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天津往事

　老舍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现代小说家，说起来他的成名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老舍的最初创作起步是从天津开始的。

　　青年才俊脱颖而出
　　家境贫寒的老舍完全是因为母亲好强的性格，才完成了小学的教育，一入初中便转入了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书。19岁那年，老舍刚刚师范毕业便当上了小学校长。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却是事实，因为那个时候国民教育水平实在是太低了。
　　青年人做事情总是热血沸腾，在学校里，老舍努力工作，使得学校在京城颇有声气，于是被京师学务局选拔进入了小学校长赴南方学习考察团。回来以后，他们联名写的考察报告，发表在《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上。这个报告的起草人有可能是老舍，也有可能在这个报告中他的贡献最大，总之从南方回京后半年多，老舍就调任提升为京师郊外北区的劝学员，管理这个区的国民小学及学校教育。
　　如果说一个初出茅庐20岁出头的小青年，管理一所小学还勉强的话，那么让他管理一个区的数所小学和学校教育，可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一些诸如巡视教学、提高师资水平、整顿校风、查办违纪、处理关系等问题，不是他能够胜任的。他那个时候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到处整顿救火，哪里有问题就往哪里去。可以想象，老舍应该劳累至极，精神苦闷，力不从心，困难重重。一些资料还特别提到当时的大环境，军阀统治风雨飘摇，社会动荡混乱不堪，官僚制度弊端种种，更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孤形单影壮志难酬的青年老舍，上任不到两年就被迫辞职，再次转去教书。但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也给老舍带来了新的机遇，他同学的兄弟罗常培恰巧在南开的聘任到期，要回北京一中任职。老舍又刚好辞职转而从教，于是就由罗常培推荐，继任接受了南开的聘书。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在等待着他。1922年，老舍应聘来到南开中学担任国文教员。
　　初识南开，对于老舍来说可谓人生的重大转折，这里聚集了全国最有志向的青年学子，感受深厚的教育传统，沐浴着新的活跃思潮，一种奋进向上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他感到了极大的快慰。由于对北京牵挂太重加之母亲年迈，一个学期以后，老舍于次年春天又回到北京。
　　南开中学的新平台
　　在南开的这一个学期，应该是老舍终生难忘的。在这里，他的文学素养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与提升。老舍是1922年9月4日新学期开学走马上任的，查《南开周刊》第四十一期的资料，当时周刊特发专文，题为“欢迎新师长”，介绍包括老舍在内的新聘教师，说他们“学识经验都甚宏富，造福南开定非浅显”。老舍担任的是初中国文教员，同时兼初中二年级七组辅导员。
　　10月13日，南开学校成立出版委员会，老舍又作为教职员代表被聘为出版委员，后又被聘为中学部汉文演说会顾问及评判员。此外，老舍还担任了中学部青年会的主管兼班主任。他积极参加演说会的各种活动。他在国庆演讲中的超常发挥，给全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一些回忆文章披露，老舍与另一位教师朱星樵曾经登台合说过相声，首次表现出了他的曲艺才能。老舍兼任的由南开学校师生合组的出版委员会共有十八位委员，他们经常开会研究学校刊物的出版工作计划、稿件安排。老舍主动为校刊《南开季刊》和《南开周刊》写稿。老舍认真负责乐于做事的风格，就是在这时候养成的。
　　对于为什么会来到南开，1937年1月，老舍在青岛的一次讲演中曾说：“‘做督学’月薪二百元，后来我一怒辞职，跑到南开学校教书，只给五十元，咱一高兴，就干下去。一天上二班，一星期就是十八个钟头，还得改一百五六十本卷子……虽是这样忙，没有时间，但天天和书本接近，与自己有莫大的好处……所以我跑到南开是对的。”第二年，他还在散文《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中写道：“到南开教书，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挣的钱少，作的事多，不肯花钱，也没闲工夫去花。一气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一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而变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读书生活给青年老舍带来了无限的快慰，他主动融入了南开这个大家庭，就算是离开以后，他对南开和天津还是很有感情的。
　　1946年6月，老舍和曹禺在美国访问讲学，得知老校长张伯苓正巧也在美国，并获悉旅美南开校友计划为张伯苓获荣誉博士及七十大寿庆贺之事。他俩合作写了一首现代体的新诗祝寿，诗中这样写道：“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嗙，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不是胡吹，不要乱讲，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就仿佛提到华盛顿，或莎士比亚那个样……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变成闻名天下的学堂，他不慌，也不忙。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也变成学府，带着绿荫与荷塘……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他爱的是学生，想念的是校友，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把古老的中华，变得比英美还更棒！”从这首诗的语言风格和幽默性上分析，说不定老舍的贡献可能会更多一些。
　　南开生活和天津情结是老舍挥之不去的记忆。他后来写的《听来的故事》和《热包子》都是首先寄给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副刊发表的。另外，在他的长篇小说《赵子曰》中，有很多地方描写了天津的风土人情，光是提及天津的具体地点就有十数处。再后来，老舍从美国旧金山回国，写了《从三藩市到天津》一文，当船到天津大沽口的时候，他说：“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水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
　　在南开教书期间，老舍翻译了《基督教的大同主义》。最重要的是，他初期的文学创作《小铃儿》（小说），就是在《南开季刊》1923年1月第二、三期合刊上发表的。老舍曾回忆说：“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我一向爱文学，要不然也当不上国文教员”，“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是在南开中学教书时写的，纯为敷衍学校刊物的编者，没有别的用意”。这是老舍自己认为创作的第一篇小说。
　　初试文笔的《小铃儿》
　　小说创作当然离不开生活，《小铃儿》的写作是与老舍的亲身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老舍于1918年夏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学务局派到东城方家胡同小学担任校长，一做就是三年，又于1921年调任北郊劝学所当劝学员达一年之久。《小铃儿》就是根据这几年的生活经历写成的。
　　《小铃儿》写的是小学生的学习生活，有一定的纪实性。主人公小学生小玲儿的形象天真烂漫、真实可爱，学校里师生的学习生活场景也是栩栩如生，虽然在爱国热情和坚持正义方面稍过于简单化，但是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却扑面而来。小说虽然仅有3300余字，但是结构十分完整，故事情节也是层层深入，结尾则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篇小说标志着老舍早期在文学创作上的崭露头角。
　　小铃儿是北京北郊王家镇小学的学生德森，这个孩子深受校长和教师喜爱，同时也被同级的学友选为级长（班长）。小铃儿自小丧父，跟着含辛茹苦的母亲艰苦度日，学习努力。这一点与老舍自己的经历有些相似。小说这样写道：
　　下了课后，先生总拉着小铃儿说长道短，直到别的孩子都走净，才放他走。那一天师生说闲话，先生顺便的问道：“小铃儿你父亲得什么病死的？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不记得！等我回家问我娘去！”小铃儿哭丧着脸，说话的时候，眼睛不住的往别处看。
　　通过爱国主义教育和画国耻地图，小学生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复仇意识。小铃儿在学校组织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同学，都分别起了绰号，这就很有中国自古以来的侠义风格，他们决心用实际行动强身爱国保家。后来终于探明，北街教堂有一个“小鬼子”，每天骑着小车在学校北墙外经过。于是乎就在某一天，他们向这个外国儿童发动了“突然袭击”，天真的小学生认为这就是爱国行动。小说结尾这样写道：
　　第二天早晨，校长显着极懊恼的神气，在礼堂外边挂了一块白牌，上面写着：“德森、张纯……不遵校规，纠众群殴……照章斥退……”
　　小说至此结束了，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颇能引起读者的深层次思考。从可爱的小铃儿的角度看，他认为去打一个教会的外国小孩就应该是爱国行动。这个写法的缺点和优点都是很突出的，殴打外国小孩当然不对，但是作为小学生来说，他们当然认为这就是侠肝义胆的爱国壮举。在这里，老舍非常准确地表现出少年儿童的心理特征，如果没有小学校的教学经历是很难把握的。想出一个未能出场的外国小孩也实属不易，这与老舍在北京加入教会的生活不无关系。小说的优点在于历史的真实与场域的真实，使读者没法不对小铃儿这些小学生给予深切的同情，同时也没法不觉得这个小学生的天真可爱。
　　从探究作家“少作”的角度看这篇小说，我以为它当然还是幼稚的，甚至称不上完整的现代小说，有指导学生作文的痕迹，因为老舍说过：“当国文教员都能写两下子。”小说中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描写部分，还停留在概念化和呼口号的基础之上。这样写小学生当然无可厚非，但写老师和校园氛围，尤其是关于李鸿章的议论，就显得过于空洞和表面化，老舍写道：
　　先生从书架上拿了一张画片给了他。“先生！谢谢你——这个人是谁？”
　　“这不是咱们常说的那个李鸿章吗！”
　　“就是他呀！呸！跟日本讲和的！”小铃儿两只明汪汪的眼睛，看看画片，又看先生。
　　“拿去吧！昨天咱们讲的国耻历史忘了没有？长大成人打日本去，别跟李鸿章一样！”
　　这段描写，真实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国民教育和政治形势。这毕竟是老舍的早期作品，他小试牛刀就出手不凡，人物形象真实可信，故事情节发展逐渐走向高潮，时代气息亦强烈而合理。
　　可以说，是南开中学给了老舍一个大舞台，他开始了作为小说家创作羽翼的试飞，并且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未来迎接他的将是无限广阔的文学天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