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男子，来看看他不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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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歌德的生平与思想

歌德生平

1749年8月28日，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出生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家庭。歌德的父亲拥有法学博士学位，虽然没能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官半职，但他为自己求得了“皇家法律顾问”的称号。与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歌德父亲相比，歌德母亲的家族则显赫许多，歌德的外祖父是法兰克福的

市长，他为歌德取了同自己一样的名字—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父亲比歌德的母亲年长21岁，两人婚后育有多子，但只有歌德和小一岁的妹妹科尼丽亚存活了下来。38岁得子的歌德父亲对歌德寄予了厚望，在歌德年仅4岁的时候就请来了家庭教师，教授他法文、英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多门语言，同时歌德还要上绘画、钢琴、马术等课程。年幼的歌德在此过程中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尤其是在文学方面，这让父亲更加重视对歌德的教育，甚至亲自担任儿子的老师。不过，与总以严父形象出现的父亲相比，歌德与母亲以及外祖母的关系更为亲密。年轻的母亲温柔耐心，时常给予歌德鼓励并经常用生动的语言为歌德讲故事，外祖母则热衷于为孩子们准备各式零食和玩具，喜爱木偶戏的她曾送给歌德一套表演木偶戏的玩具人偶，歌德与小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他忙着排练剧本，甚至开始自己创作。歌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种儿童的玩意儿和劳作从多方面训练和促进了我的创造力、表现力、想象力，以及每一种技巧”，“从父亲那里，我得到强壮的体魄和做一个正直人的人生观;从母亲那儿，则继承了她乐观的性格和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18世纪中期，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帝国土地上割据着大大小小300多个邦国，而当时的法兰克福是一座商业发达、享有一定自治权的帝国自由市。1756年，欧洲主要几个强国为巩固各自的霸权打响了“七年战争”，战火也烧到了法兰克福。1758年开始，法兰克福长期处于法国军队的统治之下，歌德家也先后住进了法军将领多伦伯爵和秘书处主任莫里兹先生。通过与两位的接触，歌德的法语知识和数学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而在法兰克福上演的法国戏剧更是加深了歌德对戏剧的兴趣与理解。

1765年，歌德在父亲的安排下前往莱比锡大学修习法律，虽然热爱文学与艺术的他更倾向去哥廷根大学深造。拥有着法学博士学位却未曾在法律领域有所作为的父亲一直把歌德视作自己梦想的延续，然而歌德自身却对法律没有丝毫兴趣，因此他决定在兼顾法律学习之余在莱比锡继续自己对文学与艺术的追求。

在充满朝气、有小巴黎之称的莱比锡，歌德度过了三年无拘无束的时光。除了枯燥乏味的法律课程，歌德可以依据自己的爱好安排生活:他拜访了文学教授克里斯蒂安·格勒特(Christian Gellert)，但因为歌德仿古的书信体诗歌与格勒特倡导的散文体格格不入，歌德并没有得到格勒特的赏识;此外，歌德还结识了密友恩斯特·贝里施(Ernst Behrisch)。贝里施是林登诺伯爵公子的私人教师，他精通各国文学，写得一手好字。当歌德因为没有受到格勒特的赞赏而灰心失望之时，贝里施给予了歌德莫大的鼓励。同时，歌德结交了莱比锡画院院长亚当·奥赛尔(Adam Oeser)，奥赛尔不仅乐于向歌德传授绘画技巧，而且指导他研习了艺术家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的古典主义美学，大大提升了歌德的艺术理念与品位。同时，歌德还师从约翰·施托克(Johann Stock)，学习了蚀刻与铜版雕刻。不过，在绘画或者雕刻领域缺少天赋的歌德没能有所建树。总体来说，远离了父母的歌德在莱比锡享受了极大的自由，在保证基本的法律学习之外，歌德可以尽情地追求他的文学与艺术之梦。在这里，歌德也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恋爱”。

闲暇时光，歌德时常与友人去一家叫申科普夫的小酒馆谈天说地，温柔美丽的酒馆老板女儿凯特琳娜就这样走进了歌德的视线。虽然年长歌德两岁的凯特琳娜与歌德地位悬殊，也不像歌德那样接受过全面、良好的教育，但是善解人意的她带给了歌德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幸福，歌德亲昵地称她为“小凯特”，而凯特琳娜也不时参与到歌德与友人们的戏剧排演之中，偶尔还与歌德一起演奏音乐。歌德在这段时期创作了大量情诗，这些诗歌后来发表在诗集《安妮特》当中。这段甜蜜的恋情在经过了两年的欢愉时光之后最终走向了破裂，戏剧《恋人的脾气》就是歌德根据这段经历创作而成的。

放浪形骸的生活，再加上恋情结束的苦涩摧残了歌德健康的身体。1768年，感染了肺病的歌德发生了严重的咯血，这让他不得不赶紧返回法兰克福。

不知情的家人对歌德的归来感到既高兴又愤怒。母亲与妹妹悉心照料着病中的歌德，而父亲则对歌德没有取得学位就溜回家中大为失望。歌德在养病期间开始研究起神秘主义学说以及炼金术，这或许影响了歌德后期对《浮士德》的创作。此外，歌德还以自己在莱比锡的经历为蓝本完成了剧作《同罪者》，表达了自己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伪君子们的嘲笑。

1770年春天，身体好转的歌德在父亲的敦促下启程去斯特拉斯堡继续自己的法律学业。当时尚属于德国领土的斯特拉斯堡位于德法交界处，这里怡人的自然风光、自由的启蒙思想让歌德再次感受到无限活力。与在莱比锡求学一样，歌德在安排好例行的法律学习之后就尽情地投入对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去了。他在斯特拉斯堡结识了因眼疾逗留在此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哥特弗雷德·赫尔德(Gottfried Herder)，这场相识被歌德称作“斯特拉斯堡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只比歌德年长五岁的赫尔德像真正的导师那样引导歌德阅读了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等一系列古典主义作品，而歌德的文风也渐渐摆脱了莱比锡时期的洛可可风格，变得更加自然、现实。虽然赫尔德时常会不留情面地批评歌德，这让两人的关系最终由亲密变得疏远，但歌德还是从与赫尔德的交往中获益匪浅，他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在一次与友人的远足中，歌德在塞森海姆邂逅了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克·布里昂(Friederike Brion)。歌德对她一见钟情，这位单纯美丽的农村姑娘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感到自卑，欣然接受了歌德的示好。从此，歌德经常前往塞森海姆探访布里昂，再次品尝到甜蜜恋爱的歌德写下了一组抒情诗《塞森海姆之歌》，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五月歌》《野玫瑰》。1771年夏天，歌德提交了自己的法学博士论文，因为选题涉及立法者与宗教之间的敏感关系，论文未能公开发表，并且博士学位的获得也是历经艰难。好在最终歌德还是完成了父亲的心愿，成了一名法学博士。不过，歌德与布里昂的恋情在此时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他们在教养与习俗方面实在是存在太多差异。学成回家的歌德最终从法兰克福给布里昂寄去了一封分手信，心碎的布里昂则是终身未嫁。

再次归来的歌德可谓衣锦还乡，心满意足的父亲开始为歌德的仕途谋划。歌德在法兰克福谋得了一个陪审团律师的职位，中途还应父亲的要求前往韦茨拉尔高等法院进行过实习。然而歌德实在是对律师这一职业提不起兴趣，几年间只经办了寥寥几件诉讼案，但是歌德的文学主张却在这段时间迅速成熟起来。18世纪的德国与其他几个欧洲大国相比还处在分崩离析的割据状态，德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领导一场推翻封建旧势力的革命，腐朽的制度仍在压迫着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开展思想启蒙，通过文学批判现实、追求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狂飙突进”文学运动，歌德正是这场运动中的一名旗手，他的戏剧《葛兹·冯·贝利欣根》以及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就创作于这一时期。

葛兹是德国16世纪农民战争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在战场上失去了右手的他后来安装了一只铁手，所以他又被称为“铁手骑士”。葛兹英勇善战，曾征战过法国和土耳其。歌德依据葛兹的自传创作出了剧本，把他塑造成了一名反抗暴虐、追求自由的革命英雄。

而《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创作背景则要追溯到歌德在韦茨拉尔高等法院实习时的一段感情纠葛。在一次舞会上，歌德对年方十九岁的夏绿蒂一见钟情，优雅动人的她深深地吸引着歌德。歌德在此后时常造访夏绿蒂家并与夏绿蒂一家都相处得很好。然而夏绿蒂却是歌德友人科斯特纳的未婚妻，恪守道德准则的夏绿蒂无法对歌德的仰慕做出任何回应。如果她认识歌德时尚未订婚，想必她会十分愿意投入歌德的怀抱。挣扎在友情与爱情之间的歌德太过痛苦，他在给夏绿蒂和科斯特纳各留下一封书信后逃离了韦茨拉尔。然而回到法兰克福的歌德还是无法割舍对夏绿蒂的依恋，他先后给夏绿蒂寄去了多封信件，诉说自己的相思。直到夏绿蒂与科斯特纳在汉诺威完婚之后，歌德才算是彻底接受了现实。同时，歌德的另一位友人耶路撒冷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爱上了朋友之妻的耶路撒冷无处安放自己的情感，再加上工作上的不顺心，促使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在夏绿蒂结婚与友人自杀的双重刺激之下，歌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书信体小说一经发表就引发了一波“维特热”，并且为歌德在全欧洲范围内赢得了声誉。许多青年在阅读了小说之后都纷纷效仿维特，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歌德本人则在小说完成之后得到了救赎，感到再次愉悦与自由起来。

在法兰克福的这几年，歌德虽然没有取得法律事业上的成功，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十分高产，先后完成了多部诗歌、短剧和戏剧，对《浮士德》的构思也开始于这一时期。

1775年，歌德与银行家遗孀的女儿安娜·薛涅曼(Anna SchÖnemann)订婚，歌德为安娜取了“丽莉”这个爱称。从歌德的自传来看，歌德应当是深爱着丽莉的，但是婚前的焦虑让歌德感到不适，在没有告知丽莉家人的情况下，歌德应友人邀请进行了一次瑞士之旅。离开故土的歌德发现自己原来已经离不开丽莉，当他结束旅行想要完成婚约时，丽莉的母亲早已对他的不辞而别大为光火，再加上双方父母在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地位上的冲突，这场短暂的婚约无疾而终。再次品尝到爱情苦涩的歌德此时迫切地想要离开法兰克福，恰好此时与歌德有过一面之缘的魏玛公爵发来邀请，歌德便欣然前往。

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歌德于1775年11月到达了艾森纳赫公国的首府—魏玛。艾森纳赫公国首府魏玛的人口远远少于法兰克福，这里留给歌德的第一印象并不美好。向歌德发出邀请的魏玛公爵此时已经继承了执政权，成了卡尔亲王。与管理国家相比，卡尔亲王更加热爱文艺活动，为此他邀请了一批像歌德这样的青年诗人来魏玛。年仅十八岁的卡尔亲王与诗歌天才歌德很快建立起超越君臣关系的友谊，亲王力排众议，让歌德担任自己的私人顾问以及枢密院参事。借此契机，歌德开始了自己在魏玛长达十年的政治生涯。

起初，歌德对自己的新角色怀有极大的激情。有了卡尔亲王毫无保留的支持，他先后在民生、外交、林业、矿业、水利、交通、财税等领域发挥过自己的才干，工作范围几乎涵盖了全部的国家事务，歌德雄心勃勃地想要在这片政治舞台上实践自己关于社会改革的理想。虽然遭受过不少非议，歌德的热情与投入仍旧得到了卡尔亲王的认同与赞赏。1779年，卡尔亲王任命时年30岁的歌德为枢密院顾问;1782年，卡尔亲王又从皇帝约瑟夫二世那里为歌德谋取了贵族证书，这位法兰克福的普通市民从此成了一名高贵的贵族，这也是歌德名字当中“冯”的由来。在德语国家，姓名当中的“冯”字表明名字的主人是贵族出身。不久，刚刚跻身贵族的歌德又被卡尔亲王任命为财政大臣。然而，在仕途上可谓顺风顺水的歌德却有着自己的烦恼。一方面，宫廷内的保守派以及世袭贵族对亲王与歌德的亲密关系感到非常不满，人们对歌德实施的措施褒贬不一。同时，宫廷红人歌德也渐渐不被自己曾经的友人们理解，比如决心一生不对统治阶级妥协的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另一方面，即使擅长游走在宫廷人物与自我理想之间的歌德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改善行政管理的措施或许在这里行得通，但是像减免农民赋税这样触及封建贵族利益的事情无论如何也无法付诸现实。曾经意气风发的歌德开始备感失落，自我怀疑。

在繁忙的政务工作间隙，歌德得空就会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以抚慰疲惫的身心。1777年，歌德曾独身一人骑马去哈尔茨山;1779年，歌德陪同卡尔亲王前往瑞士。在此次旅途中，歌德参加了一所学校的颁奖礼，获奖者当中就有后来成为歌德一生挚友的青年席勒。

歌德生活中的另一抹亮色来自施泰因夫人。这位年长歌德七岁、已经是七个孩子的母亲的忧郁女性是土生土长的魏玛人，她与施泰因男爵的包办婚姻并不幸福。虽然貌不出众，但是施泰因夫人精通音乐，擅长文学，有着良好的艺术审美，因此很快便与歌德成了知己。在政务繁重的十年间，歌德在文学方面不算高产，施泰因夫人可以说是他大部分创作的灵感源泉，他为施泰因夫人献上了多首抒情诗，剧本《伊菲戈涅亚在陶里斯》也是以施泰因夫人为原型。不过，家教严格的施泰因夫人没有允许这段感情沾染上任何伤风败俗之举，两人只是维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

十年的政务工作消耗了歌德太多的心力，而且出于种种原因歌德没能取得令人称道的成就，被压抑太久的歌德终于在1786年不辞而别，开启一场旅行。这场旅行被歌德戏称为“潜逃”“流亡”。歌德隐匿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化身为“德国画家菲利普·穆勒”，先后到访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感受与了解这个浪漫国度的古典艺术。在罗马，歌德寄宿在著名德国画家威廉·蒂施拜因(Wilhelm Tischbein)家中，他还向后者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绘画。歌德在罗马结识了一批青年艺术家，他自己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了大量绘画练习。在阳光明媚的欧洲南部，歌德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他重拾起在魏玛开始但没有完成的《埃格蒙特》《托夸多·塔索》以及《浮士德》的创作，歌德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谈到意大利之行对于他来说就像是“重生”，是“新的青春”。1788年，歌德带着近一千幅自己的画作回到了魏玛。

蒂施拜因的名画《歌德在意大利》

再次回到卡尔亲王身边的歌德坚决辞去了自己的大部分宫廷职务，只保留了枢密院参事和伊尔梅瑙矿山监督的身份，以保证自己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文学创作以及科学研究当中。同时，卡尔亲王任命歌德为魏玛艺术科学方面的总监，歌德的天赋终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施展。当上艺术科学总监不久，歌德又接任了魏玛美术院和耶拿大学总监的工作。在魏玛剧院的建设与管理方面，卡尔亲王给予了歌德高度的宽容与支持。歌德将剧院的工作重点放在寻找优质剧本、提供精彩演出上，努力用高超的文艺水平吸引观众。同时歌德打破惯例，命剧院在周末正常上演剧目，丰富了市民们的休闲生活。歌德还经常组织演员们排练新剧本，带给观众们更好的观剧体验。在歌德的指导与努力之下，魏玛剧院迅速成为德国颇负盛名的一流剧院。

与此同时，耶拿大学总监的职务让歌德能够接触学校里各领域的科学人才，激发了歌德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究热情。歌德曾对友人坦诚“我的精神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投身于自然科学之中”。在这段时期，歌德先后涉猎植物学、动物学、光学、矿物学、人体骨骼学以及色彩学等多个领域，发表了《植物形态学》《动物变形记》《色彩学》等学术著作，而他最著名的成果应当是独立发现了人体颌间骨的存在。受限于当时的仪器条件，歌德的研究著作未必是科学真理的体现，但从中却能窥得歌德对于自然科学孜孜不倦的探索。

1794年，歌德在耶拿的自然科学会议上再次见到了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席勒，在此前，性格和社会观念大相径庭的两人关系十分平淡。歌德认为已经发表了优质剧本《强盗》《阴谋与爱情》的席勒不过是个小有才干的年轻人，而席勒则将歌德看作“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即便如此，两人在会议之后发现彼此在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领域有着惊人一致的观点，他们都崇尚自由，追求真理，因此迅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席勒为帮助歌德建设魏玛剧院，辞去了耶拿大学历史教授的职位，迁居魏玛。在席勒的鼓励下，歌德又重拾起因醉心自然科学研究而荒废的创作之笔，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叙事长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浮士德》的上卷。相对的，席勒也在歌德的帮助下完成了戏剧《华伦斯坦》三部曲、《奥尔良的少女》《墨西纳的新娘》和《威廉·泰尔》。两人互相启迪，彼此成就，开启了德国文学史上的古典时期，成了世界文坛上的一段佳话,而魏玛也在两位大诗人的努力下成为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中心，吸引了许多享有盛名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其中包括费希特、黑格尔、诺瓦利斯、洪堡兄弟。1805年，比歌德年轻十岁的席勒因严重的肺病离开了人世，心碎的歌德哀痛地表示自己“失去了生命的一半”。

魏玛国家剧院前歌德与席勒的塑像

而在现实生活中，歌德另一半的角色一直是由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Christiane Vulpius)承担的。比歌德年轻十六岁的克里斯蒂安娜只是一名女工，与歌德地位相差悬殊。1788年，她在帮哥哥递求职信的时候遇见歌德，歌德被这位平民姑娘吸引，两人很快同居了。十几年的同居生活为歌德带来了五个孩子，但只有大儿子奥古斯特存活了下来。考虑到两人的身份相差太多以及当时的社会习俗，歌德直到1806年才与默默照顾、陪伴他的克里斯蒂安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两人正式结为夫妇。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歌德随卡尔亲王参加了支援路易十六的征战，后来又应亲王邀约观察围困美因茨的战役。1804年拿破仑登基，他在1806年对德国发起了进攻并在占领魏玛之后召见歌德，但歌德称病没有赴约。1808年，拿破仑再次在埃尔富特召见歌德，两人进行了约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从歌德助理整理的谈话内容来看，拿破仑应当对歌德的文学才能十分青睐，他事后还授予了歌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歌德

从1801年开始，歌德因为病痛陆陆续续地辞去了各种官职，在恢复健康之后，他便把全部精力用于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1811年，歌德开始着手自传《诗与真》的写作，到1813年已经完成了前三卷。1814年，歌德在旅途中爱上了友人维勒梅尔的养女玛丽安妮·荣(Marianne Jung)，但是这位迷人的女性很快成了自己养父的妻子，歌德只好作罢，并将自己对玛丽安妮的思念写进了《西东诗集》。事实上，晚年的歌德不断地陷入对不同女性的爱恋之中。在玛丽安妮之前，歌德就曾与少女贝蒂娜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并且还暗恋过另一位友人的养女米娜，小说《亲和力》就是依据这段经历创作而成的。1816年，失去了爱妻的歌德更感寂寞，年逾七十的他甚至还求娶过十九岁的少女乌尔丽克，当然这遭到了女方母亲的婉拒，遗憾的歌德将自己复杂的心境写进了《玛丽恩巴德悲歌》。

先后失去了妻子、儿子以及多位挚友的歌德在晚年主要由助手约翰·艾克曼(Johann Eckermann)陪伴。在这位年轻人的帮助下，歌德完成了自传《诗与真》的第四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以及巨著《浮士德》的下卷。艾克曼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私人助手，他详细地记下了歌德对文学、艺术、政治、历史、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的见解，并在歌德去世之后整理发表，这本《歌德谈话录》也为艾克曼在文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此外歌德在晚年还关注与研究了阿拉伯、印度、中国等东方文学与哲学，从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受17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影响，歌德先后阅读了不少中国书籍，例如《赵氏孤儿》《好逑传》《今古奇观》《诗经》等。从中体会到异域文化特殊美感的歌德创作了著名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除了对东方文学的鉴赏以外，从小就掌握了多门外语的歌德还广泛阅读了其他民族的文学，这让他对整个世界的文学状况都有一个大

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胸怀博大的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歌德认为，诗歌应当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他反对狭隘的文化沙文主义，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应当互相了解、互相借鉴，从而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1832年3月22日，勤勉了一生的歌德在家中逝世，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句极富哲理与象征意义的话:“更多一些光吧!(Mehr Licht!)”
歌德思想的发展

笔者认为，一个人出生来到世界上其实也是一种“侨动过程”:对于个体生命而言，这个世界最初都是陌生的、异质的，而自我意识的形成、个体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以及知识体系从无到有的逐步建立，都离不开个体的学习。而在歌德思想的发展上，诗歌与绘画两种才能与创作之间的纠缠具有极为突出的意义。而这两种才能的产生则与意大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歌德的意大利印象首先来自家庭教育，特别是他的父亲。在到达罗马后不久，歌德在1786年11月4日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无法用言语向您表达我现在的愉悦心情，我生活的诸多梦想与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我从童年起在铜版画上所看到的一切如今就在我的眼前，那是我从小就从父亲的口中耳熟能详的东西。”他的父亲卡斯帕尔·歌德(1710—1782)在1738年拿到法学博士后不久，决定去做一次大的毕业旅行，以此来结束自己的求学生涯。他首先来到了维也纳，之后经格拉茨与卢布尔雅纳来到意大利，先在威尼斯参观了大教堂，然后又去了罗马和那不勒斯，之后又回到罗马。除了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之外，他还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音乐、绘画和建筑，并且带着极大的激情搜集古代的碑铭。在罗马逗留了近半年之后，他又途经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去了法国。但是巴黎并没有给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因为“一从意大利出来，便是曾经沧海，再没有什么可以赏心怡情的了”。可以说，意大利从此成为歌德父亲的挚爱，而这种情感直接深刻地影响到了歌德，他在自传《诗与真》中回忆说:

“在房子里头，父亲用来装点前厅的一排罗马铜版风景画最经常地映入我的眼帘。这些画的刺镂出自比拉纳西的几个前辈之手。他们对于建筑术和透视画法很内行，他们的刀法是很准确和可珍惜的。在这儿，我们天天都看见罗马人民广场、圆形剧场、圣彼得广场、圣彼得教堂的内外景、圣安格罗堡以及许多其他景物。这些建筑给予我深刻的印象，而平时很少言笑的父亲有时也很高兴地向我们描述这些景物。他对于意大利语言和一切与意大利有关的东西的酷爱，是很明显的。他也时常把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一个大理石和动植物的小小收藏，拿出来给我们看。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他用意大利文写的游记上头......因此，我尚在未了解意大利歌谣《孤寂、幽暗的森林》的内容以前，已很快就会唱和背诵它了。”

家庭的熏陶使得意大利成为歌德心中的“圣地”，他的“诸多梦想与愿望”都与之有关，他的意大利之旅的几个关键词其实都已经包含在上述的引文中了:“风景画”“建筑”“大理石与动植物”“游记”。他从童年起就对意大利抱有极强烈的憧憬:“关于我未来青年旅游的这种神话，我很喜欢听父亲向我复述，特别是因为结尾总讲到意大利，最后继之以对那不勒斯的描摹。他讲起来，平时的严肃和枯燥无味的生活作风似乎都为之消解，而平添了活气，因此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便产生一种热烈的企求，要在这个人间乐园中也占一席地。”

他从小被父亲培养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意大利文等，对于古典文化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曾一度有抛弃学习法律的想法，“只专攻语言学、古典学(Altertu?mer)、历史和一切渊源于它们的学问”，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乃是为了自己的诗歌作品:“诗的描写，无论哪一个时候都给我极大的乐趣......我想对上述几门学问做根本的研究，因为我认为，对古典学有充分的理解，可使我自己的作品有迅速的进步。”

但是在歌德内心世界里，他所喜爱的艺术并不仅仅只是诗歌，他的“一个潜在愿望就是成为一位画家”。这个画家情结或“画家梦”同样来自父亲的熏陶和周围环境的耳濡目染:歌德父亲非常喜欢藏画，“许多年来，他......请求法兰克福市所有艺术家为他绘画”，歌德“对于艺术的癖好因为画幅收拾整齐，地方的雅致和特别，因为与一个熟练的艺人的结识而活跃起来”。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艺人的结识”，歌德童年接触的艺术家圈子里几乎没有诗人，主要都是画家，他“从幼时起就认识这些画家，常去参观他们的画室”，从九岁起他还开始追随铜版画家埃本(Johann Michael Eben)学习绘画，特别是1759年法军占领法兰克福之后，寓居在歌德家的法国多伦伯爵请来了全城所有的画家在顶楼为其作画，歌德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这些艺术家，“从小时候起我已与画家们厮混，而且像他们那样惯于从艺术的观点来观察事物”。歌德就这样逐渐培养起了自己对于绘画乃至建筑的兴趣和爱好。同时这一爱好又与他对意大利的憧憬相结合，使得他对古罗马以及意大利的绘画与建筑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东南部(指意大利)的艺术家常怀渴慕、敬重和期待之忱”，这种情感进而逐渐演变成一颗“埋藏心底的古典文化种子”。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诗歌与绘画对于少年时期的歌德所具有的不同功用:诗歌固然是其才华的体现，但纵观《诗与真》这部自传，笔者发现，歌德关于自己这一时期诗歌的叙述更多是集中于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方面:“我们的小旅行团、游乐会和由此发生的种种偶然事故，我们都作诗来点缀。”而当他幽居独处、玩味寂寞之时，“现在，我既然放任自己，又沉湎于孤寂的境界，这种才能(指绘画—笔者注)便表现出来”;“绘画是留给自己的唯一表现自我的方法......我习惯于在画上不仅看见所画的东西，而且还看见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绘画成了专属于他的私密领域，尤其当他的初恋失败之后，有着让其内心恢复平静与和谐的功效:“凡是引起我的注意和欢悦的，我都想抓着它，于是我便以极不熟练的方法来描绘自然。”可以说，绘画之中也包含了歌德强烈的自我认同。所以哪怕日后他因为《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成了誉满欧洲的作家，他在1777年去哈尔茨山旅行时，仍然化名“画家韦伯”，而当他1786年从魏玛宫廷突然出走前往意大利时，选择的身份依然是“画家菲利普·穆勒”。

对于法兰克福时期的歌德而言，诗与画似乎构成了其知识与精神世界的两极，诗“可以群”，象征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及外界对于自己的认同;而画则“可以兴”，意味着内心世界的和谐与自我认同。所以当他写诗时，他特别关注人与人的情感，贴近人生;而当他作画时，画的却无一例外都是无人的风景画，靠近自然。两者的平衡共同构建起歌德的精神世界，直到歌德“侨居”到莱比锡大学，这一平衡才被打破。

德国人的大学学习具有极强的流动性，一般的学生都会在两所以上的大学先后学习，它使得个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地域与知识，从而使得个体的教育(Bildung)更为完善。从侨易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德国人的大学学习看作是一种“移交”和“仿交”。在《“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中，叶隽提出了“侨易十六义”。其中所谓的“移交”，是指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接触和相交，个体或主体因移动而产生变化，由移动而导致异质文化的相交关系。而“仿交”则是“一方学习另一方为主轴的交易过程”。而在“移交”与“仿交”的过程中，个体原有的知识结构与精神世界将会受到刺激与冲击而形成相应的反应机制。

1765—1768这三年，歌德来到父亲曾经就读的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这一决定并非自愿，而是由于父亲的强硬，但歌德仍然试图阳奉阴违，佯装去莱比锡学习法律，暗地则想设计另外一套艺术学习计划，结果在反对文艺的博麦教授(Johann GottlobBÖhme)的反对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律的歌德虽然压抑住了自己的渴望，但他依然坚持经常去听格勒特教授讲授的文学史与文学习作课。同时，他对绘画的兴趣也依然不减，跟随莱比锡艺术学院院长奥赛尔(Adam Friedrich Oeser)以及铜版画家斯托克(Johann Michael Stock)继续学习绘画及相关技艺，而且在奥赛尔的介绍下，认真研读起以古希腊罗马为艺术典范的温克尔曼的著作。在1770年2月20日的信中，他将奥赛尔称为他“真正的老师”，“他教导我:美的理想是单纯与静穆”。

但由于在两个领域里的天赋才能本身就存在差异，所以在莱比锡阶段，歌德两方面的才能发展并不均衡。尤其重要的是，他从相对旧式的城市法兰克福来到当时号称“小巴黎”的莱比锡，环境与身份的变化迫使他需要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所以更为关注外部世界的诗歌才能得到强化。此外，还有两件事情使得歌德的兴趣重心渐渐向诗歌转移:一是他敬爱的博麦教授太太对歌德匿名朗读的自己的作品有很多非难，使得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怀疑，他迫切地需要找寻一个艺术批评的标准，但苦寻不到，竟然陷入绝望的境地，将自己当时所有的手稿付之一炬。二是，很幸运的，他这时遇到了诗人施洛塞尔(Johann Georg Schlosser)，并通过他与一个爱好诗歌的小圈子相识，尤其是宫廷顾问法伊尔(Johann Gottlob Benjamin Pfeil)给了歌德很多指导，“使我对一些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于是在这一阶段，歌德的内心形成了一个方向，“我一辈子不能背离的方向，这即是说，把那些使我欢喜或懊恼或其他使我心动的事物转化为形象，转化为诗歌，从而清算自己的过去，纠正我对于外界事物的观念，同时我的内心又因之得到宁帖。”按照歌德传记作者波伊尔(Nicholas Boyle)的说法，歌德时值青春期，各种情感纠葛与人世纷扰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所以这一时期的诗作风格“充满了肉欲”，并且“非常直接地描写一切个人意愿与感受的来源”。而相形之下，绘画虽然作为歌德个人的兴趣爱好继续存在，但只有等到他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太多压力而因病退学返回法兰克福之后，重新回到家的怀抱，同时从纷扰的外界重新回归寂寞独处之后，他才重拾绘画旧业。“在寂寞中，我有那么多的事情做。我从少年时代起养成的种种嗜好，现在像幽灵似的又获得机会重新冒头了，所以更是无事忙，绘画的旧业也重新理起来”，不过后来又因病放弃。

而当他重新回到外部世界，在斯特拉斯堡(1770—1771)继续法律学业时，诗歌的力量又再次抬头，尤其是当他与弗里德里克·布里昂相爱时，“在这种情况之中，我久已遗忘了的诗兴不觉油然复生。我按着著名的曲调为弗里德里克·布里昂作很多的短歌。它们已可集成一本绮丽的短歌集了”。同时，“最有意义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与赫尔德的相识。后者为他打开了他的眼界，为他介绍了荷马、莎士比亚和莪相的诗歌。搜集整理民歌、研究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哲学，为歌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给出了决定性的推动力。在斯特拉斯堡，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很有教养的朋友圈子，他闲暇时步行或骑马穿过阿尔萨斯地区的山山水水，惊讶于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美丽。那是诗人的一段幸福时光。“大自然与建筑审美上的经历，友谊与爱情，这一切都让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变成了一个诗人，他挣脱了惯常与传统的一切束缚，打破了诗学的规则，完全自由且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感受。他的《五月歌》中很多用词如Morgenglanz、Nebelkleid等等都来自诗人的独特创造，而字典里是绝对查不到的。”

这时的歌德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

“无论在什么情景下，自然和艺术只有通过生活然后互相接触。所以，我按照自己的夙愿去探索内部和外部的自然天性，热心地描述它，任其支配，是我一切的考虑和努力的结果......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其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的特质给予我影响......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自人类以降所有可以理解的生灵，任其用独特的方式对我施加影响。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形成默契和共鸣，因此外界每发生一种变动，无论是住所的迁换也好，时日季节的流转也好，或任何其他的推移也好，都触动到我心的最深处。画家的眼更添上诗人的眼，美丽的乡村风景，又有宜人的小河点缀其间，加深我的独处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静地从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围的事物。”

从上面这段引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歌德正处于艺术事业的探索期，通过生活让艺术与自然相结合，与自然界形成和谐与互动已经是他的理想目标了，而他此时的自我定位仍然是孤独自处的“画家”多一点，“画家的眼”排在“诗人的眼”之前，“从美术中认识自然，已成为我的一种热情”。但是，这种以绘画为先导的理想艺术观却遭遇到了青春期的躁动与空虚，尤其是他从斯特拉斯堡毕业以后，于1772年在韦茨拉尔高等法院开始实习之后，生理和心理上的青春特点占据了上风:他对外界的变动不再感兴趣，“对于这些可爱美丽的现象无动于衷，最大的不幸、最难治的心病便发生了，这时我们已把人生当作是可厌恶的重负”。而“引起这种哀愁的诸诱因之中，恋爱的热火再燃最有强烈的作用”。同时，青年人还会感觉到社会上的各种不公，“道德的随时变迁”，还有自身的弱点，“自己的过失不断再现”，所以“青年时代沸腾的血，因为个别事物而容易麻木的想象力，以及人事的倥偬变幻”，都使得歌德“亟欲挣扎、摆脱这样的困境”，再加上他所阅读的英国诗歌的影响，“英国诗歌的优美之处还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凡是耽于阅读的人便受其熏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歌德才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按照歌德晚年的说法，他“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而小说中所提到的“我本想压根儿不提此事，免得告诉你说，近来我很少画画”，以及“莪相已从我心中把荷马排挤出去”，都是那段时间歌德内心生活的写照，以绘画为导向的艺术观被淡化，“朴素、宁静、明朗”的古希腊诗人荷马逐渐被“阴郁、朦胧、伤感”的英国诗人莪相所替代，歌德走上了“狂飙突进”的道路。

然而，歌德的内心最深处其实对于这部小说并不认同:“它简直是一堆火箭弹!一看到它，我心里就感到不自在，生怕重新感受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时那种病态心情。”因为这部作品背离了他的理想，那就是“和谐与美”。而在他看来，文学与绘画不同，是可以描写“不美”的东西的，这一认识要归功于莱辛的《拉奥孔》。“这部著作把我们从贫乏直观的世界摄引到思想开阔的原野。......造型艺术家要保持在美的境界之内，而语言艺术家总不能缺少任何一种含义，但可以逸出美的范围以外。前者为外部的感觉而工作，而这种感觉只有靠美来得到满足;后者诉诸想象力，而想象力还可以跟丑恶合得来。”他之所以选择创作这部作品，主要是为了发泄和解脱:“我借着这篇作品，比起其他任何的创作来，最能把我从暴风雨似的心境中拯救出来。我因为自己和他人的过错，偶然和故意选择的生活状态、决心与急躁、执拗和让步等种种的原因而陷入这种心境之中，......这篇东西写完了，我觉得像是在神父面前把一切忏悔了之后那样复归于愉快自由，该从头再过新的生活。......我这一方面因把事实化为诗而心境轻快明朗起来。”所以，维特死了，而歌德活了下来。但他仍然觉得离自己的理想目标有差距，所以“自从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以后不要再读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歌德属于“狂飙突进”运动的时期其实很短。1773年创作剧本《铁手骑士》，1774年完成《少年维特之烦恼》，而1775年接受魏玛公爵之邀出任公职，就已经“意味着歌德脱离了‘狂飙突进’运动”。所以，“狂飙突进”对于歌德而言，并不是蓄谋已久的举措，而更像是冒险船队在艺术海洋里探索时的临时偏离航向。

如前所述，从斯特拉斯堡开始，在歌德的心目中，最高的价值就已经是“和谐与美”了，而《少年维特之烦恼》所表达出来的对于僵化的贵族社会的抗议太过激烈，所以他才会认为写《少年维特之烦恼》时是“病态心理”。而他所追求的乃是市民的“和平崛起”，这一思想从他在《诗与真》中摘录的某贵族信件就可以发现端倪:“我是有志于伟大的事业，想着更高尚的事。我绝不是只想加官进爵，地位更加显赫，而是想不借先人余荫，独立从别处寻求阶梯，进身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贵族，......因此，我朝着这个目标而钻研学问和奋发努力，......每个人一定要依靠自身力量而成为贵族，这是他们的信条。如果在那美好的时代，已出现一种竞争对抗的活动的话，那就是自上而下的互相较量的努力。”而在写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同一年，他又写出了取自古希腊神话的《普罗米修斯》，虽然很多评论都认为这部作品同样也反映了“狂飙突进”的反抗精神，但事实上，这部作品反映的却是歌德的“和平”的社会竞争观:“巨人普罗米修斯扰乱天庭的反抗精神对于我的诗的描写并没有供给什么素材。我觉得，适宜我的描写的，是巨人一方面承认比自己更高的威力的存在，但同时又想与之比肩，以平和的、忍耐的努力同他对抗一事。”从这个观点出发，年轻的歌德接受魏玛公爵邀请去该公国任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追求的就是在既定权力框架内的市民的“平和的、忍耐的”强大与发展，而不是暴力革命。

所以，类似《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作品乃是歌德创作上的非典型瞬间，那时的歌德心中一直有自己希望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则与信念，那就是对于“和谐与美”的追求，而这一追求首先就以绘画为代表。正是绘画给了他很多思想上的启发。在写完《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久，在游览科隆的时候，正是一幅画让他体验到了“最温柔最美的感受”:“我的人类禀赋与诗人才能那最深层的基底，为那无限的感动所敞开，藏在我心中一切善良与可爱的倾向都流露无遗。”可以说，德国古典文学的“人道主义观”已经先兆于此。而绘画给了“诗人才能”以最强烈的刺激，这也证明，歌德的艺术观是以绘画为先导的。在其后的一段时间，“我作诗和绘画的兴致同时勃发，不能自已”，但由于绘画才能的限制，他还是“向我可以较自由挥洒的诗文方面致力。......把艺术的自然和自然的艺术热烈地加以鼓吹”。

以绘画为先导的艺术观与他素来的意大利以及画家情结相结合，就让歌德对意大利抱有越来越浓烈的渴望。特别是当他凭借《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成为德国乃至西欧最负盛名的作家和天才，他被牵扯进了更为宽广、更为复杂的外部世界之后，“我被迫尝到了门庭若市的滋味。......本来宁静、幽晦的境界是大有利于完美的创作的，但是我却被从这种境界中拉出来而置身于白昼的嘈杂之中，为他人而消失了自己。”于是他就更加向往在意大利过上纯粹的艺术家生活，“德国艺术家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发挥影响，繁衍艺术与家庭，这样的艺术家对我而言，一直都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是，当时他的心情还是矛盾的:“在我心目中，伦巴第和意大利像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德意志却是一个熟知、可爱、充满亲切之情，使人怀念的乡土。而且，在这里有多年包围着我、支持着我的生命的一切，如今已成为我不可缺少的氛围，超出这个范围一步，实是我受不了的事情。”

种种原因之下，歌德最后来到了魏玛，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他带着理想化的“和平社会竞争观”去到那里，一去十年。十年中，最初的乐观自信逐渐掺杂了更多的痛苦、悲伤与怀疑，身兼多职所造成的精力牵扯，很多事情因为宫廷政治的掣肘而无法成功所造成的失望，让他越来越看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他渴望把全部精力投入科学与艺术上，而与施泰因夫人之间越来越不太自然的关系也同样折磨着他。对他而言，这时的德意志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充满亲切之情”，他愈加渴望前往意大利。因此，他在魏玛八年之后所创作的《迷娘曲》中高呼:“前往!前往!”最终在1786年9月3日，他在卡尔斯巴德疗养期间，突然不告而别，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的目的地。那就是意大利。这次意大利之行既是一场逃亡，同时也意味着歌德果断的决心，抛开一切，去做自己的“教育旅行”，因为他认为“内心的宁静的获得有待于自己的重新学习”。

歌德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到意大利，他把此处看作是一个大学校，“在那儿培养、增长我的艺术的知识”。与他的艺术观与内心情结相吻合，他将绘画和建筑艺术看作是自己可以师法的对象。所以，他才会化名画家穆勒来到意大利，而在罗马他所交游的圈子全部都是侨居当地的德意志画家，他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绘制了1000多幅素描、水彩画、版画等，这是继斯特拉斯堡之后，歌德艺术生涯的另一段幸福时光。不过，如果说斯特拉斯堡的经历让歌德从此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话，那么意大利之行却让歌德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当我四十岁在意大利时我才有足够的聪明，认识到自己没有造型艺术方面的才能，原先我在这方面的志向是错误的。”他终于直面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才能之间的矛盾。此外，这也是因为他此时已经三十九岁，再从头学习绘画已经有些太迟了。所以，意大利之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歌德的画家梦想终结了，他真正彻底地认同了自己诗人的身份。

但是，造型艺术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益处”，“我获得了见识，所以我可以安心了”。在意大利，歌德将他的所见所闻与自己内心的想法印证，在广泛鉴赏各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艺术观。他主要受到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与帕拉迪奥的《建筑四书》的影响，他认为两者“在正确解释和教导方面很有用处”。“古罗马文化也开始使我高兴。历史、碑文、钱币，我以前对它们一无所知，现在目不暇接。正如我以前研究自然史一样，现在在这里也研究艺术史，因为世界的整个历史都和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说这是我第二个生日，从我踏入罗马的那天起，意味着真正的再生。”

早年埋藏在心底的那颗古典文化种子开始萌发，他也重新获得了极大的创作热情。在魏玛的十年，他的创作较少，主要是一些抒情诗，当然也有一些重要作品的构思，但是因为宫廷生活与恋爱纷扰的牵扯，他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静下来写作。而在意大利的一年九个月的时间里，他厚积薄发，先后创作完成了三部古典主义名剧《陶里斯的伊菲格尼》《托夸多·塔索》和《埃格蒙特》，以及大量的随笔、日记、书信等等。这些戏剧具有较为强烈的古典主义风格，所以很多评论者认为，意大利之行是歌德由“狂飙突进”向“古典主义”转变的标志性事件。而从笔者分析来看，此类说法有将歌德的文学创作片面割裂的嫌疑。事实上，歌德对于美与和谐的追求一直没有变过，而他在“狂飙突进”中的文学表现其实是一个青年诗人在艺术探索期所做的诸多的摸索与尝试而已。“与其说意大利之行标志着歌德思想转变的开端，毋宁说是对在此之前漫长转变过程的总结。”也许此处引文中的“转变”二字改为“摸索”似乎更为妥帖。或者套用歌德在意大利之行后所撰写的一篇名文《对自然的单纯模仿、表现手法、风格》所给出的艺术的三个层次:他在法兰克福直到斯特拉斯堡的青少年阶段是“单纯模仿期”—“我在散文方面也好，诗的方面也好，本没有自成一家的文体，每有新的创作，视乎题材如何，必须重新着手尝试”;而到了写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后，则属于算是有了一定的明确清晰认知的“表现手法期”:“那时我的作品正朝向一个新时期发展—当我写《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候，以及看见后来它引起的反响，必然会酿成这个倾向”;经过魏玛十年的积累、摸索与等待，加上意大利之行的豁然开朗，歌德终于开始进入他所谓的艺术最高阶段“风格期”:“在歌德的创作欲望中融入了他在造型艺术方面的素质和爱好，他强烈追求从外在客体和形态出发去探究自然事物的内在本质、自然事物形成的法则。”这三个阶段是“密切相关、彼此贯通的”，绝不应该割裂地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