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张孝光有哪些故事？

张孝光先生，有“中国考古绘图第一人”之称、“羊皮书”修复工作的亲历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料室里有几张当时三十多年前拍摄的老照片，如今许多在中科院工作的年轻人也不太清楚这些泛黄了的照片背后的故事，而当时那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将为我们解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把东西带回来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都有照片，拍了好多呢，后来说咱们分成两个组，把我们几个留下的人分组，一个组王旭负责、重点负责修复；自己的组负责复制，自己这个组里边有三四个人，王旭他们那组也有三四个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的科研工作一度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忙忙碌碌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小院也变得安静了下来，然而1970年、一个突如其来的任务打破了这份宁静。总理就批下这样一个任务，批给科学院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对外仍然是科学院，那是七几年以后、后来才成立的社会科学院，一直对外还是称为中科院考古所。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的各个部门要全力以赴，为阿尔巴尼亚修复一份重要的古代文件，考虑到古代文件的修复会涉及到许多考古知识，所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是当时的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接到这项任务后、他赶紧把十几名下放劳动的考古研究所技术骨干组织了起来，设立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小组，三十七岁的张孝光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就要做准备，就根据文件里边简单地说了一下，说这是培拉特古城发掘出来的、埋藏在地下二十多年的两本书，好像说是莎草纸的，情况很简单，要求我们给复制。不修复你怎么复制，东西也没见到，大家就像瞎子摸象似的就分析是什么书，这莎草纸什么样，大家也没听说过莎草纸、更没见过莎草纸，莎草纸是什么也不知道。莎草纸是古埃及人发明的书写介质，它用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莎草茎制成，莎草纸一度是古埃及重要的出口商品，远销至古希腊、古罗马等欧洲国家。莎草纸一直使用到八世纪左右，后来因为原料的短缺和成本的高昂、这种工艺逐渐被中国传入的造纸术所取代，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由于谁都没有见过莎草纸，所以张孝光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这种特殊的材料。为这个任务，我们在北京市跑了有不下二三十个单位帮助协助完成这个任务。就找到造纸研究所，北京市造纸研究所也不知道这莎草纸是什么，后来我们就给他们介绍，介绍完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们仿制这个莎草纸，用了各种办法。用麻纤维、用棉纤维、还用甘蔗纤维好多种类来做纸，做成这么大的纸样。但是呢，都挺厚，最像莎草纸的，就是那个甘蔗纤维做的，横竖两种纤维交叉着压在一起，但是它厚、没有人家的莎草纸薄。1971年的春天，阿尔巴尼亚终于把需要修复的文件送到了北京，大家研究了近一年的莎草纸却从未见到这份神秘文件的庐山真面目。当它最终被送到考古研究所后、张孝光和同事们大吃一惊。不是莎草纸，都是羊皮纸两本书，另外一本大本的银字的、损坏得少一些；小本金字的损坏太严重了。原来这两本书根本不是莎草纸书，而是羊皮书。羊皮书也叫羊皮卷，是由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在帕加马王国欧迈尼斯二世时期、由于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帕加马人没有了制纸的原料，被迫发明了用羊皮作为原料的羊皮书，通过辨认羊皮书上残存的文字，张孝光和同事们发现这份阿尔巴尼亚方面说的重要文件原来是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分别书写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福音书。咱不是正文化大革命当中吗，所以他们来的人都不肯说这是什么书，不肯直说。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就是《圣经》。这两本羊皮书是公元六世纪到十世纪期间、基督徒抄写的《圣经》抄本，其中一本是由金字古希腊文写成，另一本则是由银字拉丁文写成。当时两本书的书页已经粘在了一起，用手一碰就会掉落碎片。修复残破的羊皮卷，在当时只有英国、法国等极少数几个国家有过尝试，面对这两本已经达到修复极限的羊皮书、从未接触过类似任务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又将如何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呢。
《圣经》是犹太教、基督教等教派的宗教经典，从最早成书的“约伯记”、到最后成书的“启示录”，《圣经》的编写历经一千六百年左右，共有超过四十位作者。受到书写材料的限制，最早的《圣经》抄本都是写在羊皮卷和莎草纸上，比较著名的有梵蒂冈抄本、死海抄本和培拉特抄本。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将要修复的这两本羊皮书正是《圣经》培拉特抄本，这两本羊皮书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这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讲起。1939年，意大利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为了避免重要的文物被侵略者掠走，人们把这些珍贵的羊皮书埋在了地下。三十多年过去了，当羊皮书重新被发掘出来的时候由于受潮出现了严重的破损，随着它们的到来，紧张有序的羊皮书抢救工程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展开。咱们还是得请教有关的人，羊皮纸的书那当然就离不开制革了，既然是纸就离不开造纸研究所，所以我们就把造纸研究所的工程师，是不是总工不知道、反正是工程师，还有皮革厂的总工、还有好多经验特别多的老制革师傅，还有我们、还有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请来了、请到考古所，一块看这个东西、开会，就研究怎么进行这个工作。在会议上，大家首先讨论的议题是如何把粘在一起的书页完整地分开。
纸壳子里边装着，王旭说、哎呀，他说怎么这个书还带响啊，一拿稀里哗啦的，一打开盖、一拿，掉了很多碎的渣。当时感觉到这个太难了、怎么办，怎么给它修复。如果把羊皮书比喻成一片面包，那么张孝光和同事们拿到的就是一些干燥的面包渣，这些书页不仅无法拼接、而且一碰就会变成更碎的粉末、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大家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经验丰富的皮革师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说你要想弄啊，你就非得让它回潮，它是原来在地里埋的潮了湿的、然后粘在一起的，粘在一起又风干一拿就碎了，所以你必须让它回潮，没有碎的了、让它再恢复到潮湿状态，这样你才能一页一页地给它展开。
由于长年跟皮革打交道、深谙皮料的特点，所以这位皮革师的建议最终被大家采纳。几天后，放置在潮湿环境下的羊皮卷果然恢复了韧性，原本凝固在一起的羊皮书也可以一页一页地揭开了，修复工作终于有了眉目。就在大家把羊皮卷按页拼接好之后、一个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我们国家就是说过去使用过装裱的办法，比如那些个旧书，因为咱们都是线装书，线装书打开是这样的，底下裱不受影响，然后再一折、再装订。它这是单页的，两面字，所以装裱的办法不能用。由于羊皮书每一页的两面都有字，如果采用我国古代字画装裱的修复方法来处理，无论纸多么薄、都会造成一面字被遮挡，这就违反了古代文物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大家先后实验了羊肠膜、芦苇内膜等十几种材料，然而这些材料的透明度达到了要求，但是强度却比羊皮纸大，这就像新布料补在腐朽的旧衣服上、反而会对连接的部分造成破坏。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固羊皮书呢，最终大家想到了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材料-蚕丝。就是用单丝、就是用蚕茧，把蚕茧单个的丝找出来以后，给它缠绕成网子，然后涂上一层膜。涂上一层膜以后，它就把那个网子就到到膜里边了，揭下来以后，薄极了、特别薄，，把它贴在那书上，把碎的对好了、贴在那书上，尽管上面有字，都能看到，而且你感觉不出来有东西，现研究出来的，那个网子是自己缠的，就是手工的绕线机、就是做马达绕线圈那个绕线机。弄一块板子，玻璃板夹上，然后底下弄个盆，搁上蚕茧、温水，找出头来、一缠，缠成那个网子，大概这么大块、比它那个书页稍微小一点，然后就涂缩丁醛，干了以后揭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呢，为什么矷，第一、用它修复了这个书页以后，你感觉不到它有东西，这是一、最好的。第二个特点，好处是什么呢，将来科技更发达了、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它还可以去掉，还可以从书页上去掉，用的是这个办法。这种用蚕丝和化学材料制成的薄膜不仅解决了羊皮卷的加固难题，也在我国日后的纸制品保存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这项技术的发明不仅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也开阔了大家的思路。如何利用中科院各个院所的技术优势把科技引入修复工作、这成为大家新的探索方向。你想科技院、光科学院就跑了植物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好多，为什么呢，就考虑到这书我们给揭开了、修复了，将来要霉变怎么办、发霉怎么办，另外我们怎么样把它这一页一页弄牢，你不能把它再往一块订了，对吧，没法订了，它已经变成单页的了，就只好把它每一个页都用两块有机玻璃、最薄的有机玻璃夹起来，然后把里边的空气排掉，冲上氮气，然后把它封死，这是一页，然后再把这个、当时用的是涤纶膜做的塑料袋，透明的口袋，把每一页每一个页装一个袋，然后把这个袋装订起来，然后装订成册，所以它这一本书大概变成了八本、还是十本来着、忘了，反正这么厚一本，跟相册似的这么大。在中科院各个部门的配合下，历时近十个月的时间，考古研究所终于成功完成了两本珍贵羊皮书的修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