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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与汤绍恩的比较研究
汪 毅
摘 要：在历史上，循吏以水济世，其治水兴水构成了一种特殊现象，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在水利部于2019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12个“历史治水名人”中占有绝对数。同为循吏（太守）的李冰与汤绍恩，其治水兴水堪称两张不同凡响的名片。他们的“一入一出”，写下了中国水利史的绚丽篇章。其中，李冰入蜀为四川治水兴水，创建了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被誉为“天府之国恩人”；汤绍恩出蜀为绍兴治水兴水，创建了著名水利工程三江闸，被誉为“绍兴恩公”。虽然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分别为战国时期秦国与明代），主持修筑的水利工程对象各异（一个筑堰，一个建闸），留存史籍资料的多寡不一等，但在人物格局、创建水利工程、主要功绩、后世纪念（荣誉）诸方面，仍不乏趋同性，构成了一个客观的相对比较体系。为此，本文首次把李冰与汤绍恩作相对比较研究，并提出都江堰的“六代说”和三江闸的“三代说”，旨在有新的突破，为治水史学提供一个“新视点”。
关键词：李冰 汤绍恩 比较研究
一、人物格局比较
李冰（生卒年不详），或为山西人，或为陕西人，或为四川人，约公元前256年至前250年任蜀郡太守。《华阳国志·蜀志》称李冰“能知天文地理。”李冰识水脉，系战国时期著名水利家，在明代陈鎏《铁牛记》和清代杭爱《复浚离堆碑》中，分别有“嗣冰之功，缵禹之迹”“厥功不在禹下”赞誉。他甚至作为“川主”，被四川多地祭祀供奉。
李冰石像，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雕造。1974年，在都江堰渠首鱼嘴附近外江河床出土。
李冰代表性杰作和主要贡献为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志·大事记·秦蜀守李冰创都江堰》对此有如此概述：“秦蜀守李冰率领民众修筑分水堤，开凿宝瓶口，布设溢洪坝，并开通柏条河、走马河等河道，引水行舟溉田，分洪减灾，立石人测水势变化（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创建了都江堰。”为此，该水利工程被清同治成都府事黄云鹄誉为“川西第一奇功”，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更有甚者，都江堰已成为一个城市的符号，即今都江堰市行政区（原灌县）以“都江堰”命名。1994年，都江堰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四川省都江堰内外江河分水鸟瞰图》、黄云鹄题：川西第一奇功
与远古先贤治水截然不同的是，李冰的治水方略在于“疏”，具体表现在“分”（引），即首在岷江出山口度势建都江堰渠首工程鱼嘴（地址位于今鱼嘴上游白沙邮），把岷江一分为二，形成内外江格局，并科学地通过石人作水尺测试水位变化，变水患为水益，实现了水利交通和良田灌溉双赢。可见“疏”与“分”（引）是李冰治水的灵魂，也是他结合实际在总结前贤治水基础上的一次伟大飞跃。至于治水法则，相传李冰提出了“深淘滩，低作堰”具有纲领性的六字真言，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影响了后世的治水，功在千秋。
李冰治水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
在农耕时代，灌溉和济运是头等大事，历来史家对循吏治水的记录至为用心。在浩瀚史籍中，《史记》为正史二十五史之首，是距李冰生活时期和都江堰水利工程兴起最近的一部权威典籍。然而，《史记》却未把李冰纳入“循吏列传”范畴，更不可能上升至“世家”和“本纪”规格，仅在其介绍水利的著述《河渠书》中，作有约60字的评价，且未道姓，只是说“蜀守冰”。相反，同为古代治水名家的孙叔敖，却有幸跻身于《史记·循吏列传》，并被班固辑入《汉书·循吏传》。所思不得其解的是，《史记》作者司马迁不仅遍览内府藏书，而且考察过都江堰，即“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应该对李冰及其主持修筑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有精准判断和高度评价。然而，李冰却未传入《史记·循吏传》。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这个遗憾，或许是司马迁对李冰及其都江堰认同的局限性所致，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是李冰的功绩未达到传入《史记· 循吏传》的标准……
汤绍恩（1499—1595），四川安岳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至二十年（1542）任浙江绍兴府知府，通天文，明地理，善辨水系，系明代著名水利家。其评价体系有《汤神事实录》《两川间气引》《庙堂雅量引》《功全禹迹引》《修明礼乐引》《振举纲维引》《黉序春风引》《闾阎冬日引》《诚感商霖引》《三代遗才引》《冰蘖清操引》《南巡请封引》（又名《海滨耆士引》《请封汤神奏折》）《朱公再叙》《永思集记》等专文，赞誉有“公缵禹功”“功全禹迹”“禹稷同功”“缵禹之绪”“智侔神禹”“洞开缵禹绪”“功垂禹绩侔”“一方之神禹”“公之恩泽，洵不在禹下”“夏后无双”“泽留万世”等。绍兴博物馆在3000余年的28件“绍兴历史大事记”中，明代仅列有汤绍恩主持修建三江闸，堪称绍兴明代断代史“封面”。汤绍恩甚至还被奉为祀传中的“浙海之神”（浙江宁海海神庙有其塑像），成为跨绍兴地域而具有广泛意义的崇拜海神，这在治水人物中似不多见。
汤绍恩清代画像
汤绍恩代表性杰作和主要贡献为三江闸。所谓“三江”，即曹娥江、钱清江和钱塘江，同为一水系，也是绍兴的代表性水系。钱塘江大潮是我国第一大涌潮，也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潮汐形成的汹涌浪涛犹如万马奔腾，具有巨大破坏性。故挡潮工程难度非同小可，非治江河湖堰工程所能比拟，特别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然而，三江闸便是这样的一个外挡涌潮、内建河湖体系的惠民工程，其建筑难度和科学化程度可想而知。对此，介绍三江闸的水利文献达数十种，尤其是明万历《绍兴府志》首次展示的白描图，具有很强的视觉效果和解读表达。
《明史·循吏传·汤绍恩》（清光绪版，浙江书局印本）
鉴于三江闸以星宿名称命名，故亦称“三江应宿闸”。以星宿名称命名，三江闸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大型挡潮排水闸，也是现存我国古代最大、最早的海滨大闸，堪称世界水利史上一大奇迹。三江闸是一个系统水利工程，包括应宿闸（建于江海交汇处）及平水、泾溇、撞塘配套闸。
三江闸以“五行”（金木水火土）作水则碑，科学调节水量，具有哲学意义，即通过阴阳演变过程的五种基本形态，阐释了“天地人水”乃至万物的相互联系。其创意，在中国古代治水中开天辟地，具有特殊的运用价值。
汤绍恩的治水方略，在于“分”，即以应宿闸把江海两分，外抵御涌潮，内建河湖体系。其筑法，采取“令石与石牝牡相衔，胶以灰秣，底措于石，凿榫于活石上，相与维系，灌以生铁”方式，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
除主持创建三江闸，汤绍恩的治水贡献还包括开掘新塘，修筑海塘，改造南塘（鉴湖）部分湮没和失效处，维修古纤道及调整运河水系，由此开拓了水浒通衢，即在那个时代首次全面地体现了水利开发的综合效应。
在二十五史之一的《明史》中，汤绍恩入《循吏传》（《循吏传》为专门记述州县级地方官“良吏”的固定体例，内容重点为循吏在治水、宣教、廉洁奉公方面的功绩），介绍多达约600字，官书认同度高，为“国字号”人物。
《三江应宿闸图》（载明万历《绍兴府志·水利志）。该闸由汤绍恩主持，首次将“内江外海”两分，创造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奇迹。
比较结果：李冰与汤绍恩同为良牧循吏（一为太守，一为知府），一个约2278年前入川建功蜀郡，一个480年前出川建功浙江绍兴府，均系异地为官，任职为6至7年；一个为蜀地战国时期秦国的“封面人物”，一个为绍兴明代的“封面人物”；一个关于生卒、籍贯、任职时间、早期治水等争议较多且最初文献记载较少，虽入《史记·河渠书》，但无人物传；一个在生平和史迹上无争议，且文献较多，入《明史·循吏传》，正史认同度高；一个入川为蜀郡治水，将渠首工程鱼嘴建于江洲中，并通过石人水尺测试水位变化，系战国时期秦国著名水利家；一个出川为浙江绍兴治水，把水利工程三江应宿闸建在江海中，使江海两分，并通过“五行”水则碑测试水位以调节水量，证明了我国水利科学技术一度领先世界，系明代著名水利家；一个有“嗣冰之功，缵禹之迹”“厥功不在禹下”“川主”“饮水思源”等赞誉，一个有“公缵禹功”“功全禹迹”“禹稷同功”“缵禹之绪”“智侔神禹”“洞开缵禹绪”“功垂禹绩侔”“一方之神禹”“公之恩泽，洵不在禹下”“夏后无双”“泽留万世”等赞誉。
二、创建水利工程比较
都江堰渠首枢纽，主要为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溢洪道三大主体工程。彼此布局合理，既相互依存，又互为制约，协调自如，联合发挥了引水、泄洪、排沙作用。其中，鱼嘴分水堤为首渠工程，利用河心洲淤泥滩而建，以古代常见的无坝引水形制为特征，是三大主体工程中的决定性工程，具有引领意义。三大主体工程之外的辅助工程，有百丈堤、二王庙顺水堤、人字堤、平水槽。
都江堰渠首枢纽鱼嘴，为四川省水利局1936年创建，采用了“水泥浆砌条石法”，并以卵石混凝土浇砌成顺水流线型的“新工鱼嘴”，位置选址在今天的鱼嘴处，1974年曾加固。
李冰除修筑鱼嘴，还率民众在玉垒山末端的砾岩嘴处，从岩嘴中凿开一口子，形成“宝瓶口”以分水。在那个时代，宝瓶口的打开是一个充满智慧和艰巨的工程，是李冰治水精彩一笔。千百年来，宝瓶口位置不变、功能不变。至于凿开后的砾岩嘴，称“离堆”。今天，我们所见的离堆和宝瓶口，均为1970年用钢筋混凝土加固。
李冰贡献之一：打通宝瓶口，筑离堆
修建都江堰，充分体现了李冰充分尊重自然、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理念。他的优秀在于所创意的“系统论”，即通过工程合理布局，以最小的工程量，成功地解决了分水、引水、泄洪、排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治水，使都江堰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水利工程和生态水利工程的典范。
都江堰之所以泽被后世，还得益于历代“岁修制”与相沿修葺。据《都江堰志·堰功人物》记载，自李冰之后，堰功人物史不绝于书，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至当今（1988年），可列文翁、诸葛亮、丁宝桢、张建中等34位代表性堰功之臣。他们在2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如同滔滔岷江波澜壮阔，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治水兴水故事。如诸葛亮重视都江堰管理维修，不仅专门派1200人组成护堰维修队伍，而且设堰官管理。对此，李调元在《离堆》诗中发出“役夫千二百，谁继武侯勋”感慨。为纪念这些堰功人物，都江堰景区离堆公园于2000年11月建有堰功道，分别塑铜像12尊，左为文翁、高俭、刘熙古、吉当普、施千祥、强望泰，右为诸葛亮、章仇兼琼、赵不炟、卢翊、阿尔泰、丁宝桢。
都江堰景区离堆公园中的“堰功道”，2000年建
除古代历朝对都江堰维修外（维修包括岁修、大修、特修、抢修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江堰水利工程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改进了首渠工程（包括建新外江闸、工业引水挡闸、枢纽闸、节制闸、分水闸、进水闸、泄洪闸、连锁闸、排洪道、水电站等一系列工程及对鱼嘴的加固），而且整治了河渠，扩大了灌区，使都江堰水利焕发青春，刷新了灌溉一千万亩良田的记录。对此记录，水利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于1994年4月立“都江堰宝灌一千万亩碑”并记。令人震撼不已的是，于今都江堰灌溉良田已达1300万亩，为成都、德阳、绵阳、眉山、乐山、资阳、遂宁7市40个县（市区）的2500万人口提供了生活、生产环境及其他综合用水。
都江堰宝灌一千万亩碑记。1994年，水利部、四川省人民政府立
需说明的是安澜桥，因为其知名度在景区颇高，使游客流连忘返，甚至为它传说的爱情故事不胜唏嘘。安澜桥又名夫妻桥，横跨内外江，为清嘉庆八年（1803）由何先德夫妇倡导，邑侯、邑人捐建，长约300米，宽约1.75米，高约22米（按换算后的数字）。建桥初衷，只是解决行人从玉垒山麓过往内外江的交通问题，即“两岸行人狂澜安渡”。其位置，在今之安澜桥上游数10米处，即与鱼嘴近乎直线的地方（1974年，新建桥后拆除），曾被国画大师张大千绘入其巨作《长江万里图》中。今天，我们因旅游而沉浸式地体验的安澜桥（横架于内江的），其实为1974年新建（横架于外江的安澜桥，今暂未开放），并非属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范畴。
第二代安澜索桥（此为横跨内江的。跨外江的，目前未启用）
对李冰主持创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后世评介不绝于书。其中，首推《史记·河渠书》。该书为汉代第一部水利通史，有“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的记载。这是史籍对都江堰的第一次记载，不仅介绍了李冰治水，而且表述了李冰功绩，并传递了都江堰功能当时是以“行舟”之利为主的信息。其“穿”，使成都平原的灌溉和水运交通得到保障，为成都的富庶开辟了广阔前景。
继《史记·河渠书》后，堪称汉代第二部水利通史的《汉书·沟洫志》对李冰及都江堰也有记载，但却是《史记·河渠书》原封不动的“复制”。
较之《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对李冰及其治水兴水情况作了长达约600字的介绍，具有权威意义和重要价值。其中，既有“壅江作堋”关于修筑分水鱼嘴的记录，又有“乃自湔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三水中”的记载，客观上证明了当时渠首水利工程位置并非在今天的地方。此外，该志还记录了李冰在今宜宾、乐山境内开凿滩险、疏通航道，修建文井江、白木江、洛水、绵水等灌溉和航运工程，为四川地区的水利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水利工程灌溉面积达三百多万亩，造就了“扬一益二”的人间天府，使“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华阳国志》介绍李冰、都江堰
继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写道：“江水（指岷江）又历都安县（原灌县，今都江堰市）……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堋……俗谓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介绍了都江堰古称谓“安都”，记述了李冰修筑“大堰”位置以及别称。至今，在玉垒山“深淘滩，低作堰”墙石梯下处，还有后世所刻巨匾“金堤重镇”。
在治水过程中，李冰曾施展了祈天神灵、立石人水中、沉石犀牛压水精、操刀入水战水神、降伏孽龙等“术”，具有若干传奇。除《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对于“沉石犀牛”传闻，岑参《石犀》有“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句，杜甫《石犀行》有“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句，均见证了李冰的智慧和能力。
在2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囿于水流改道、河床改变、水系和地质变化、自然灾害、排洪道修筑、水电站建设、水利功能调整、旅游开发等因素，都江堰水利工程经历了若干演变，其中包括首渠鱼嘴这一标志性工程。它的位置不仅在历次治水中有变化，而且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时，曾出现两度废弃与重建情况。这些变化，符合自然界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迁的客观规律。
就地取材、土产土法。李冰治水法宝：竹笼、杩槎等
鉴于岷江本身的变化，以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工程技术先进性为圭臬，参考《都江堰志·渠首工程》记载，笔者把以渠首鱼嘴为代表的都江堰引水工程沿革大致划分“六代”（此未包括历次一般性质的岁修完善性建设）。具体如下。
第一代为李冰于公元前276年主持创建，即“冰乃壅江作堋”——修筑分水鱼嘴，并立三石人在三水中分别为水则。在创建都江堰过程中，李冰继承了前人的杩槎、竹笼、卵石、木桩、羊圈等传统工程技术，就地取材，土产土法，采用了标志性的“竹笼垒砌法”（该传统工程沿用千年），即用竹笼笼石沉江洲堆垒出鱼嘴，把岷江分为内、外二江，其中内江以引水灌溉为主，外江为岷江干流，功能主要是泄洪和排沙，构成“分四六，平潦旱”格局，颇具科学性。鱼嘴位置时在古白沙邮下，即今鱼嘴以上约1650米处，惜遗迹早已荡然不存。
第二代为元代吉当普于1355年主持创建，即采用了标志性的“铁石修砌法”，建“铁龟型鱼嘴”，改变了第一代“竹笼垒砌法”结构，具有创造性，并影响了明代施千祥于1550年主持建规模更宏大的“铁牛型鱼嘴”，惜遗迹今不存。
第三代为清代丁宝桢于1878年主持创建，即采用了标志性的“浆砌条石法”，被称之为“丁公鱼嘴”，惜遗迹今不存。
第四代为四川省水利局于1936年主持创建，采用了标志性的“水泥浆砌条石法”，并以卵石混凝土浇砌成顺水流线型的“新工鱼嘴”，位置选址在今天的鱼嘴处，遗存以此“新工鱼嘴”为标志。
第五代为1974年，其标志为渠首主体工程的现代化，即兴建新外江枢纽闸和加固“新工鱼嘴”（包括1982年建成的与新外江枢纽闸配套的沙黑河闸）。新外江枢纽闸建筑物为3级，有8孔，全长104.4米，闸上桥宽7.5米，属于渠首中枢工程，连接鱼嘴，闸坝为钢筋混凝土，闸门为平面钢板，控水升降为开敞式双吊点电动卷扬机，改变了两千多年来调水旧貌，实现了都江堰的凤凰涅槃，呈现了渠首引水工程新格局。
第六代为今貌，其标志是我们观光所见到的全部现代化水利工程及外江堤坝公路等，构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风景线。与此同时，1982年由国务院批准、建设部监制都江堰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晚清时的都江堰鱼嘴。安澜桥为清嘉庆清八年（1803）由何先德夫妇倡导，邑侯、邑人捐建，长约300米，高约22米，宽约1.75米，横跨内外江（图据网络，谨致谢意）
在古今众多评价中，都江堰既有《史记》《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史籍记录，又有杜甫、范成大、陆游、杨慎、丁宝桢等古代诗人吟赞，还有余秋雨“拜水都江堰”、李约瑟“将超自然、实用、理性和浪漫因素结合起来的，在这方面任何民族都不曾超过中国人”等的高度礼赞。然而，对于李冰和都江堰详尽介绍的文献资料，却要数清乾隆和民国本《灌县志》及所附《灌志文徵》、清人钱茂编纂的《都江堰功小传》和赵式铭撰的《灌县堰工利病书》，尤其是《都江堰志》和《都江堰史》。《都江堰志》由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1993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是关于都江堰的水利专志，上限自李冰创建都江堰起，下限断至1990年，包括自然环境、渠首工程、灌区工程、管理、效益、科学技术等六篇，计595千字；《都江堰史》由著名水利史专家谭徐明著，323千字，2009年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是关于都江堰的水利专史，梳理了“都江堰极富区域特点的工程技术、水管理、水神崇拜的渊源、发展脉络和形态。”
1936年，岁修后的都江堰（图据“青城山都江堰“，谨致谢意）
1982年，都江堰被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都江堰还有“三遗”之誉，即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青城山）、2006年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汤绍恩主持创建的三江闸，全长108米（原长103.15米，1962年拓长），共28孔，两端旧闸面总宽9.16米，中段宽16.47米，闸面总宽11.68米，为典型砌石重力建筑工程。其基、墩、拱、闸等全部为石材，包括明清时代的数次维修用料。闸群包括主闸“应宿闸”及配套闸（平水、泾溇、撞塘闸），彼此互为依存，共同组成外挡海潮、内蓄淡水的三江水利体系，泄水流域达1520平方公里。近500年来，尽管三江水系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变化，但三江闸位置不变，石材质不变、主体结构不变。这“三不变”，注定了它的水利文化意义和非遗价值，甚至在这一方面优于都江堰首渠工程代表“鱼嘴”的价值。
约1974年的都江堰照片（图据网络，谨致谢意）前为安澜桥老桥，即1803年建；后为安澜桥新桥，即1974年建
三江闸以“二十八顺天应宿”，按四方七宿排列，传递了“天地人水”四位一体互为关联的信息，体现了汤绍恩建闸的奇思妙想。至于调度水的水则碑，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创意，具有无古无今的想象力，清晰地传递了遗产价值信息，非常符合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关于“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的评判标准。
据有关资料梳理，三江闸至少体现了五个“最”：一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砌石结构多孔水闸；二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水闸工程；三是我国东南沿海萧绍平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挡潮蓄淡工程；四是创造了世界最特殊的水文设施——“五行”水则碑，实现了水资源的科学定量调度；五是代表了我国传统水利工程建筑科技和管理的最高水平。三江闸还体现了它存在的“唯一性”，即是以星宿名称建筑的大型挡潮排水闸。1963年，三江闸被浙江省人民委员会（1968年改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1979年恢复成立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都江堰今貌
除创建三江闸，汤绍恩的治水业绩还涉及筑海塘、建新塘，改造南塘（鉴湖部分）。对于改造鉴湖的效果，万以敦《三江观闸歌》曾诗“镜湖畔尽江田广，水利全资星宿掌”。而塘堰相连，却构成灌区水景，使方圆百里内河形成“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航运格局。
汤绍恩还与大运河（绍兴段）密切相关，即在前任知府基础上修建古纤道。该纤道现为大运河上一大奇观，被誉为“水上长城”“天下文物孤本”。1988年，古纤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汤绍恩综合治水范围之宽、类型之多、价值之高、功绩之丰、影响之大，在绍兴治水历史上罕见。其治水功绩概括起来，包括或关联了今天绍兴的两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江闸、绍兴海塘部分）、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纤道部分）、一个省级风景名胜区（鉴湖部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运河部分）。
三江闸水利工程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若干实践经验。其总结的水利要籍，尤以清康熙年间由程鸣九纂辑的《三江闸务全书》（由《闸务全书》《三江闸务全书续刻》组成）最具代表性。该书系绍兴历史上第一部水利工程专书，也是古越郡治水研究的权威记录，堪称稀籍，2013年由黄河水利版社出版，定名为《闸务全书》，202千字，署名为程鸣九纂辑、邹志方标点、冯建荣主编。此外还有邱志荣、赵任飞主编的《闸务全书三刻》，2018年由广陵书社出版。
《三江闸务全书》《三江闸务续刻》陈鸣九纂辑，记录了汤绍恩与三江闸，为浙中水利要籍
三江闸虽由汤绍恩主持修建，但水利工程的维修和维护却赓续不断。据1980年绍兴市文物管理局《三江闸调查记录》记载，在明清和民国时期，三江闸曾有六次大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绍兴县人民政府曾数度维修。据《闸务全书》第三卷《修闸补遗·议增祀典》，明代汤公祠相继列有“前五贤”和“后五贤”闸功人物。清代汤公祠列有“前十贤”“后十贤”闸功人物，包括从明嘉靖至清嘉庆的20位杰出人物，如陈让、萧良干、李应期、郑嘉谟、张鲁唯、吴成器、张任学、林日瑞、余煌、孙辚（为“前十贤”）、司政、彭谊、戴琥、黄綗、张元忭、胡以焕、姚启圣、李铎、茹棻、周仲墀（为“后十贤”），分别塑于汤祠左右庑以奉祀汤绍恩。
三江闸今貌。1981年，随着新三江闸的修筑，现已成内河桥闸
汤绍恩的建闸筑塘，颇具传奇性。不仅坊间有传，而且志书中有若干他通神的记载。如建三江闸，有义士莫龙血签椿下榫、云鹤助工报恩、道士献计献策等；如筑海塘，有卜卦说豚入塘则吉利、有祈告海神、梦神人相助、请祷于海而潮忽退却堤依在等。
三江闸水利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顾名思义均建于三江。根据闸建造的理念、位置、水系、建材、规模、非遗特征和属于精神层面等要素划分，笔者把三江闸沿革分为“三代”。具体如下。
第一代为古三江闸，由汤绍恩1537年主持创建，就地取材（当地石材丰富），为“砌石重力”建筑工程，遗址今存。其水利功能，随着1981年新三江闸的建成，已转变为内河闸。1987年，三江闸左岸新挖150米新河，配建钢架拱公路大桥，名“汤公桥”。1988年，三江闸面改筑公路路面，与汤公桥联通，构成两岸公路交通，依然造福一方。
三江闸（第一代），汤绍恩主持于1537年修筑（1934年摄，王烨 供图）
第二代为新三江闸，由绍兴县人民政府于1981年在三江闸下游约2.5公里处修建，为大（2）型水利项目，采用“钢筋混凝土砌石”建筑，延续了三江闸水利格局（曹娥江大闸建成后，新三江闸水利功能随之转变为内河闸）。
新三江闸（三江闸第二代），建于三江闸下游约2.5公里处，为大（2）型水利项目，1981年竣工（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供图）
第三代为曹娥江大闸，因建于“三江”之一的曹娥江水系而得名。曹娥江大闸为“钢筋混凝土”建筑工程，其泄洪闸28孔理念以三江闸28孔“顺天应宿”为灵魂，建于三江闸下游约18公里处的钱塘江畔曹娥江河口处，为2011年国家批准建成的大（1）型水利项目，系中国乃至亚洲“第一河口大闸”，也是“绍兴市大城市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曹娥江大闸是汤绍恩“应宿”概念的继承，是汤绍恩精神创造的延续，也是对三江闸的发扬光大。
曹娥江大闸的建成，标志着该地区“告别了千古涌潮，开启了河湖体系”，实现了绍兴平原北部河网的新水利调整，展示了科技化、现代化的高度，使三江水系布局进入了全新时代，体现了三江水利工程的大格局、创新发展和与时俱进。与此同时，曹娥江大闸于2010年12月被水利部公布为“国家水利风景区”。这一条美丽的水利风景线，可与都江堰竞相媲美。
曹娥江大闸（三江闸第三代），建于三江闸下游约18公里处的钱塘江畔曹娥江河口处，2011年通过验收，为大（1）型水利项目（曹娥江大闸运行管理中心 供图）
比较结果：中国古代治水名人大多充满神话色彩，李冰与汤绍恩亦不例外，均有祈天神灵庇佑的传奇故事和天人协应的附会，以此来证明他们可以通神，系人间非凡者，具有特别的治水智慧和能力，甚至能够借助神的力量来凝聚人心和激励斗志，使百姓尊为神灵奉祀，并为后人津津乐道。
李冰与汤绍恩主持的水利工程具有缔造性意义、历史影响和文化遗产价值，分别列为不同层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治水兴水目的明确，强调就地取材、因势利导，注重率先垂范，谋略和智慧不约而同落脚在“分”上，即一个筑堰并科学地运用水则石人，把岷江一分为内外江二流，以内江灌溉、外江泄洪；一个建闸并科学运用水则“五行”，把江海两分，内灌溉和行舟，外挡海潮。两项工程均浩大，设计理念高超，哲学思考深邃，科学意义重大，治水目的（避灌溉、行舟等）一致（三江闸还多一个挡海潮功能）；一个首渠代表性工程“鱼嘴”位置（遗址）在历史进程中屡变，一个位置（遗址）和固有砌石重力结构未变；一个除李冰之外有34位堰功人物，一个除汤绍恩之外有闸功前后十贤；一个堰的沿革为“六代”（设址多变），一个闸的沿革为“三代”（为移址），均历尽沧桑并重塑风采，即通过岁修或大修延续了水利工程生命（都江堰甚至还有两度废弃与重建经历），均有蝶变和放大格局的过程，不乏惊人相似之处。更令人惊异的是，都江堰渠首现代工程的代表——新外江闸坝长度，竟与三江闸坝长度相当，只是三江闸坝更宽大一些。作为以水利为主题的旅游，都江堰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曹娥江大闸为“国家水利风景区”，具有互补性和拓展价值。
由此建言：水是都江堰、绍兴城市的灵魂。两地均是以水为主的特色旅游城市，亦同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禹乃蜀人，其治水“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或许首治水于岷江，但最终绍兴却无疑。就生卒而言，大禹出生的蜀地与绍兴是“生死之交”；就治水兴水而言，汤绍恩与绍兴是“不解之缘”。以“生死之交”和“不解之缘”破题或构架，结合“浙川交流”时代战略和“全面续写新时代浙川一家亲新篇章”的总体思路，两地做好“堰闸珠联璧合”创意策划，这应当是一篇宏文，大有可为。
纪念李冰父子的二王庙
三、主要功绩比较
李冰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对象为“堰渠工程”，具有相当科技含量，创造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技术奇迹，代表了那个时代水利技术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水利史乃至世界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ICID）的评价是“具有2200多年历史，发挥防洪、水运和灌溉功能的工程奇迹；代表古代中国水利工程杰出技术成就的典范。”
李冰主要功绩：主持修建都江堰，疏通成都二江（郫江、检江），凿滩疏航（宜宾、乐山境内），建文井江、白木江、洛水、绵水灌溉及航运工程等，使成都平原及蜀地局部“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谓之“天府”……
汤绍恩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对象为“闸塘工程”。特别是三江闸，为古代最大挡潮排水闸，首次将“内江外海”两分，具有非凡的科技含量，创造了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奇迹，代表了那个时代水利的最高水平，领先世界300多年，在中国水利史乃至世界水利史上均有重要地位。
汤绍恩主要功绩：节江治海，创建三江应宿闸，体现了若干“最”。特别是三江闸、塘的配套使用，开发水浒通衢，首次完整地实现了绍兴古代水利工程价值体系，“共得良田一百万亩，渔盐斥卤、桑竹场叕，亦不下八十万亩”，不仅使“三邑之庐舍田庄，皆成锦地”，而且使绍兴府升为“大府”，并“沃野千里。”
《汤太守歌》载《明诗综》
三江闸为砌石重力闸，系水利工程水利＋科技的天才杰作，充分体现了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科技创新理念，张扬了地理与天体相联系的哲学思想，首次突破了古代绍兴城市水利不能拒潮的局限，完整地实现了绍兴古代水利工程“拒潮、抗旱、排涝、灌溉、供淡、交通”六位一体的意义，对于造就“东方威尼斯”的绍兴水城，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比较结果：都江堰、三江闸均系历史上代表性的惠民工程，堪称“堰闸姊妹篇”。两者均为水利工程水利＋科技的创造性杰作，具有震撼性和经典意义，分别体现了那个时期水利建设工程科技的最高水平，被认为创造了中国水利史乃至世界水利史奇迹。
在治水兴水过程中，他们一个筑堰，图片陈展于中国水利博物馆，代表古代筑堰科技最高水平，特别是渠首工程的超常规创意，“具有2200多年历史，发挥防洪、水运和灌溉功能的工程奇迹，代表了古代中国水利工程杰出技术成就的典范”；一个建闸，图片陈展于中国水利博物馆，代表了我国古代传统水利工程建筑科技和管理的最高水平，特别是砌石重力技术及水文设施“五行”水则碑的超常规创意，代表了“我国传统水利工程建筑科技和管理的最高水平”，领先世界300多年；一个使成都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一个使绍兴成为“大府”而“沃野千里”。
《汤绍恩述评》，汪毅 著
四、后世纪念（荣誉）比较
李冰荣誉主要有：历来被视为“川主”和“恩人”，春有祭祀，古代建有大王庙、二王庙（又名李冰父子庙），汉代刻有李冰像，唐代建有李冰祠，北宋改称伏龙观，被视作神灵祭祀。自唐至清代，李冰被褒封或封号有“神勇大将”“司空相国”“大安王”“济顺王”“敷泽兴济通佑王”“通佑显英王”。如今，都江堰有以李冰命名的“李冰路”“李冰小（中）学”、李冰广场等。
1991年，李冰陵园落成；2017年，实施李冰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成立李冰文化研究会；2019年，在水利部公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中，李冰名列其中；2021年，李冰纪念馆开馆（目前闭馆以待完善）；同年，以科技赋能，都江堰李冰文化创意旅游产业功能区入选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区试点名单；2022年7月16日，都江堰青城山研究院揭牌……
汤绍恩荣誉主要有：“一朝四敕赐”，即清康熙皇帝敕赐“灵济”、雍正皇帝敕赐“宁江伯”、咸丰皇帝敕赐“功襄清晏”、同治皇帝加封“孚惠”。有“汤神”“恩公”之称，并被奉为海神，春秋两度祭祀，三江闸和绍兴府城内曾建有汤公祠和塑像，清康熙年间民间建有“汤太守之庙”，坊间流传有《颂汤侯德政歌》“泰山巅，高于天；长江水，清见底。功名如山水，万古留青史”，并载入清诗人朱彝尊辑录的《明诗综》。据清道光《安岳县志·丘墓》记载，安岳汤绍恩墓与贾岛墓并列为名臣丘墓，汤公坊由地方官陪护。1987年，绍兴县人民政府将新连接三江闸左侧的大桥命名“汤公大桥”；2000年，绍兴将新修的干道命名“汤公路”（亦称“汤公大道”）。绍兴越城区斗门街道甚至以汤绍恩姓氏命名“汤公社区”。绍兴治水广场和安岳紫竹公园广场分别塑有汤绍恩像，绍兴名人馆陈展有汤绍恩事迹。
除治水兴水，汤绍恩还有诸如兴学、廉洁自律等德政记录。汤绍恩为明代进士，官终山东右布政使，且擅长诗、书法、文章、星宿之术，有庙堂之才（详见汪毅著《汤绍恩述评》）。从人物对比研究角度，汤绍恩的这些“记录”算得上可观的“附加值”。
比较结果：李冰、汤绍恩两位先贤根植民心，被后世立祠祭祀。一个筑堰，“厥功不在（大）禹下”，东汉时有石凿刻像“石人珍水万世焉”，被尊为“成都恩人”；一个建闸，“功全（大）禹迹”，明清时有塑像，恩泽绍兴“洵不在（大）禹下”，被尊为“绍兴恩公”。他们均被皇帝褒封和视之为神崇奉（汤绍恩请封“神”的内容，详见《请封汤神奏折》《请封汤神“灵济”原案》《请封汤侯神号回祥》《敕赐汤神“灵济”徽谥记》等文献），均享有建祠庙殊荣，均有规定祭祀，均有官方祭祀与百姓祭祀，均有公共设施纪念性标志。
2020年5月，汪毅在三江闸考察
五、结语
鉴于上述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同为循吏治水兴水的李冰与汤绍恩，彼此之间具有若干同比性。这些同比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循吏治水兴水的特殊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对古代水利人物的思考，以从中发现“新视点”，为现实服务。
【参考资料】
①《汤绍恩述评》，汪毅著，四川省历史学会、绍兴市鉴湖研究会编，2020年8月。
②《都江堰志》，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12月。
③《都江堰史》，谭徐明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2月。
④《闸务全书》，程鸣九纂辑、邹志方标点、冯建荣主编，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年11月。
⑤《闸务全书三刻》，邱志荣、赵任飞主编，广陵书社，2018年4月。
⑥《华阳国志》，【晋】常璩撰，严茜子点校，齐鲁书社，2010年1月。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志》原副总编，一级文学创作职称。现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