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到国父：“拿破仑的囚徒”杜桑·卢维杜尔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海地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度。很多人是因为2010年那场大地震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国家，而对它的首要印象就是主要国民是黑人。

1492年12月6日，哥伦布在他的第一次远航中登上了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宣布该岛成为西班牙国王的领地。这个名字在西班牙语中就是“西班牙岛（La Española）”。而岛上的原住民泰诺人将这里称作“Ayti”，也就是后来海地（Haiti）这个国名的由来。此后，这个岛屿成为西班牙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岛的行政中心，也是他们向美洲大陆扩张的基地。随着岛上的印第安人被消灭殆尽，为了发展种植和采矿业，西班牙人开始从非洲向这里引进黑人奴隶。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地发现大规模的金银等财富后，缺乏矿产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失去其重要地位。从16世纪中叶开始，英、法、荷等后发殖民国家开始与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展开争夺。起先是这些国家的海盗不断袭扰伊斯帕尼奥拉岛，甚至曾占领该岛东南部西班牙人建立的重要港口城市圣多明各城（Santo Domingo）。到了17世纪30年代，法国人开始在该岛西部定居。后来，他们在北部沿海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城镇法兰西角（即今天的海地角），并将这座岛屿的西部统称为圣多明各（Saint Domingue）。直到1697年，西班牙和法国签订《里茨威克条约》（The Treaty of Ryswick），正式承认该岛西部约三分之一的领土为法国所有，而东部依然是西班牙的领地。于是，便有了法属圣多明各和西属圣多明各，前者后来成为海地共和国，后者则演变为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

《黑皮肤的斯巴达克斯》讲述的便是发生在法属圣多明各这块土地上的故事。主人公杜桑·卢维杜尔出身于种植园奴隶，依靠天赋和自身的努力，逐步长大为反对奴隶制度和争取海地独立革命的领袖。虽然他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国家的正式独立，但是他以睿智神奇的个人魅力和顽强卓越的军事才干为国家独立奠定了基础，并在死后被奉为海地国父，长期激励着世界各地的黑人为摆脱被奴役地位而奋斗，成为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象征。

本书的作者苏迪·哈扎里辛格出生于毛里求斯，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专攻法国历史研究，其著作多次获奖。本书也获得了2021年的沃尔夫森历史奖。（1972年设立于英国的奖项，目的是提倡和鼓励大众阅读历史著作，获奖书籍应兼备可读性和学术性。）作者自述他的毛里求斯出身，使他与海地的黑人奴隶产生了实质的和精神上的联系。曾先后作为法国和英国殖民地的毛里求斯也出现过大量的黑人奴隶，也流传着逃奴（marron）反抗斗争的传奇，甚至两个地方都有克里奥尔语，且存在紧密的联系。可以说，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激励了作者对这段历史和杜桑这个人物的研究。他往来奔波于英、法、美、西、海等各个有关国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并进行相互的比较和验证，努力还原出两百多年前在这块土地上演的一幕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

这本书中的主要内容，除得益于19世纪以来的一些有关海地和法国历史的研究作品之外，基本都是来自相关国家保存的文字档案，尤以同时代人的通信最为重要。但是，两百年前留下的文字记录与近现代史料不可同日而语，除了错漏不全，一些相距时间较近的历史作品也存在不少猜测和臆断。最为遗憾的是对杜桑在革命之前的人生经历缺乏详尽确凿的资料。史料的缺乏之外，杜桑本人对自己早年生活的模棱两可和故作神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我们有句俗语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对于这样一位偶像级的革命领袖，他的长大历程当然会引发人们的无数好奇。杜桑的父母都出生在西非一个叫作“阿拉达”的部落中，而且其父亲的家族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他们被掳作奴隶后贩卖到法属圣多明各的甘蔗种植园里。杜桑出生时就是奴隶身份，但是他的父亲在奴隶中间具有一定威信，应当是属于奴隶中的“上层”。再加上杜桑积极参与天主教会的活动，他便接受了相当程度的教育，且从家学渊源中继承了一些植物医药学和神学知识。这些背景对他后来的革命和军事生涯都有着明显的影响。无疑，杜桑的智力是远远超出其同时代人的，特别是其生活环境中的大多数黑人奴隶。因此，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成为种植园经理的马车夫，也跻身于奴隶“上层”。他不仅帮助主人处理各种生意和家庭事宜，甚至在奴隶和主人发生冲突时还能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有充分证据表明，在海地革命爆发前很多年，杜桑便已经摆脱了奴隶的身份，然而他本人在参加革命以后却并不愿意强调这一点，其目的当然是凸显自己从奴隶到将军的个人成就，在动员黑人奴隶的时候更具说服力。

这片殖民地在西班牙人手中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只有在法国人来了以后，才成为加勒比地区，甚至是整个拉丁美洲地区种植园经济的典范。从海地的地形上可以看出，适合发展农业的区域主要是三块平原地区，分别位于北部（法兰西角为中心）、西部和南部（今天的海地首都太子港之所在）。而且这三个地区被高山阻隔，交通十分困难，甚至南北方之间的运输以海运为最佳。到18世纪中叶，法属圣多明各是最大的蔗糖产地，咖啡、棉花、烟草和靛蓝的产量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到了19世纪以后，古巴才超越海地成为世界最大的蔗糖产地。）所有这些经济活动以种植园为主要形式，以黑人奴隶为基础。特别是最发达的北部平原地区，法国人的种植园拥有大片土地和农产品加工设施，由专业的白人经理负责经营管理，以黑人奴隶为最主要的劳动力。此外，在南部地区，有一些欧洲白人和黑人或原住民的混血后代，他们可以拥有少量财产，作为自耕农或小规模的种植园。尽管是自由人，混血者的社会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多少，都受到欧洲白人阶层压迫。可见，彼时的法属圣多明各社会主要由三个阶层组成。在反对白人种植园主的斗争中，黑人奴隶和混血自由人既有共同诉求，也存在利益冲突。

海地的奴隶起义和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是同一时代的革命大戏，在不同舞台上展开紧密联系的剧情。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殖民地的动荡，先是混血自由人要求平权，然后是黑人奴隶在1791年举行起义，促使法属圣多明各的共和派当局在1793年废除了奴隶制度。杜桑在这场起义中的作用并不清晰，只能推测他参与了准备和实施。在起义后形成的几支黑人武装中，他起初并不算是独树一帜的领袖。但是，凭借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领导力，他很快便成为一支重要力量。此时的法属圣多明各可以说是烽烟四起，各路人马混乱厮杀，就如同20世纪初期中国的军阀混战。用作者的话说，“这场革命是那个时代的激进变革中最为复杂的范例，它将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目标与追求种族平等结合起来，成为一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近代反殖民斗争的先驱。”

这其中的杜桑，堪称是“一代枭雄”，在各方势力之间左右逢源，纵横捭阖。他先是力促起义军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和解，同时逐渐从自己的上司手中获取了愈发独立的地位。之后，为了对抗镇压起义的法国当局，他加入了趁乱侵入北部地区的西班牙军队；没过多长时间，他又回到了法国的共和派阵营，反抗入侵的英国军队。经过五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他终于迫使英国人签署条约，退出了法属圣多明各的土地。此后，他为了争取这块殖民地的发展空间，积极与美国人发展商贸，同时与英国人改善关系。借助英美两方的支持或默许，他努力平定了南方混血人群的叛乱，基本实现了法属圣多明各的统一，并成为事实上最有权威的领导者。此时，他不顾法国的反对，一方面进军接管了西属圣多明各（事实上，根据法国和西班牙在1795年签署的《巴塞尔条约》，西属圣多明各已被割让给法国。只不过由于法国内部的局势动荡，一直没有实际交付），另一方面，杜桑还主导制定了一部体现“独立”意志的宪法。

与此同时，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他对杜桑一直心怀警戒。远隔万里重洋的艰难沟通未能化解两人之间的怀疑与冲突。1801年10月，根据英法之间的协议，英国结束了对大西洋的封锁。随即，拿破仑在1802年初派他的妹夫勒克莱尔率领大军登陆伊斯帕尼奥拉岛。杜桑早就预见到法国军队可能入侵，并做了相应的准备。虽然他的手下有相当一部分军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投降，他还是率领最坚决的黑人士兵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和游击战术与法军奋力周旋。但是，毕竟实力悬殊。经过谈判，杜桑宣布“引退”，黑人军队暂时与法军停战。但是，不甘心的法国人设计将杜桑诱捕，连同其家人亲信一起解往法国。

1802年8月，杜桑本人被单独关押在靠近瑞士的一座荒僻而森严的山间城堡中。之所以选择这里，显然是为了防止逃跑而让他尽可能远离海岸。虽然作者没有提及杜桑受到任何体罚，但是寒冷的气候本身就是对原本生活于热带地区的杜桑的极大挑战，何况他现在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他所遭受的精神折磨无疑是很严重的，没收个人物品，当面褫夺军装上的标识，深夜查房，不许会见家人，患病也得不到医治。杜桑在狱中并未屈服，他把派来审问的人变成向拿破仑转达申诉的信使。他没有承认自己的反叛行为，而是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为自己的各种行动作出辩解，力图表明自己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忠诚。1803年4月7日，疾病缠身的杜桑死在牢房中。在他死后，法属圣多明各的抵抗力量继续按照杜桑制定的战略坚持抵抗，并实现了各支部队的联合，共同驱逐了法军。作为杜桑一位最有实力的下属，德萨利纳于1804年宣布建立了新的海地国家。直到1825年，法国才最终承认这块殖民地的独立，但是以海地付出的一大笔现金补偿为代价。

哈扎里辛格为我们展现的杜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形象。通过军事斗争获得声望和权势以后，他在外交、经济、民政和文化方面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打造一个黑人、混血者和白人共享的幸福家园。相对于同时代的政治人物，杜桑非常难得地超越了狭隘的种族观念。虽然黑人同胞的福祉一直是他的最高追求，但是他并不想将其建立在对其他人种的压迫之上。杜桑在很多情况下对白人表现出相当的善意，不论是对待战俘还是返回殖民地的白人种植园主。当然，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目的是尽快恢复殖民地经济以便增加财政收入，加强军事实力，同时也为了讨好法国政府。即便如此，杜桑在政治上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也是值得钦佩的。这样的智慧也表现在他的外交操作上，不论是对待英国、美国和西班牙，他都能从各方实力和自身利益出发，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教条，为法属圣多明各尽力营造宽松的国际环境。在所有这些努力的同时，杜桑将很大精力投入与宗主国及其代表的关系上。从共和派的督政府到拿破仑的执政府，他都表现出恭顺和服从的态度，甚至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法国学习，兼具质押和效忠的意图。与此同时，对待前后几任法国派驻殖民地的代表，他都是倚仗自己的威望和实力采取先逢迎再架空的做法。个别代表被他“收服”，甘愿全力配合，并受其差遣回到法国，成为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游说者。而更多的则是受到杜桑的排挤和胁迫，甚至包括人身限制。在和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杜桑身上的狡黠和阴险、阳奉阴违与大言不惭也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杜桑这个人对文字有着明显的偏好，不仅偏重于记录，而且在辞藻上相当浮华考究。这一方面使现代人获得了大量的资料，而在研究这些资料时又要怀有警戒之心，注意分辨哪些是他的真实想法，哪些是他的矫揉造作或虚伪掩饰。毫无疑问，杜桑的革命气质深受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影响。他以大革命的原则映照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印证了黑人的平等和自由也是天赋的权利，作为反对维护奴隶制度的保守派的无可辩驳的理由。长大于天主教信仰中的杜桑，不仅积极促进黑人在教会中的地位，充分发挥天主教的动员民众和社会教化作用，甚至将罗马教廷和大革命后的法国教会的矛盾为己所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杜桑还是一个源自西非部落的黑人，他身上的黑人民族特质是根深蒂固的。在那个年代，因为残酷的奴隶贸易过程与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黑人奴隶的死亡率非常高。在殖民地的黑人奴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生在非洲的。即便是出生于当地的“克里奥尔人”，也不过是一两代的非洲后裔。所以，这些黑人奴隶身上依旧带有浓重的非洲色彩，从伏都教到植物医药，都在杜桑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而且也是他塑造自身形象的重要手段。

这幅1800年代初所作的肖像画，展示了杜桑的经典军人姿态，与那幅著名的波拿巴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肖像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对所有这些庞杂各异的思想体系，杜桑真正做到了兼容并蓄，在需要的时候就能信手拈来。他可以在出身同一部落的将士面前用部落语言侃侃而谈，也能借助弥撒的机会宣布释放战俘；既能用法语的华丽辞藻致信拿破仑，也会在群众集会上以克里奥尔语慷慨激昂地演讲。与历史上的很多著名人物一样，杜桑为了塑造自己在民众中的卓越形象，也会故作神秘，最典型的就是对自己的革命前岁月语焉不详。有时候，他会故意出现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仿佛神力附体。杜桑最赢得人心的是他的专注和勤奋。从很多亲历者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他是多么的勤恳与自律，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身先士卒、同甘共苦。他在外交上灵活应对复杂局促的国际形势，在国内促进不同种族的和解团结，无不体现出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务实态度。而他坚守黑人的平等和自由，秉持先进的共和主义思想，倾力于建设和谐幸福的社会和国家的执念，又充分表达了一位革命家的理想主义信念。这两者在杜桑的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很多法国人对圣多明各废奴斗争和杜桑本人的理解却十分片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种族歧视的刻板印象。“他讲不好法语，主要以克里奥尔语交谈，这种热带方言无法处理抽象的概念。”还有，“公民身份、爱国主义、人权和自由这些词汇是殖民地普通黑人居民所无法领悟的。”包括拿破仑本人，也对杜桑采取轻蔑的态度。这也是法国远征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以为消灭了杜桑这个人就能在殖民地恢复奴隶制度，根本没有预见到杜桑点燃的“星星之火”必将燎原。

实际上，杜桑从来没有想过要从法国完全获得独立，即便是他制定的那部宪法也没有明确的独立诉求。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黑人得到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各个种族和谐相处的共和政体，并保持对法国的从属地位。而在他死后，即后世所谓的海地独立战争，则被描述为杜桑·卢维杜尔的第二次死亡。德萨利纳清除了杜桑的支持者和盟友，无论白人或是黑人。独立以后建立的政权，摈弃了殖民地原有的欧洲传统，走到了杜桑所梦想的多种族共和国的反面。所以有人说，尽管波拿巴在其他每一个方面都失败了，至少他实现了让杜桑“不复存在”这个目标。

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讨论了杜桑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各个时代的人们对待他的态度。半个多世纪以后，在美国南北战争和黑人解放运动中，他逐渐成为黑人革命的象征，其影响力开始超越美洲走向世界。到了20世纪中期，当非洲的殖民地独立浪潮和美国民权运动兴起的时候，杜桑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不仅是黑人崇拜的偶像，而且是所有被压迫族群争取解放的榜样，成为许多文学作品和文艺创作的主题。

这其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就是他在1998年4月具有象征意义地进入法国先贤祠。从一个殖民地的反叛者、拿破仑的囚徒，到作为“法国特质（Frenchness）”的重要代表受到法国人的隆重纪念，这其中的巨大反差最好地彰显了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步。近几十年来，为了凝聚其非白人国民，建立新的法兰西国家认同，法国政府努力重塑新时代的法国精神。对奴隶制度的反思和忏悔，对黑人杰出人物的认可正是这场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这本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作者对杜桑传奇一生的多角度描绘，让世人对这位传统意义上的黑人领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能够进一步理解这一形象为什么跨越了地域和种族的局限，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象征。

也许正是因为杜桑的早逝，而且是悲惨地死在监牢中，才越发成就了他的英雄形象。读完了这本书，不知会不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当时的法国政府，包括拿破仑本人能够抛弃种族主义的偏见，真正地将平等自由的精神贯彻到本土之外的殖民地领土上，海地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将会有怎样不同的命运呢？假若杜桑也没有被捕惨死，而是成为海地独立后的第一位领导人，那么他之前确立的思想和道路能不能一以贯之呢？海地在他的领导下，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建立的独立国家，海地有没有可能取得政治和经济治理的成功呢？如果其原有的欧洲性得以保持，一个种族和谐的国家是不是就能避免沦为“失败”国家的厄运呢？历史不能假设。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已模糊在时间的迷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