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专利史，就是一部人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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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信息记载以来，人类似乎总是在孜孜不倦地改善自我的生活条件，以至于为了分配财富将战争写满了数千年史书。故此有人说，人类史是一部战争史。其实，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沿续，是实现经济目的、分配财富的手段。于是又有人说，人类史是不是一部经济史呢？当然是，因为人类社会总是需要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而且这个过程在可见的范围内，没有尽头。

但近几个世纪来，对经济乃至对人类生活条件影响最大的，还是科技进步。经过近几个世纪的测试，科技进步已然是经济增长最可依赖的引擎，也是消弭战争的最佳途径。

为了保障和促进科技进步这一希望之火，人们做了大量的努力，而在这林林种种所有努力中最漫长也最有效的尝试，便是设立了专利制度。可以说，没有专利制度，便没有资本主义，便没有工业革命，更遑论宪政、全球化这些人类文明的璀璨之光。

2014年时，移动网络供应商QuartSoft曾制作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数据图表——《多少技术革命造就了iPhone？》。在这张时间跨度37000年的图表中，从公元前2400年时苏美尔人发明的算盘，再到公元1206年时加扎利的天文钟（最早的可编程模拟计算机），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发现的电能、塞缪尔·莫尔斯对电话的革命，几十个世纪间数百位人类精英如接力赛跑般的薪火传承，终造就了一台风靡世界的智能通讯设备。

（部分截图）

但仔细浏览这张图，便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人类的技术进步在前几十个世纪中可谓是乏善可陈。直到公元1800年左右，人类发明家才开始在各条战线上取得了如繁星般的成果，技术发明不仅多而且快。从1792年第一台电力通信系统的出现，到1858年电缆横穿大西洋，人类只用了半个多世纪。这比从算盘到天文钟可快了不知多少倍。

为什么科技爆发是在19世纪？虽然原因很多，但专利制度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专制制度的前身，是英国的“特许经营权”。女王伊丽莎白将特许经营权作为繁荣英国科学技术和鼓励生产的政策，吸引了欧洲大陆大批有特殊技能的能工巧匠，这样的“专利特权”从13世纪出现延续了几百年。到了1624年，英国又出台了《垄断法案》，使原有模糊的科学技术产权有了同其他产权一样的明确归属。尽管这部法律简单、粗糙，但若无此专利法“对十八世纪纺织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那些发明就未必有可能。”

在索托所著的《资本的秘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资本主义有灵魂,那么这个灵魂就是合法的所有权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以专利权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的诞生为人类带来了产权制度的革命。随着主要以王室和贵族拥有的土地作为最核心财产的时代被打破，具备经营能力或先进技术的个人占有以资本或技术为社会重要财产源泉的时代来临了。

1851年，世界工艺博览会召开，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上，大功率的纺纱机，700马力的机器引擎，31吨重的火车头，形形色色的水泵、机床、吊车、蒸汽机等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产品琳琅满目。除了激发观众的热情外，公众也意识到发明创造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在日益增强，急切渴望积累财富的人们要求严格公正的专利授权标准，将专利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1851年英国伦敦水晶宫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1852年，英国《专利法修正案》颁布。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专利制度最终的确立标志，而这与同时期的科技爆炸也几乎完全吻合。自19世纪以来，专利申请开始普遍起来，技术的保护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与专利制度同为知识产权制度之一的著作权制度也最早在英国建立，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迅速交流和传播，它与专利制度一起成就了英国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的辉煌。

虽然说工业革命的到来并不仅仅是专利制度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但专利制度确实是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然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的瓦特就不会如此积极地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进行保护了。因为专利权的授予能给瓦特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定时期的排他利益，这在事实上是可以起到鼓励人们从事发明创造的作用；而高新技术的诞生和产业化在客观上，也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已经为专利法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假如不给发明人以专有发明的权利，那么将势必大大挫伤发明人进行发明的积极性，而且也势必严重打击企业家实施发明和将发明用于生产及投资的积极性。因为一般说来，完成一项发明，必须付出大量的费用和辛劳，即便获得了成功，产业化过程也是非常艰辛的，说不定不能大规模生产，也有可能没有市场。

因此，冒这么大的风险而获得的结果，如果被他人毫不费力地自由仿造是各位发明人和企业家无法接受的，如果这样，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冒风险而走上伪造的道路，这就会使发明和企业经营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与此同时，随着专利制度的发展，对专利权的保护越来越规范和强化，也就越能制约公权力，从而实现宪政的繁荣。这种专利技术领域的法权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又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得以壮大，可以不再依附土地就可以积累巨额资本，所以以发明人、制造商、工程师、律师和专利代理人，以及一些与科学、专利相关的协会为代表的广泛的社会力量都在专利制度的发展下获得了充分的利益保障，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通过专利技术的交易等活动获得了经济实力，并跻身议会议员，为民主政治和宪政文明又进一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故而，我们完全可以讲：一部专利史便是一部人类史。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没有争议。专利制度也引发过长时期的论战，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专利是否会成为创新的绊脚石？

为了防止“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尴尬，人们又创立了专利契约理论，即“公开换保护”原则——专利制度类似于国家和发明人之间签订的一种契约,发明人将其发明创造一丝不漏地公布于世，国家保障发明人在特定期限内独占实施的权利；保护期限届满，则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

换言之，即授予发明人以专利权这种排他性的独占权，以此鼓励发明人将其发明公开，通过公开，更有效地在全社会传播技术信息，继而在此基础上促进产业进一步发展。

有了契约理论的专利制度并不再仅仅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同时也保障广大公众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利用的权利，专利法一般都规定了专利技术的公开，这方便了科研领域的进深研究，使科研人员能够站在伟人的肩膀上，也适时对一些在公共领域非常重要的发明以强制许可，这都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先进科技增进广大公众的福利；同时，专利制度限制了专利排他的时间，在专利权期限届满之后，新技术便成为了公共资源，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利用，这也为广大公众创造了使用新技术的合理期盼的权利。

虽然专利反哺科技进步已经成为事实，但中国企业在面对专利问题时依然显著落后。据《世界经理人杂志》统计，8成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小于销售额的10%，甚至于即使有35%的中国企业曾经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失去了商业机会，但仍有55%的企业不会为自己的创新成果申请专利。

作为全球年度专利申请量第二的企业，高通利用自己庞大的数据优势和技术储备，帮助中国手机厂商走向世界——高通在支持客户推出Android手机上有着很深厚的经验积累，帮助众多全球制造商在各个地区推出了终端产品。

“这一套完整的流程让高通能够支持覆盖全球业务的大型手机制造商同时在全球几百个市场同时推出新的产品。正是因为自下而上的产品需求反馈，以及与不同地区运营商进行的大量测试，才能帮助中国客户成功地在海外市场推出新品。”正是得益于芯片厂商在中国市场推出的“交钥匙方案”，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完备的手机供应链，这种优势从功能机时代一直延续到智能机时代。

正是有谷歌、高通等商业公司的协助，中小企业搭上专利制度的快车才成为可能。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年度专利申请增幅第一的国家，如何利用专利制度带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已经成为下一波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