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

《寻常百姓家》书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供图

《寻常百姓家》是妈妈纪念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姥姥、姥爷的书。

虽然说每一本书里面必包含着作者的心血，但这本书对妈妈的意义尤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写这本书成为妈妈继续生活的动力。妈妈和姥姥、姥爷的感情很深。她小的时候，姥姥、姥爷没有稳定的工作，为了维持一家七口的衣食，姥爷什么活儿都做过：临时工、烧锅炉，甚至捡马粪。虽然家里的生活很苦，但姥姥、姥爷不肯让孩子初中或者高中毕业以后就去工作来帮助养家。他们立下志愿，只要儿女能考上大学，就尽量供他们上，好让他们有个好前程。妈妈常说，自己能有今天，都是姥姥、姥爷给的。1993年目睹姥姥患癌症去世，妈妈一下子老了许多。2005年，姥爷从摔倒脑出血到去世有9个月的时间。看到自己的父亲在体力和脑力上一步步衰退，走向死亡，对妈妈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姥姥去世的时候，我在上大学，关注的是自己那一人生阶段的烦恼；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读书，更没能分担妈妈的悲痛。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妈妈开始整理姥姥、姥爷生前留下的36盘录音，决定写一本书纪念他们。妈妈虽然没有说，可是我觉得，在姥爷去世的那段时间里，写这本书是妈妈生活中的重要支柱。

我对姥姥、姥爷的记忆都是美好而温暖的。在姥姥、姥爷高碑胡同的一间半窄房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最欢快的时光。姥姥常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比如她18岁嫁给姥爷的时候不会做家务，结果一年之内把姥爷家的碗全打碎了；还有姥姥小时候过年，看十几个父辈叔伯排成一大排给祖宗磕头，觉得他们磕得很帅；还有姥姥听说的鬼故事。我也怀念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无数周末和寒暑假：早上和姥姥去中山公园锻炼身体，中午看姥姥做饭、看姥爷记账，听姥姥讲故事。过年的时候，看姥姥炖肉、包饺子、蒸面做的刺猬和兔子。姥爷卖小商品、小玩意儿的时候，我晚上趴在圆桌上“研究”贴画。也有一阵儿姥爷卖水果，每天晚上我们就把放不到第二天的水果挑出来吃掉。那一阵子，我吃了很多水蜜桃。

这本书纪念的也是人最朴素的一些品格。姥姥、姥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经济上不宽裕，用最基本的家具，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食物。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从不抱怨生活中的缺憾，相反，他们因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感到满足。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阵子喜欢思考人生的意义，就去问姥姥姥爷，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目标就是把孩子抚养成人，让他们受教育，希望他们都有好的生活。应该说，姥姥、姥爷的人生目标实现了。在他们的五个孩子里，舅舅当了工程师；妈妈硕士毕业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做研究；二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办公室工作；三姨在人民大学当老师；小姨因故只高中毕业，可是后来上法律夜大，做法律咨询的工作。每次说起，姥姥、姥爷都为自己的孩子骄傲。虽然他们生活不宽裕，可是过得很从容。姥姥、姥爷为人乐观、通达。他们很少抱怨，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体会别人的难处，而他们对生活的兴致常给周围的人带来欢快。像磁铁一样，他们吸引着我们家族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不管有什么烦恼，到他们那里就烟消云散了。我小的时候最佩服姥姥，用现在的话说，姥姥是我的偶像。当时想，等我做了姥姥，也要像姥姥一样。现在虽然没有做姥姥，可是逐渐明白，要想像姥姥、姥爷那样不容易，非有宽大的胸怀不可。

对读者，这本书提供了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历史的一个角度。历史向来有“大历史”和“小历史”。“大历史”着重分析政体、政策等对社会的影响；“小历史”则从细部着眼，看个人、家庭在社会变化中的处境。最近十年，中国出了不少家族史和回忆父亲母亲的书，大都是属于从细部着眼的“小历史”。《寻常百姓家》也可以放在这个脉络里面来看。但是，《寻常百姓家》和其他回忆父母的书有两个区别，一个是书写的对象不同，另一个是材料的来源不同。市面上回忆父母的著作的书写对象大多是各界名人，《寻常百姓家》的书写对象不是名人，而是普通人。姥姥出身于唐山的官宦人家，出嫁后是家庭妇女；姥爷是小土地所有者的儿子，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做股票和投资小工厂的商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临时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个体户，是九十年代股票市场开放后投资做股票的人。他们是中国众多老百姓中的两个，而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普通人家在二十世纪中国不断变迁的社会中生存、奋斗、寻找希望的历史。

这本书的材料也和大部分回忆父母的书不太一样。家族史或者回忆录的材料通常是作者的记忆，但是这本书的材料也包括姥姥、姥爷的口述实录。姥姥、姥爷年轻时的经历，是妈妈根据姥姥、姥爷的36盘录音带整理的。妈妈肯定老早就有记录家族历史的想法，因为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从日本买了好多录音带，“采访”姥姥、姥爷，请他们讲自己的故事。那时候录音带还是新鲜事物，我还记得姥姥、姥爷第一次听到录音机里自己的声音时的诧异表情。尤其是姥姥，原以为离开家乡唐山到北京已有四十年，唐山口音早就没了，一听录音才发现自己乡音未改。我也记得姥姥、姥爷在接受“采访”时，会不经意间讲出不同版本的故事。即使是他们结婚后一起经历的事情，两人也会有不同的印象，或者一个人记得的事另一个人不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姥姥笑姥爷喜欢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却不喜欢讲自己怎么“走麦城”。所以，姥姥和姥爷的回忆会有不同的侧重。姥爷讲自己怎么从农村出来，在天津、北京闯荡，怎么学做股票，挣了钱以后怎么买房子，怎么把姥姥接到北京，怎么成为京剧迷（就是现在的“粉丝”），甚至坐火车到上海看杨小楼的演出。姥姥就会补充姥爷“走麦城”的故事，比如股票赔钱的时候，得把先前买的首饰卖掉抵债，有一次姥爷逃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债主追到家里住了半年，姥姥每天给债主做饭吃。如此，在姥姥、姥爷的讲述中，早已有了不同的视角，再加上妈妈自己的角度，在一本书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妈妈写姥姥、姥爷的一生，涉及很多在世的亲人。不可避免的，对一件事的记忆、叙述上的取舍，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对这些意见，妈妈花了很多时间斟酌，有些地方做了相应的删削。记得三年前爸妈和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在法国南部阿尔勒的一家修道院改成的旅馆里，我们一起商量怎么修改、在哪里出版才能既表达出妈妈的心意又尊重亲人的情感。

最后，我想说，姥姥、姥爷在世的时候，为妈妈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高兴，他们一定也会为这本书高兴。

（作者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2018年起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寻常百姓家》一书“序二”，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许革,张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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