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李克农
中共特工王李克农：唯一一位没有打过仗的开国上将
李克农是我军功勋卓著又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上世纪20年代，在毛泽东、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年轻的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步显示出了非凡的地下工作才干。他的一生从此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了一起，他本人也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毛泽东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并获得了“中共特工王”的美名。
李克农，祖籍安徽巢县，生于芜湖。1917年，18岁的李克农在北京参与《通俗周刊》的发行工作，后因张勋复辟，被迫回到芜湖。“五四”运动后，李克农参与领导学生运动，1926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芜湖右派策划反革命政变，李克农获得情报，使得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安全撤离。这是李克农送出来的第一个情报，而他以后的工作很多都是围绕情报工作展开，送出的情报，挽救的同志，不计其数。
钱壮飞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上海
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间谍钱壮飞
钱壮飞（1896—1935），原名钱壮秋，别名钱潮，浙江省湖州市人（原吴兴县），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他长达10年的革命生涯中，早年曾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地下斗争，曾打入敌人心脏搞到敌方密码本，曾冒险捍卫党中央，是我党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色间谍”。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他作为为数不多的情报专家，为我党培养了许多情报人才。红军长征中，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多次破译敌方密电码，成为红军的“千里眼”，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
打入敌人心脏搞到密码本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很快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恩曾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
经党组织同意，钱壮飞把徐恩曾的一个情妇安排住在自己家里，以此为掩护，钱壮飞家成了秘密联络点，经常在此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徐恩曾情妇对他的称赞，徐恩曾对钱壮飞十分信任。
同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并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任组长。钱壮飞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最高秘密指挥部“正元实业社”及其掩护机构“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和“长城通讯社”。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胡底1932年夏在中央苏区
胡底：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
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潘汉年
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潘汉年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潘汉年是我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忠实地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停战抗日的协定。1934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
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受中央派遣，与陈云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决定和中央红军长征情况。1936年1月，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军的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取了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往。
阎宝航
东方佐尔格———阎宝航
阎宝航的经历堪称一部传奇，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士，真实身份却是我党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他一生有很多卓越贡献，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3次重大情报的获取：1941年成功获取德军即将对苏联发起全面进攻的情报，使苏军取得了战略上的重大胜利；截获了日军策划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945年，他还取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战略部署。
1939年，受周恩来、李克农嘱托，为建立情报机构，阎宝航举家迁移重庆，住在重庆村17号，即“阎家老店”。这也是东北流亡老乡、民主志士的“避难所”，陶行知、沈钧儒、高崇民、于毅夫、范长江等都曾在“阎家老店”落脚。“阎家老店”更是中共开展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周恩来常轻车简行来到阎家二楼客厅或顶楼举行会议；董必武、叶剑英也都曾在这里暂住和工作；周恩来机要秘书王梓木作为联络员经常深夜来访。
代号“保罗”的中共高级特工阎宝航利用在国民党上层的特殊身份，带领着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在其将近5年的情报生涯里，侦获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日本偷袭珍珠港和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中苏边境详细部署是其最为人称道的3件“杰作”。
鲍君甫
中国共产党首位"双面特工" 鲍君甫：因叛徒出卖被传杀害
1928年，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发展了我党的第一个重要的“双面特工”——国民党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居国民党特务机关要职的杨登瀛，是如何与我党接上关系的呢？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901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到上海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参与“讨蒋运动”被捕入狱，后经蔡元培保释，蛰居上海，其间结识了同乡杨剑虹，杨剑虹后来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并拉拢鲍君甫做他的副手。1928年初，共产党员陈养山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其间碰到了鲍君甫，鲍君甫的命运从此改变。
“陈养山1925年就认识鲍君甫，那时陈养山常去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讲所学生邮寄来的一些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收信，两人的关系不错。”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何志毅告诉记者。
陈养山了解到鲍君甫在上海敌特机构工作的情况，就想将他发展为我方情报人员。他开始让鲍君甫参加地下组织的一些会议，鲍君甫主动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活动的情报告诉陈养山。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8年5月，陈赓与鲍君甫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面谈，正式将鲍君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由特科情报科副科长、陈赓的助手刘鼎与他单线联系，并派遣连德生担任他的保卫工作。
1946年，熊向晖和夫人谌筱华的订婚照
胡宗南的贴身秘书、我党秘密战线的骁将——熊向晖
熊向晖，1919年出生于武汉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庭长。1936年，17岁的他考入清华大学，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很快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清华南迁长沙，在长沙他接到党的指示：不要暴露身份，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胡宗南的第一军服务。
取得胡宗南高度信任 获取重要情报直达周恩来
胡宗南经常轻车简从，微服出巡。他去西峡口会见汤恩伯时只带两名随从，中途夜宿野外，熊向晖通宵未眠，在胡身边警戒，胡深为感动，一直认为他忠诚无比。故熊向晖不仅这次遇险，以后的几次遇险都能化险为夷。胡宗南做梦也没想到：他十分信任的身边人恰恰正是中共的“卧底”。
1943年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西安举办酒会招待周恩来。酒会后，胡宗南令熊向晖用他的专车送周恩来回去。途中他们佯装互不相识，快到住地时，周恩来说：“熊秘书，等会请你稍候，我有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给胡长官。”熊领悟这是暗示：周欲与其密谈。到住地后，他被领到里院一间小屋，门刚关上周恩来就紧握住他的双手说：“这几年真让你辛苦了！”熊向晖不由热泪盈眶。最后，周恩来又再次紧握住他的手说：“胜利后再见！”熊向晖以军礼向周恩来告别。他走出小屋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个工作人员便把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他坐的汽车。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决定保荐熊向晖去美国留学，熊通过秘密渠道请示周恩来获得同意后，1946年6月，他飞抵南京办理留美手续。这天，有客来访。来客用暗语“胡公(即周恩来)请你去”把他带到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与周恩来再度相见。周告之：他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回来时，由于疲倦睡着了，不慎把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掉在专机上了，小本上有熊向晖住南京的地址。次日，小本虽被马歇尔的副官送回，但周恩来担心它被拍了照。这样，熊向晖就有可能暴露。熊向晖闻此不由一阵震撼，但他坚定地表示：为了党的事业，自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周恩来告之：党不能让党员作无谓牺牲，让他先去上海暂避，若有异常党会用暗语通知，让王炳南护送他去苏北解放区。若半月后一切正常，说明马歇尔没有把照片送给蒋介石，便可立即回南京办好手续去美国。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半个月，一切正常后，他便回南京办妥了一切留美手续，并于1947年1月，与未婚妻谌悠华在南京举行了婚礼。
杨延修在广大华行奋笔疾书；
下图为中兴制药厂创立会签到笺上，陈果夫、杨延修等人的签名
杨延修：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
20 世纪80 年代，有部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风靡一时。红色商人杨延修与他的领导卢绪章（原国家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就是主角的原型人物。他们以经商为掩护，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积极为党筹措经费。在这条隐蔽战线中，杨延修是中共秘密机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建国后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工商局副局长），他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日夜周旋于朋友和“魔鬼”之间。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他肩负特殊使命，披肝沥胆地为党掌管“钱袋子”，由此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腥风血雨中的艰难求索
1932 年5 月8 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在军乐队的前导下，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从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浩浩荡荡地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走在队伍前列、高擎着十九路军军部所颁锦旗的人，正是中队长杨延修。上海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当时盛况。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7 岁就来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14 岁进洋行当小茶房、练习生，后来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当时他白天工作，晚上进夜校补习，并积极参加夜校学生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悲愤心情，参加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开始了理想的追寻和抗日救国道路的求索。1932 年“ 一·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与大部分团员当即组成随军服务团，投入抢救难民、运送伤兵的战地救护工作。直到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才撤回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