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司马迁是个好“编辑”

为刺客做传，是《史记》一大特色。豫让击衣，则是《刺客列传》里的名场面。

春秋末期，晋国国政由六大家族把持，相互攻伐。其中智氏最强，先后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襄子拒绝献出封地，智伯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快撑不下去的时候，赵襄子派人向魏、韩陈说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魏氏、韩氏临阵倒戈。结果，智伯被赵襄子擒杀。然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开启了战国时代的“三家分晋”。

智伯的家臣豫让为了复仇，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的宫中干杂役，负责打扫厕所，寻机刺杀赵襄子。有一次，赵襄子上厕所时感觉这个人不对劲，就派人将豫让抓来查问，结果发现他身上藏了匕首。问明理由之后，赵襄子认为他是一位义士，就放了豫让。

豫让不死心，用漆涂身使皮肤溃烂，又吞咽火炭，烧坏声带，改变声音，继续谋求刺杀。当打探到赵襄子某天的行程后，豫让埋伏在桥下。可是，当赵襄子到了桥边时，马发出惊嘶，豫让暴露了，被抓获。

赵襄子问他：“你不是曾经也为范氏和中行氏服务吗？智伯杀了他们，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报仇，而独为智伯报仇呢？”

豫让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但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时，豫让开口了。他向赵襄子提出一个出乎人意料的请求：“我今天肯定活不了了，请你脱下一件衣服，让我刺杀一下衣服，这样我就死而无憾了。”

按照旧本《战国策·赵策》的记载，豫让拔剑击刺衣服，衣服出血了；赵襄子回车要走，车轮没转一周，赵襄子就死了。豫让这才伏剑自杀。

司马迁在写这段时，删去了这种超现实的桥段，只是说：豫让击刺衣服后，伏剑自杀。按照他的理解，豫让击衣不过是象征性举动，绝不会发生那样荒诞不经、脱离现实的后果。因此，司马迁特地在豫让说完“让我刺杀一下衣服”后加了一句——“用以达到报仇的意图”，表明击衣的用意。

经过这样一番编辑和改造，一段蒙着奇幻色彩的史料，在司马迁手里恢复了信史面貌，同时，更加深了豫让这个人物的悲剧性，给这段故事增添了更多悲壮气氛。

这种对历史事件叙述方式的改编，体现出司马迁严谨、细致、深刻、实在的编辑思路。

此外，作为一部从黄帝写到汉武帝、贯穿数千年的通史，《史记》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较古的史料。当时的人看古文字，跟今天的人看文言文一样，理解上也有困难。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司马迁行文时很注意消除古代文献史料的语言隔阂。

怎么消除？翻译。不是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同一种语言的古今转换。可以说，是不是善于翻译，体现了编辑水平的高低。我们的太史公显然是个中高手。

古书里充斥着古奥艰涩、佶屈聱牙的字句，司马迁进行译释时，有的是把古词语翻译成通俗词语，好比当时的白话，契合了当时读者的阅读体验。

比如写《五帝本纪》要引用《尚书·尧典》。原文说“钦若昊天”，他写成“敬顺昊天”，“宅朔方”写成“居北方”，“庶绩咸熙”写成“众功皆兴”。《刺客列传》采用《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把“光伪足疾”译作“公子光（人名）佯为足疾”。《鲁周公世家》采用古文《尚书·金縢》，把“祇畏”译作“敬畏”。

如果直译难明，有时近乎意译。如《五帝本纪》采用《尚书·尧典》，把“畴咨，若时登庸”译作“谁可顺此事”。

有时为了突出某种含义，使语言更加显豁，表达更加精准，司马迁会酌情增加文字进行译释。如《战国策·燕策》里说：“太子送（田光）至门，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刺客列传》采用时在“曰”字前加了一个“戒”字，成了“戒曰”，这就是在叙述中突出表现了太子丹说这话的用意和郑重、诡秘的情态，凸显了太子丹多疑的戒备心理，让接下来田光的自杀一幕更具悲情。

司马迁这种“翻译”方式和编辑手法，免不了要增加文字，但为了让文章通俗易懂，他并不在意。从提升传播力的角度看，司马迁的“翻译”初衷和讲故事方式，值得今天借鉴。（熊建）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