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崔道怡有哪些故事？

崔道怡先生，著名编辑、杰出的文学编辑家、评论家、被赞誉为“文学摆渡人”、新中国四大名编之一。
1982年，崔道怡发表了关于小说创作方法的指学书《创作技巧谈》，作家王蒙为这本书写序。在序言中，王蒙充满感情地谈到了崔道怡和《人民文学》的其他老编辑对中国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我也挺感动的，对编辑的这个心理状态，这些人（作家）都打响了，但是他们（编辑们）是不声不响的、默默地做着人梯，给人当做梯子的工作，想到这里我眼里心里都发热，这是王蒙说的，还是由衷地对编辑还是感念的。读着当年王蒙为崔道怡的《创作技巧谈》这本书写的序言，我们能感觉到一位编辑与作家之间的深厚感情，像蒋子龙、李国文、刘心武等这样的作家可谓文坛风云人物，但很多读者也许并不知道、在这些作家的背后有一位默默耕耘着的编者，经他的手、这些作家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在他的帮助下、这些作家逐渐写响了名声。编辑在整个文学，叫做生产链条当中他起的作用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连接作家和读者中介、桥梁这么个作用，因此他的作用是发现、扶持和推举。
1956年，崔道怡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人民文学》杂志社当编辑，直到1998年秋、从常务副主编岗位退休，其间整整四十二年。这四十二年间，他结识了很多的作家，对于作家和编辑之间的关系他有着独到的理解。谈到作家和编辑的关系，有的时候是这种感情上的沟通、自己觉得很动人，我为之动容，包括自己和这几个作家接触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跟李国文、刘心武、蒋子龙、汪曾祺，当然不止这个，还有包括相当一批作家，都是彼此能够有心灵感应的。说到与作家之间的“心灵感应”，崔道怡首先回忆起的人就是蒋子龙，那已经是当时三十多年前的事了。1976年1月，停刊十年的《人民文学》复刊，在显著位置上推出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的编辑正是崔道怡。老实说这个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因为他蒋子龙写了一个机电局长，这个机电局长当时是抓生产的，而这个是符合当时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要求的，那么老百姓当时也真是看到文革造成了国家的经济状况、那非常危机了，能够有这样的领导、肯于抓生产，那么很高兴，认为这个形象自己刚才讲就是符合时代的要求、符合群众心理的这么一个作品。刊载符合时代潮流、符合群众需求的文学作品始终是巜人民文学》这本杂志的定位，这本杂志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毛泽东曾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然而在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间、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人民文学》停刊近十年。直到1976年1月才再次复刊。《人民文学》的复刊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75年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上任他就提出要全民抓生产，确定了未来的奋斗目标，同年7月初，邓小平就文艺贫乏问题请示毛泽东。7月14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进行批示时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在此背景下《人民文学》酝酿复刊。这样酝酿着，原来的《人民文学》的领导又酝酿着能够使《人民文学》恢复。崔道怡以老编辑的身份再次回到《人民文学》，仔细算算他已离开这份自己钟爱的事业整整十年之久，但他来不及与其他同事好好叙叙旧，因为自《人民文学》接到批准复刊的指示之日起、到第一期复刊发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他需要马上投入工作，去寻找符合刊登要求的小说稿。复刊的时候，应该说是时间紧迫、相当匆忙，因为就是等着批准，批准以后、又马上就要能够出版。那自己又碰到了这么一个机会，就因为在筹备《人民文学》恢复的时候、看了地方上的一些杂志，发现天津有一个工人作家、蒋子龙写的作品是不错的。蒋子龙本来是一个重型机械厂的工人，但是有文学才能。当时期刊领导下达的任务是要挖掘工农兵出身的文学新人，在崔道怡看来，蒋子龙无疑是理想人选。那自己就到天津去找他蒋子龙，当时天津正在发表他的一个中篇小说、叫做《机电局长》，比较长，《人民文学》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一向是发比较短的作品的，那么又要想拿到他的作品、时间又非常紧迫，写新的恐怕来不及，自己就跟他商量，自己说你看、你把你这个《机电局长》能不能把它压缩，你就把那个机电局长干的那事儿都压缩到一天里面，叫做《机电局长的一天》，由几万字变成一万多字，这就是叫做编辑和作家之间的这种叫做协作的关系，可以说是在艺术感觉是相通的。自己一说，他说这个好、这个好办，这个比新写一个那容易多，而且时间可以赶紧了。在崔道怡的建议下，蒋子龙把最足以表现机电局长性格的事件聚拢在一天的工作中，集中描述了一位工业战线的领导者带领着工人们生产创业的感人故事。这样大刀阔斧的修整之后，在崔道怡看来，相比之下，这篇短篇小说反倒更能突出主人公敢想敢干的个性。这个作品整个儿感觉分量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编辑如果要给他出出主意，作家是非常高兴的，他有时候感觉到哎呀、你说得太好了，那么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个就是你给我提示了。他非常高兴，有点儿这个一下子就是用这个词儿不恰当，有点等于是点铁成金了，就是说他不是一块矿石，里头有很宝贵的东西，但是他处理得不是那么很好，你给他出出主意以后，他一下子处理好了以后、光彩就出来了，那编辑应该起这个作用。编辑部的副主编、主编层层审核之后，都对蒋子龙的这篇小说给予赞赏，并决定将其放在《人民文学》1976年1月复刊号的头条地位隆重推出。这篇《机电局长的一天》也不负众望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对于编辑来说，崔道怡又一次发现了一位优秀的作家，能够把更多更好的小说作品推荐给广大的读者，是他从事编辑工作最大的欢快。
崔道怡自幼喜爱文学写作，成为一个能影响时代的作家是他青年时的一个愿望。1952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原以为经过大学专业的学习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可让崔道怡没有想到的是，进入大学的第一堂课就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方向。首先第一堂课就告诉你，我们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也不是培养出来的，这个对自己印象很深。自己就发现原来不是说上大学以后就能成为作家的，这必须经过自己的实践。那么另外在大学里面，那将来学的东西可以有各方面的发展，其中包括文学编辑，但是究竟自己在哪方面发展，当时还是在摸索当中。崔道怡渐渐地意识到一个好的作家是需要天赋、需要人生阅历的，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感觉到自己力量是不足的，也就是说、创美的这种能力是不够的，但是在大学里学习以后，我发现自己另一种能力还是可以的，叫做审美的能力，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判断，觉得它好在什么地方，那么它的内容、艺术、表现包括技巧这些方面都好在哪里，自己好像比较容易认定，那么这个就是属于编辑的这个业务。崔道怡在学习的过程中，寻找着自己的特长所在，成为一位优秀编辑、成了他新的人生目标。在学习中，他逐渐意识到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一个好的编辑不仅能发现和推举新作，更能扶植和推举新人，他不仅要会读文章，更要有着很深的文化功底，而崔道怡在大学校园的四年里、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走向繁荣的初期。那时候自己还在学校里面，当然感受到我们国家对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视的，从大学里学的课程、老师的教课，那应该说是已经体现了这种意思，叫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老师讲的时候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学生们也可以自由自在的能够根据自己的要求来阅读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一种非常宽松的、祥和的那么一个气氛。回忆起当年刚参加工作、来到《人民文学》杂志社那座四合院的情景，崔道怡满眼陶醉。这个四合院前面有一个影壁，那个影壁旁边有一棵大树、槐树，那么院子里面的树就是庭院里的树了，什么丁香花、什么西府海棠花，春天的时候红的红、白的白，在那个院子里面、走廊里看稿子，那是一种非常美的享受。自己觉得人们读文学作品总是希望能够有美的享受吧，那么自己觉得就是在进行美的享受。崔道怡悠然自得地在花香中审阅来稿的时候，新中国也正在迎接建国后文艺事业的空前繁荣。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一时间文学艺术界相当活跃，很多作家写了、应该说是引起社会关注的作品，有一些评论家也发表了一些比较新锐的意见，这些都反映在《人民文学》上。作为以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为主的国家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适应时代需求，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家的革新之作。就是以王蒙为代表的一批人，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一批人都已经相当活跃了，那么自己觉得我到了工作岗位以后的责任就是应该赶快再发现文学创作的新人。此时崔道怡担任京、津、华北地区小说责任编辑，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群众来稿、堆放在他桌上，崔道怡一一细致审阅，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叫“披沙拣金”，在众多来稿中寻找亮点，可是半年多的时间里、他退掉了大量稿件，却没能选出一篇满意之作。因为自己意识到《人民文学》水平就是比较高的，那么自己要挑出来以后应该能够得到各级领导的承认才好，如果我挑上来一个水平很差的小说、到复审的时候，被打回来、说这个不够格儿，那我不是也很难堪嘛，所以自己是希望选中以后，就一路畅通被领导认可的。这种情况下，在半年之后，在稿件里发现了李国文。一天，崔道怡在来稿之中发现了一组令他耳目一新的作品，投稿人是把五篇小说一块儿寄来的。崔道怡说，这几篇小说篇篇文笔老辣、内容深刻，堪称新锐精美之作。自己觉得我是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就是李国文，这应该说是我们现在国家里的大作家。在八十年代以后，李国文连续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全国性的各种各样的奖，他的作品是非常老练成熟的，包括当时八十多岁了、还不断地在各个报刊上发表自己的专栏文章、这么一个作家。当时他的第一篇东西，自己觉得是经过我手发现的，而且马上得到了编辑部的各级领导的认可，那自己就是很高兴了。崔道怡选取了其中一篇《改选》发表在1957年7月的《人民文学》上，从那以后、崔道怡和李国文就成了朋友，到当时已经有五十多年了。1985年时李国文已是文坛大名家，应邀撰写《编辑与我》，仍不忘崔道怡对他的“发现”，称崔道怡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摆渡人”。文中写到，“一个真正的编辑，他的任务就是发现，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道怡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现者。我相信，在中国作家这支队伍中至少半数以上的人都程度或深或浅地和他有过交往，我算是其中的一个。”的确，崔道怡在自己长达四十二年的编辑生涯中，发现、推举了很多作家，并且和他们都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