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78｜㉑金健人：机会与选择——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

□金健人

我们那个偏僻小镇，所谓“镇”是自封的，当时都叫“公社”。而我们平时口中的“公社”实为特指，就是公社机关办公的那幢房子。我们之所以不像其他地方一样把公社所在地称之为“公社”，就因为我们是从原遂安县城狮城镇搬迁来的，在一个荒野山头盖了数十幢房子，把被淹在千岛湖下的狮城古镇的近乎半镇子人移到了这么个地方。因近旁恰好有个小村叫“姜家”，也就统称为姜家。但这里人自己还是执拗地自称为“镇”，而不愿自称为“姜家”，甚至宁可自称“姜家山上”，也不愿混同于那个“姜家”村。

别看处地偏僻，但颇能得风气之先，因为镇上时不时地总能冒出几个能人，他们或从报纸广播等公开渠道，或从不知什么隐秘渠道得到信息。譬如我们这里抄家抄得比县里早，破“四旧”也破得比县里早，包括“上山下乡”也比别的地方早。我们在1967年下半年就“上山下乡”了，镇上的“老三届”都被集中起来，放到“公社五七农场”。上山劈“防火带”，下地种玉米，嘻嘻哈哈在一起，一点不觉得苦。哪怕去山上十几个人挤在守林员的木架床上，翻身要喊个口令一起翻，也不觉得苦。苦乐是比出来的，眼见的都一个样，苦啥？

金健人为第三排左第3人，身前第二排坐着的为其母亲。

如果连这样的日子都成为奢望的时候，那就感觉到苦了。第二年三月，我被“公社五七农场”除名了，跟随“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母亲一起下放到鲍家大队，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准确地说，比当地农民不如，即无地又无道。当然，那时的农民个人都也无地，但他们有祖传的住房，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血缘亲属关系。当一个人被原先的阶层抛弃，丢进一个原先被认为更下面的阶层，甚至与他们相比都比不上的时候，就有点苦的滋味了。

当时我们什么下放政策待遇都没有，大队让一户无爹无娘的三兄弟让出个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供我们母子栖身，而这户人家总共也就两个房间。现在想来，那户村民所以同意安置我们，一是因为听党的话，二是因为三兄弟中老大是木匠，常年在外，老二参军，家里只剩下个老三。他们大概也以为是临时过渡，没想到挨了整整三年。最后一年老大成家了，老三和退伍回来的老二只能寄住到别人家去了。他们还从没收过我们一分租金，当时根本就也没这概念。当然，如果要收，那时也付不出。我看到一辈子教书的母亲下地干活，累得满身汗，半天直不起腰，我就坚持不让她去队里干活，我想努力扛起这个家。那年我实足十七岁。

第一次下地是麦陇里种豆，第一次下田是秧坂里间稗，好像还有点小乐趣。春耕开始，拔秧种田，他们都是左手肘撑在膝盖上，老从左往右又转头从左往右，轮次插秧。我觉得那很费时间，自创从左往右再从右往左，左右开弓，更经济更快，但那样就不能手肘靠着膝盖，一直得靠腰筋支撑。十几天后，我就把生产队长“关”田里了。种田季还没完，通知我去隔壁村小任教，我还有点小不舍。

我们中学乒乓球队的合影（我在左二）。

这小学有四个年级，二十多个学生，就我一个老师。全部的数学语文，我一人包干，他们也全坐一个教室里听课。所谓教室，也就一个小祠堂。一星期下来，教得我很忐忑，觉得有点误人子弟。周末中心小学开会，老师们要聚一起学习讨论。我心想等会议临了得向老教师们好好请教请教。只听得有个村小老师发问：“这个圆面积公式，直径乘直径是个什么东西？”“这还不懂，直径呀！”数学老师大声说。只有中心小学才有数学老师与语文老师之分。“哈哈，你一开口就露出破定（绽）！”语文老师大笑。我把原来准备请教的说辞咽肚里了，自觉当老师的底气顿时足了。

大学时合影（前排右一）。

我把课堂上最吵的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答不出。我说：这么简单的都不懂，还这么吵！他双手合起来比划个手势，反问我：这是什么？我不知道，说不出。只见学生们都在笑。我说我看不清，你过来。他当真走到我面前，继续比划着同样的手势，还说，这么简单的都不懂！学生们哄堂大笑。有男生指着女生说：她们有，我们没有。于是，女生们害羞得低了头，男生们笑得更放肆了。我终算明白了他比划的是啥了，抬手狠狠甩了他一巴掌。结果，他把爸爸叫来了。等我把前因后果讲清楚，他爸爸只留下三个字，打得好！走了。从此，课堂纪律都很好，直到放暑假。

暑假里，照例全公社各地的教师都集中到镇小一起开会学习。我母亲原先就是这学校的老师，我从小就在这学校长大。我家土改分的房子在绍兴，父亲是绍兴人，县中学的老师，总想着以后回老家，但我五岁时他就去世了。打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母亲以校为家。千岛湖形成之前住东街县小二部，移民后就一直吃、住、学都在这学校。重新回到这个环境，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在提示我母亲所受的不公。会议进入到小组讨论阶段，我对照党的政策，认为不该对我母亲进行这样的处理。没料到下午会议就转变成对我的批斗会，说是“一颗白色信号弹升起来了”，金健人为他母亲翻案。当地的最高领导公社党委书记也到场了。令我坐在会场前侧的一张凳子上接受揭发批判。我有心没心地听着，突然公社书记厉声喝道：“金健人，把脚放下来！”我本来靠墙坐着，很随意便搁着个二郎腿。他看不下去了，认为我是在挑衅。见这他样子，我干脆就把二郎腿翘起来了，明明白白地表示挑衅。他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金健人跟我们的矛盾，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敌我矛盾啦！”于是，我的不到两个月的教书生涯便告完结。

回到生产队后，往往没人去的活便派给了我。

到山里背树，累得埋头憋气赶路，山路拐弯了树不拐弯，树头就撞山了，差点连人带树别下悬崖。惊出一身冷汗后告诫自己，再吃力也得抬头往前看。

石堰被洪水冲出豁口，要人抬石头修补，还是派我去，与一个倒插门的搭档，水里泡了半个月，身上都烂了。

那时如果说有什么坚持，就是几本藏起来的书了，直到这批书被抄走，还开了我母亲的批斗会，说是她藏的。夜晚汽灯光下，看母亲不到五十岁头发几乎全白了，风吹过来像枯草摇动，我心如刀割。他们知道批我没什么用，批我母亲比批我更顶用。

后来，我妈落实政策恢复了教职，我也回公社五七农场重新成为了知青，再后来招工进了机床厂。

2016年在日本神奈川大学参加会议。

77年高考，我也参加了，不少人对我还期许蛮高。因为当时我们三个好朋友，以“姜仨”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和散文。当时我们那个县还很少有人在正式刊物上发作品，所以有了点小小的知名度。

记得巴金的女婿祝鸿生先生做我的责编，当时给他的小说稿很快就见刊了，可散文稿却迟迟不见回音。直到市里开创作会议我们见面，他问我：你一个山里人，怎么会写大海的散文？我就把写作的来龙去脉解说了一遍。他明白了，很快也便见刊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下乡期间，大概花了三年多时间，我搞了个《文字改革方案》，认为现行简化字改革毛病多多，应该根据汉字的固有音、形、义特点进行改革，同时还编了部根据汉字特点快速认读汉字的书稿。先寄浙江出版社，回复说不适合出这类书。再寄文字改革出版社，给我回信的署名“倪海曙”，同时还送我一包他们出版社出版的书。回信内容围绕我的《文字改革方案》写了两页纸，意思是说不符合国家文字改革政策，但对我的书稿则不着一字。因不知道倪海曙何许人也，也没当回事。后来县书店的文青创友李明给我一本书，书名是《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说同我的书稿几乎一样。我一看，果然。再看署名：文字改革出版社。于是，我给该出版社写信，询问前两年把书稿给他们，回信对此不提一字，现在竟然出版了几乎一样的书，原因何在？他们不予理睬。再后来就到我已留校任教时，在中文系资料室看到一本新版的《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署名由“文字改革出版社”改成了“倪海曙”。这不正是当年给我回信的编辑嘛！这时我才知道此人实为副部级高官，给我写信时正是被打倒的时候。但我还是忍不住给这倪海曙写了封信，要他把事情讲讲清楚。结果闹出个不大不小的“官司”，当然已是后话。

对于77年高考，别人都为我信心满满，我自己却并不自信。没想到小学班主任打来电话，说他在县里开会，看到内部名单，说我考上了。当然最终还是白高兴，连体检资格都没有，后来说是因为还有政审。

我打心眼里倒很感谢当年没被录取，因为能上也肯定分数不高，特别是打开数学试卷，唯一的一道初中题因式分解自信是做对了，但总共也就5分，其他全是高中题，根本就没学过。我们只读了初中二年级，就开始了“文革”，尽管全年级我成绩一直第一，数学和作文都得过105分，还是数学课代表。我常想，如果没有“文革”，我应该会学理科。所以，77年能去，最多不过什么师专，最后当个中学老师。这倒不是说中学老师有什么不好，而是与自己喜欢“出格”的脾性不合。

78年再考吗？真心说很犹豫。一个是自尊心太强，头年大家都认为我能考上，结果没上，还考？不考，又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谈了个女朋友在杭州，她当然希望我考。最后是母亲的一句话让我下了决心：考大学去杭州与调工作去杭州，你觉得谁难？

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调工作去杭州比登天还难！

于是，买来高中数学课本，晚上从头到尾读小说一样读，直到从枯燥的公式里读出故事的兴味。当时白天还得在机床厂上班，直到临近考试请了半个月病假，想不到数学考了69.5分。数学一上去，总分就够上重点，可浙江大学没有文科，于是所有志愿都填了杭州大学，当然，中文系是首选。

直到四年大学读完毕业留校，兜兜转转，结果还是没能逃脱教书匠的命。如果说68年小学教师的命，我没得选择；77年可能是中学教师的命，我也没得选择，那么，后来大学教师的命，真正成为了我自己的选择。

大学入学20周年，（左）与同学黄仕忠（中）、任平合影。

82年能留校任教，我满心喜欢。世间还有什么职业，能够看小说是工作，看电影是工作，看电视剧也是工作？给我们双休日节假日，任凭自己选择，我们还不就是读读小说看看影视？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还能有人给你发工资，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

留校第二年，学校组织部长找我，要调我去给省常委当秘书。我一听就急。部长说你先回去好好想想，过几天我们再谈。回家后，与老婆商量。她不置可否。岳母说有个亲戚在省委当秘书，可以找他了解了解，秘书到底干些什么。一聊，亲戚说很好啊，常委秘书不比一般秘书，一去就是处级。我所在乎的不是什么处级，而是我能干些什么？他说，你不能老想着自己要干什么，首长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的手、脚、脑子、笔杆子，都是首长的。半夜里一个电话过来，拎上包就得走。我跟老婆说这不是我想要的，老婆跟我说我支持你。

我去回复组织部长，说了一大堆喜欢目前工作的理由，还把刚刚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毕业论文带去作为佐证。最后怯生生地问：假如我执意不去，组织上会给我一个什么处分？部长大笑：不去就不去，这有什么好处分的？你不去，想去的人多得是！我站起来说：那就不用谈了。

我毕业的那个浪川中学，当时只有初中段，三个年级三百多号人，通过高考读大学的只有我一个。我承认，这的确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我打心眼里感激高考制度的改革给予我的机会。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打到了“四人帮”，改革开放所释放的无数机会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我的其他没能通过高考读大学的同学，不少后来通过自学函授等途径进行了深造，还有更多的是通过社会大学提升了自己。

我们“姜仨”中的另一位，把照片拍到《中国摄影》和文联合办的机构调他去北京工作的地步，后来他思念千岛湖的鱼和家，把北京的差事辞了。正当他准备在千岛湖大干一番的时候，天不遂人愿，因中风中断了他的事业。他的徒弟，也可以说是他的师弟，因为他徒弟是他师傅的儿子，把千岛湖摄影发扬光大，推向全国，推向世界，拿奖拿到手软，成为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姜仨”中还有一位，当官当到什么级别不用去说他，但能把西湖申遗搞定，又帮着把大运河申遗搞定，那是不能不说的。更得要说说的是，由他写的歌词，被印青、孟庆云等名家谱曲，被谭晶、张也、廖昌永等名人演唱的歌曲，已达二十多首。

前几天，姜家镇商会讨论后疫情时代的家乡发展，邀请我这个顾问参加。里面几位亿万富翁都是浪川中学的校友，他们商议的是拿出自己资产的一部分，投资给家乡。明明知道很难有回报，但只为了某种情怀。

天日朗朗，百姓当然乐业。夜空澄明，群星自然璀璨。时代封闭，纵有天大本事，难跳出五行山外。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从降生那天起就可一眼望穿，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出身，就有什么样的命运将你选定，那会叫人多么绝望无助！社会开放，释放潜能，提供机会，不同的选择自会成就不同的人生，即便选择失败还会有再次、再再次选择的机会。只要肯努力，脚印有深有浅，行迹各个不同，但总有一份成功、一种收获在前面等着。

在日本的学术会议上发言。

【回音壁】

尚建：零时左右醒来看到健人学长发文了，便开灯读了起来。读到在被批判时，还故意架好标准的二郎腿时，十分感动，真是一身傲骨，深感敬佩！

朱承君：“天日朗朗，百姓当然乐业。夜空澄明，群星自然璀璨。时代封闭，纵有天大本事，难跳出五行山外。”健人哥这话说得精彩极了。[强]

陈建新：健人的文字有大家风度，但更吸引我的是他的高考前传。从他17岁从知青的层次，因为家庭的原因，跌到比农民更低的地方，才知道健人也是经历了人间疾苦的。他的苦，感觉超过广宣、仕忠和文庆，因为当时他已经陷入社会的泥塘中了。但几个细节可以看出他的性格：不让不擅长农事的母亲下地，插秧把农民中的行家里手关在秧田中，当民办教师又为母亲的遭遇叫屈，从而丢失了继续混小学教师的机会。好胜，不安于当下，是他人生轨迹多变的原因，也是他最后走向成功的原因。他后来的几次“大讼”，在少年时的性格中已经稍显端倪！

读完文章，眼前浮现一个满头黑发，倔强好胜，在田头飞速插秧的少年郎形象。为他妈妈的好眼光点赞，找了一个杭州的女朋友。让他后半生在杭州生根发芽。但是，如果这女朋友找到北京呢？相信健人一定会把红旗插到京城去！[偷笑]。

任平：读了健人兄的文章甚有感动。因寝室在对门，所以入学就相熟，又因对文字的兴趣，也很早知道他写过此类著作及其中的不公遭遇。健人的坚韧性格与不懈求学一直很钦佩，他是本年级最早成为讲师的年轻教师，当时校宣传部的健人老友问起我，我很不好意思，但也自知成果远不及健人。那次他病重，浙二医生已判断他近乎绝症，但他就是不信，以坚强的信念挺了过来，也对我们产生极大的鼓舞！向健人兄学习！

曹布拉：我与健人兄，可以说是同龄、同经历、同学、同脾气秉性、同命运……的“多同”之人——如果没有掠美之嫌的话。因此他这回忆录中的每一字，我都严重赞同，而且感到十二分的亲切。读他的文字，犹如在读我们的青年时代。谢谢健人兄，写出了许多我心有所感，笔下尚无的东西。

张玲燕：一早起来本想追太阳去的，结果追了健人的文章。此前也听健人零星说起一些他的高考前传，但今天细细读来仍觉惊心动魄。健人的农村生活我读来特别亲切，他对生活的一些认识也比我认识更深刻，表述更准确。譬如：苦乐是比出来的，眼见的都一个样，苦啥？……当一个人被原先的阶层抛弃，丢进一个原先被认为更下面的阶层，甚至与他们相比都比不上的时候，就有点苦的滋味了。

这么多年来，很多人觉得我在农村劳动很苦，手皮磨破，脚底起泡，指甲化脓导致发高烧，腰挫伤导致终身痛苦。要说苦真的很苦，特别跟城里人相比，但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苦，因为至多我从城里人掉到了乡下人一样的等级，人家一辈子都这样过的，我无非刚刚进入这个阶层不适应而已。真正的苦，是精神上的苦。一个有点文化知识的青年，掉进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人群里，那种无法与人交流也无法被人理解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

王琳：健人兄的文章，每一个字都沉甸甸有分量，浓缩了孝敬、扎实、坚毅、勇敢独立、深刻等等宝贵的金属元素，让我想起高仓健。还得感谢热情可爱的国庆，把这么一个硬汉子吸引到了杭大中文系，成了我们的同学。

吕立汉：没想到前天中午我在饭桌上一“逼”，居然逼出了健人兄的一篇美文，自以为功劳不小。

我有幸跟健人兄同寝室四年，在无数次闲聊中，对他考大学之前的经历多少有些了解，但毕竟是碎片化的。今读其回忆文章，才对他之前的经历有了比较完整的认知。大学四年，他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如下几点：一是关爱同学，热心诚恳。健人兄在我们五组是绝对的“大哥大”，对本组尤其是同寝室的同学的学习、生活多有指导，大家也唯其马首是瞻。二是办事认真，追求完美。健人兄学习很用功，成绩也很优秀，是我们的学习楷模。一般来说每次课程考试他都要磨到最后一位交卷，充分体现了他对待学业的认真程度；三是韧劲十足，从不服输。一百个俯卧撑，似乎成了我们年级之最，其用时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更是他韧劲十足的最好注脚。而这一切似乎在他的回忆文章当真都得到了印证。文章中那条微微翘起的二郎腿，或许是健人兄独标高格之个性的最好写照。好文！

董春晓：无法被人理解的痛苦才是真痛苦，这话我也非常赞同。

许贺龙：健人兄的坎坷经历令人感慨，品格气节仰之弥高！文章中对时代和个人命运的思考深刻、独到，由衷为之击节而赞！

记得刚入学不久，健人兄就送了一本按他的《文字改革方案》编辑的《汉字速读》油印本，令我惊讶不已。大学四年，我一直睡在他的上铺，在耳濡目染其言行的同时，也充分接受其熏陶。健人兄老大哥的风范、“铜豌豆”的个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温暖而有趣的回忆。他与国庆嫂子的恋爱，在我们寝室被称为“每周一割”。健人兄每周一次的赴约前必定会做规定动作：割（刮）胡子。

我的感受：健人兄犹如一把尖锐的锥子，无论处在何时何地，他都会冒尖，即使把他蒙在黑布里，他也会露出锋芒！

方一新：读罢健人兄的文章，他的硬气、坚毅，不近权贵，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如给下流作恶的学生狠狠甩一巴掌，批斗会场高翘二郎腿，拒当省委常委秘书等，令人拍案叫绝。

文中提到的一件事我很好奇，就是健人兄曾花三年时间搞了个《文字改革方案》，还据此编有《汉字速读》书稿。但书稿居然被倪海曙《现代汉字形声字字汇》所窃取（健人兄的原话是“同我的书稿几乎一样”），这既叫人吃惊，又让人愤慨。倪是文字改革、汉语拼音化的老人，著述很多，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很高，几乎可以跟周有光比肩，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殊不可解。

郑广宣：@方一新此事我知道，本来健人打算跟我合作的。

任平：窃稿在中国恐不在少数。有一定地位影响的人，会大胆窃，而出版社也不去找麻烦。@方一新

方一新：@任平权高人胆大，可悲。[捂脸]。

陈建新：健人后来与他打官司，不知结果如何？

朱承君：健人哥被人剽窃好像不是一次了，可能是太富裕了，老丢东西。[呲牙]。

郑广宣：@朱承君是的。电视剧白娘子也被人抄袭了。

金健人：承蒙各位厚爱，明知过奖，但很暖心，同学情真如弟兄情。见几位同学都问起倪海曙的事，简单交代一下结果。我给他的信寄出后，也没期望能得到他的答复。但没想到的是他不给我回信，却一封信寄到当时的杭州大学党委，说我诽谤他，要求党委对我作出严肃处理，并把结果报告给他。党委通知我去把事情讲清楚，我口头讲述了全过程，党委要求我写一个书面说明，并附佐证材料。我回家把那几年统计编写的各种手稿材料合到一起，足有一尺多高（以前都是手工操作，须多次重复统计分类），打捆与书面说明并倪海曙当年回信一起交给党委。后来校党委与倪海曙之间怎么了结此事不详。

过了半年左右，由《语文导报》主编张春林老师做东，邀我与北京来的语文出版社（即原来的文字改革出版社）主编（还是社长？好像姓刘）一起吃饭，那主编说明来意，要求我与倪海曙之间的事到此为止。张春林老师也一旁做工作。最后那主编提出他们出版社可以给我出本书，只要我把书稿给他就行。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就罢了，尽管我并没打算到他们出版社出书。

方一新：明白，那健人兄是放了倪氏一马，没有追究到底。[破涕为笑]

张玲燕：亏得你把手稿都保留下来了，否则被倒打一耙还无处申辩。[强]。

董小军：健人大哥这本书遭人剽窃而没能出版，甚是可惜。如果正常出版，应该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健人大哥给我们寝室（或小组）每人一份油印本，我放假回家时把自己的那一份送给了在农场插队做代课老师的我姐，她说这本书对学生基础识字作用很大，她所在的农场学校其他老师向她借阅流传。之后，我厚着脸皮向健人又讨要一份寄给了我姐。健人可能忘了此事。

沈卫东：读罢健人兄的文章，他的硬气、坚毅，不近权贵，嫉恶如仇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如给下流作恶的学生狠狠甩一巴掌，批斗会场高翘二郎腿，拒当省委常委秘书等，令人拍案叫绝。

张玲燕：我读初中的时候班级也很乱，有一个教生物（农业）的老太太来上课，学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至今我都不知道怎么念，但估计是很不好的的字，学生问老太太这字怎么念，这位女老师气得浑身发抖，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佩服健人这一巴掌！

朱承君：学生跑去跳楼，估计拉都拉不住。幸亏健人哥那一巴掌打得早。还必须遇到懂道理的父母。

张玲燕：可能那父亲懂道理，同时遇上了一身正气身材强壮的健人，他也蔫了。

杜文庆：健人兄是俺们5组的组长。四年里给俺们几个小弟弟小妹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俺们的组长阅历丰富，不苟言笑，富于理性思考。读了包括上文在内的健人兄的一些回忆文章，才逐渐理解了，健人兄对社会上的一些负面新闻，何以如此嫉恶如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年少时的磨难，更能激励人奋发向上。“文革”的阴霾驱散后，健人兄便脱颖而出，如愿走进大学校园，并最终成为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咖。

金树良：在校期间与健人兄有过几次深谈，当时他曾说：理解胜于了解。正因为我们俩都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所以即使在毕业后也还是经常来往。

读了他的这篇文章，我对他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他是个敢于直面人生，不向命运低头的男子汉。

朱承君：健人哥，关于学汉字的小册子还有吗，有的话能否送我一本，以便让我在教外孙时显得有点学问。

钱志熙：健人兄的文章，文笔老练自不待言，更值肯定的是思考有深度，最后一段介绍“姜仨”中其他两位先生日后成就，不但见其尊重友情，而且的确也是很能说明个人的事业造就，人生顺逆，是与时代所提供的条件与机遇分不开。也就是叶晓芳说的形势比人大。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读大学时，正泰老总南存辉先生还在柳市街头补鞋，后来的业绩却如此惊人。当然我们这些教书匠也不必过于自谦！但据我作为一个温州人的观察，的确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还有一些人，虽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中文系，但在文化甚至文学艺术的一些方面，做出来的成就不一定比科班的差。温州一带就有不少老三届的高中生，也就是我们说文学青年，虽未进学，但坚持走文学的道路，也都做出自己的成绩。其爱好文学的热情，甚至让我们这些以文学为专业的人都有所感佩。总之，一切都是形势、机遇与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读到健人兄这段文字后的一点感想。

至于健人兄本人的坚毅与刻苦，尤其是他那种认真到底、事事要做出色的性格，乃至于他有时在一些小事定要赌输赢时的可爱的表现，甚至每当那时候露出天真的笑脸。这一些，四年同窗，真是谂知了，大家已经说了不少。我在《五组杂忆》那篇小文章里，也写了不少关于他的事。

现在再补充几件事：一次我经过杭州，健人邀我去他家里坐坐，并留我吃饭，嫂夫人亲自下厨。我们聊着天，我看到他的书架上，有一排杂志的装订本，像图书馆把每年的杂志装订成巨册的那样，不同的是，健人是把他每年发表论文的杂志都装订成精装本，摆满了书架的一层。这不仅让我感佩他的勤奋著述，更佩服的是他做事情的这种认真劲。因为这样，不仅便于收藏，而且用起来方便。

其实收藏自己的书和文章，也真的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工程、也是一种考验。我见过有些老学者，就是找不到自己早年的书了，更不要说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健人兄后来还从事韩国学研究，好像还做过稻作文化的研究。记得他做韩国所所长时，曾来北大开会。我没有招待他吃饭，反而蹭了他们会议的一顿饭。那晚我在勺园地下咖啡室请他喝茶、聊天，谈了好多别后的事情。健人兄关于小说艺术结构的书也送我了，我一直珍藏了。

最后说回应一下健人兄文中的一个细节，就是“背树”这个活，最近大家谈劳作之事较多，但还没有看到说“背树”，估计我省林区生活的人都少不了这个活。我们那里，“文革”中一段时间，黑市“自由”泛滥，永嘉山区有一个偏僻山坳叫“林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木材交易市场，当然是不纳税的那种“黑市”。大概永嘉、乐清、仙居三县的木材交易，都集中到那里。我们那里人家用树，翻山越岭，走两天多路到那里“背树”。

为造新房子，我父亲和我哥都去背过树，回来会讲关于背树的故事。我自己没去过。但有一次，我哥跟我叔去“林窟”。头天去的，第二天下午估计要回来了。我哥那时也未完全成年，我母亲要我去接他，我沿着他要来山路，走了一个半小时。路上碰到一个个熟人“背树”回来，我问：“我哥来了吗”，都说：“还在后面呢。”直走到玉虹洞下的岭路上，遥遥地看到我哥背着一颗树下来了。我迎上去说，“哥，我背一下吧。”哥也真累了，就把树换到我肩上，那感觉，差不多是千斤担子一下子压上来。那树又是一棵顶部往下弯的弯树。我个子小，背在我身上，树的下弯的顶部“当当当”地一下子、一下子往山阶上磕碰，因为下岭是前低后高的。这样背起来十分困难。于是我背一段，我哥又背一段，兄弟两轮流着，终于把那棵歪脖子杉树背到家，后来用它做了新房子的门框。

当时我就问哥，为什么要买这样一棵弯树，不会买一棵平直的吗？背起来也省力一点？哥说，是叔挑的，叔说这棵树最便宜，你爸就想省钱的。的确，我爸一个人养活一大家，七十年代中期还造了三间两层楼房。他不省怎么可能呢？因健人兄“背树”，想着了我的仅有一次的“背树”经历。

吴朝骞：健人兄一出手就知有没有！高考前经历真是波澜起伏，又是当老师，又是写小说，又是编书，又是被批斗。被批斗时也是桀骜不驯，充满斗士精神。

老实说，我对健人兄不是很了解。在校不是一个班，但也知道他学习能力特强，思维严谨，成绩优异，属学霸型人物。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因为工作不同，我们远离了专业，对大学做学问有距离感，不会关心学术动态，因之也不知道健人兄发展如何。间接知道，健人兄很早就提为副教授、教授，很早就担任杭大中文系副主任，令我等顿生敬仰之意。

我觉得健人兄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正确的选择。选择就是准确把握自己，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有很多机会走另外的路，如可以当领导秘书，走从政之路。但他不忘做自己，按他自己说法，“世间还有什么职业，能够看小说是工作，看电影是工作，看电视剧也是工作？……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还能有人给你发工资，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确实，喜欢的成为专业，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因之婉言谢绝，踏踏实实走专业之路，一步一个脚印，教学、出书、成名，成为著名的教书匠，成为我们年级的骄傲之一！

健人兄遭受剽窃，却以喜剧收场，见证了兄的大度，也见证社会的某种现象，相信不是个例。有的说不定连申诉或反映的机会都没有。

朱承君：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术界也不能免俗。只不过摆酒席调停的大佬换成了出版社总编。

郑广宣：@朱承君倪本身就是出版社大佬，参与文字改革工作，后就在文字改革出版社（语文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

魏丁：几位老哥哥，树良，健人，广宣，布拉，延荣，于我等而言都是亦师亦友的存在。当年学习上帮助良多，在做人识社会方面亦是榜样。他们在逆境中的奋斗，诱惑下的坚持，都是精采的故事。稍微晚生一点的建新、扣林，则少了师的感觉，多了兄长的亲切。[呲牙][呲牙]。

周羽强：读健人兄“高考前传”，让我感慨万千。无论是在“文革”期间的各种蒙冤受欺，还是在底层的屈辱生存，都让我唏嘘不已。假如不是亲耳所闻，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生活竟能焠炼出一个“金刚身”。

父母给孩子取名，一般是有玄机和祈愿的，我理解的“健人”，一定是健康、健旺、刚健、强健，当然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失所望，这些“健”组合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健人”。

我和健人兄四十四年的交往，所有的感觉就是：名副其实！——高考前，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高考后，志在林泉，胸怀廊庙。

健人兄对人，尤其对朋友弟兄，亲和真诚，温柔敦厚，助人为乐。

健人兄对事，尤其对不耻之事，疾恶如仇，仗义执言，不同流俗。

健人兄对学，尤其是专业理论，笃学不倦，锲而不舍，顿学累功。

概括“三对”，我和同学们的评价基本一致。就我个人而言，我和健人兄更有一份缘份，他曾给予我的帮助，我感恩在心。他在文中提及的几位老友（姜仨等人）我也相知相识，并引为同道之人。

对健人兄的为人处事，集腋成裘，我有大量的事例可以佐证。纸短情长，这里不作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健人兄的回忆录在真情实感的基础上，发现了“机会与选择”的人生命题。这思悟：高屋建瓴，揭示规律，不由地让我击节赞叹！

“天日朗朗，百姓当然乐业。夜空澄明，群星自然璀璨”。健人兄是我的同学好友，我为之骄傲！

郑广宣：确实是好文章，不仅仅是对自己上大学前的遭际叙述得清清楚楚，写得很感人，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其中的议论：“苦乐是比出来的，眼见的都一个样，苦啥？”“天日朗朗，百姓当然乐业。夜空澄明，群星自然璀璨。时代封闭，纵有天大本事，难跳出五行山外。”这样的话语，反映的是他的人生阅历，更沉淀着他的思想深度。

对于健人，我跟他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交往也比较频繁。仕忠兄操持毕业四十周年活动，要大家写写文章，我就有写写健人的打算，今天就索性把这事给做了。我原先准备写健人列了以下几个关键词：“淳朴、善良、真诚、孝顺、聪慧、担当、毅力、坚韧、专注、善辩”，并找出了为健人写的两首诗：

淳风踏浪出深山，问学杭城几暑寒。

竭虑精思图破壁，发文尚待下期刊。（其一）

缓撑俯卧硬坚持，学问何难贵有疑。

多读好书能辩难，生徒不护岂为师？（其二）

在这里，我先就诗中所说做个解释。

自《古文鉴赏大辞典》出版后，我每次去上海都要去拜望此书主编徐中玉先生，而且差不多都是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后来的文学院院长）齐森华陪我一起去，一次拜望过程中，徐先生突然跟齐森华先生说，这一期的《文艺理论研究》金健人的文章先不放吧，上一期刚发过。这是前诗“发文尚待下期刊”出典，说明健人兄那时候在《文艺理论研究》发的文章很多。后来我也“百度”了一下，至少不下于10篇。而恰恰是1992年以后没有发，到新世纪以后才又有几篇。是不是跟徐先生说的暂时放一放有关系，自然不得而知。

第二首诗中的俯卧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典故，许贺龙在《我的大学生活》的“铜豌豆”一章专写健人。“善辩”也是健人的品格之一，当时在寝室里有人说吃枕头面包不掉面包屑是不可能的，健人说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我吃给你看，有人立刻起哄，健人拿起一只碗，把面包放入碗中，然后……贺龙兄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健人立刻回答你又没有说不可以这样。于是，大家一笑了之。

另一件事是他现在还住着的这套房子。他买下房子不久，原来的开发商把房子转手了，因为房价大涨，接手的这家对原已出售的房子不愿意认账，健人充分发挥他的辩功，与这家房产公司打官司，这房子最终没有改换门庭。

健人的孝顺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说及。他幼年失怙，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读大学时，尽管女朋友在杭州，但一放假他都会赶回老家陪伴母亲。后来母亲身体不好，他就把母亲接来照顾。好像是1992年吧，他跟我一起去上海，为我们组织编写的《中外写作技法大观》一书作最后的校对，国庆来电话，说是母亲病情加重，他二话不说就回家处理。直到现在，他的家里还保留着他母亲用过的一套用杉木做的老式家具，以寄托自己他对母亲的深切怀念。

健人有现在的成就，除了他的聪慧和毅力，还在于他的坚韧和专注。他的坚韧，我在学校跟他打乒乓球时就领教过，不管你怎么打，他始终不急，就是一板一板地把球给你回过去，当你不耐烦了，他就赢了。

他的专注更是一绝。记得在他们家，我说写1、2、3……数字，不间断地写不写错，能写到多少？健人还是那句口头禅，“这有什么难的”，于是开始写，我们在边上干扰他，他根本不受影响，写到200左右，他说还要不要继续？我们只好尴尬苦笑。

再是他写文章，昨天这文章似乎也没花多少时间，便一气呵成了。我记得他还住在河东宿舍时，我们去他家，他打个招呼说，你们先坐一下，我还有几句话写写完，我们与国庆在边上聊天，他完全无视，一口气几张纸写完才起来。而且他那时候写文章往往直接将复写纸垫在纸下，似乎不用打草稿，投稿和底稿都在了。可见他的又一个品质：思维缜密。

沈澜：早起拜读健人大哥的文章和大家的回音，越读越多，越读越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健人大哥的底气、才气、傲气、骨气太令人佩服了。他下乡时写的文字改革方案居然能被当时的专家闷声盗用发表，匪夷所思，但也更证明大哥是个奇才。我印象中还有一个很清晰的画面，是未央唱“新安江，我亲爱的故乡，山是青山，水是绿水……”那首歌应该是健人大哥作词作曲，我脑子里一直还有这个旋律。

尚建：再细读金健人学长的文章和所有的回音，对学长的才华、智慧、风骨已评价满满，而郑广宣的评说中还有“善良”一词。为此举一例佐证。

图为2018年4月12日大家一起打乒乓球（摄影师张玲燕）。我也上场和健人学长对打一局，觉得自己还能接球扣球。问题是当我退下换上陈建新时，场上一下子球风剽悍、厮杀激烈。啊！原来球技那么好啊！让我突然觉得健人学长好善良啊，按他的技术可以一板就把我拍死，却居然耐心接球推送。而我居然敢上场！哈哈哈。

摄影/张玲燕

方青稚：健人兄和建新兄虽身在大学，但都贴近中学，很亲民。一则两人是省写作学会会长、副会长，年年组织有关中学写作的大型活动，施惠中学，深得好评。加上广宣兄，三人可称之为学会三剑客。二则二人均是高考的权威，是命题和阅卷的负责人，多年来具有颇强的话语权，影响甚至框正中学的语文教学，较长时期抑制学生浮夸的文风，纠偏使学生回到论述的学术的表达中来，功不可抹。我在中学执教，与二兄在这两方面多有交结，受益匪浅。与建新入闱数次相遇，相处甚欢。与健人入闱失之交臂，但其博学才识、书法功底、乒乓神技等，一直挂在众人如省教研员胡勤等人的口中。可以说，大哥虽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到处是大哥的传说。

贺雪飞：在我们五组，健人大哥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那不是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他的感召力和领导力！于我这样的小妹而言，他不仅是学长更像是“师”长！对他的崇拜源于他写的小说，上写作课时不同的体裁老师都要求交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拜读健人大哥和布拉大哥写的小说，虽然具体内容现在不记得了，但当时很天真的感觉是“哇，太厚重了，怎么写出来的呀”！

健人大哥说自己有“两面性”，在我眼里，他的两面性在于刚柔兼备、侠骨柔情！他的温和与善良，我再补充一例。70年代很多外国名著刚开始被译介过来，我们争相购买但不一定能买到，记得当时新华书店一批书到系里，各小组根据书名要抓阄，我特别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但没抽到，很难过，临走出五组寝室时，健人大哥宽厚地笑着“拿去吧”，哈哈，塞过来的一张正是“安娜”呀！看到他文中写到不忍心看母亲的劳作，其善良如出一辙，此刻依然非常感动！

陈建华：近日因事无心他顾，刚才就着早餐看健人兄长文，竟心无旁骛一气读完，继而生发若许感叹：同个年代，所经历的事大体是类似的，但具体的故事却因个人性格遭际而各有各精彩。我感觉事实上不是我在读他的文章，而是老大哥坐在我对面，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和几分明显的得意在娓娓讲述陈年旧事。随着他的讲述，眼前清晰浮现出一个既聪明又倔强、有担当有决断又显老成持重的少年郎形象，这形象慢慢推远、幻化，渐渐变成对面这位两鬓飞霜犹然元气满满的长者，可亲可敬，甚至比现实中的本尊还多几分可爱！

记得健人兄在我毕业同学录上的题词是：“才能加上胆魄，方能有所建树！”想来这既是对同学的勉励，更表明其个人的心志。四十年过去，此种心志，健人兄是一以贯之的。

沈小杭：读大学时，健人兄在我心目中是那么地优秀：学霸，俊男，才子（会写小说、书法了得、乒乓球打得一流等等），故甚崇拜。大学毕业后的1985年，我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友，要看一本当时热门的小说，是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说要考验一下我这个读中文系的。我们当地几个图书馆根本没有。无奈之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冒昧地向健人兄求助。当时他已留校任教数载，名声鹊起。他没嫌弃我这个并不争气，联系也不甚密切的同学，果真从杭大图书馆借了书，大老远地寄来，让我着实长了一回脸。这件事，因关系到婚姻大事，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记忆深刻。转眼那么多年过去了，在见识了数不清的世态炎凉之后，我对健人兄的善良、热心、真挚的优秀品格更加佩服了。

袁昱明：这段时间有点忙，以至于来不及看本群起的万丈高楼。今天爬了上去，看见健人兄的文字。谈点感想。

首先抓住眼球的是为母亲抗争，健人兄的二郎腿很像老式军舰上的大炮那样翘起来，放出“白色信号弹”，这是一种不惜以卵击石，也要玉石俱焚的气概。

其次是小宇宙爆发的牛气。其中“姜仨”发文，可以称为第一次“宇宙事件”。在读大学以前，已经发表小说散文，也就是说成才先于育才；成才是必然的，育才倒带有偶然性（机会和选择）。健人兄入学前的汉字改革方案疑似被宿儒剽窃和出版，更加说明无师自通可以颠覆“育才-成才”的一般逻辑关系（鸡生蛋）。而第二次“宇宙事件”健人兄的毕业论文发表到《文学评论》上，这样 “操之过急”的长大节奏则为“蛋生鸡”带节奏了。

具有这样能量的事件发生频乃，形成了路径选择的内在指针。健人兄在成为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的机遇中选择了后者，又在 “去省常委当秘书”和留在高校当教师之间依旧选择后者，也可以理解。不过我觉得健人兄的选择更多发自性格，为母亲请命而抗争于大环境，为了专业而放弃仕途，都为了坚守道德原则。也就是说，健人兄的天赋形成了小宇宙爆发的能量，但其道德力量更形成实践理性星空中的风景。

可能多数人没有理解康德 “心中有道德律”的巨大美学、精神力量。大多数人守德是被动的，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假言命令），比如：“因为大学老师的条件不错，所以我要坚守好岗位。”其实健人兄用一半篇幅讲在机会选择中必须践行第二个命题，即更高境界的道德实践。那是主动的，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定言命令）。例如：“即使大学老师条件相对差（相比省常委秘书及其前途），我还是要坚守岗位。”这条命令可以简化为：“不管条件多差，都要坚守理想和自我。”这时的境界完全不同：健人兄没有成为被动坚守理念的道德客体，而是自律的主体，既为道德立法，为“我头上星空立规则”，而康德描述头上星空的壮丽辽阔，就是这种境界。

在我们这一届同学中，健人兄给人有温度的稳健和自信感，在他那里能够汲取某种令人心定的能量。这不是“痴长十岁”造成的。我想，这与其道德力量有关。

任晓岗：正在读一本很费劲的书，一直告诫自己要心无旁骛，暂不参与讨论。偶看标示楼层的小红点，高楼万丈了，忍不住爬楼。

读完健人和春晓的记实文，心路历程令人动心动情动容！然后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在校时，似乎大家对相互间的过往并不十分了解，似乎一切岁月静好的样子。可能是那年代那岁数，同学们都目视诗和远方，对以往的苟且都不在意了。可如今捣鼓起来，健人兄的跌宕抗争，春晓兄的迷茫困顿，连书香门第的平哥也有想上墙写革命标语而不得资格的困境……回首一望，老矣？老矣！

金健人：看到同学们这么多溢美之词，我都不好意思在群里说话了。尽管明知都是老同学，当然会拣好的说，有不好的都帮我藏着，但还是会检讨自己。其实我的两面性是很强的，不是说两面派，实质是中间派，大的方面就是对左的右的都看不惯，于是就都据理批驳，自然招来攻击，反击之后，甚至有愤然退群的。那是发生在我现在的“职业群”，结果是不少重要信息断了信源。往小里说，就是受不得误解，更不能忍受攻击，尽管本性善良，但有时就显得刻薄。往根子里说，就是从小没爹，潜意识里要做个男子汉，平日里文质彬彬，一旦有事就呲牙伤人。对外人也就算了，如果是亲戚朋友同学，不免羞愧懊悔。好在是小概率事情，发生了也容易原谅自己，但在看到许多称赞之后，那些小概率事情就浮现脑海，自觉汗颜了。

【黄仕忠辑录】

作者简介：金健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导，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1951年生于水下狮城（原遂安县城），长于水上狮城（淳安县姜家镇）。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任中文系副系主任。在1996年和1997年任社科处处长和韩国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两次组织中韩竹筏跨海漂流探险，终获成功，一名中国队员和四名韩国队员仅凭季风和海流，从舟山朱家尖漂流到韩国仁川，验证了三千年前稻作文化的东传之路。受杭州市委托，主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创建和高丽寺重建相关项目。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专著4部，编著和主编20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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