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实施一周年：成效与展望

截至2022年7月，“双减”政策已实施一周年。这一重大政策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效，还存在哪些困难和挑战，下一步又将如何巩固提升政策执行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很好的总结和反思。

“双减”政策实施一周年取得的成效

从近年来教育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双减”政策的执行力度之大、辐射面之广、影响力之深前所未有，是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中央到教育部党组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注，“双减”政策被视为过去一年教育领域的“一号工程”；各地各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双减”文件精神，开展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探索尝试。总体来看，一年来，校内外同步推进落实，不断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大力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负担和家长相应的精力负担均有效减轻，学生的阅读、睡眠、运动、实践时间普遍增加，发展素质教育的氛围日渐浓厚，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显著提升，“双减”工作取得明显实效。

一是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进一步强化。“双减”政策实施推行以来，各地各校不断推进校内教育提质增效，围绕学校教育“主阵地”，聚焦作业管理、课后服务、课堂教学等三个方面，回归育人本质，重塑教育生态，实现了育人观、教学观和学习观的深度转变。首先，作业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有效减轻。一方面，作业总量时长得到有效控制，地方和学校普遍建立作业管理制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另一方面，作业设计水平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已有17个省份出台了作业设计指南，教育部还专门组织专业力量研制了《学科作业体系设计指引》和8个学科24册基础性作业，并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供各地免费使用。其次，课后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学生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各地各校充分挖掘校内资源，努力提供面向全体学生的特色化课后服务活动课程。根据教育部调研数据，一年来，学校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有91.7%的教师参与提供课后服务，课后服务项目吸引力显著增强，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超过90%。此外，教育部在“全覆盖、广参与”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上水平、强保障”，统筹用好社会资源，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引进28万名科技人才、文艺工作者、体育教练员等专业人员参与课后服务，为促进课后服务水平的有效提升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一年来，教育部深入实施国家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计划，遴选了2422节部级精品课；建立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先行创建工作；升级建设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截至2022年7月中旬，已有课程教学等十大板块优质资源3.4万条。另据调研数据，全国已有21个省份出台了分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学校普遍建立了教学基本规程、强化了校本教研、落实了“零起点”教学和学习困难学生帮扶等制度，绝大多数教师参与了辅导答疑，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总体来看，无论是从观念上还是行动上，学校教育教学主阵地地位和作用愈加凸显，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正在不断增强。

二是校外培训乱象得到有效治理。近年来，我国校外培训市场急剧膨胀，校外培训机构种类繁多、规模庞大、良莠不齐，严重破坏了正常的教育生态，冲击了公办教育体系，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同时也给教育治理带来了较大难题。“双减”政策的出台直指校外培训乱象这一顽瘴痼疾，通过坚持从严治理，旨在使教育回归公益性正轨。如今，“双减”政策落地已一年，经过多方的不懈努力，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一方面，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文件30多个，对实行政府指导价、预收费监管、上市公司清理整治、作业管理等方面明确具体规定，形成“1+N”政策制度体系。政策层面上细化具体要求，为地方执行“双减”政策提供了具体依据。另一方面，监管执法持续强化。教育部构建了全流程监管体系，在周末、中秋、国庆、寒暑假期间开展暗访，各地行政部门积极落实要求，加强执法力度，实现关键时间节点监管的常态化，累计出动执法检查数以十万人次。2022年以来，组织各地于4月至6月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工作，累计排查校外培训机构17.2万个、材料24.3万份、人员40.5万人，推动完成了4614个问题机构整改。同时，深化数字监管，建成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2.0，基本实现校外培训机构全覆盖，逐步健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体系。经过治理，全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超九成，培训收费较之前平均下降四成以上，25家相关上市公司全部不再从事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此外，在对学科类校外培训开展治理的同时，教育部还针对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进行了规范管治，全国近11万家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机构资质审查、收费行为规范、预收费资金监管等关键环节全面加强。伴随校外培训乱象得到有效治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在得以逐步恢复和重塑。

三是家校社协同育人功能显著增强。“双减”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涉及多个利益相关群体，需要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五大主体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并强调“教育部门要会同妇联等部门，办好家长学校或网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推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服务站点建设，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理性确定孩子成长预期，努力形成减负共识”。一年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宣传正确的教育观念和育人理念，制作“双减”宣传片及系列短视频，邀请专家指导学校做好家庭教育；同时，全力统筹各类校外实践活动课程，积极服务于所在区域中小学生的研学实践，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实践平台和学习机会，家校社协同育人功能逐步得到增强。在政府部门的牵头下，学校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家庭积极参与支持，不断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切实增强了家庭、学校、社会参与学生减负的专业性、协同性。在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区域典型：比如，重庆市打造“双减”社区工作坊，向家长推送家庭教育服务项目，支持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海南省通过家长学校、家庭教育讲座、致家长的一封信等方式，开展丰富多样的家庭教育活动；在山东济南市，1343所学校开展家庭教育在线服务，为家长提供咨询辅导……总之，“双减”政策的落地，离不开家庭乃至全社会的支持配合；而优异成绩的取得，也必然得益于家校社的协同育人，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双减”政策面临的挑战和展望

可以说，“双减”政策实施力度以及所取得成效都是空前的，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体现在一些教师负担过重、家长焦虑情绪不减和变相校外培训难以治理等方面。基于“双减”政策学生和家庭有关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的目标定位，未来3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双减”政策仍然要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和依法治理，持续推动教育生态重塑，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着力减轻教师过重负担。“双减”政策的目的是给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减负，给家庭和家长减负，但教师作为“双减”政策落地的排头兵和执行者，与“双减”工作的落地落细落实密切相关。在“双减”政策推进的过程中，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等问题开始显现。按照政策的规定，“双减”政策推行后，学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学生在校时间的延长，也意味着教师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备课、教研等活动时间的压缩，无形中给教师造成了压力。与此同时，由于政策依据不充分、保障条件不完善，导致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报酬较少甚至无偿劳动，他们在职称评定等方面实质上也未能获得相应的政策倾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双减”政策的下一步着力点，除了给学生和家庭减负外，也要大力给教师减负。具体来说，要合理安排教师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任务，探索实施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度，健全教师课后服务补贴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长效机制。同时，为了确保教师能够实现减负，政府层面要积极支持学校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利用有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源、场地和人员优势，让校外培训机构为学校提供优质规范的教育服务；还可以积极引进社区资源、家长资源以及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不断增加优质课后服务资源的供给。

大力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双减”政策出台以来，虽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负担明显减轻，但家长的焦虑情绪却未能有效减轻。从当前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现状来看，多以作业辅导和看护托管功能为主，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针对性的补习需求。然而，一些家长为了孩子个性化学习需要，会采取“一对一”私教或拼班培训的方式参加补习；同时，保留下来的培训机构由于培训供不应求，从而导致学费“水涨船高”，家长的压力仍然较大。此外，受长期以来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加之一些地区在考试招生制度和教育评价改革方面的推进力度不够，致使部分家长依然将校外补习视为一种“刚需”，许多家长会不自觉地深陷焦虑之中。因此，“双减”政策的下一步着力点，除了考虑学生和校内的因素外，如何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育儿观、成长观、成才观，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要强化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家委会、家长学校的作用，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开展专家咨询、家访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家长的教育理念，真正减轻家长的心理负担，从而形成科学育人的强大合力。

加大“隐形变异”培训机构的治理力度。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大量的校外培训机构面临“何去何从”的转型困境。从表面上看，许多资本已从培训市场退出，但也还有些培训机构短期内为求得生存，更多隐蔽的、变相的培训行为将会持续存在，加大了校外培训的治理难度。各种“隐形变异”的校外培训活动，如“高端家政”“众筹私教”“住家教师”等违规行为层出不穷。一些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开始转入“地下”。但由于其规模小、隐蔽性强，监测与治理的难度较高，严重影响了“双减”工作的成效。因此，“双减”政策的下一步着力点，除了对明面上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加强规范和治理，还要加大对地下培训市场的监管，加强常规检查，充分利用数字监管平台加大对校外培训资本的监管。严控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一对一”私教或改名为“家教公司”等行为，设立举报奖励基金和匿名举报奖励制度，杜绝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

总之，“双减”政策是党中央在关键时间节点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教育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得到了来自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政府等多方利益共同体的支持和好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生和家庭的负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在“双减”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依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从更高的站位、更宏大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双减”政策，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姜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李洋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民族教育》2022年第9期）

作者：姜朝晖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