干的坏事太多了，以至于死了也要身首分处! ”
胶县告捷，许世友率部乘胜进军，相继攻克高密、即墨。山东战局的发展，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亲自飞临济南，主持军事会议，部署“打通胶济路，分割、消灭山东共军”的计划。
在八路军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下，许世友等率胶东部队沿即墨、城阳公路一线展开了英勇的阻击战。
9月28日，灵山战斗打响了。灵山，位于即墨城北，系胶东前线要点之一。守备灵山的胶东军区三旅十七团二营，因疏忽大意，招致灵山失守。八路军在胶济路作战的侧后安全受到威胁。
许世友严肃地批评了那里的负责人： “叫你们看大门都看不住，你们是干什么的?麻痹大意，还能打仗? ! 运动战也不是叫你随便放弃地方，有些要点就是不能丢! ”
许世友立即调第五师反击灵山。他对五师师长聂凤智说：“一定要赶快把灵山夺回来，好回过头来收拾国民党的两个正规军。”
聂凤智指挥五师三个团的兵力，于10月2日夜向灵山发起猛攻，次日凌晨5时半结束战斗，全歼守敌暂编十二师第一团，生俘该团团长刘安太。
灵山收复，许世友非常高兴，特地备了一水壶“老白干”，向五师师长聂凤智敬酒。
胶济路阻击战，自6月22日开始到10月10日，历时3个月又19天，较大的战斗就有五六十次，歼灭王耀武属下1万余人。
1947年1月，胶东军区主力奉命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任纵队司令员。2月初，许世友率部西进，参加了莱芜战役。
莱芜战役胜利后，许世友挥师北上，在白马关打了个漂亮的阻击战。对此，他回忆说： “在白马关七天七夜的顽强阻击战中，我纵队一个师阻击敌整编第十一师三个旅的进攻，在白马关一线组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圆满完成阻击任务，与攻占泰安的部队同时受到华野首长的表扬。”
1947年5月，许世友指挥华野九纵参加了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孟良崮战役。
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一张王牌，号称“五大金刚”之一，由美国顾问长期训练，装备全套美式武器。该师担任过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卫戍部队，自诩为“御林军”。师长张灵甫曾骄狂地宣称： “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
战斗自5月14日打响，九纵为主攻纵队之一，16日进入白热化。有的山头敌我双方反复争夺，拚刺刀达十五六次。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华野陈毅司令员打电话给许世友，询问部队进展情况，并嘱以战局发展的殷切心情：打援、阻援的部队打得很艰苦，现在敌人各路援军已节节逼近，“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能争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关切地问许世友： “能不能把孟良崮拿下来?”
许世友坚定地回答： “现在已经打成这个样子，还能让敌人跑了?我手头还有一个师没有用上，七十四师休想从我这里跑掉一个人。请司令员放心。”
陈毅兴奋地说： “好! 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谁打下孟良崮，谁就是功臣，就是英雄! ”
许世友很能理解做为战役总指挥陈毅司令员的心情。放下电话，他立即命令各部将所有的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他在电话里对二十五师师长肖镜海大声说： “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给我冲! ”
攻打孟良崮的战斗空前激烈地进行着。在六○○高地上，我军缴获了敌人六门榴弹炮，到处寻不到炮手，最后在俘虏群里临时找了几个炮手，俘虏挽起袖子就干，边打边说： “长官放心，他们哪里有人，我们都清楚，保险浪费不了炮弹。”
16日下午3时，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在团长孙同盛带领下，会同兄弟纵队，将红旗插上了孟良崮主峰。敌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被乱枪击毙。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歼敌32000余名，消灭了国民党在山东赖以维持进攻的一支突击骨干力量，迫使山东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40天内没敢进攻。蒋介石不得不把陈诚作为替死鬼予以撤职。
1948年3月，时任华野山东兵团司令员的许世友，率部挺进胶济线，由西向东横扫胶济线500华里。接着进军津浦路，由北向南横扫津浦路700华里，连克张店、周村、淄川、博山、潍县、邹县、兖州等数十座重镇，完全孤立了济南国民党守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部署辽沈战役的同时，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济南，是一座有7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和第二绥靖司令部的所在地，也是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个堡垒。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设置了五道防线，修筑了密集的鹿寨、铁丝网、地雷区、交通壕、碉堡群、夹壁墙和护城河，构成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永备性防御体系。守军11万，兵多粮足。王耀武曾预言：“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
华东野战军首长研究决定：以山东兵团加上外线兵团一部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许世友和谭震林指挥，粟裕率18万人打援。
大战在即，攻济前线指挥部内，许世友铿锵有力的声音敲击着十几位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弦： “同志们，发起济南战役，夺取济南城的任务，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周恩来副主席也特地发来了电报。攻打济南，既不同于打潍县，也不同于打兖州，这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嘲笑我们将在深沟高垒的现代化城防工事面前碰壁，就连我们的一些朋友，也对我军的攻城能力表示怀疑。因此，能不能迅速攻克济南，就成了对于人民解放军敢打必胜信心和攻坚能力的严峻考验!我是向军委立下了军令状的……”谭震林接着提出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
千里之外，蒋介石也在给王耀武打气加压： “你们如不发奋努力，坚定意志，将死无葬身之地。”
中秋节前夜，在明亮的月光下，突然间，万炮齐鸣，强攻济南的战役打响了。
当夜，许世友指挥九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战茂岭山、砚池山，打开了济南东郊的门户。
“继续向西挺进!”许世友在电话里向九纵下达进攻的命令。他把这种奇兵突进的战术称为“牛刀子战术”。他后来解释说： “什么叫 ‘牛刀子战术’ 呢?杀牛要杀要害。济南工事强固，纵深长，明碉暗堡成千上万。在攻济战役中，我们要抓住敌人的要害部位，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钻进去打，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
南京，蒋介石铁青着脸，急电王耀武：“济南万不可失。”严令： “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
王耀武发了疯，不惜把血本贴上固守内城。
鏖战七天七夜，两军相峙不下。
夜深了，繁星闪闪，济南内城城墙像一条黑色的巨蟒，依然蜷缩在那里。
攻城兵团指挥部内，鸦雀无声，只有值班参谋的办公桌上，一座旧钟在嘀嘀哒哒地响着。
政委谭震林在注视着墙上的作战地图。
副司令员王建安把支红蓝铅笔在手里不停地摆弄。
司令员许世友大口吸着香烟，在屋子里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着。
各纵队主要指挥员也都在场。他们在紧迫地思考着抉择：打下去还是撤出来。
有的同志提出：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还有充裕时间，主张将攻城部队连夜撤出，进行休整，尔后重新组织攻击。
九纵聂凤智站起来表示反对。他说： “我们还有五个比较完整的团，已经做好了再一次攻击的准备。攻城决心不能动摇。”
许世友猛地刹住脚步，大嗓门震得屋子嗡嗡作响： “他娘的，打! 我们头疼，他王耀武比我们还头疼。现在正是较劲的时候，不能撤。一撤，前功尽弃。现在需要的是咬紧牙关，胜利往往靠最后五分钟的坚持。”
谭震林回过头来，表示支持许世友的意见。他分析说：“从战役全局着眼，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中央军委曾来电指出，徐州方向援敌有耸动可能。速克济南，争取的时间越多，我们就越主动。”
兵团的命令迅速传达到坚守在第一线的攻城部队。24日1时30分，隆隆的炮声再次震醒沉寂的夜空，新的攻城战斗又猛烈地开始了。
已经过了午夜，电话铃急促地响着。许世友一把抓过耳机，传来了九纵司令部的报告： “2时25分，有两个营已经突进内城。”
这消息太让人兴奋了。已有几夜没睡个整觉的许世友，此刻精神勃然大振。他抓起另一部电话机： “接十三纵。”电话刚挂通，他就迫不及待地喊了起来： “周志坚司令员吗?告诉你，九纵已经突进去了，你老兄得加油哇……”
拂晓前后，兵团指挥部更加忙碌起来，报捷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兵团首长立即下达命令，要各纵后续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和扩大突破口，投入纵深战斗。
9月24日傍晚，八天八夜激烈的枪炮声和厮杀声，逐渐稀疏下来，硝烟消融在夜幕中，济南城的战火被人民解放军熄灭了。
作战值班参谋接到王耀武被活捉的电话后，刚想大声向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兵团首长们报告，被谭震林挥手止住了。许世友正俯在一张桌子上发着甜美的鼾声。
攻克济南，举世震惊。毛泽东亲笔为新华社写了社论：“这个伟大的胜利，不但使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目瞪口呆，甚至全国的人民也因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惊异。”外国通讯社也惊呼：这是一个“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共军已强大到足以夺取长江以北的任何一个城市。”
济南战役揭开了伟大战略决战的序幕，为最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八)
正当中国人民欢庆革命胜利的时候，美帝国主义挑起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1953年，许世友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赴朝参战，参与了当年夏季反击战役。这次反击战役，一举突破了金城地区敌人的防线，使战线向南推进了数十公里，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1954年2月，许世友从朝鲜归国，调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同年10月，兼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1955年初，他参与组织了一江山岛战役，胜利收复一江山岛。后来，他又一次到一江山岛视察，站在一江山岛的山崖上，放眼万里海天，诗兴大发，高声吟道：
碧波万千重，多少英雄，当年小试海陆空。愁岛荒山今胜地，万紫千红，立石志奇功，壮志长虹。怒看海峡走蛇虫。誓扫妖氛还国土，金马台澎。
同年3月，华东军区撤销，成立了南京军区，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四年以后又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许世友把主要精力放到保卫国防安全和加强部队建设上。他奔波于海防前哨，深入基层和国防施工现场，首批带头下连当兵，狠抓合成军的训练和部队作风的养成。1964年，他在叶剑英、罗瑞卿等的倡导下，积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1955年，许世友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许世友身居高位，仍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
当年，在长征路上，战斗间隙里，他常常手舞板凳、大刀，为战士们表演武术，与战士同乐。解放后，他仍然以普通一兵的身分出现在战士们中间。1958年，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头下连队当兵。
当他戴着船形帽，穿着士兵服，佩着上等兵领章，冒着雨来到某部七班时，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同志”。
有一位驻地的老大爷，看到部队来了这样大年纪的一个胡子兵，好生惊奇，孩子们也伸头伸脑向他望。许世友笑笑说：“怎么，看我老了?老兵能打仗，有战斗力。”
许世友把背包放在垫着稻草的木床上以后，马上参加了班务会，他自我介绍说： “我这个兵很老，1927年就当兵。这次到七班来当个老兵，希望同志们多帮助我。共产党员嘛，能上能下，能官能兵。”
开饭时，班长和战士们出于对司令员的关心，个个争着替他盛饭。许世友不高兴了，虎着脸说： “班长同志，我在你们班当兵，你就是我的上级，就要大胆管教我，不要太客气了，让我拿下官架子。一个战士要班长盛饭，那还了得。”
在连队，许世友和年轻的战士们一起出操、训练、站岗、放哨，并且抢着打扫卫生。机关的一位同志赶来为许世友照相，许世友挥挥手说： “人民公社五六十岁的老社员，一天干到晚，也没有人替他照相，我干了一点活，就要照相，你们这些同志呀，是干什么的吗! ”
部队进行游泳训练，许世友一定要参加。时值秋末，又是雨后初晴，河水冰冷，班里战士们怕冻坏司令员，都劝他不要下水，他坚持说： “别看我年纪大，游泳技术不一定比你们差呢。”他一个来回，竟游了9000米，许多战士都落在他的后面。上岸后，许世友瞧着班长说： “怎么样?穆桂英五十二岁还挂帅，我老许五十三岁当兵，游个万把米，不算稀奇呀。”
连队参加助民劳动，上山积肥，山很陡，战士们不让许世友挑担子，他一把抢过扁担就挑上了肩，说： “上山挑担子我最有经验，年轻时，我挑过200多斤粮，走30里路，还翻一座大山。”
下午修水库，战士们怕许世友累着，都抢先把扁担给拿走了。谁知，许世友竟两手提着两筐土，直奔大堤，战士们见了，都停下来望着他，惊叹地说：“老许，真神了。”
一天，许世友正在做战术动作，营里通知他： “有人来看你，请你去海军码头等候。”许世友迟疑地说： “班里战术动作还没做完，我还是不去吧。”教导员说： “上级打电话，要你去。”他向班长请了假，乘坐操纵舟去海军码头。
到了码头，才知道是刘少奇视察舟山回来顺便来看望他。两人亲切地握手，少奇打量着许世友说： “连队生活好吗?身体好吗?”
许世友拍拍结实的胸脯说： “你瞧瞧怎么样?” 少奇笑了：“嗯，你的身体比在南京的时候好了。”
当兵结束时，战士们依依不舍，赠他一首七言诗：
中士班长上将兵，
古今中外无处寻，
光荣传统新发展，
共产主义风气兴。
许世友离开连队后，一直和班里的战士保持着友谊。一次，他告诉门卫： “待会儿，我有个班长要来做客。”门卫听说是司令员的班长，猜想一定比司令员还老。一会儿，门口来了个年轻的战士要找许司令员，问是啥关系，战士说： “我是老许的班长。” 门卫一听，以为他胡闹，就把这位战士赶走了。一会儿，许世友到门口来接人，听说这件事，大发一顿脾气： “活见鬼，敢把我的班长轰走，这还了的! ”马上派车去把这位年轻的班长追了回来。直到晚年，他还同这个连队保持着联系，经常给连队战士捎去自己腌制的咸菜。
(九)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也在劫难逃。由于他反对造反夺权，反对把部队搞乱，林彪、“四人帮”一伙把他视为眼中钉。他的家被抄了，东西被没收了，连警卫员都被赶走了。特别是林彪、江青那一伙点了他的名后，南京军区党委被冲了，应运而生的“揪许火线指挥部”安在了军区机关的大门口。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因患神经性呕吐症正在大别山疗养的许世友，突然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是毛泽东让陈锡联打给他的。
一听是毛泽东主席让打来的电话，许世友激动了，他问：“主席在哪里?主席好吗?”
陈锡联告诉许世友，毛主席就在身边，老人家很好。并转告毛主席对他的关怀，请他到北京去。
许世友深深地感动了。他表示：既然毛主席发了话，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
周恩来也在关心着许世友的安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他及时派出了赴江苏调查组，亲自向调查组交代：中央认为南京部队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周恩来强调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971年冬天，许世友犯了肠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和李德生召见许世友的一个在京工作的女儿。周恩来告诉她： “你父亲病了，毛主席很关心，让我们转告你父亲，要注意治疗，好好休息。”
许世友听完女儿捎来的话，深情地说： “毛主席对我的爱护，是我终生难忘的，也是我一家人世世代代都不能忘的。”
许世友对“文化大革命”起初也是不理解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许世友才逐步认清了林彪、“四人帮”这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
1971年8月，毛泽东到外地视察。8月31日，把许世友叫到南昌，给他讲了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告诉许世友：庐山发难，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要开九届三中全会。这些话，使许世友进一步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严重性。
9月10日下午6时，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许世友急忙乘军用值班飞机于第二天上午10时赶到上海保护。
9月11日下午1时，许世友从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走下来，平静地回到锦江饭店，同林彪一伙在上海的党羽进行周旋，掩护了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地驶出上海，从而避免了一场历史性的大灾难。
在锦江饭店周旋之后，许世友立即乘飞机返南京，赶在毛泽东的专列前到达南京。
许世友站在南京车站的站台上，挥手向毛泽东告别，望着专列呼啸着驶出南京，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
1973年12月，毛泽东接见各大军区负责人，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语重心长地说： “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接着又说：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拿主意。”
会后，许世友找来《汉书》，看起了《周勃传》。汉书记载，周勃少时穷困，秦末从刘邦起义，以军功为将军，封绛侯。汉初又从刘邦平定韩王信等的叛乱。刘邦认为他“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死后，军权为吕后亲属所控制。他与陈平定计，粉碎了吕氏篡政阴谋，立文帝，任右丞相。
深夜，许世友在灯下陷入沉思：林彪的叛乱阴谋已被粉碎，又有什么人要篡党夺权呢?现在的吕后何许人也?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看出了“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狼子野心。
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一伙： “你们要注意呢! 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年底，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 “江青有野心。”
1975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 “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自此以后，许世友对“四人帮”时刻警惕着。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当天中午，许世友从广州乘飞机赶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
这时，“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兜售所谓的 “临终嘱咐”。许世友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我从来没听毛主席说过，是不是有人添油加醋?”
“四人帮”一听就跳了起来，围攻许世友。江青尤其气急败坏。
许世友拍案而起，手指江青怒道： “你张狂什么?主席在世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 “四人帮”把许世友看成眼中钉。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许世友无比兴奋，他衷心拥护党中央这一重大战略抉择。
许世友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王震曾说： “林彪陷害毛主席，他保护毛主席。” “对他的功勋要有足够的评价，他与林彪、‘四人帮’ 及其余党的斗争是坚决的。”
(十)
1979年初，越南不断向我国边境挑衅和进犯，许世友不顾年逾古稀，指挥了广西方面的自卫还击作战。
1979年2月11日，许世友和政委向仲华在北京开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顾不上休息，火速返回南宁。
12日下午在南宁西园最后一次召开对越作战会议。74岁高龄的许世友说起话来仍是那么铿锵有力。他说： “小平同志当时是点了我和杨得志的名的。部队二三十年没有打仗了，不打则已，打，一定要打好，打不好是不行的。叫你打下，就一定要打下，不打下，那是要杀头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多少牺牲，都要把这一仗打好。”
参加这次会议的广州军区参谋长周德礼后来回忆说： “许司令那次讲话，的确给在座的高级干部鼓了劲。大家会后议论说：司令员可真不服老。”
1981年7月25日，许世友在谈及回忆录写作问题时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指挥了七个军，占领了高平、谅山。敌伤亡在十二三万人的样子。那个仗，在我看来，是最难打的仗。主要地形复杂，只有爬到山垴上才看到一点。山下都是雾和水，河沟多，坑道多，丛林多。还有那个战区的气候太热，温度经常在三十八度以上，天天下雨，闷热，部队作战比较艰苦。像打这样的仗我还是第一次。越军学了毛泽东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来了个“徒弟打师父”。他们民兵多，男女都有。还有，越军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有作战经验，这一点他们比我们强。在向部队动员时，我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要求部队，特别是干部要有足够的警惕。
1983年，北京体育杂志社的记者殷之慧在采访许世友后写道： “将军宝刀不老，在抗美援朝、西沙之战，特别是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依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十一)
1985年10月初，可恶的病魔迫使许世友躺在了病榻上。他从南京的中山陵住处被送进了军区总医院。
许世友在得知自己的病情后说： “我生在大别山，长在大别山，死了也要葬在大别山。”
在他的晚年，他时常怀念起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山东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想那儿的父老乡亲和老房东，不止一次地念叨，要到这些地方去看看，与当年的父老乡亲叙一叙别情。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许世友溘上了双眼。和他并肩战斗20多年的老战友、南京军区原政委杜平中将站在他的病榻前，喃喃地说： “你怎么去了呢?怎么就去了呢?”当晚，杜平回顾往事，夜不能寐，写下了沉痛悼念的诗篇： “共同治军几十春，诚挚赐教受益深，精明果断理万机，赤胆忠心军人魂。”①
为了整理许世友的遗物，人们走进了他的卧室，陈设是惊人的简朴：一张三尺半宽的棕绷床，一张办公桌，几只公家配给的沙发，一个壁橱，深灰色的窗帘已经破旧。壁橱内有两只半旧的牛皮箱，盛着他的几套军装、几双布袜和日常替换的内衣。在橱子的底盘上摆着几双部队发的粘胶底的黑布鞋和夏天穿的布草鞋。在翻开的台历上，记载着他身卧病榻前每天早晨散步的里程：2500米，3000米……这里没有珍玩和其它摆设。
他的书桌上放着毛、刘、周、朱、邓、陈等中央领导人的选集，以及毛泽东要他读五遍的《红楼梦》与《周勃传》;有他自幼爱听爱读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还有他近几年写的回忆录：《我在红军十年》和《我在山东十六年》。余者，便一无所有了。
许世友去世后，有几件往事在人们中广为传颂：有一年，他大儿子许光和儿媳杨定春来看他，他正在用罐头盒自制的木炭火炉上炖火锅，煮的是萝卜烧羊肉。这使过了30年军人生活的许光极为吃惊，问他为什么自己做，炊事员呢?他说自己烧得更好吃。
当来看望他的儿子、儿媳回河南老家时，许世友对他们说： “你们背几十斤红薯回家吧，是我种的! ”这使儿子、儿媳既为难又好笑： “爸爸，咱家乡哪能缺这个?”他说： “这里便宜呐，七分钱一斤! ”儿子笑着说： “咱家乡只有三分五一斤哩! ”
许世友沉思了一会说： “带腌菜吧，我腌的酸菜! ”
他这些做法也许太古朴、太农民气了，他的简朴也许有些过分了。但他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却是后人应当记取的。
他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提到他的母亲，说他母亲性格耿直，艰苦朴实，一辈子吃苦。解放初时，他曾回过一趟家，是在田地里找到母亲的。许世友跪在挖野菜的母亲面前流泪了。他说：“娘，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母亲为他擦去泪水，平静地说： “自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只要你能为国尽忠，也就是孝敬娘了。”
许世友在山东军区工作时，曾把母亲接到住处，想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过得幸福一些。谁知，母亲在济南住了不到十天，便要求回河南老家。老人家说： “这里的生活我过不惯，也看不惯。战士们进门又是敬礼，又是报告，规矩那么多，还要人侍候，这是压迫人。”她还教训儿子说： “咱家一辈子受苦受穷，受人压迫，咱可不能干那欺压人的事。”母亲回了河南老家，去过自食其力的山村生活。
许世友既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又是一个孝子。他心中一直有愧，觉得欠了母亲的债。他对住在河南的长子许光说： “当兵三年无孝子，我当了一辈子兵，自古忠孝难两全，我生前没有尽孝，死后要埋在父母身边尽一份孝心。”
许世友一生战功赫赫，百死一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怀念。许世友去世后，按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棺木被送到河南省新县老家。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土，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