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汪兆骞有哪些故事？

汪兆骞老师，著名评论家、作家、学者、编辑家、有名文史作家。
1985年的一天，《当代》杂志社里、四十四岁的汪兆骞像往常一样、经过了一个上午的繁忙工作、刚打算借着中午的休息时间喘口气，一位陌生访客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我们刚吃完饭、正在编辑部聊天儿，自己就看见有一个穿着T恤、圆领衫，穿着拖鞋短裤衩、一个中学生，推门进到我们那个编辑部，他说老师、我写了一个东西，不知道行不行、请你们看看，他就把厚厚的一沓稿就推给一个老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汪兆骞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当代》杂志社的一名普通编辑，审稿、改稿、跟作家打交道就是他的日常工作，每个月邮局都会送来好几麻袋的读者来稿，汪兆骞的任务就是在应接不暇的投稿中发现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代》从1979年创刊开始、凭借着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雄厚的平台、一跃成为全国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期待着自己的作品能够在《当代》上发表，像作者直闯编辑部、当面投稿这样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老师、请看看我的稿子吧，当时、那位年轻人留下这句话便羞涩地匆匆离开了，编辑们没有丝毫地讶异、对这个年轻人也没有特别留意。就觉得看上去一个很单纯的，圆乎乎的、很白净的、眉清目秀的一个中学生吧，做文学梦的人很多、也不太在意，所以大伙也就、没有太多地对他关注，这个作品我们老编辑看完以后、挺高兴，就跟我们讲，说刚才来那个孩子行啊、有点儿灵气，说他这个东西还有点儿意思、有点儿意思、太长，大伙说、长你就、帮帮他，给他改改，他就动手删了删，然后就发了，叫《空中小姐》，这位被称赞为“有点儿灵气”的年轻人正是二十七岁的王朔，敲开《当代》大门的时候、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文学爱好者，还好《当代》的选稿标准是只看作品、不看名气，汪兆骞和同事们看中王朔在《空中小姐》中展现的真诚与浪漫，于是很快就在《当代》杂志上刊发了这篇中篇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位空中小姐，男主人公是一位退伍海军，故事里有不少情节是描写部队生活的，在被故事吸引的同时、汪兆骞心里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位年轻人能够如此真实地描述部队生活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开始走近并了解王朔这个人。王朔呢是、参过军，后来不当兵了、要写作，就没经过他父亲同意就复员了、辞职了，然后自己开个饭店、自己当老板又当厨师，结果这个饭店没开业多长时间，就被这些同伙、被马未都，被朱晓平、就写《桑树坪纪事》那很著名的小说家，被他这一帮朋友们、到那儿去就吃，亏本、关张，后来说干脆开出租汽车吧，当时很流行啊，然后凑钱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刚买了不久、那车是卖给他的人偷来的，结果司机也没当成。他甚至于当过什么呢，北京和深圳不做生意嘛、倒卖服装嘛，经常有款不结、他就成了一个讨债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南方去、给人家讨债。实在没法生存了，所以王朔说，我是在被逼无奈情况下才写文学、才码字儿的，我不是一想上来就当作家、想成名、想流传千古的，我是生活被迫无奈。生活的摔打，让王朔成了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大都是操着一口北京腔的叛逆小子，所做的事情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既不崇高、也不伟大，甚至时不时地还脱离一下常规。王朔写出这样的作品，在思想相对保守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绝对是乍眼的少数派，他的作品被冠以“痞子文学”的头衔儿，而汪兆骞身为编辑、亲眼看着王朔在文学上起步，在他的眼里，王朔的作品、有其独特的价值。侯耀华有几句名言，他说王朔的作品就像暖瓶、以外在的冷峭包裹着一壶滚烫的水，它是以温补的形势时不时给生活扎上一针，这多么形象啊。王蒙说王朔，尽管不是最优秀作品，但它总是一种风格、总丰富了我们的小说手段、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坛。每天过手那么多的稿子，汪兆骞在文学上的鉴赏能力自然也非同一般，在他看来、文学风格应该是百花齐放，王朔的个性写作恰恰代表了一种新生的力量，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思想解放不谋而合，汪兆骞打算继续在《当代》上发表王朔的作品，为此、他开始不着痕迹地向王朔约稿。自己不主动提，自己没有说，哎呦王朔你把作品给我，自己从来不那样、那种露骨地去组稿，就是你觉得我可以信赖了，咱俩成了朋友了、你可以把稿子给我；如果你还不信赖你再等一段时间、你早晚能信任我，那么这样呢，王朔以后所有的作品先给自己、让自己看，你挑、挑剩下他再给别人，比如说、有一次他一下子拿了三个中篇《动物凶猛》、《永失我爱》、《无人喝采》，拿了三个篇子，说老汪，不、汪爷，文坛上把自己叫汪爷，就是王朔给自己起的，汪爷您挑、您挑，挑完了之后我给别人。在三篇小说中，汪兆骞挑中了《永失我爱》和《无人喝彩》，1992年、这两篇小说被王朔改编成电视剧《过把瘾》。当时，它充满了现实感的情节和生活化的台词、在众多电视剧中独树一帜、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电视剧作品，由此、王朔风格成为创造力和张扬个性的同义语，当初青涩的文学青年理直气壮地站到了文坛上。虽然围绕着他的争议从未停止，但王朔的地位却是实实在在地坐稳了，而汪兆骞的慧眼识珠也成了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汪兆骞常常被邀请参加各种聚会，这些聚会大都漫无主题，只是三五好友饮酒喝茶、谈天说地，直到现在，这种文人间的聚会还很常见。在一次聚会上，汪兆骞见到了一位同龄人，他的气质与在场高谈阔论、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迥然不同，所以一下子就吸引了汪兆骞的注意。他是看上去比较老实厚道，很朴实、像一个农民，开玩笑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他满脸的皱纹就像黄土高原上的沟壑。汪兆骞见到的这个人正是陈忠实，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是文坛上的创作主流，陈忠实虽然凭借着《初夏》等短篇小说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但是在长篇小说这一领域中、却始终没有突破，因此、他心中的苦闷和忧郁可想而知，而那时的汪兆骞心中也有着类似的苦闷，这事儿、还得从一个电话说起。自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花城》杂志的主编方汉生给自己打的，他说兆骞、你们总有茅盾文学奖作品，我们《花城》就没有，我告诉你，我马上就要发一部堪可成为茅盾文学奖的优秀作品。自己说谁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与《花城》还有《收获》和《十月》并称为文字期刊中的龙头老大，它们雄踞南北，以文学作品隔空过招、颇有些华山论剑的意味。当时汪兆骞眼看着《花城》发表的《平凡的世界》夺得了茅盾文学奖，自家杂志社暂时落于人后、心里颇不是滋味，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发掘出一部能与《平凡的世界》相媲美的长篇小说呢，很长一段时间里、汪兆骞的工作一直没有太大地突破，同样处于瓶颈期的汪兆骞和陈忠实很快就产生了共鸣，几次聚会下来、他们就成了朋友，然而就在这个时侯、陈忠实却从热闹的文坛聚会中消失了。他自己躲起来了，从繁华的大城市西安、自己就躲到了元上，他的老家灞河元上，他和农民完全融在一体，人家农民、陕西农民吃饭不是在家里面吃、也不用筷子，一个人拿着一个大碗、类似于小盆一样的碗、盛上胡辣汤，然后就、用他们的话就是“噶球”在门楼下面、开始发出响声地开始喝汤，这个时候成了大家议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他也跟别人谈天说地，在谈话中来了解民情、来搜集他所需要的材料，农民红白喜事、按理说你是个作家，你就躲着写吧、不，他参与，人家哭他也跟着哭；农民有什么活动。比方唱秦腔他也跟着高声唱，他喜欢喝酒。汪兆骞后来才知道，陈忠实远离城市的喧嚣、是为了写一部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整整五年的时间里、陈忠实躲在白鹿原的世界里、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力进行着文学创作。他有的时候写着写着，被人物感动了、痛哭流涕。有的时候，当他写不下去了，他又跑到元上、夜间，他喜欢抽烟、特别喜欢抽雪茄，抽烟、点着火以后、点着了烟。然后顺手又把元上的枯草一点，看着枯草被风一吹、铺向远方，他的思绪也跟着那个火向远方走去，就在这样地情况下、整整五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书，写完了之后他还是很忐忑，到底写得怎么样、他不敢拿出来、他就请几个老朋友，特别好的老朋友、让他们看一看。接到陈忠实的电话，汪兆骞喜出望外，他马上派了两位《当代》杂志社的编辑赶赴西安、到陈忠实的家里取稿。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像电子邮件、复印这样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出现，所以去作家所在的城市组稿、就成了杂志社里一种很常见的工作方式。可是，当两位编辑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安的时候、让人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忠实实在太纯朴了，领着他们逛大雁塔、华清池、去看看兵马俑，就是不给他编辑看作品，最后总要走了，他送人家两个编辑上火车的时候、拿着一个非常工整的一沓文稿，就交给了编辑，说了类似下面这样的话，他说这是我五年的心血，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就等于我把孩子的生命连同我的性命一块儿交给你们了，然后告别。这种沉重的最后的嘱托、编辑就觉得受不了，忠实怎么这么说呢，两个人上车、卧铺，分开以后两人开始看，从此两个人没有入睡，在列车上看了一晚上，分别交换，看完以后、兴奋地跑到编辑部讲，这是一部传世之作，然后我们分头看，一看，果然是。这么多年来，没有读到过这样精采的小说了，一个字不给动，没给他删改，我们就发表了。《白鹿原》连载于一九九二年《当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当代》第一期，这两期杂志恰好是由汪兆骞主管的，为了保证不出现任何纰漏，汪兆骞足足看了三遍稿子，一字未改便付梓发表，是《当代》编辑部给《白鹿原》的最高待遇。三个月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的单行本，小说《白鹿原》描写的是陕西关中平原上白、鹿两家半个世纪里的恩怨纷争，是一部恢弘激荡的农村史诗，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也是农村式的，野性原始、大胆露骨，出版社拿不准读者们能否接受，所以这部小说一开始的印数只有七千册，小说发行之后、汪兆骞专门参加了《白鹿原》的作品研讨会。正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消息，说坏了、说这部书在外面已经有盗版了，我们就开动所有的机器开印，再开印也印不过盗版，几十万几十万地印，这部书最后大概印了几百万吧，盗版恐怕就无计其数了。随着这本书流传越来越广泛，引起的非议也越来越多，所有的争论主要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这本书当中的性描写是否太多太露骨，在许多评论家看来、书中有许多性描写是毫无必要的，但是、在汪兆骞看来，作者笔下的性描写都是为了烘托情节、都是为了塑造人物、更是为了反映人性。作为一个、新兴的一个人物，他那种得意、很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他纵情声色、很自然，《废都》写性，但是他写性写什么，写知识分子在世纪末的时候那种恐惧、那种世纪末的一种对未来不可知，他怎么办，他只好纵情声色，任何作品、只要能够深刻地反映人性，那么写性也是一种手段。因为关于性描写的争论尘埃未定，《白鹿原》在1994年的茅盾文学奖中落选，之后、陈忠实对《白鹿原》进行了删减，终于在1998年夺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个奖项不仅让陈忠实实现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文学抱负，也让汪兆骞实现了十年前许下的做一部与《平凡的世界》相媲美的长篇小说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逐渐接受了《白鹿原》中紧紧围绕情节和人性而展开的性描写，1998年之后、陈忠实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对《白鹿原》进行了毫无删改的再版，不改一字、成为编辑对这部小说做出的一致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