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前面半本七十回，有所谓宋十回、武十回，表示有关这两个人的情节各占了十回之多。

此外，林冲、鲁智深的事迹，所占篇幅也不少于十回。鲁智深和武松的情节，又因为他们经常搭档而难以分割。如此分配的分量，可见这四个人的重要性。

其中，鲁智深所占的地位尤其突出。从他上五台山受戒出家，智真长老就给了他一段偈子：

此后，征四寇的时候，又给了他一段偈子：

这两段偈子，预言了鲁智深的一生遭遇。征四寇之役梁山损兵折将，鲁智深在擒方腊前，曾经进入一个世外天地，其中一位老僧开示他摆脱尘世。

于是，当大军凯旋时，鲁智深却决定留在杭州六和寺。八月十五日钱塘江涨潮，鲁智深以为是大兵杀到，和尚们告诉他这是潮信。

鲁智深忽然觉悟，这是他应该圆寂的时候了，于是沐浴净身，坐化圆寂。他也留下一段偈子：

这是水浒人物中得到善果的人物。

以上种种，可以显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处元明之际天下大乱时局中的人生体验，他自己也在乱世几遭不测。

由这一串隐藏的线索，我希望读者们理解：施耐庵的本意不是歌颂江湖义气，也不是盼望梁山归正，而是指出世间种种作为，犹如梁山的五年，其中有虚假、有苦恼、有失望，最后是一场空。

关羽地位逐渐被神化，当始于宋代追封其为公——从汉寿亭侯升了一级。到了元代他又被追封为王，明代皇室崇信道教，他已经被追封至帝的一级，成为关帝，列入天庭诸神中的最高层次。

清朝没有入关以前即已崇拜关羽，称其为“关玛法”，尊为父称。努尔哈赤用《三国演义》作为军事教科书训练将领，关公的地位因此越拔越高。

每一位清朝的皇帝，都会在关帝的名称上面加几个尊崇的词语，到了光绪年间，他的尊号长达二十六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今天，中国民间信仰里的关公，既是道教的尊神，也是佛教的大护法（因为玉泉山的和尚已经将关公收为大伽蓝）。关公不仅号称“武圣”，地位和孔子相当，也是商家尊崇的财神。

大概借关公之光，张飞在道教的神庭之中，也是一位巡游各处惩罚贪官污吏的使者。

凡此转变，关公在中国庶民心目之中，地位确实崇高无比，而且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赤壁之战火攻的策略是周瑜策划的，也是周瑜指挥的，这笔账被放在诸葛亮身上。

甚至草船借箭之事，也是在别处借来的，并不在当时的记载之内。

借东风是很有戏剧性的一段事情，罗贯中描述诸葛亮运用法术借来了东南风，使得吴军的火船可以直冲北岸的曹营。后人解释，认为十月小阳春风头乱转，本来就可以有东南风。在我看来，既是风头乱转，谁能算得准黄盖火船正好碰上那阵风？

抗战时期，我家就在荆州地区，对那带的地理情形比较熟悉。抗战胜利复员，因为长江航道八年没有疏浚，也没有标志，我家搭乘的船只恰在赤壁之下搁浅。

那一段的长江主流，过了荆州将近汉水入口处，却被虎牙、荆门丘陵拦住，折向南流。从洞庭湖口（城陵矶）转向，汇合洞庭湖冲出来的洪流，由南向北直冲到汉水口上，就是今天的武汉，方才转向东流。

从荆州到汉口长江河道是一个“V”形，先是南流转向北流，然后才是东流。在赤壁之下，西岸是虎牙和荆门，东岸是黄盖湖（黄盖水师驻泊之处）。

我们的船长指点江山：“东吴从东南岸发动的火船，正好趁着北流的大溜，直冲扎营在北岸的曹军，哪需要东南风！”

至于诸葛亮的八阵图，在历史和文学上都很有名，杜甫的诗句“名成八阵图”，就是形容诸葛亮的功业。

实际上，八阵只是一个安营扎寨的安排，按照四方、四隅八个方位来布置：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加上四支辅助部队，在扎营时如此安排，拔营交战时也是先以这基本的阵容整体投入战场。其中并无奥妙，却是一个稳扎稳打的基本战术。

诸葛亮的功劳是在他的《隆中对》，替刘备策划了群雄之中唯一可以建立基业的方针。

他在东吴游说，与鲁肃讨论的孙、刘联合对抗曹魏的大战略，也为三国鼎立的局面底定了一个根本的形势。

他治理四川，以法家的精神贯彻儒家的仁民爱物，甘棠遗爱，四川人至今怀念。

他南征益州，能够以战决胜却以和抚民，才使得“南人不复反矣”。

他对刘备也并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刘备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关、张胜于相信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对的大方针无法实现，就是因为刘备没有真正遵从他的安排。

刘备死后，诸葛亮支撑大局，五十四岁就在军中逝世。

在真实的历史中，赤壁之战那年周瑜三十四岁，诸葛亮才二十七岁，但在罗贯中的笔下，二者倒过来了，周瑜成为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而诸葛亮是老成的君子。

周瑜在东吴的地位很高，他是孙策的好朋友，孙策死时弟弟孙权只有十九岁，全靠周瑜作为主要的辅助。“周郎”这个称谓，是形容他很早就有大名，而且才华绝代。

苏东坡的词句中用“羽扇纶巾”形容周瑜的潇洒，这四个字后来却被罗贯中移置在诸葛亮身上。

鲁肃也是江东豪杰之士，在罗贯中的笔下，他却是一位易于上当的老好人。罗贯中对后世的影响，可想而知。

《封神演义》的故事情节，是由治乱未定陡然进入混乱，经过斗争又恢复正常的秩序，是一个既是预定的也是发展的历程。

《封神演义》陈述的修道境界，最高等级的是仙，神次之，人又次之。精怪也可修到一定程度，却终究是主流之外。

故事中的阐教自居正派，截教则颇多妖魔精怪，他们拥有的法宝，也比较邪门。

故事主角姜子牙受命扶周灭商，他的同门师兄弟申公豹妒忌心重，四处煽动截教中的精怪出山与姜子牙作对。

这一现象，在中外社会常可发生于主流人士与流外人士之间的冲突。流外之人身处边缘，努力上进却难以进入主流。他们表现的行为，往往是以狂言怪谈哗众取宠，更进一步甚至倒行逆施，但求一逞痛快。《封神演义》的情节，未尝不是描述人类社会的常态。

这些封神榜的人物，有许多在今天民俗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台湾地区民间信仰的“三太子”，就是封神榜里的哪吒。他本是仙真投胎成为李靖的第三子，由于性情刚烈，与东海龙王父子发生冲突，因将小龙王抽筋剖骨而犯了大罪。

李靖惩罚他，哪吒愤而自杀，剔骨还父、割肉还母，从此断绝亲恩。他的灵魂飘荡无主，幸得太乙真人怜悯，摘取莲叶作为他的身体，莲藕作为他的骨骼——他因此不再有形骸，也免于毁灭。

这个故事本身，在中国的一般伦理观念中，非常特殊：为了原则他可以牺牲性命，否定父母。而因为有如此不败之身，他成为所有妖魔的克星。

第二位阐教大将杨戬，本身是玉皇大帝的妹妹与凡间情郎生下的孩子，有一个不很清白的身份。但杨戬拥有神的血脉，又高于凡人。

他有特殊的视力，在民俗传说里他的额头中间有第三眼，可以看透妖魔的原形（顺便一提：殷商领军抗周的忠臣太师闻仲，额上也有第三只眼，可以明辨正邪）。杨戬的这种形象，也很不寻常。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封神演义》更重要的价值则是在这本小说出现以后，中国民间信仰普遍根据封神榜的众神，安置了超越人间的一个神庭。

到今天，大家提到东岳大帝大概一定认为是黄飞虎，即那位叛出朝廷的商代大将；一谈到科举的功名，就会想到比干担任的文曲星；财神爷必定是赵公明，他手下的四个副将，分别掌管招财进宝职务。

相对于其他主要文明系统所建构的神庭，中国的神庭却是由于《封神演义》这部小说的出现，取代了以前种种类似的神庭的安排。这部小说在民俗信仰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西游记》的故事，以孙悟空为主角，一般读者都非常熟悉这位泼猴以及他大闹天宫的故事，细节便不赘述了。我想开宗明义，就交代孙悟空的来源。

这一只石猴，其来历是宇宙成形时剩下的一块顽石。这就意味着，孙悟空本身是与宇宙同质的。他可以是宇宙的一部分，但他也是从宇宙中切出来的一部分（请注意，《红楼梦》中的宝玉，其来历也是这块顽石）。

石猴成了精，他学艺的地方，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老祖师须菩提（佛教释迦牟尼的大弟子）。

灵台方寸是“心”，三星斜月就是“心”的字形。这一出身的解释，很显著的标示主题：灵猴就是心，也就是你我众人之心。（美国著名的电影《星球大战》，其中教导两个主角的祖师，也是一个外貌不起眼的尤达大师，也住在洞穴之中。）

孙悟空从祖师学道，须菩提祖师给他若干选择：如果他有兴趣学“术派”“流派”功夫，那就是儒家、墨家等种种人间的学问，孙悟空说不愿意；又让他选择“动派”和“静派”，两者都是道教的功夫，他也不愿意；最后，祖师提出佛教，他才觉得这是应该学习的功夫。令人不解之处在于，须菩提祖师交代的诗句，却又是陈述道教的道理。

在悟空告别时，祖师警告：必须戒备每五百年一次的劫数，天风、阴风和赑风，都可能令修道之士形销身灭。

三风有各自独有的性质：天风起于身外；阴风出自体内，由下而上，当是欲念引起；最暴烈的赑风则发自体内，由上而下，源头乃在心神，如果不能约束，所导致的灾害不可收拾。

三劫的观念，佛、道都有，只是阴风与赑风均是循体内穴道毁伤身体，这就是道教的理论了。

后来，孙悟空遇见观音时，观音特别提醒他，学习功夫应当注意“六贼”：“一个唤作眼看喜，一个唤作耳听怒，一个唤作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

这六个项目，正是《心经》的六色感官所及。禅宗佛教特别标明应当防止的项目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由此引起喜、怒、哀、乐。人要克服这些心情上的诱惑和障碍，才能得到解脱和自由。

《西游记》第十九回里悟空收服八戒，亦即西行才刚上路，观音叮嘱他常念《心经》，而且列举经书全文。这更是表明西行大要，即体会“色即是空”“心无罣碍”的要义。这一《心经》在后文不断出现，全书思想以佛教为主，显然可见。

孙悟空学到种种高强武艺，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能耐。他辞别祖师下山，不知该到何处去，于是回到了花果山，成为真正的众猴之王。

他和他的众猴都是似人而非人，却要向人求得平等。在寻求武器时，他大闹东海龙王的龙宫，取得了定海神针——那是大禹治水留下来的一件遗物。

这件武器，和他自己是与天地同寿的顽石一样，都具有宇宙一体的意义。这时候，他才标出“齐天大圣”的旗号，直接向天庭上的玉帝挑战。

他大闹天宫所向无敌，这一段闹天宫的故事，处处指明了天庭治理系统的颟顸糊涂，以及天神、天将的无能。最后能打败他的，却是二郎神（《封神榜》中的杨戬）和他的哮天犬。

这一反讽的意义非常明显：如此庄严的天庭，实际上不配和石猴对抗。

明代的政治，在历代主要王朝之中的确不好，尤其皇帝和皇帝周围的近臣，人品、能耐颇多不堪。大闹天宫的故事，就是揭露看上去庄严的朝廷威严的真相。帮助玉帝制伏灵猴的众神，包括太上老君和佛祖，也都是仗着势力在欺骗他。

这一番讽刺，也毋宁是直接指责替皇权帮凶的官僚和佛、道法术之士。大闹天宫的批判性，不容忽视。

红孩儿来历非凡，他是风和火结合的孩子。印度四元素——动的风、火，与静的地、水，两者各自互济，而风和火都在动方。

红孩儿是个孩童的形象，一身红色童装，装扮很像封神故事里面的哪吒。孙悟空个儿不大，与小男孩的体型相差不远，只是一副猴相，恰好与红孩儿的俊秀形成对比。

红孩儿的特色是好强斗胜，这也是孙悟空不受约束的一面。观音出手降伏红孩儿，也是用了金箍圈，一套五圈分别套住头顶和四肢，才收他为座下的善财童子，与龙女常在左右。

在《西游记》中，玉皇大帝的天庭并不庄严，只有装腔作势的官僚系统。太上老君是玉皇大帝之外的另一系统，如来、观音又是道教以外的另一套系统。这两大系统，却独立于玉皇大帝的神庭之外。而《封神榜》中，玉皇大帝的天庭属于道教，将宇宙之间一切事物都分配给道教的神统管理。将佛、道两个神统对比，《西游记》显然是尊重佛统的程度大于道统。

综合言之，我同意余国藩的意见：《西游记》是“心”的历程。从余国藩的结论稍作修正：西游记是佛教禅宗的寓言，可是加上了当时流行的道教内丹派的一些观念。

如此配合，也正因为佛教禅宗和道教全真之间，不仅有许多理念是互通的，而且全真派的形成，可能接受了相当成分的禅宗影响。

再者，王阳明的心学中禅味甚浓。《西游记》没有提起王阳明，可是儒、道、佛三家的合流，却真正是近世中国思想的重要特色。

这四部通俗小说，可以作为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影照。这四部书的联系，也未尝没有时间轴上的连续和变化。

施耐庵的《水浒传》，写作时间正在元明之际，蒙古征服中国后，经历了文化大劫；继之而来的是明代专制，现实的世界是暴力构成的统治。

施耐庵要创造一个理想的秩序，让那些被压在下层的人物可以翻身，改变应有的秩序。但是，事与愿违，梁山的世界并不如此美好，一样也有许多欺骗、计谋、暴力等因素。

于是，创造这个理想世界的努力，不能不终结为梁山大梦的破灭——只有鲁智深逃到世外、李俊逃到海外，燕青云游不知所终。

《三国演义》则是借着汉末天翻地覆、国家分裂的时代，勾画成两种极端的形态：正统人物和篡位者。

正统的人物，特别标出关羽的义勇和诸葛亮的智慧；而他们的对照面，则是董卓、曹操这些人物——以奸诈对照义勇，以欺骗对照智慧。

《三国演义》留下的关公和诸葛亮，竟因为这部小说成为永久不朽的神人。

贯穿整部《三国演义》的精神，是强调“义”——自己选择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因为既有的社会地位和伦理。

不过，读《三国演义》有时也难免产生疑问：

刘、关、张的交情，何以如此缺少默契，以致关公威震中原的大举动，没有取得刘、张的配合？

诸葛亮见大事如此清楚，何以没有培养班底，以致事无巨细一肩担起，终于鞠躬尽瘁，累死了自己？

第三部书《封神演义》，却是勾勒神、魔两个世界。神、魔两股力量却是同源，神、魔之间的对抗，都借着死亡取得解脱，将互斗时期的种种恩怨，化解为宇宙秩序中各种事物的排列，以及其中的互相关联。

神界的官僚系统，或可象征宇宙事物应当是个整体；因此，神与魔之间，最后终于恩怨尽了，共同纳入一个彼此依赖的网络。

第四部书《西游记》，接着封神榜故事的观念，却将宇宙秩序内转为心的世界。

“心”作为人精神的主体，必须经历种种关口，在试验之中不断自我克服，进而提升境界，能够超越感官与意识之间的烦恼，经过悟解“色”“空”无别，到达“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西行路上八十一难，都是自己内心的业障。历经这八十一难，也就是终于排除自我引起的烦恼：

这一个“心路历程”，大概也代表了中国儒、道、佛三家逐渐融合，取得共识的过程。

这四部小说串成系列，似乎可以想象为人类理想境界悲喜剧的四段乐章：

因此，这项小说的串联，谱成了既悲又喜的人生心路。

这些作者都不是大儒、高僧，也不是当时知名的大人物。由于作品的内容丰富，情节热闹，人物鲜明，数百年来无数读者都被吸引。他们传达的一些观念，也就不知不觉潜入读者的内心。

于是，闾里乡村街谈巷议的场合，姜太公、诸葛亮、关公、武松、三太子、孙悟空……俨然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玉皇、东岳、观音以及封神榜的众神，构成主宰我们生活的神庭。

市井江湖，也以“义气”为人际交往的要件，以“良心”为做人处世的根本。

这些作品未必来自民间，却已融入民间，构成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