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张军钊有哪些故事？

张军钊先生，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有名导演、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第五代的先行者、他导演的《一个和八个》被公认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
1983年，张军钊三十二岁、张艺谋三十四岁，何群和肖风也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半年前他们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张军钊是副导演，张艺谋、肖风是副摄影师，何群是副美术师，当时、这四个年轻人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筹划干大事。这一天，在全场大会上，他们说出了自己的豪言壮语。我们四个人剃成光头啊，全部剃成光头，召开个全厂大会、让我们四个上台去表态，那自己上去先表的态，自己说我的第一部作品将要在这儿做，我要做砸了，我从今以后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我再也不提我当导演的事，我做一辈子副导演。张艺谋上去说丶他做一辈子副摄影；何群啊、肖风啊都一辈子都是做副的，那厂领导马上理直气壮上去了，说你们要求做导演、做那些做正的那些人，你们也有勇气也上来啊，也讲啊，你甘愿一辈子做副的，我给你机会。没一个人说话。
1983年，张军钊向广西电影制片厂提出独立拍片的要求，刚毕业的学生就想独立执导电影，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张军钊既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自然有他的理由。原来厂里的老导演能跟你的艺术观能够融到一块儿去吗，那他们肯定还是第四代、第三代的拍摄方法、传统的那种思想来，那么你们给他打工、能拍出你们想要的作品来吗，那不等于白浪费吗，拍了一个还是人家第三代的作品，对不对，那你就等着吧。学了这行我就要干，干这行，并且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干上去，因为你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我等到五十了才让我独立导演片子，我那点儿激情早就没有了，自己导出的片子不是自己现在这样。拍出与前人不一样的电影，而且是时不我待、马上就要拍，这是张军钊心中喷薄欲出的呐喊，无论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要放手一试，这也是他的同学张艺谋、肖风、何群的共同看法。空喊口号没有用，拍戏先得有剧本，张军钊开始着手寻找合适的剧本。在这个情况四处打听，打听到有一个、叫《一个和八个》的剧本，这个剧本在我们厂通过是通过了、压了三年，压了三年就没有一个导演拍，不拍它的原因并不是说、后来那些人跟自己讲，并不是因为它艺术上差，是它的政治风险太大啦，于是所有的导演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不上，那这个本子，自己说那拿给我看看，自己从文学部拿出来了，结果自己晚上一口气把这个剧本读完了，我自己就拍定，没和他们商量就拍它。为什么，自己就觉着它这个剧本它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特别是自己这个人特别喜欢人物关系，它这里边的人物关系写得非常微妙。《一个和八个》的剧本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长诗，写的是抗日战争年代一个蒙受冤屈的共产党员和八个罪犯关在一起、以革命的热忱感化罪犯，最后大家一起踏上战场的故事。这样的题材以前没有人拍过，要拍自然是要承担风险的，为了表明拍电影的决心、张军钊和张艺谋等人除了在厂里开剃头誓师大会之外，他们还跟领导打起了车轮战。我们四个人是轮番啊，就像那个走马灯一样的，自己规定好前两个小时自己去谈，从导演角度谈、我为什么要拍《一个和八个》，然后张艺谋一来替自己、自己就走人，两个小时以后、张艺谋接着谈他的摄影设想，张艺谋谈完了以后，肖风接着谈摄影。肖风走了以后，何群来谈他的美术设想，就这么谈，把领导感动的啊，说这几个年轻人太有想法了，就他们在广西厂那么多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十多年的厂子了，没有一个艺术创作者是这样的。其实，张军钊对拍电影的激情已经积蓄了整整十年，这是磨难之后产生的激情，非发泄出来不可。在劝说领导的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会与同伙们一起回顾当年上电影学院的往事。1978年，是国家在十年动乱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的第一年，那一年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有六百一十万，直到2003年以前、这个数字仍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高考参加人数最多的纪录。张军钊所在的西安考点有五百多人在与张军钊一起争取三个入学名额。第一试就是也不是初试叫目测，第一次目测就是你来了老师看一看，看你这个人是不是个瞎子、瘸子、拐子是不是，要是个残疾人、可能人家就不让你再往下进行了、就筛掉了。张军钊顺利通过初试、进入复试，复试是单独面试，张军钊不知道会考些什么科目，更不知道老师会问些什么内容。自己前边那些考生考的时候我们都趴在窗户上偷看呢，看老师怎么问的、有时候听不太清楚，但是大概能够看出来老师嘴型啊、然后他回答的什么问题、大概能够知道一些，但是也不知道问你什么问题、那是完全不知道了、猜测吧，那就问自己艺术概论的很多问题，不是、文艺理论的很多问题，因为自己虽然那时候不懂得导演，但是你要学文学的话、肯定和艺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很多艺术理论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么自己在平时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积累，于是他问自己的这些，文学理论也好、还是这些艺术理论也好，自己记着当初我回答不能说对答如流啊、还是比较流畅的，都回答了他的问题，没有感觉到哪个问题把自己问住了或者说不会了。
尽管考试时表现不错，张军钊对自己能不能被录取依旧心中没底。回乌鲁木齐之后，他每天都盼着录取通知书和电话，希望能有好消息传来。在一个多月里，他甚至不敢去参与任何关于高考的讨论，忐忑不安的心情让他坐立不安。直到一天，同事给他念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别的前边什么乱七八糟的、自己都没听见，欲予录取，自己这四个字一听到，自己说真的，一把夺过来，自己就看满纸那个字，看不见，当时自己这种体会啊，你没有这种体会、没有这种真实体会的人你不会想到、怎么看不见啊。就是那个白纸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字，你就看不见欲予录取这四个字在哪儿，到后来他把自己抓到那个水龙头管底下、就滋自己那个脑袋，给自己滋了个满头湿，就是让自己冷静下来了，这时候慢慢自己平静下来，再一看，哦、在这儿啊，这字才能看见。
1978年夏天，二十七岁的张军钊告别生活了十四年的新疆到北京电影学院报到。他和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李少红等人成了同窗。在上学之前，这些同学大都散落在各行各业当工人，如今能够考上大学、改变命运，他们都卯足了一股劲儿把学习当作头等大事。在这种氛围中，张军钊自然也不甘落后，当时老师给我们列出来的读书的目录自己把它抄了好几份，中国的要看哪些书、一大堆；前苏联的要看哪些书，欧美的看哪些书，那儿那么多书一本书都那么厚、那得要时间的啊，于是我自己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小规矩，就是不管上课再忙、自己每天业余读书一百页，就是这个书要读到一百页才能睡觉。经常拿那个书在床上躺着躺着，困得不行了就睡着了，有时候半夜醒来一看丶还没到一百页呢，赶紧接着再看。看书，对张军钊来说，是课外的基本功、重在自学，而电影学院设置的专业课程让他这个原来的电影爱好者系统地学习到了做一个电影导演的手段。首先一个是讲座，比如说像谢飞老师啊、郑洞天老师啊这些他们自己拍片子，拍完片子以后他有点体会啊，他跟同学讲，比如我怎么拍的这个《樱》、樱花的樱，怎么拍的怎么构思的、剧本怎么改的，这讲座性质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就比如专业上的蒙太奇，蒙太奇就是镜头的组接、就是它的基本语汇、组成电影的基本语汇、就蒙太奇这是一门课程，比如还有电影剧作，剧作课专门的剧作课，就是教你如何写剧本，这剧本里边含有多少要素，它跟别的小说为什么有区别、这些要素是什么东西，然后布置你去写作业，比如这个礼拜跟你讲了，完成一个人物肖像、你就得写一个人物肖像的作业；那下个礼拜让你写一个声音和光线的作业，你再写一个声音和光线的作业。导演在一部电影中是统筹规划的角色，因此什么都要了解一点儿，除了蒙太奇和剧作课之外，张军钊记得当时的课程还有表演课、摄影课、美术课等。我们请的那个形体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形体的老师，叫黄子龙，那个老师自己现在记得很清楚，据说是个大腕，也是教形体的一个大腕。让我们这样二十八个人、你想想都是三十岁年纪的人了，跑圆场、京剧圆场、岔开腰，然后跑圆场，你想陈凯歌那大个儿、小短腿在那跑圆场，大家就笑得不成样子，就属于那种。当时觉得很好笑的事、现在想起来，确实对我们长大的每一步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在所有的课程中，张军钊和同学们最喜欢的是世界电影欣赏课，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普通人能看到的外国电影少之又少，就算有、范围也局限于很少几个国家的电影。电影学院学生的身份让这群78班的学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看的这些片子呢就是老师打出来报告，跟整个文化部啊、电影局啊请示我们教学上要安排哪些欧美的电影、日本的电影、中国的电影，都是有教学计划，然后一周大概平均我们要看两到三次片子，这三次看完了以后、你不能白看啊，所以说自己每看一部影片、自己都做电影笔记。黑灯的情况下，拿一张纸拿个笔，在这个上面就这么默写，那块儿道具、第三十八场，就写下来。回到宿舍以后自己每天要整理，我这个片子我当时看的时候自己记下来这么三点，根据这三点我记下来我体会是什么，人家为什么这样处理，这就是一篇电影笔记。1982年，三十一岁的张军钊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经过四年的电影熏陶和专业学习，此时他对电影的理解和操作能力和刚入学时相比、已经截然不同，唯一不变的是他对电影的满腔热爱。以前他只能作个电影观众、欣赏电影，如今他要当一个真正的电影工作者、用电影发出自己心中的呐喊。毕业分配时，张军钊特地与张艺谋、肖风、何群一起选择了地处偏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为的就是尽快实现自己的梦想。那我们四个呢，去之前跟领导是强烈要求，如果你要给我们拍片，你不要谈你这的条件，生活条件再差、我们住马路都没事，只要你给我们拍片创造条件，我们就去。它热啊，到越南了，什么的，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那领导当时拍胸脯，说我保证你们去了以后，一年之内一定让你们拍片，这样的话这不一拍即合嘛，这样我们四个人、自己是第一个去报到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