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之父”张嘉璈和他的时代

现代中国金融业形成于清末民初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段，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金融家，张嘉璈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历史学界对张嘉璈有过一些研究，特别是资料梳理，大多更注重史学意义而忽视了文学意义。日前，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著名非虚构写作作家、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赵柏田的最新长篇人物传记《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本书采用金融史与生活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银行家们的日记、书信、函电中互参考寻，细密地考察了张嘉璈的生平踪迹及其与时代的关系，描绘了这位金融巨子跌宕起伏、充满悬念的一生。

1889年，在大清王朝走向没落之际，张嘉璈出生于上海嘉定县（今嘉定区）的一个儒医兼经商的家庭，早年赴日留学，后于民国初年进入中国银行，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到中国银行总经理，他服务于中国银行23年。他经历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又一个重要节点、一次次金融和商业危机，为建立独立的金融市场、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用作家赵柏田的话来说：“一部中国近代金融史，他堪称当中的枢纽人物。”张嘉璈致力于“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他认为“商业道德正预示着中国未来的高度”。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在《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序言中称：“我私心倾慕于张嘉璈这个前辈，不只因为他品行的‘高、洁、坚’和炉火纯青的专业水准与职业精神，也不只是因为他在中行改组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后，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全方位改革，‘定屋基’‘立屋柱’‘打图样’，为我们今天的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位前辈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的一种精神的光芒。这种精神，是一种家国担当，也是这一代银行家的魂魄所寄：建立不依赖于外部的、独立的金融市场，培植进行金融交易、执行金融契约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础，最终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有了这种精神的观照，即便是在战时他离开金融业担任政府公职期间，也依然舍身忘我，与国家同进退。”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作为张嘉璈的国内首部传记，采用金融史与生活史结合的研究路径，从浩如烟海的财政史料和银行家们的日记、书信、函电中参互考寻，细密地考察了张嘉璈的生平踪迹与时代的关系，描绘了这个金融巨子跌宕起伏、充满悬念的一生。本书同时讲述了一段置身金钱政治漩涡的南北金融界群雄的故事，展现了近一个世纪神州大地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端、长大与变革，以及一代金融精英在时代大变局中立身谋国的气魄和胆识。在刘连舸看来，这部张嘉璈传记，正因为立起了精神的旗帜，有了文章的“义理”，方能纲举目张，引人入胜。这实有赖于作者赵柏田对中国银行及近代多家银行历史档案的详尽而细致的研究，有赖于他多年的非虚构写作经验和独特的方法论，也离不开他多年来在现代性转型视野下对中国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和经济史一以贯之的关注。

赵柏田是当代著述颇丰、屡屡斩获大奖的非虚构写作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我的曾外祖母》《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南华录》，以及“中国往事三部曲”（《枪炮与货币》《月照青苔》《民初气象》）等二十余种，曾凭《南华录》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2015“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奖等奖项。以作家、人文学者的身份涉足金融史，赵柏田先生可称当今第一人。据刘连舸回忆，2019年7月，赵柏田到北京，“在中国银行总行大楼的初次晤谈中，我惊讶于他对近世中国金融业和金融精英的熟稔。柏田还兴致勃发地谈到了他在现代性转型主题下的金融史研究和写作计划，也谈到了这部当时已着手进行的张嘉璈传记。”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正是其沉潜于史料多年，聚焦现代性转型主题下的金融史的又一长篇巨作。在叙事策略上，本书以三条主线，构成全书叙述的三个面向：一是历史线：以张嘉璈的个人经历和所处时代风云，展现晚清、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书写深受传统观念熏陶又接受现代新式教育的一代中国人如何在时代大变局中立身谋国，实现人生职志。二是金融线：一代银行家与世沉浮，中国近代金融业在复杂的政商旋涡中曲折长大，战时萌生的通货膨胀又最终摧毁了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百年金融成败和教训的展示，作者用力至深，也是全书精华之所在。三是人物线：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军人、学者、政治家，一一奔来眼底，作者寓复杂的人物关系于金融史的探究，鉴其心迹，书其心曲，为想要了解近代中国政经往事的普通读者，开启了一个独特的窗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评价道：“《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视域开阔，叙事翔实，评析缜密，考察了张嘉璈及其同时代银行家群体，为中国银行业的现代转型和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也为行业精神的养成、凝练进而升华铸魂，殚思竭虑、矢志求索，又不无顿挫的坎坷历程，是一部值得细读的好书。”

作为中国现代银行制度的奠基者、中国银行业之父、金融家，在张嘉璈身上无时无刻不散发着一种精神的光芒，这种精神是一种家国担当，也是一代银行家魂魄所寄：推动商业现代化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型。张嘉璈舍我其谁的担当气概，对今天推动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帮助我们树立文化自信，也具有深刻的借鉴和现实意义。在《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的第九章《入川》中记载有张嘉璈于1934年在重庆的一次公开演讲：“是日，张嘉璈演讲题目为《银行界的责任应以商业道德改良政治》。他认为，发展经济为救国要图，而银行应为全国的血脉，银行应在国家组织之内发挥更大的效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那就是‘用我们银行界的商业道德来改良政治’，‘今后欲救中国，必先唤起人类同情心与牺牲心’。他说：‘因为金融界的人，替政府的人，或者军阀，或者那些有钱的人存款，他们的钱的来源，我们姑且不管，但他们总是与我们金融界有关系的。他们拿钱到我们这里来，一方面是我们的利益，他方面也正是我们金融界的人，规劝他们、陶冶他们不对的地方的绝好机会。譬如说，今天有个军阀，或者其他的人来存款，或借款，我们就可以趁这机会告诉他：我们银行最要紧的道德，是讲信用，今天借款，如果约定明天还，那么到了明天，一定要还的。我们这样一天一天地告诉他听，假定这人在行里，常常听到这种劝导，我相信银行方面的信用，他是不能不维持的。久而久之，他自然也会领会到维持国家信用，不再随便不讲信用、滥发公债了。又如我们借钱给任何人，我们要问他有偿还本息的能力没有？假定他没有能力，那么，我们为维持银行营业原则，是不能随便借给他的。如果政府有人常常在行里听讲这些事情，久而久之，他会领会到租税太重，结果人民没有负担的力量，他自然也就晓得了。再如我们行里的职员、行员，以至经理，他们不能在行里亏吞公款，或挪借公款，那么政府的人，或军阀听讲了，他们也就渐渐知道，用不正当的手续得来金钱，是不道德的，他们亦可减少贪赃枉法，剥削人民了。这些因我们银行里面的种种商业道德，来纠正和改良政治上的不良的道德，不是不可能，吾敢信为非常有效的。’他强调，银行家应以道德为武器，凡是不正当或不合银行道德的事，都不去做，只要发现国家政治上或财政上，有不合理的事情，能够纠正的，都要竭力纠正；即使不能纠正，也不要去帮助他阿附他。行员本身则须严加训练，一个个都变成有道德有人格的人。‘银行钱庄应互相借鉴。钱庄若将从前的老法子保存改良，再加以银行化，钱庄还是可以生存；而银行要做商业银行，亦不能采取钱庄老法子。’……演讲会后，张肖梅记其听讲心得，谓：‘近日以文眩世之辈，多不胜数，而富有意义之作，终不多，以演说相号召者，亦指不胜屈，而能前后一贯，词气畅达，意味深长，恳切动人，尤不可得，盖以二十余年之精神工作，道德经验，现身说法，恐除总座而外，无与匹矣。’”

著名评论家、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就对赵柏田的笔力赞誉有加，他说：“赵柏田写出了英雄与贤哲，写出了历史的九曲回肠与回肠荡气，他对近现代金融史的钩沉建构，既具史学意义又有文学意义，他扩展了我们对自身历史的想象和认知，同时，他也在力图辨认和塑造一种知行合一的中国式刚健人格。”无独有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也认为，赵柏田具备融通文学与史学的优势，他的作品和历史学家一样深挖史料，又以文学的笔调书写，可读可信。“我相信这部《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不仅会让张嘉璈这个几近被遗忘的人物重新浮出台面，而且能让读者深切体验现代中国金融业辉煌的岁月，继而还会发现近代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伟大的“张家”，张嘉璈、张君劢、张幼仪、徐志摩等等，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在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看来，赵柏田对历史的叙事有一种小说化的训练。他把一个小说家的训练有素的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小说化的叙事里又尽量做到了学术上的严谨，让我们看到这一代对历史认识的深度、广度和厚度。他通过一种小说化的叙述方式找到了历史的真切度。
距离张嘉璈等第一代现代银行家活跃于中国经济的舞台，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当年张嘉璈和他的同人们在伦敦开设中国银行第一个海外机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近一个世纪后，伴随伟大祖国的改革开放、繁荣昌盛，中国银行已跻身于世界大银行前列，海外机构遍布全球，品牌声誉日植人心。（读者报全媒体记者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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