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伍必端有哪些故事？

伍必端先生，版画家、中国有名的版画家、成就卓著的艺术家、教育家、著名画家、插图画家。
在画家伍必端的一生当中，有过许多难忘的往事，其中抗美援朝的那段日子过得最为惊心动魄。那是在1950年，伍必端二十四岁，那一年、他原本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名助教。战争爆发后，他自告奋勇到朝鲜当一名战地美术记者，坐在奔赴前线的卡车上，伍必端还没有开始想象自己的未来，生死的考验就猝不及防地到了眼前。中午的时候，就听到前面没有多远，一个炸弹的声音，那个司机也跟自己说了，到时候要是有炸弹，你可是要跳车、不跳车的话，只要飞机上一个子弹稍微地打到我们这个箱子上，这个箱子就要爆炸，这个卡车就要爆炸。你要跳车，我们可不管你安全的事，就告诉你。自己说知道了，那个炸弹下来了，自己带着什么东西呢，就带着照相机，这个照相机是美术学院教具组借的、前苏联的仿莱卡相机，前苏联叫左尔基，带着这个照相机、还是借的，就带着这个照相机，穿着棉袄、棉大衣就滚下山去了，幸好这个山坡是斜的、不是这样的，滚下去的时候没事儿，把衣服、胳膊稍微刺破一点点，没事儿。司机也过来了，站在山上说，快上来呀，他以为自己有什么事儿，自己说没事儿。他说你命还真大。
1950年，年轻的伍必端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达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前线，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一股朴实却也坚定的信念。自己就是想表现具体的志愿军形象来介绍给全国人民看的，所以自己就带着这样一个使命到朝鲜，到朝鲜前线一天到晚地轰炸，所以搞得我们白天就根本不能行动，白天行动也是很秘密地行动，防空洞里面、还有战壕里面，都是靠晚上行动。在战壕中，在防空洞里、在炮火的轰鸣声中，伍必端与志愿军战士同吃同住，这些战士都是“最可爱的人”，有的战士年龄比伍必端还小，他们把自己所知道的战斗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伍必端。一个机枪手，他那个机枪被美国的大炮、把机枪腿架子炸断了，炸断了就没有办法，怎么弄，没有架子怎么打机枪呢，可是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他没有办法，只好把枪的主体、炮筒这一部分就架在腿上，这样子来开枪，这个热力多大呀，他还是穿着棉裤，结果把棉裤都烧烂了、烧焦了，最后把自己的腿烧成重伤，但是把敌人打下去了。
因为战地条件简陋，伍必端没有办法在现场进行创作，他把这些感人的素材牢牢地记在心里。在战场上呆的时间越久，他心中创作的激情就越是汹涌澎湃。从朝鲜回国之后，伍必端一刻都不敢怠慢，马上就拿起了画笔开始创作。虽然自己那个时候很年轻，说句老实话、艺术技巧还比较差的、还不是那么成熟的，但是自己也要画，一定要把它画出来。自己回来以后就连夜画了好多速写，有一次是因为人民日报、我们学校在王府井那儿的校尉胡同，人民日报就在王府井大街大，跟我们距离没有几步路，五分钟就可以走到他们那儿，那儿又有自己的朋友，他们在美术组，他们经常是到自己家里头来，坐在自己跟前儿、坐在自己旁边，等自己画好、他们拿去发表，明天早上见报，今天晚上就等自己画好。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激情，就画了改、改了画，那时候很简单的工具就是铅笔、就用铅笔画，它激发了自己一种激情，这种激情实际上是一个画家非常重要的，在每一个画家来说他要创造一幅好的作品，这个东西激情如果缺少了，肯定画出来的也不会感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涌现出了许多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主题的艺术作品，音乐方面有慷慨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文学上有感人至深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在美术方面，伍必端的战争速写可以说是流传甚广，他的画作以直观的形式向读者们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志愿军战士的伟大。年轻的伍必端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中国有句老话，叫“三十而立”，三十岁对伍必端来说也是一道分水岭。在1956年，伍必端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受中央美术学院的委派去前苏联深造。打从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创立开始，伍必端就已经在这个学校任教，创院之初教学条件并不好，就连科系的设置都十分简单，伍必端这回远赴前苏联、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调到中央美术学院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央美术学院没有版画系，只有个绘画系。绘画系里主要就是油画和国画，没有版画。这个时候我们版画系的前主任叫李桦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版画家、也是木刻家，他非常非常好、他非常的热心，他一定要在中央美术学院办一个版画系，因为中国的木刻技艺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很先进的，但是我们就缺少其它那几样，铜版、石版还有麻胶版，所以那时候就想派人到前苏联去学习。版画是绘画形式的一种，简单地说版画就是通过雕刻、腐蚀等手段在各种不同材料的表面制作出画面，再以之为版、将画面转印到纸张之类的其它材料上。在中国古代，木制版画其实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存最早的中国版画可以追溯到创作于公元868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不过随着刻版印刷术的衰落，版画在中国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为一位文学巨匠，中国版画艺术才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鲁迅先生提倡木刻、一直到抗日战争以前，他为了唤起民众的觉醒、要起来抗日抗战，他认为木刻这个武器是最好的，因为它很简练，它就一块板子一个刀，马上就能够做宣传工具。在鲁迅的倡导下，版画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插画的一种常见形式，一些收藏家也有了收藏版画的习惯，不过直到1956年版画这种形式还是没能形成系统的规模，版画的中心始终在欧洲国家。在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之前，伍必端是华北联合大学宣传队的一员，曾经以版画的形式制作过大量宣传抗战、解放的宣传画，领导选中他去前苏联学习，看中的正是他的这段经历。自己到前苏联是作为进修教师派去的，派去的进修教师，跟他们普通的大学生不一样，普通的大学生要学六年，自己就学三年。人家没有专门的老师，自己有一个专门的老师来指导自己，他也是搞铜版画的，他教自己很大的特点就是把着手教，你怎么样做铜版、你怎么样上机器、你怎么样打蜡、怎么样刻、包括怎么样印，他都一步一步地教自己，因为自己完完全全的不懂，他都把着手来教自己。
在老师的悉心教导下，伍必端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除了本来就打好基础的木刻版画之外，伍必端还学习了石版、铜版、麻胶版等版画制作手法，在模仿的基础上伍必端开始自己创作，留苏三年，他最重要的一幅作品是麻胶版画，题名为《列宁与中国志愿战士》。雕塑系的一个师傅，就是专门贩卖石膏的一个师傅，他听说自己要刻《列宁与中国志愿战士》这个木刻，他把自己找去，他说你是不是要刻这个，自己说我是要刻这个。他说我送你一样重要的东西，送了一个列宁的头像，这个列宁的头像是真的，是列宁去世以后从他脸上翻模子翻下来的，这个石膏像很宝贵的。1958年，伍必端完成了《列宁与中国志愿战士》的创作，这幅作品成为伍必端在版画界的成名作，是新中国版画史上重要的一笔。不过个人成功对伍必端来说并不算什么，在前苏联三年他最得意的还是为中央美术学院带回来一套发展版画的“宝典”。自己主要还带回来他们教学方面的资料，比如说教学大纲、他们的教学思想，教学思想当然自己只有平常的体会了，教学大纲是很具体的他们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哪一年哪一年怎么安排，对学生来说、这六年怎么样安排，他们最后能达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还有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甚至于课程安排，这些自己都带回来了，整个一套带回来了。
在教师们集体的努力下，中央美术学院终于有了版画系。版画教学首先在中央美术学院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很快全国其它美术学校也都慕名而来。这个版画别人都没有的，忽然中央美术学院回来一个留学生，他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别的学校也都希望能知道。所以自己认为后来别的学校，浙江美术学院、东北鲁迅艺术学院，还有四川美术学院都慢慢地有人过来，不是向自己学，他想了解版画系教学情况的改进、是怎么样改进的。
因缘际会之下，伍必端成为推动新中国版画发展的先行者。除了跟同行交流版画教学之外，伍必端还不遗余力地向社会推广版画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些关于前苏联的小说，就让自己来给他们做插图，就有一本书《恰巴耶夫》，《恰巴耶夫》是中国名字，实际上是叫《夏伯阳》，那个时候他们自己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压迫、反抗俄罗斯沙皇的压迫，这样自觉起来的一位农民领袖，他参加了革命，就是表现这个作家富尔曼诺夫他写的这么一个英雄人物，自己给他做的插图。另外还有木刻这个东西，特别是黑白是很强烈的一种表现，表现这样一位英雄人物，用木刻黑白的效果、还有刀法的效果更适合，自己认为是更适合。伍必端的木刻插画技术高超，层次感丰富，很快就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就是说这很新奇，好像木刻插图都是画的，而且也有很多很有名的画家来画这个插图，突然间书上出来黑白的插图，黑白的在书上印出来效果很好，黑白插画你看效果很好，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人希望能得到自己的这一套木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