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趣谈之二名人轶事

因缘得名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于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出生。那天是八月三十，赤日炎炎。林则徐的父亲叫林宾日，是个在三家村训蒙童的穷教书匠，家徒四壁却洁身自好。林宾日因妻子分娩在即，接生婆也进了门，他自己便去镇上想买点龙眼等滋补品回家。
正巧，福建巡抚徐嗣曾从乡下察看灾情回衙，差役鸣锣喝道，随从们拥簇在大轿的前后左右。不想半路突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顷刻间大雨瓢泼如注。徐嗣曾是个体察民情、关心手下的好官，他当即吩咐众人找地方避雨。可是这儿旷野茫茫，唯见山边有间破旧小屋，众人赶忙去檐下暂避。
突然，屋内传出一阵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声，正巧林宾日也在此时赶了回来。他见一位堂堂二品红顶花翎大官员居然站立在自己家门口，大吃一惊，也顾不得满地水淋淋，匆匆跪拜。徐嗣曾双手把林宾日搀扶起来说：“古人云：‘天生万物，唯人为贵。’你为大清国生了一个好子民——说不定将来还是栋梁之材，不能拜、不能拜，本官还应该祝贺你才是哩！”林宾日见这位巡抚大人和蔼可亲，全无半点官架子，内心十分感动。为纪念这次天造地设的奇遇，他兴奋地给儿子取名为则徐，希望儿子的前程能徐嗣曾一样高官显贵。想不到徐嗣不经意的一句祝福话，竟预言成真。50年后林则徐果然成了湖广总督，封疆大吏，功名远在徐嗣之上。
偶然得名冯玉祥本名冯基善，字焕章，是按照家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十一岁因家境贫寒失学，只得住在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其父希望替他补上兵额，领得一些“恩饷”以补助家庭用度。当时他父亲所在的清朝保定府五营练军是著名的“父子兵”，意思是老子退休，由儿子顶名补替，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得上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他补了好几次都没补上。他父亲的同营好友虽然知道他们的家庭境况，但由于彼此都是在贫困中挣扎的伙伴，除了在精神上给予安慰外，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同营的苗管带就说，这一回把冯大老爷的儿子补上去。旁边有人问：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苗管带经此一问怔住了，因为他并不知道基善的名字。有人对苗管带说：我去给你问问吧。苗管带怕来往一趟，耽误了时间，缺额又让别人抢走了。于是赶忙拉住那人，连声说：我知道，我知道。随手写了“冯玉祥”三字。这次补兵，经苗管带随便一写，“冯玉祥”这个名字就沿用了下来。本名冯基善反倒不为人所知了。
因错得名李四光原名叫李仲揆，排行老二，秀才老爹希望他将来金榜题名之意。十三岁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改了名。1902年李仲揆走出黄冈老家，到武汉考取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官办小学堂。李仲揆下船以后，打听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了南路高等小学堂，怯生生地走进去办理报考的手续。买了一张报名表就填写起来。或是激动，或是疲惫，李仲揆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提起笔来，在姓名栏下端端正正写下的不是“李仲揆”，却是“十四”两个字。当他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十四”已经无可挽回地摆在姓名栏里。他急忙将 “十”字改成“李”字，这“四”字却是不好改动的了。
重新买一张报名表吗？他只带了借来的不多的一点盘缠，付了船钱和饭费，他已无力再买第二张报名表。就叫“李四”吗？那多不好听，平常人们举例到什么不相干的人的时候，就用“张三”、“李四”来代替，他不愿意自己就叫这样一个名字。还有补救的办法吗？李仲揆冷静下来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环顾四周。这是一所旧皇太子殿改建的学堂，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的油漆虽已斑驳，大匾上的“光被四表”四个大字，还清晰可见。 “光被四表”――李仲揆的目光停留在那儿，他得到启发，提起笔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一个“光”字。 “李四光！”仲揆端详着自己给自己起的这个新名字，觉得很高兴。“四面发光，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多么响亮的名字啊！从此，李四光成为李仲揆的大名，也就是著名科学家李四光。
因名字找麻烦。彭德怀原名彭得华，家里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二弟叫彭金华，三弟叫彭荣华，都以华为字，本无什么特别含义。另外，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石穿”，不外是鼓励自己要有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精神。后来，他依据《论语》中“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的说法，改名为“彭德怀”，意为自己不想升官发财，置田买地，而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为人民办好事的人。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为彭德怀讲真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理论权威”兼“整人专家”康生在批判彭德怀时，就把他早已弃置不用的老名翻出来，还别出心裁地进行诠释：“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为什么？不就是想一人得有中华吗？说你是野心家，一点都不冤枉！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还有一个人也很冤，这人叫王百得——他原名不叫这个，而叫王白旦。一听这名字，就不难明白他出身草根。事实也如此，他是河北省太行山区井陉县地地道道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在太原钢厂当工人，因为机灵，学东西快，后来作为骨干“支援”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
1969年，工农兵吃香，像王进喜等劳模都上去了，这位老实的白旦同志，也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去了北京。4月24日下午，九大进行正式选举，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大家奇怪，怎么选个“王八蛋”做中央委员？后来，在小组会上，周总理也忍不住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时任“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文采出众，当即道：“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既然是中央首长过问，那就改呗。次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正式公布，“王白旦”变成了“王白早”。而且，这新出炉的王白早一回到齐齐哈尔，就被任命为厂党委副书记。
然而，福兮祸所伏，他很快因为这个名字倒了霉：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为支持林彪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有人就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好好整他一下。幸而周恩来出面表示：“改名是我的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同志背包袱。”
事已至此，本可了结，偏偏江青又冒出来自告奋勇道：“我再给他改一个名，在原基础上再加几笔，叫王百得吧。”主席夫人赐名，还能说什么？捏捏鼻子接受吧——于是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又成为一名中央候补委员。“文革”结束后，这“王百得”又成问题：陈伯达、江青都给你改过名，这不搭上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么？这是什么性质？于是，王百得被列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等到审查组将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看不出他与陈、江有什么“特殊关系”后，才解除审查。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却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这倒多少能看出此君的耿介。
《清稗类钞》中曾记录了历史上最为有名的谐音案“慈禧恶王国钧之名”。这段掌故说的是江苏举子王国钧，清同治戊辰年进士，殿试列入前十本卷子，进呈御览时，慈禧因王国钧三字之音义与“亡国君”相同，触痛自己的心事，非常恼火，于是将其扔在一边不予理睬。后来随便给了一个闲差，在山阳县从事教育工作２０多年，后因才能卓著被选为云南某县令时，未到位就死了。
因名生事。有个吴姓老汉，生有四子，因族里排到“耀”字辈，便分别取名为：耀中，耀华，耀民，耀国。文革中，有好事者一琢磨，可琢磨出大问题来了：这不是吴（吾）耀（要）中华民国么，分明是想要蒋介石回大陆呀。这还了得！可怜吴家全家因此遭殃。
因名字成富贵。清乾隆五十四年乙酉科开考时，乾隆皇帝已经79岁高龄。年龄问题，成为他主要的心理负担。殿试后，阅卷大臣将前十名的卷子呈送他审定。当乾隆看到第十名时，见其人名叫胡长龄，不免心中一动。“长龄”两字，不是意味着长命百岁吗？于是大笔一挥，钦点胡长龄为状元。
南宋的文天祥在殿试对策中，直指时弊，慷慨激昂，下笔千言，阅卷官们无不惊叹其文采，但有人认为言辞过于激烈，锋芒毕露，怕皇帝看了不高兴，就排在了第七名，理宗皇帝审阅试卷时按顺序从前往后看，发现文章没有什么新意，当看到第七篇时，不有精神一振，仔细读去，只觉情理通达，见解深刻，便把主考官叫来拆开密封的卷头看姓名，一看叫文天祥，当时朝廷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皇帝看到文天祥之名，不由自主地说：“天祥者，宋之瑞也。”于是高兴地提笔点为状元，主考官把皇帝的赞誉告诉了文天祥，于是文天祥就把宋瑞作为自己的字。　
明朝永乐22年（1424）年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时，朱棣一看就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呢？古人直行书写，“曰”和“恭”连起来看，就像个暴字，
最后按皇上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朱棣为什么忌讳“暴”字而推崇“宽”字呢？应为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本来没有资格当皇帝，是通过阴谋和暴力夺取皇位的，害怕别人说他残暴，
所以对暴力有着特殊的敏感，他晚年力图树立宽厚仁慈的形象，所以邢宽得了便宜，因为朱棣认为邢宽这个名字隐含着“刑政宽和”的意思。
清朝光绪29年（1903）年，正逢慈禧太后70大寿，这一年的殿试中，主考官们发现有个叫王寿彭的应试举人，寿彭意思是“寿比彭祖”，彭祖是传说中的老寿星，活了800多岁。为了讨慈禧欢心，考官们决定
拟王寿彭为第一名，呈太后审定。慈禧太后果然见到此名字很高兴，很顺利的点他为状元。
也有投机取巧临时改名的。咸丰皇帝即位时，有个应试的孙举人立即悄悄改名字为孙庆咸。开科后，虽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的这个名字好，为博得新皇帝的欢心，遂将他录取为会试第一名。
　刘春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之中状元，实属偶然，还有一段趣事。公元1904年7月，清廷照例又举行了一次殿试，主考大臣经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字迹流利清秀，文词畅顺华丽，内心颇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时，一股阴云陡然开起。夺魁的举子是广东人朱汝珍，一见“珍”字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绪皇帝改良，使慈禧太后十分不悦，后来将珍妃推入井中溺死，所以一见“珍”字便肝火上升；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人，更使慈禧火上浇油。想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孙中山，还有再早以前一炮打死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袁崇焕……这些大清朝的“首逆”都出自广东，在慈禧看来广东人是她的克星，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将朱汝珍在试卷扔到一旁。
当慈禧翻开第二份试卷时，心头又不禁高兴起来。因为第二份试卷是直隶(今河北省)肃宁人刘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场春雨。加之直隶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于是，大笔圈定，名列榜首，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经过主考官的保奏，为照顾社会舆论，朱汝珍的名字虽然没有抹去，也只得屈居刘春霖之后了。
改名得志正统十四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土木之役”事件，郕王(即后来的代宗)面对也先的威胁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徐珵根据星象变化，别出心裁地建议将都城南迁，这一荒诞不稽的建议，遭到群臣的讥笑和反对。徐珵的名声大坏，致使多年未得晋升。懊丧之余，他转而大肆奉承阁臣陈循，又通过收买于谦的门生，求于谦为他在代宗面前美言和推荐，意欲担任国子监祭酒，代宗听说是徐埕，便鄙夷地说：“就是那个建议南迁的徐珵吗? 此人心术不正，任国字监祭酒之职岂不败坏了诸生的心术!”后来，徐理在陈循的劝说下，将名字改为徐有贞。后来才逐步晋升为右谕德，左副都御史、兵部尚书，武功伯华盖殿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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