湃书单｜世界读书日，澎湃新闻编辑在读的14本书：它们告诉我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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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年的读书日比较特殊，因为疫情原因，上海的我们都困在家中，阅读成了抵抗疫情的好方式。本月的湃书单，我们推荐以下这些，让书本告诉我们春天。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

陈泳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这本书是几年前一位前辈学者推荐的，但买了一直未读。年初读了施爱东先生的《故事法则》之后，忽然想到此书可以对读。《故事法则》的研究是从大量故事中化约出最大公约数，而本书的研究取向正好相反，作者通过对山西洪洞地区“接姑姑迎娘娘”信仰活动中关于娘娘身世传说持续八年的田野考察，对各种传说形态及其言说行为的描述，来解析地方社会中人群主体性的建构实践，并在探究地方内部纷繁复杂的共存策略之余，进一步关注与地方之外主流社会文化进程的多样联系。（10页）

这一信仰活动，简单地说，尧帝居住在洪洞县羊獬村，将女儿娥皇、女英嫁给居住于洪洞县历山村的舜，两地由于婚嫁关系被连接起来。每年三月三日，羊獬村民去历山接娘娘回娘家；而四月二十八是尧王的生日，这一天历山等地人来羊獬，一面给尧王拜寿，顺便也将娘娘接回婆家。（35页）不过，本书关心的不是情节单元的结构，而是“传说动力学”，即在田野调查的情景语境中去探讨……某一传说之所以被这样讲而不是那样讲，其中包含着讲述者可被观测的实际目的，是讲述者自觉推动了该传说的变异。（131页）

为了分析的方便，作者将传说的讲述者分为七个层级：一、普通村民，二、秀异村民，三、巫性村民，四、会社执事，五、民间知识分子，六、政府官员，七、文化他者。（132-138页）这些不同的讲述者的话语权、人格魅力、参与热情等构成了传说面貌背后的动力因素。比如，以民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俗精英”，“乘着本地政府申遗的强劲东风，积极主动地对本地传说进行了一轮非常着意的筛选、修正和编创，以呼应政府对外宣传的形势”（233页），对于传说中各种细节的面貌，起到了话语权威的作用。比如书名中“背过身去的大娘娘”，指的是传说中娥皇、女英为了争在舜帝家的大小，展开三轮比赛，娥皇输了做小，但是心里不情愿，所以原本塑像中的大娘娘娥皇是背过身去表示不高兴的。但作者在洪洞却没有发现一座背过身去的娥皇塑像，因为这不符合儒家和谐的家庭观。

这种传说的动力学也影响到实际的人际关系。作者发现，“在整个传说圈内，由于尧舜和二位娘娘总体上是正面价值的象征人物，所以，几乎所有村子都希望从这个附加身份里分一杯羹。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韩家庄，因为它在地方传说中被部分人认为是舜王后继母的村庄，而无论在主流文献里还是在地方传说中，舜的后继母都是虐待甚至谋害舜王的反面主角。”（198页）因此韩家庄的一些讲述者对此非常不满，认为是历山人编造的。

另一件事也影响了人际关系。为了在申遗中统一说法，万安被认定为神像巡游的歇脚之处，而非娘娘的正宫，因此，申遗后万安人很不满意，“2012年10月23日，羊獬人上历山给二姑姑拜寿，下来照例到万安吃饭，结果万安人唱了一出《舍饭》的传统剧目，羊獬人特别生气，感觉像是去万安讨饭吃，多数人不吃饭就走了，只剩下十来个人在吃，并要万安人换戏，结果他们又换成《断桥》。这两出戏都是历来禁止在游神庙会期间上演的，羊獬人断言万安人是故意的，绝非无心”。（254-255页）

作者特别重视民间知识分子的动力作用，这一方面是他们能说会道，充满奉献的热情，另一方面，他们热心编写各种传说小册子宣传，形成话语优势。不过，作者意外地发现，很多人写的小册子，都默默地大量化用一部通俗小说《上古神话演义》中的情节，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那些民间写手们从根本上认为写传说即是写历史，是以真实性为终极诉求的，故对《上古神话演义》一书都心照不宣地“用而不引”。（292页）

本书绪论部分对于传说动力学的理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其中提到，他带领的田野调查团队填写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书，并于2008年获批。作为观察者（文化他者），他们也成为传说动力学的一支，并因此不自觉地推动了传说的变异，尽管这个变异外人可能根本无法察觉。这个有意思的现象，让人想起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当然，作者这本书的目的从来不是要描述一个权威的传说版本，动力在，传说就一直在变异中。

《讣告》

【英】基斯·科尔克霍恩、安·罗/著徐龙华/译，新星出版社·读库，2022年1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1995年，创刊150多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终于有了讣告栏目。在两任作者，即本书的两位作者的主持下，《经济学人》的讣告逐渐获得大家的赞誉。讣告专栏每次千字左右的篇幅，选择的人物标准也一直不变，就是他们的生活必须有趣，发人深省，至于是不是名人倒不在乎。就这样，《经济学人》的讣告专栏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出现在他们专栏的有美国总统，有戴安娜王妃，有作家，有导演，有非洲大独裁者，有黑帮老大，有纽约名媛，有消防员，有希特勒日记的伪造者，甚至还有一只非洲灰鹦鹉。

《讣告》一书精选了其中201篇讣告，而你完全可以把这些简短的文章当作人物速写的优秀范例来读。两位作者文笔优美，常有令人赞叹的好句蹦出。短短千字文，既能回顾人物的一生，又能准确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他们的惯常写作套路是：开篇即抛出一个体现人物主要特点的细节描写或故事，迅速吸引读者的关注，再去完成讣告文的规定动作——简述人物的生平。诸如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讣告，开篇写他在拍摄《冬日之光》时，游览了很多教堂，还会和摄影师坐在教堂的长椅上观察光线的变化，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光影的变换，正是伯格曼在电影中一再表现的主题，甚至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注脚。

通常来说，讣告都会选择一个人一生中好的那一面来写，许多过错都随着死亡的降临而被原谅了。但是，《经济学人》的讣告并不如此，他们坚持将一个人好的、不好的那一面都展现出来。比如九个月内扑灭科威特油井大火的英雄消防员，在描写他英雄事迹的同时，作者也会写到他在灭火时会跟科威特政府要求满满一飞机的威士忌，还要申请4000头猪来作为引爆地雷的牺牲品——当然，都被拒绝了。写纽约名媛赫尔姆斯利夫人，说她是傲慢的化身，曾放言“我们不纳税，只有小人物才纳税”，还相信，员工就是雇来被厉声呵斥和扇耳光的。会写证明了吸烟与癌症关系的医生，因为用狗做实验而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

而讣告的结尾，更是令人叫绝。比如美国的“中国通”鲍大可的讣告结尾，写到克林顿总统的一个顾问跑去找他询问该怎么处理中美关系，“鲍大可表示，对华总体政策应该是不做麻烦制造者。‘保持冷静。’”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讣告最后，作者写到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狂热的日本人怀疑他太崇拜西方了。“面对这种责难，黑泽明会指一指自己的古董收藏：与日本漆器并立的，是法式玻璃器皿。两种都很美。他说，日本和西方，在他的头脑中共存。”作家索尔·贝娄成名后，四次婚姻都以失败收场，晚年他的道德意识浮现。讣告的最后一段，作者讲述了贝娄在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前一天的一件小事。“一天晚上，一家餐厅的侍者端上一道可笑的甜点，这位八十四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盯着上面均匀排布成一圈的点点果酱。‘啊，’他立即调皮地评论道，‘欧几里得的痘痘！’”哈哈哈，大笑三声出门去。（如果现在出得去的话！）

《给孩子的散文》

李陀、北岛/选编，中信出版集团·活字文化，2015年6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确实是从孩子的书架上拿的，不过大胆推测一下，这里头大多数的文章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大人应该是没读过的，倒也不用视之为童书。两位编者遴选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散文46篇，从鲁迅、郁达夫、丰子恺、老舍到史铁生、韩少功、王安忆、莫言等当代作家，最后一篇是李娟的《河边洗衣服的时光》。

在坐井观天的日子里，读鲁迅写“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好的故事》），风物之美与风物排列之美，令人低回。看汪曾祺罗列着炙子骨头、索粉、白肉胡饼、太平毕罗、缕肉羹、莲花肉饼、炙金肠、独下馒头、肚羹（《宋朝人的吃喝》），一时浮想翩翩。还有顾城《学诗笔记》里这段如诗般的文字：“草是在苦咸的土地上长出来的，那么细小，又那么密集，站在天空下，站在乌云和烈日下，迎接着不可避免的一切。没有谁知道它们，没有彩蝶、蜜蜂，没有惊奇的叹息、赞美；然而，它们却生长着，并开出小小的花来，骄傲地举过头顶……它们告诉我春天，告诉我诗的责任。”

《关羽：由凡入圣的历史与想象》

【荷】田海/著王健等/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3月版

关羽的形象无人不知，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关羽的印象都来自《三国演义》。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是虚构作品，不是历史，但仍不由自主地以小说中的形象代入。本书追溯了关公崇拜的历史性演变和多重面相，作者结合大量史料和遗迹，甚至田野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对背后的文化机制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关羽信仰兴起于口头文化，而非大多数研究主张的三国叙事传统。

作者指出，关公信仰自10世纪晚期11世纪初期开始在北方逐渐流行，远在三国故事成为主流的叙事传统之前。为了取代秦汉鼎革的传奇叙事，明初政府推广了三国故事并且取得了成功。这个叙事传统强调了主角们——三个结义兄弟刘备、关羽、张飞，以及巧妙的智将诸葛亮——的忠义。而对关公的宗教性崇拜早在这个建基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推广运动出现之前就已经流行开来……最后，三国叙事的流行也从未引发人们对其他主角的类似崇祀，例如刘备、张飞和诸葛亮。（95-96页）

如果关羽的历史功绩在其信仰的兴起和传播中起到了系统性的作用，那么关公信仰的地理分布及其具体内容应当与现在十分不同。也就是说，他的信仰就应该在前蜀汉地区传播得更广，而在他的死地的前统治区魏地和吴地销声匿迹。但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况恰好相反。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叙事传统或历史记载对这个信仰的合法化毫无帮助。（96页）

虽然这一说法并不足以影响我们对关羽的喜爱和玩各种三国的游戏，但不可否认，这是很有力度、很有逻辑的质疑和推论。

关公信仰崇拜起源于湖北当阳玉泉山，并与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有关，“以恶魔形象示人的关公协助智顗修建了寺院……关公和天台寺院之间的这种关系并未成为大的天台宗传统中的一部分……只是到了明末，远在浙江天台山的僧人才开始讲述关公的故事，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关公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天台山本身的声望”。（43页）事实上，关公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作者指出，“宋元之间的一个巨大变化无疑与南方道教驱邪赶鬼仪式影响的日益增强密切相关。作为护法将军的关公崇拜的流行，正是这一信仰的一部分”。（60页）与此同时，“在11世纪，尤其是在解州附近的其他县里，关羽信仰的原型已经逐渐成熟，并逐渐流布于中国北方的其他地区。这一信仰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地方社会崇拜，而并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保卫盐池才获得人们的崇祀”。（63页）

作者同时指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直到北宋时期，关公信仰只在北方流行，在南方的关公庙，作者只找到两处记载，分别位于福建邵武和浙江海盐。（106页）所以，关公信仰之后的遍布全国，还有一个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作者认为，来自不同区域的移民群体在信仰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3页）不过，对于这些传播的路径和形式，作者也只是做出一些猜测，比如关公作为解州盐池的保护神，很可能随着盐商散布。

在第六、七、八章中，作者介绍了关公信仰的不同面向，如雨神、财神、士人的保护神、救劫者等。这也是造神运动中逐渐弥散的过程。

在阅读中，也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或疑惑，比如，作者引用的唐代一首诗中有“衔悲向陈迹”，他认为“陈”指南陈政权，这大概是误读，“陈迹”即“遗迹”。（37页）

在31页中，作者指出：“关公崇拜反映了当时一种相对新兴的崇拜类型，即人们会崇拜那些遭受暴力横死而变成饿鬼的人。这一类型的崇拜经常成为志怪小说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志怪小说是文化精英阶层中流行的一种故事体裁。”并且认为关公传说中所率领的“阴兵”是恶魔的部属。这里似乎亦有可以讨论之处。古人对于逝者的认识，一直存在两种互相矛盾的面向，一方面认为是自己的祖先，会保佑自己，另一方面，又担心逝者会回到阳间作祟，骚扰活人。至少在中古时期，这两种面向是混杂在一起的，从当时出土的镇墓文、买地券就可以看出。所以，很难说玉泉山关公显灵的传说就一定说明他是恶鬼或恶魔，那种超能力，很难用善恶两分的标准来判断。进一步地说，“阴兵”在志怪小说中也并非专指恶鬼或疫鬼，很多时候是地方的保护神之部属，在《北梦琐言》中，甚至有阴兵为阳间疏浚河道的记载。

在172页，作者举了《子不语》卷十七的一则记录，然后说：“由于武力展示是驱魔活动，这一出包含‘大花脸’的特别演出成了一种驱魔方式，把所有的鬼观众吓走了，并揭开了这个演出地点的本来面目。”不过这则记载说的是鬼魂唱堂会被阳间说破的情况，并非关公驱鬼所致。记载中，鬼魂曾吩咐戏班子：“只要唱生旦戏，不许大花面上堂，用大锣大鼓，扰乱取厌。”已有暗示，在《耳谈》的一则记载中有明确说明：“鬼属阴，故惧雄声大拨也。”其他与关公无关的戏曲演出中也有类似的暗示，即鬼为阴物，鬼的社会生活不宜与阳间冲突，如被说破或看破，会立刻消失。所以这一则记载并不能说明关公戏具有驱鬼功能。

《红山动物园是我家》

沈志军、朱赢椿/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2年1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在这个无法逛动物园的春天，这本关于动物园的小书是一种难得的慰藉。通人性的灵长动物、被上帝偏爱的猫科动物、被萌化的顶流大熊猫……纸面上的游园之旅虽然折损了感官的享受，却给了读者慢慢了解每一物种甚至细细辨认每只动物的余裕。

饲养员和他们照料的动物朋友间的私房故事尤其珍贵，他们娓娓讲述自己的日常工作，关于动物园里的新生与老去、竞争与友爱，以“一种生命陪伴另一种生命”的平等态度看待人与动物的关系。最打动我的是黑熊宝宝石头和珍珠不肯回家的故事。一个早春的夜晚，下午吃饱喝足的两只小熊决定不吃晚饭了，挂在外展区的树上看月亮，饲养员们坐在地上商量对策，不禁被眼前画面的宁静美好所感动，于是放弃了叫它们回家的打算，只是为它们打开卧室的门并放上食物。这是它们第一次在野外过夜，第二天早晨，两只小熊在山坡上的草丛中相拥而眠。饲养员彭培拉在这则故事的结尾处说，“珍珠和石头一定在夜晚的大自然中学习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友谊，也许是勇气，也许是晨光与鸟叫的联系，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属于熊的小秘密。”

《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

【英】白锦文/编何文忠、蔡思慧、郑文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传染病总是会引发恐慌，而恐慌亦会传染、蔓延成疾。

《恐慌帝国》是一部关于“恐慌”主题的学术论文集，以19世纪初的东亚到21世纪的美国等一系列案例研究，试图讨论什么是恐慌、人们如何理解恐慌，以及恐慌如何被管理及利用。论文集收入的文章多以传染病为切入点，如黄热病、霍乱、鼠疫、流感，而引发恐慌的不仅仅是疾病。

以本书第五章为例。这篇文章关注的是印度经历的两次传染病——1896-1897年的腺鼠疫（黑死病）与1918年-1919年的大流感。这两种传染病在全球范围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而印度所受的打击尤为巨大。然而两次传染病的社会反应却形成了鲜明对比，危机的严重性与其引发的恐慌程度也并不对等。腺鼠疫从1896年传播到印度，到1921年死亡人数达1000万人，而大流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夺走了1200万条人命，但无论是在英国的殖民政权中还是印度本土被殖民者之间，鼠疫引发的恐慌却是更严重的——大量人口出逃，谣言四起，政府的干预措施不被信任，还遭到强烈的猜疑和反对。在孟买，工人袭击医院，在其他地方，救护车遭到袭击，欧洲人被追打，1897年6月一名鼠疫专员遭到暗杀……愤怒的政府决定更加坚决地采取强制和镇压措施，但结果是防疫措施执行成本极高，且耗费大量行政资源。如此反而拉长了与鼠疫的斗争，印度的局部鼠疫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作者从不同疾病的传染病学对比、社会文化建构、政府和公共卫生反应差异、传染病暴发时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国际形势中寻找答案。

《恐慌帝国》涉及的多数案例主要关注英国这一殖民帝国，最后两三章将读者视野带到20世纪和21世纪，冷战、反恐、全球金融、新型传染病，焦虑、恐慌从未下场……过去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又如何处置今天的不安？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著孙唯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常读常新的一本通俗小书，手中是2021年5月第3次印刷的版本——面市首月即两次加印，读者热情可见一斑。如作者所言，近年来有一股“历史的热潮”：历史写作（尤其是通俗历史读物）受人追捧，博物馆喜欢举办关于历史人物或事件的展览陈列，越来越多人调查和探寻自己的家族历史。历史学者不再需要“为历史学辩护”，口干舌燥地向大众解释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用；人们想知道，历史在现实中如何被“运用”与“滥用”，或者说，历史这位“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怎样被“打扮”的？

用历史来宣示主权和领土的合法性，来确立身份认同，来为民族主义提供动力，来动员人们实现未来的目标，来灌输和传递价值，甚至攻击和贬低他人……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以宏阔的视野从欧洲、北美各国乃至中国、印度和日本的历史中旁征博引，讲述了这些五花八门的“功效”，细节暂不剧透。总之，“过去也可以被我们用来达到当下的一切的目的”，而“当我们制造谎言或是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书写历史时，我们就在滥用历史”。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是一战时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也是声名卓著的国际关系史专家，但她透露自己那本关于一战战后大国博弈的历史著作在1980年代根本没有出版商感兴趣，直到1990年代冷战格局打破、国际局势变化后才重新受到关注。她认为“今天的世界局势很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或是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在如今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况面前，历史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简单易懂的解释”，因此很多人将目光投向历史，希望从中获得对当下局势的答案。

她也注意到，过去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圈子正变得越来越小，“如果他们（专业研究者）不能让公众读懂他们的研究内容，那么就会有其他人来填补这项空白”。可能是将自己塑造成神话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误用或者滥用历史；也可能是业余历史爱好者，不能深入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面貌，讲述一个看起来善恶分明的故事，但只能讲述历史事实的部分真相。所以，“专业的历史学者不该将自己的领域拱手让人”，并且“绝不能完全放弃研究政治史，转而去全身心研究社会史或文化史”。

麦克米伦认为，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研究中学到谦卑、怀疑和自我反思，那么历史就是非常有用的。她援引英国文学家约翰·凯里的一段话说：“历史最有用的作用之一，就是让我们明白，过去几代人是多么强烈、真诚和痛苦地追求他们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如今在我们看来又是多么荒谬或可耻的。”例如，很多人曾誓死捍卫奴隶制度，曾断言人类种族有优等和劣等之分，甚至几十年前还有人觉得女性和黑人不可能胜任工程师或医生的工作……“我们应该警惕那些以历史的名义提出的宏大主张，以及那些号称一劳永逸地发现了历史真相的人。”最后，她写道：“我唯一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历史，享受历史，但应该始终严谨地对待历史。”

《猎魔人》

【波兰】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著乌兰、赵琳、小龙/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1月-2022年1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奇幻小说八卷，从2015年出版到今年初才出完，中间还经历了一次译文的修订。根据这部书的故事衍生的同名游戏也有、电视剧也有，互相帮衬着，已经让这部书很有名了。

可能与一般的奇幻故事不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虽然也戴着主角光环，但是没什么用。猎魔人这种身份在这个架空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被厌恶而又被需要的职业。也正因此，故事里不乏随处冒出来的轻松幽默感，但是整体上浸泡在一种无力的氛围里。

作为一个当代创作者，已经有丰富的、经过收集和整理的民间传说可供写作取用了，作者当然没有放弃充分利用、改写这些素材。通俗文学而已，就不摘录其中部分了。

八卷本很长，也是作为拥趸在这七八年里陆陆续续收集起来的，买了则未必都看过，正好在时下这个机会，争取读完它吧。

《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

【英】罗伯特·萨格登/著方钦/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推荐语：

关于《权利、合作与福利的经济学》这本书，有两种介绍方法。

一种呢，正儿八经、一板一眼：博弈论制度分析领域的奠基之作，在休谟的《人性论》和大卫·刘易斯的《惯例》的基础上，结合源自生物学领域的演化博弈论工具，拓展形成的一套有关社会制度自发生成及演化的理论体系。相信大多数人还没读完这个长句，就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还有一种，就要松弛很多了：这本书就是经济学家跟大家聊聊“道德”。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道德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为啥需要道德？

当然，介绍方法松弛，不等于这本书松弛，它的确是一本非常严肃，充斥着各种术语和公式的经济学经典。读者——尤其是非经济学专业背景的读者——读来感到艰深晦涩，也是非常正常的。不过，这本书前有一篇韦森老师的中译序《努力探寻社会惯例的自发生成机制》，还有一篇翻译了这本书的方钦老师的译者序，在我看来，光是这两篇序言，就让这本书值回票价了。通过两位学者的解说，再来阅读此书，大家可以更加深入地体会，萨格登教授如何（通过利用博弈论工具）深化休谟关于道德的理论：道德不仅是人为的，而且还是经由人们遵循惯例的行为而生成的。

《上海支援全国（1949-1976）》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5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推荐语：

在过去一个月里，全国支援上海战疫，仅各地来沪的医务人员，就有数万名之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支援全国则是“中央交给上海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从“全国一盘棋”战略出发，中央要求上海等国家最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立足全国，在技术、设备、人才各方面，支援中小城市发展地方工业，帮助工业不发达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到1958年，上海动员赴外地参工农业建设的劳动者共计一百五十万人以上，1950年到1962年，外迁的工厂企业，共计六百七十九户。两卷本《上海支援全国》，通过综述、分述、口述、档案文献、报刊文摘，向我们呈现了这段历史。

以上海对福建的支援为例。1959年夏，祖籍福建长汀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到福建参观考察，对福建的工业建设很关心。当福建提出把上海里弄的一些小工厂搬到福建来，他当即表示支持。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几十个上海工厂迁移到福建。它们虽然多是里弄工厂，却带去了当时国内先进的生产工业和管理经验，使福建工业有了较高的发展起点，很快就形成了自身的“造血”功能。

书中特别介绍了三明市的情况。三明市在1957年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仅六千余人的小山城，在被确定为福建省工业基地之后，一路路建设大军云集，掀起了创业热潮。然而，作为重工业基地，三明的企业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小伙，如不配套发展一批轻纺工业和服务业，不招收一批女工，他们以后找对象谈恋爱就有困难。于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找到陈丕显，请求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并得到了后者的支持。上海对三明的配套支援，很好地解决了企业工人的个人问题，也促进三明市迅速繁荣起来，使三明从重工业城市开始向门类齐全的工业城市转化。书中所录上海三星糖果厂迁为三明市食品厂、上海国棉二十六厂迁为三明纺织厂、上海立丰染织厂迁为三明印染厂经过的口述，都是关于这段历史的珍贵材料。

令今天的读者意想不到的是，在支援建设的过程中，上海与福建还产生了文化方面的关联。因为内迁的职工及家属渴望看到越剧，1959年1月26日，上海市文化局将芳华越剧团全团六十六人连同家属八十三人，由团长尹桂芳率领，迁到福州。芳华到福州后，克服各种困难，深入各地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也逐渐争取到大批新观众。至改革开放初期，福建全省越剧团最多时达三十多个，越剧成为仅次于闽剧的全省第二大剧种。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德】娜塔莎·沃丁/著【德】祁沁雯/译，新星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是一部德国作家娜塔莎·沃丁的家族史作品。但它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史写作，没有采用线性叙述，而是采用拼图式的、片段式的写法，让读者代入作者视角，跟随她一起寻找其家族史上一块又一块的拼图。初读起来线索繁杂，作者大量的心理活动也略显“絮叨”，但就像优秀的侦探小说一样，开头总是悬念重重、云山雾绕，耐心读下去，找到的拼图越来越多，作者家族史的全貌也就慢慢呈现出来。娜塔莎·沃丁的母亲1920年生于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1943年被送至德国强制劳役，二战后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1956年10月自杀。在她36年的人生中，经历了苏俄内战、大清洗、饥荒和德国劳役，战后被遗忘在茫茫人海之中。作者家族成员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一则关于东欧苦难的历史寓言。母亲生前常对娜塔莎·沃丁说：“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贯穿了作者的童年。最终，在娜塔莎70多岁时，通过不懈地找寻，她终于看见了母亲“曾见到的”，那个被侵略、被侮辱的非常年代。

《我心深处》

【美】伍迪·艾伦、【瑞典】史提格·比约克曼/著，周欣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雅众文化，2020年6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这是一本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访谈录，也算是将近20年前的对话了。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伍迪·艾伦前期的电影创作。英文原版出版于2005年，那之后伍迪·艾伦还是拍了很多有趣的电影，但从这本书中无法获取他关于那些电影的想法。看他拍的电影，总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但其实老爷子现在已经86岁高龄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在用一台跟随自己四十多年的打字机写作，从未用过电脑，足以显示他的年龄。不过不确定20年过去，他的习惯是否改变。和这个年龄段的文化人一样（或许可以不分国界），尽管他将自己定义为喜剧演员，自称不像菲利普·罗斯和索尔·贝娄那样的作家深刻和严肃，但他的文化修养深厚，这同他所长大的时代不无关系。不过，出生于20世纪的美国，没有被生活抽打过的伍迪·艾伦对于名利没有执念，放在某些地方就像衣食无忧、追寻内心的00后一般。他说，“精神病院会让病人编竹篮或用手指画画，因为这些事情能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这也是我拍电影的目的。这些年来我发现各种奖项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真正欢快的是拍电影的过程。”读这本访谈录还有一个有趣的收获，那就是尽管笔下创造出许多神经质人物，伍迪·艾伦本人其实生活规律，情绪稳定——“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瓶颈期，我也不会坐在家里喝酒，更不会邀请各种女人到家里来，也没有经历过混乱的婚姻。”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

【美】施珊珊/著邵长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版

虽然立生祠的现象在汉代就有了，但猜想起来，很多人应该都是因为魏忠贤而知道生祠的。浙江巡抚潘汝祯，看到同僚们给魏忠贤做了干儿子、干孙子之后，快马加鞭地加官进爵，于是潘巡抚上了道奏章，说是杭州的纺织工人协会集体签名请愿，一定要给魏九千岁建造祠堂，这样可以每天祭拜，表表忠心。不久，诏书下来，没多说什么，只是给祠堂题词“普德”。这几乎是明示了，潘巡抚将全部身家性命梭哈，结果一把赌赢。很快，在全国就掀起了一轮建造魏氏生祠、撰写谀词的高潮。某监生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魏千岁功德可以与孔圣人比肩，应该把庙造在太学旁，祭祀待遇参照孔子。各地纷纷上疏：要求把周敦颐和二程的庙也拆了，造魏忠贤庙，理学家这等萤火小虫，也敢跟魏神仙争辉。可惜等奏章送到北京，明熹宗已一命呜呼，新登基的是崇祯皇帝。结局自然不必多说。

很有意思的是，本书并未讨论魏忠贤立生祠的事，只是在开始很具画面感地介绍了魏忠贤生祠的概况：“每处生祠都竖立起一座高大的颂德碑……每一座生祠正中都矗立着魏忠贤的塑像，大多是木制、青铜或鎏金的塑像。”（10页）显然，本书的目的不在讨论一个事件，而是将生祠置于明代的政治和信仰之间进行研究，通过大量碑刻记录、地方方志和文人文集，考察了生祠制度，阐发了对明代政治与思想体系的思考。本书九章分为三个部分：基础和地面、立柱和横梁、墙壁和屋顶，分别讨论生祠建造的基本情况及其制度合法性、生祠所反映出的晚明的政治空间和平民主义等问题，以及在更大尺度上讨论晚明的“生祠实践显示了另一种隐秘的拟构性的封建制，以家庭为隐喻，建立起一个以朝廷所任官僚为中心的‘影子地方国家’，赋予他们一种超越朝廷委任的权力”。（296页）即书名所说的“小天命”。

作者指出，明代立生祠的标准中，很重要的是在司法公正与民生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地方官和军官。（89-95页）因此，生祠“体现了州县官和地方百姓之间拟构的亲子关系”。（132页）而明朝廷对地方立生祠的宽松态度，在作者看来，“从四个方面为明代平民主义图景增添了明确的政治维度。首先……将生祠看成是政治参与的场所，意味着把注意力转向日常政治……第二，在生祠记中，平民的确与地方士绅和生员合作，但有时也会率先成为对天子所任官僚进行纪念或批评的发起者。第三，生祠碑超越了大众的情感表达和汉代的谶纬之说，其中的对话展现出平民理性地、深思熟虑地表达自己观点。最后，即便是高级官僚所撰写的碑记也认为，包括平民在内的当地百姓的政治参与，并不仅仅是一种形诸实践的事实，同时也是天命政治下完全合法化的存在。”（227-228页）

作者反复提及生祠所体现的平民主义，是因为她认为生祠背后隐藏的政治伦理：“必须认识到明代政治话语的另一脉络：广大民众是治理好坏的最终评判者，他们有权在长久存续的制度和刻于石上的公共性文本中表达自己的观点。”（286-287页）而她最后总结的“小天命”的十大特征，也是在这一论断上展开的。

这些视角非常有意思，与我们一般人了解的晚明大为不同，所以会有些困惑：首先，在作者的叙述中，明人特别是百姓，几乎不很在意生祠与遗祠的差别，如果生祠体现了明代的平民主义，在遗祠中是否也有体现？其次，作者发现，“承诺将永恒纪念的生祠大多都迅速走向了衰败”。（171页）很可能是因为生祠在灵验程度上无法与遗祠竞争，且士大夫也尽量避免百姓对生祠的崇奉走向怪力乱神。在祠祀竞争中处于全面下风的生祠，在普通百姓中的影响并不那么大，而其所代表的政治空间，可能亦很有限。第三，作者也承认，“本书所研究的每一方石碑，都有可能是由腐败的、非法的地方官绅相勾结拼凑出来的一通谎言。”（286页）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些生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真正普通百姓的民意，而这些制造出来的民意与地方政治乃至整个政治文化的关系又有多大的关联。毕竟，每一个中国读者，都应该能更深切地体会什么是“由腐败的、非法的地方官绅相勾结拼凑出来的一通谎言”。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记载的一段话，可能更能帮助我理解什么是民意：

王锡爵尝语顾宪成曰：“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

《压裂的底层》

【美】伊丽莎·格里斯沃尔德/著曾小楚/译，文汇出版社/新经典·琥珀，2022年1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我想以按语中的一段话作为开头：“对于自己的能源需求，美国的应对方法一直都是再往下挖。过去几十年来，一种名为‘水力压裂法’——简称‘压裂法’——的技术创新，使得开采深层岩石中的天然气成为可能……十年前，压裂法掀起了一阵‘天然气热潮’，大量的资金因此涌向阿巴拉契亚地区。它同时也对那些生活在碳开采地区的生命造成了伤害。”那些看似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开采，仅仅为当地人带来每年几百美元的土地使用费，采矿产生的大部分利润却去了别的地方。

更为严重的是，当富豪们离开后，留下的是几千英里被酸性采矿废水污染的红色溪流、堆积如山的矿渣，和煤矿带上一座座被掏空的城镇。企业城面临大规模的失业，还有工业所留下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在本书中，作者通过描述单身母亲斯泰茜·黑尼和其家庭的困境，揭露了工业区内人民遭遇的经济、健康，以及精神危机。

对于斯泰茜而言，开采不仅破坏了过去的田园生活，也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一边是赚得盆满钵满的人，一边是水、空气和健康受到威胁的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当地人对政府信任的破裂，以及面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巨头时的无能为力。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