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绝世双骄——左宗棠与曾国藩

近日，著名作家、“中国影响力图书奖”获得者徐志频的人物传记作品《左宗棠与曾国藩》重磅面世。该书是迄今国内首部以晚清重臣左宗棠、曾国藩为比较研究对象的通俗读物。这部作品以其生动的文笔，扎实的内容，一面世即获得读者好评，在上市当月，便入选“人文社科中文原创好书榜”、“文学好书榜”。

曾国藩、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其功名之盛，声威之烈，为历史罕见。本书以史料为依托，凭借扎实的田野调查，全面细致勾勒曾国藩和左宗棠各自的人生轨迹。重点围绕两人曲折起伏的交往经历，逐段逐点还原两人持续奋斗与相互纠偏的人生，深入剖析每一阶段的矛盾分歧与相互成就。全书过程曲尽人情，情节惊心动魄。为此，我们特专访了本书作者徐志频先生。
问题：您研究左宗棠十几年，写过左宗棠的个人传记、家书、评述，现在延伸到写《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是什么促使研究视角和写作路径的层层变化？
徐志频：我写作过程中对左宗棠也有一个体认加深的过程。2007年首次到访左宗棠柳庄故居，第一印象是，左宗棠作为大清民间并不起眼的士人，一生不避不惧，毅然投身纷乱的时局，一路攻坚克难，最终成就千年事功，百年后还那么醒目。6年研究下来，我2013年出版了《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2016年接着出版的《左宗棠的正面与背面》，旨在追问在万马齐喑的晚清，左宗棠凭什么能够脱颖而出，一骑绝尘。2018年出版的《左宗棠：家书抵万金》，则将左宗棠一生为官、领军、为学、为人、处世、教子，系统地分段、分点挖掘了出来。这三部作品，事实上将左宗棠一生的事迹和主要价值，比较完整、真实地勾勒出来了。
但左宗棠的独特内涵和价值到底是什么？最佳的方法莫过于将左宗棠放进整个时代跟家国转型的大视野中去分析、比较和鉴别。我今年出版的《左宗棠与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两部新作，事实上将自1852年到1901年半个世纪里的中国故事，通过晚清三大重臣的台前行迹跟幕后心迹，以贴近历史本来面貌的方式，整体给展露出来，尤其是将左宗棠放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透过他与同时代最为杰出人物的交集，来还原大变局中的时代风云，让读者通过有史可依、有事可查的鲜活历史细节看出因果，从中去发现左宗棠独特、新颖的价值内涵，看清我们的来路，看出其中的优劣，让我们今天在传统与现代对接遭遇迷茫时，抬眼即能穿透迷雾，看见灯塔，找到桥梁。

问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同是晚清三大重臣，三人气质性格差异很大，彼此关系也错综复杂。他们的性格对他们的关系有何影响？
徐志频：我们读历史人物传记，最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将自己的是非判断跟情感好恶作为标尺，去臆测前人；二是认为大人物的内心跟情感是自己所无法感知和体验的，停留在看故事，寻热闹，很少去设身处地，将心比心。
事实上，人心是可以相通的，人性是完全相同的。这是我们读懂曾、左、李交集故事的逻辑起点。人心表现当然会有不同，但不同仅在文化、修养的规范；人性表现也有不同，但不同只在文化规范之后的边界，路径取舍之时的抉择。我们之所以阅读历史人物传记，目的不外有二：一是通过人物相同的表现，得到自我印证；二是通过人物不同的选择，找出导致差异的原因，从中获得启迪。
探问曾、左、李的交集，正是这样。他们跟我们每个读者有着可以相通的人心，有着完全相同的人性。在《左宗棠与曾国藩》中，我们可以看到，左宗棠与曾国藩一开始就出现的分歧，主要是因为两人气质跟才干不同带来的。就气质而言，左宗棠偏外向，活跃；曾国藩偏内向，安静。就才干而言，左宗棠动手能力强，一眼就能看出事情的实质，知道从哪里进，哪里出，具体如何解决；曾国藩静思能力强，他需要慢慢细细地观察，安安静静地琢磨，凡事做决策前，倾向于先听取众人意见，再得出自己的决断。往往是，曾国藩一个星期还没能想得明白的事，左宗棠只用一个上午就给出了答案。以心度心，左宗棠受不了曾国藩的慢。左宗棠在长沙做幕僚期间，长沙人送给曾国藩一个叫“书憨”的外号，左宗棠跟胡林翼拿这个外号取笑他，笑话他是书呆子。这些分歧，展露的就完全都是正常人心，日常人性，我们看后能够秒懂，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碰到这类差异朋友。
比较左、李，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左宗棠与李鸿章》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左、李的气质、才干，均比较相近，两人同属于才高气大的人，动手能力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左、李在开始交往时之所以发生摩擦，主要是因为两人做事风格不同所致。
左、李同属于精明之人，但两人精明有别：左宗棠的精明，止于节制；李鸿章的精明，进于机警。左宗棠之所以节制，是因为有儒学义理在规范；李鸿章之所以机警，是因为他崇尚实用主义。李鸿章学历高，升官早，他最看不起坐而论道的饱学鸿儒。他连孔子都看不起，理由是孔夫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他器重能够用尽一切手段取得办事成功的江湖豪杰。在李鸿章看来，只有成功才是王道，不能成功，道理再对，也是偏门小道。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精明如左宗棠，一眼就能看穿精明的李鸿章的底牌。左宗棠最受不了李鸿章的地方，李鸿章为了成功，可以不断突破底线；李鸿章最受不了左宗棠地方，左宗棠办事像农民挖地，老牛耕田，过于扎实，速度缓慢，他不但还以这个标准要求自己，还试图用来束缚淮军手脚。
曾、左、李上述分歧，读者凭借正常人心，日常人性，也完全可以看懂。但三人关系越到后来，越趋向于错综复杂，读懂难度增大。什么原因呢？应了老子那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彼此关系的开头，是老子说的三；发展到后面，就变成了老子说的万物。万物错综复杂，令人心乱心迷，如绕口令令人头晕。但不管曾、左、李之间的关系到了后面有多么玄幻，我们用道的标尺将它梳理出来，仅凭正常人心，日常人性又能看懂。

问题：民国学者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说：“曾国藩以愚直成其忠诚，及宗棠以刚愎成其鸷锐，则皆善用其短。”两人是如何善用短处，化短为长的？
徐志频：这是一段力透纸背的人物洞悉文字。曾国藩愚直，愚的含义同《论语》中的“参也愚”，懦缓之意，直指正直。曾国藩性子慢，心地正直，对学问家而言，这是优点；对政治家而言，这是短板；对军事家而言，这是致命死穴。
政治家曾国藩以学问为本，却穿上军事统帅服，这本是极度冒险的事业，也是基本无望成功的。曾国藩自己也看清了，他不止一次在家信中跟儿子们说，自己心地太直，而兵行诡道，自己完全不合适。他无数次从一线战场死里逃生，就是懦缓跟正直造成的。
曾国藩后来脑洞大开，他终于摸索出一套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方案：自己以懦缓治学，用学问来教导部将修身；以刚直手段运筹政治，将争得的政治资源分配给部下；至于军事，他干脆远离战场，全部交付给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等一班能征善战的将帅。曾国藩最终能够平定洪杨，可以说得益于他的愚直。
左宗棠的短板，是刚愎。也就是刚强、自信。刚愎的本义，是倔强执拗，固执己见。左宗棠高度自信的背面，近于自负。作为楚军统帅、内阁宰相、军机大臣，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包括社会恢复建设，需要几手交替娴熟运用，最重要的能力，是知人善用，长袖善舞，而不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左宗棠和偶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诸葛亮凡罚二十军棍以上，必须亲自到场监督，左宗棠也一样。这带来的最大问题，是领导个人能力过强，操心过重，部下缺少锻炼跟发挥的空间。所以野史称，有人拿左宗棠跟骆秉章比较，说骆秉章手下有左宗棠，左宗棠手下就没有跟自己一样的能人，结论是左宗棠的政治用人才能不及骆秉章。左宗棠听得口服心服，不谓无因。
左宗棠出山后高度自信，加上刚直的本性，必然会一往无前，这像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剑。他晚年力排众议出兵新疆，就是通过倔强执拗，固执己见跟李鸿章坚持争斗后争来的。这是一种犀利的鹰派风格，左宗棠将刚愎用于收复新疆、对法作战，其锋颖凛凛向敌，在捍卫国疆时表现为一种民族尊严与气节。如果没有这种倔强执拗，固执己见，收复新疆时无数闻所未闻的困难他根本难以克服，在台湾作战时也没有能力将全副现代化武装的法军打跑。左宗棠对外军事的成功，就个人性格而言，也是得益于他的刚愎。
我们今天习惯说，善用其长。退而求其次，是扬长避短。曾、左却反道而行，善用其短，他俩将愚直、刚愎这些性格气质缺陷，反过来变成辅助自己成就大业的超凡脱俗的优势面，确实已经颠覆了我们的思维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