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史书中遗落的家族故事

刻有悬针篆的六面印

彰显墓主张迈世家身份

南京铁心桥一带是六朝古墓较为集中的地方。2015年，在这里施工取土时发现一道古墓砖墙，一个隐藏千年的家族古墓就此现身。

据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陈大海介绍，考古发掘出土的四座砖室墓，呈“一”字整齐排列，墓门均朝南，除了一座为长方形且长度略短以外，其余三座砖室墓形制和规模基本相同，都是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券顶墓，长约5.4米，内部宽约1米。

在四座墓中，均发现了棺床和祭台，墓后壁正中有“直楞假窗”和“凸”形壁龛，封门前都有斜坡墓道和砖砌排水沟。陈大海介绍，这是六朝砖室墓的典型结构，因此判断这是一组六朝家族墓。

“一般来说，东晋的家族墓，同一排的几座墓，其墓主人应该是平辈，父子的墓不可能并排设置。”陈大海说。

这四座墓，由东往西排列，分别编号为1号、2号、3号、4号墓。其中1号墓主人身份最为尊贵，2号墓、3号墓均出土了女子用的首饰。考古专家推断，1号墓和2号墓同墓坑，应是夫妻合葬，而3号墓的主人，应该是1号墓男主人后娶的妻子，4号墓则为妾室之墓。

这四座墓皆未遭盗掘，每个墓室只能放下一口棺材，因年久朽烂，仅剩铜、铁棺钉。4座墓共计出土各类遗物标本近百件，以陶制明器和青瓷器为主，其他还有铜六面印、铁剪刀、金饰品、银钗、胭脂、头像砖等。根据4座墓的排列方式、相对一致的形制及出土器物，考古专家认定这是一处家族墓，且时代相近，同为东晋中期。

墓葬考古中，最令人关注的，无疑是是否能够揭开墓主的身份。据介绍，这种能够揭开身份的文物，在六朝墓出土文物中尤为稀缺。然而，这个家族合葬墓中，这样的文物还真幸运地被考古人员给找到了——一枚六面铜印！

六面印是一种特殊形状的印章，呈“凸”字形，上为印鼻，有扎可穿带，鼻端刻一小印，其余五面也刻有印文，故称“六面印”。此次发掘的六面印分别刻有：“张迈”“张仲人”“张迈白事”“张迈白笺”“臣迈”“白记”。专家解读称，这面铜印是墓主人生前用过的，他的名字是“张迈”，“仲人”是他的字，“白事”则是信件行文中常用语。

“六面印本身出土数量就很少，全国范围来看已知的出土六面印也不过十多枚。”陈大海表示，这枚印还出现了“悬针篆”，更是珍贵。“悬针篆”线条生动，美如工笔画，但却很难驾驭，特别是篆刻在六面的印章上，要一笔而成，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这种六面印在历史上转瞬即逝，几乎只流行于风雅的六朝时期。

六面印为私印，用途多样，只有具备一定身份地位的士族才会拥有，这也彰显了墓主的尊贵身份。

意外发掘金步摇

张迈死后几十年才风光厚葬

张迈是谁？据《晋书·张光传》记载，西晋时期有个将领张光，早年立有战功，升任梁州刺史。建兴元年（313），张光在与叛军作战中激愤而死。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张炅，一个就是张迈。

这个《晋书》中记载的张迈是否就是墓主人呢？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要考证清楚张迈殉国的具体时间。虽然《晋书》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专家们却在《资治通鉴》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建兴元年，张迈在父亲战死后不久，也战死在沙场。建兴元年，也就是公元313年。张迈死于公元313年，也就是西晋灭亡的前四年。但是，后头山东晋墓是统一规划和营造的。其墓砖制作的最晚年代是东晋中晚期，也就意味着这座墓葬统一营造于东晋中晚期。从张迈战死的西晋末年到东晋中晚期前后差不多相隔五十多年的时光。如果凉州刺史张迈正是后头山墓葬的主人，那么为什么要在殉国半个世纪后才在南京入土安葬呢？

从西晋到东晋，从梁州到建康，曾发生过怎样变幻的风云往事？

专家们希望后续的考古发现能解开这个谜题。由于2号墓的墓主是1号墓主人的妻子，所以接下来考古队员们重点清理了2号墓。他们在墓葬棺床头部位置清理出了十多件精美的金饰，包括对鸟、花瓣、金坠等。这些金饰上都有小穿孔，是金步摇上面的构件。金步摇的出土让专家们感到十分意外。因为魏晋时期流行薄葬之风。就连魏文帝曹丕都曾要求自己的墓葬中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所以在魏晋的墓葬中极少会出土金银等贵重随葬品。为何这处位于后头山的家族墓却会使用如此贵重的金步摇来入葬呢？

专家们推断，由于张迈家族一门忠烈，他的子孙很可能会受到南迁的东晋朝廷的器重，并迁徙到建康（今南京）生活。可就算张迈的子孙移居到了建康，为何要把先辈的坟茔也一同迁来呢？

看到张迈家族墓葬中的珍贵陪葬品，专家们想到了两晋流行的赐葬之风。赐葬是指王公大臣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品级或战功赏赐给丧葬费用、墓地或随葬品的礼仪制度。两晋的帝王非常喜欢赐葬。专家们认为后头山东晋家族墓就十分符合赐葬的特征。

为何东晋朝廷要在几十年后才想起赐葬呢？翻阅史料后，专家们在东晋时期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中发现了一段重要的记载——氐、虎得州城，发光冢，焚其尸丧。文献里明确记载，敌人把张光的墓葬给掘了，把他的尸首也给毁了。

无疑，这件事对张氏后人造成的心理影响非常大。所以，专家推断当张光的后人在建康落稳了脚跟，便考虑把祖先的墓都迁到建康，在自己的看护下，心里才能踏实。

父亲战死后，张迈代行梁州刺史的职务，但随后也在和敌军的战斗中阵亡。在《晋书·张光传》中有记载：南平太守应詹白都督王敦称，光在梁州能兴微继绝，威震巴汉、经年抗御，厉节不扰，宜应追论显赠，以慰存亡，敦不能从。这证明在张氏父子战死后，曾有朝臣提议对忠烈家族追论显赠，被当时的大将军王敦驳回了。当时，司马皇族的势力受到琅琊王氏的掣肘，所以追论显赠也就淹没在了波谲云诡的斗争中。由此不难看出，当时张光父子的功绩是得到朝廷认可的，所以专家推断直到王敦的叛乱被平复后，司马皇族才重启了对殉国功臣的封赏，对张迈施以了隆重的赐葬。于是，时隔几十年之后，张迈和妻妾的灵柩被迁到了建康城南郊安葬。

陶魁勺、陶凭几、青瓷香熏炉......

藏着千年前的魏晋风流

墓葬中，除了精美的金饰外，还出土了许多陶器，有陶凭几、陶魁勺、陶盘等。这些陪葬品让人穿越时空，感受到了千年前的魏晋风流。

那是一个剑与火的时代，一个诗与酒的时代，一个命运流转、聚散无常的时代，一个诗礼传家、世代簪缨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风云杰出的人物，又养息了众多桀骜不羁放纵自由的人物，产生了旷世绝学的艺术作品。

“六朝时期政治纷争社会动荡，当时整个社会酒风很盛，墓中出土了许多与酒具相关的文物。”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许志强介绍，“一套套陶制的魁勺组合便是魏晋古人的分酒器，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中，就曾出现过这个酒器。”

在那个时期，许多人深感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或饮酒消愁，或以酒放纵，或借酒避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成为这一时期许多文人名士的共识。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正是此中典型。“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中，阮籍、山涛、王戎身前均放置带柄盆形器盛酒，发掘者将其称为“瓢尊”，类似实物在东晋南朝墓葬中经常出现，考古工作者将这种带柄的盆形器称为“魁”，从器形特征看，“瓢尊”与“魁”应指同一类。出土的实物“魁”与“勺”通常以器物组合的形式在墓葬内出现，饮酒时，用“勺”将分酒器“魁”里的酒舀入耳杯，以便饮用。考古发现的六朝时期作为实用器的魁、勺多为青瓷质地，如东晋温峤墓内出土的青瓷魁，江宁博物馆藏东晋墓出土的青瓷魁、勺等。此外，东晋南朝墓葬中发现大量专供随葬用的陶质魁、勺，是当时饮酒习俗的直观反映。

凭几，是古代供人“席坐”时的辅助家具，也是最早出现的凭靠类家具。早在《周礼·春官》中就有记载。《器物丛谈》中介绍说“古者坐必设几，所以依凭之具。然非尊者不设，所以示优宠也。其来古矣”。可以看出，当时凭几并非任意人家都可使用，且帝王将相所使用的凭几在材质上也有区别，以显示主人的地位身份。

凭几是小巧别致的家具，在古人席地而坐的时代，放置于席、榻之上，供人凭依，以缓解腰部疲劳和膝腿负担。它由一个扁平的圆弧形几面和三条修长的蹄形足组成，简洁到几笔就能勾勒出的设计，却宛然留存着魏晋名士“清羸示病之容”的身段和风情。

据介绍，墓葬中还出土了滑石猪、料珠、朱砂颜料、青瓷香熏炉、青瓷盘口壶等各种文物，从出土物上看，这是近年来南京六朝考古的一次重要收获，对于研究六朝家族墓制度、六朝艺术有重要价值。此外，还有一些金饰件，这些饰件原本应是成组的，使用了掐丝、焊珠、镶嵌等制作工艺，有鸟、鱼、瓶、花瓣、提篮、方胜等各种纹样。南京地区东晋墓中发现的金器极少，此次成批出土的东晋金器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墓中有一只褐釉青瓷香熏炉，还残留有烟灰痕迹，想来是墓主生前用过的爱物；一个盒子里有几块掺杂着粉色和褐色的土块，是当时女子用的胭脂。

有意思的是，其中一处墓葬的一块铺地砖，还刻有一个光头的胡人，“别小看这块只有十几厘米长的砖头，它说明六朝时，南京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专家说。

时隔千年后，人们仍能从这些丰厚珍稀的随葬品中品读到传奇的家族故事，感受到纷乱的兵戈动荡，领略到风雅的世俗审美，欣赏到名士气度的风流。

内容来源：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邢虹朱彦

图片来源：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来源：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