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的智慧故事

王阳明是谁？先来王阳明的画像，很瘦，眼睛很小。人不可貌相，看一个人更要看一个人的才能，这么瘦弱的人有什么本事呢？
今天，大家往往给王阳明贴上哲学家的标签，但实际上这人可是上马提刀剿匪平叛乱，下马挥笔写文章，有空就传授心学教徒弟。
古人喜欢青史留名，那么靠什么留名呢？大家总结出来叫三立，或者说三不朽。人死了，身体会腐烂，钱财会流失，那么如何才能让后人记住你呢？那当然得找一些不会腐朽的东西。
第一不朽称之为立德。如果立一种道德规范让后人遵守，那当然会让人铭记。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都是宗教的创始人啊。
第二不朽称之为立功，有的立功是开疆拓土，有的立功是平叛战乱，有的立功是兴修水利，抗击灾害，这也可以。
第三不朽称之为立言。立言，就是讲出一些道理，写出一些作品，不管是哪一类的，也可以流传下来。比如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李白、杜甫、罗贯中、曹雪芹，史学家司马迁、陈寿、司马光等，也可以让人记住。
中国文明流传几千年，能做到这三不朽的人，很多人认为只有两个半人：一是诸葛亮，二是王阳明，另外半个是曾国藩。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的名是王守仁，名云，字伯安。为什么叫云呢，因为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梦见了一片祥云。这种故事是不是很熟悉，比如说李白的妈妈梦见太白金星入怀，朱元璋生的时候村里人以为他们家着了火。像蒲松龄他妈妈则梦见了苦行僧投胎，结果，虽然蒲松龄虽然没有做和尚，却成了一辈子过苦日子的人。
这种现象在古代历史中可不是巧合，绝对属于牵强附会，但这种牵强附会，往往是根据后果附会原因。

另外看一下这个字，伯。古代字排序的，伯仲叔季幼，老大一般叫伯或孟，比如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叫孔鲤，字伯鱼；老二叫仲，比如孔子名丘，字仲尼，所以大家称之为孔老二；老三叫叔，老四叫幼，那么老五老六老七怎么办，因为先秦时代成活率没有这么高，所以再往后也就没有规矩了。中国古人生孩子记载最多的人是中山靖王刘胜，这位大神就是在历史课本中穿金缕玉衣的那位。据历史记载，这位中山靖王刘胜乐酒好内，生了一百二十多个孩子。不要说伯仲叔季了，就是天干地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轮着来，也没法起名字啊。最近看新闻，在西亚一个国家，这位国王生了八百多个王子，干脆组建了一个王子的护卫队。孩子这么多，当爸爸的也记不住名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阿拉伯数字。这个倒是有规律了。

那为什么称呼叫王阳明，或阳明先生呢。这是为了表示尊重的意思。在三字经里说，见尊长，勿呼名。名是尊长对晚辈的叫的，平辈或晚辈为了表示对平辈或前辈表示尊重，往往称呼字或者号。比如曹操对刘备称玄德兄，而刘备则对自己谦虚地说，备，如何，如何。王守仁曾经在会稽山阳明洞里修炼，自号阳明子，所以众人为了表示尊重他，称其为王阳明或阳明先生。
下面我们就结合王阳明的生平来看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场和官员修养。

王阳明不是普通的孩子，他的祖父王伦是个真性情的文人，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的教育环境来说，王阳明肯定受到的教育是精英教育。但王阳明却与别的孩子不同的是，在那个年代，当别的人家都挤破头要去读书考科举中状元的时候，王阳明语出惊人。
小时候，王阳明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见小小孩童竟有如此悟性，笑答：“第一等事当然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只见这四尺孩童反驳：“依我看，天下第一等事乃是做圣贤！”
这个故事和我们小时候听的周总理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故事很像。上课的时候，我也会问我的学生，等大学毕业的时候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大部分孩子都回答的是找份工作，结婚生子就好。那些有想法的孩子，根据毕业生的统计来看，做出的成就还的确是比没有志向的孩子成就要高一些。
一心想做圣贤，也太狂妄了。不过话反过来说，孔子在世的时候，也不敢说自己就是圣人啊。咱们有句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虽然说知识方面可以增加，但有些脾气秉性确实是有些难以改变的。

王阳明十一岁左右，跟着他中了状元的父亲在北京生活。朱棣把国都定在北京，除了考虑到北京是他的大本营外，还有抵御蒙古后元势力侵略的需要。这就是天子守国门。因为自古以来中原王朝最大的外来威胁是来自蒙古高原和西北及东北兴起的游牧民族。匈奴、突厥、西夏、契丹、金、蒙古、满族等等，这种情况直到英国人从海上进攻，发动鸦片战争后，才改变了国家的战略防御中心。当然，到了清朝中晚期，既有北方俄国的鲸吞，又有西南英国人对西藏的蠢蠢欲动，还有东边的日本以及长江流域的英国，基本上是列强环伺，虎视眈眈。
王阳明跟着他的父亲到长城沿线，就是当时明朝的国界线去开阔视野的一段经历。说到长城，大家今天见到的长城基本上都是明代留下来的。
当时明朝和蒙古的关系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王华带着孩子去是有一定风险的。王阳明在这里听到了他父亲王华讲的当年明英宗御驾亲征的时候被蒙古人抓去当俘虏的事情后，觉得非常屈辱。为以后学习骑马射箭、学习兵法谋略埋下了一颗感情的种子。在当时那个时代，皇帝是一个国家的最高行政领袖加精神领袖，皇帝被人抓了去作俘虏，实在是让普通人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历史上还有一次，就是北宋时候，靖康年间，宋朝的徽钦二宗被金人抓走，以至于我们现在想到岳飞的满江红中，想到靖康耻，犹未雪，马上就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王阳明的好友湛甘泉曾写道，王阳明在青少年时期有五个不良的爱好，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时人视之为不务正业，现在看来，这些都为王阳明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奠定了基础。

在1488年，王守仁十七岁的时候完婚。但这门婚事是他父亲给他定下来的。这位新娘子姓诸，他的父亲是诸介庵，也是余姚人，原来和王华是好朋友，经常到王华家串门聊天，看到王守仁这个孩子这么聪明又有志向。老哥俩一商量，挺合适，咱俩以后就不光做朋友了，结成亲家如何？好！于是婚姻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但这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对，的确是这样，但王阳明的婚姻似乎也没有不幸福。因为如果不幸福，会有蛛丝马迹的。苏轼原来写过一首诗歌，说他的一个朋友怕老婆，诗歌是这样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其它的怕老婆的名人还是比较多的。
据社会学家统计，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幸福比例都是百分之五十，唯一的不同在于自由恋爱如果不幸福，父母不用承担责任。
但因为这时候的诸介庵在江西当官，官职是江西布政司参议，大概相当于江西省民政厅的一个副厅级干部，所以王华一想，这么老远，举行婚礼，让女方跑来跑去也不方便，守仁啊，你去江西完婚吧。
定下来日子以后，诸家就开始忙活。准备各种材料，张灯结彩，收拾洞房，宴请宾客。上上下下忙得团团转。等到婚礼将要举行了，发现新郎呢？新郎去哪里了？
这不是火烧眉毛吗？难道王阳明逃婚了吗？
王阳明还没有这个想法。那他干嘛去了？大家把府中里里外外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只好把搜寻的范围扩大。那时候也没个手机，不好找。最后，找到了。王阳明跑到离着南昌城不远的一个铁柱宫去了。在铁柱宫里，看到一个道士正在打坐，他也好奇，就问道士打坐的窍门，养生的方法，问着问着，聊得越来越高兴，忘记了时间，把结婚这事儿给忘了。
只能说，王阳明，你的心真大。

婚礼过后，王阳明在携夫人返余姚途中，于上饶拜访了大儒娄谅。娄谅对举业不以为然，这种态度显然影响了王阳明，他还告诉王阳明：“圣人必可学而至。”怎么学呢？就是朱熹说的要格物致知，观察事物，体味事物，就可以。
王阳明信了他的话，一方面对科举这事儿看得不是很重，另一方面，老想着通过仔细观察事物来体味真理。
回到家之后，王阳明老琢磨这事儿，观察什么呢？就从后花园的竹子开始吧。
于是王阳明仔细观察竹子七天，最后悟道什么道理了吗？
结果是被雨淋湿了，感冒了。
从此王阳明对格物致知一说觉得不对，但又想不出来改变的办法。
易大传中说，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哲学上讲有一个绝对真理的，但这个绝对真理，只能无限接近，却无法达到。任何事物都包含一个相对真理。但王阳明想通过格一个竹子就达到绝对真理，肯定是徒劳无功的。

结婚后，王阳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考中进士。
二十岁时，王守仁第一次参加乡试，中举人，之后的他更加热衷于讨论军事，并且善于射箭。
二十二岁时考进士不中，内阁首辅李东阳对其笑道：“你这次不中，来科必中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王阳明悬笔立就，朝中诸老惊为天才。嫉妒者议论说，这个年轻人若中了第，必然目中无人。
二十五岁再考时被忌者所压，又未考中。同学中有人以不中举为耻者，他笑道：“汝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1499年，王阳明28岁那年，他又一次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成绩并不是最突出的，二甲第七名。分配到工部去了，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当实习生。可是也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诗人相互倡和，吟诗作对。
第二年，1500年，说王阳明，你去帮忙审案子去吧。给了一个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的官职，主要审理南京和淮安一带的案子。长期接触社会的黑暗面，让王阳明对人心认识地更加深刻了。
1506年，正德元年，时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想要劝说正德皇帝“正心”。当时有同样想法的文官有很多，都纷纷要求皇帝改一改作风，太能玩了。这家伙，弄了些老虎、豹子关在一个园子了，称为豹房。乾清宫着了火，不着急忙慌地去救，反而说好大的一棚烟火。自己当皇帝，已经是最大的官了，还自封为威武大将军，还喜欢跑到长城外去临时指挥打仗。他上书一封，题为《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别人骂了就骂了，王阳明还给刘瑾起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名词，权奸，刘瑾恨得牙根痒痒。
于是，把王阳明用大棍子打了四十棍子，然后调到贵州龙场去当驿丞了。
今天的贵州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仍然相对落后，更别说明朝那时候了。
王阳明知道是刘瑾在故意整他，觉得不可能这么放过自己吧。于是就跑到钱塘江边上，把自己穿的一套衣服和鞋子放在江边。那意思就是我已经投水自尽了。刘瑾果然是派出了杀手准备找地暗杀他，一看人都自尽了，省得动手了，回去复命去吧。没人跟踪了，王阳明跑到了南京他爸爸那里说了自己的事儿。他爸爸派出了一帮人跟着王阳明就去贵州龙场了。
贵州的龙场在今天的贵阳。王阳明到了那里一看，这个所谓的驿馆就一个老头。其余的要啥啥没有啊。
不过，水再大也高不过鸭子，办法总比困难多。语言不通，王阳明就连说带比划，和当地的土著还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当地人对这位下乡的知青也是相当地尊重，给他盖了房子。过了不久王阳明又办了个学校，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王阳明想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仍然在思索着圣贤的终极真理在哪里？朱熹老先生的格物致知的方法，天理人欲的辩论如何理解。在这苦苦的思索中，有一天晚上，月明风清，王阳明突然顿悟。天理和人欲本来就应该一体的，为什么要割裂开呢？天理就在我心中，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啊。观察什么外物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这就是王阳明的心学最核心的观点，天理和人心是一体的。这个观点和朱熹区别在哪里呢？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隐含的态度是，天理是高贵的，人欲是可耻的，所以人欲要遏制。也就是说产生人欲的人是一无是处的。王阳明高明在，我的心中全是天理啊，天理已经在我心中了。天地星辰，都装在我心里，我心就是宇宙啊。就像刘欢唱得歌，天地融化在我心里了，就像成龙唱得歌，让海天为我聚能量。人本身受到尊重了之后，每人都会对自己产生一个自信和自我感觉高尚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王阳明为了实现自己的心学，提出了一个方法论，叫知行合一。朱熹的想法是先学到了真理，再去实践，先知后行。而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统一的，知道了道理就在实践中去做，在做的过程中验证和提升自己的认知。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与实践的辩证逻辑关系已经很像了。
陆澄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传习录》
在民国时期有一个人叫陶文浚，后来读书看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观点，高兴得手舞足蹈，觉得说尽了世间的真理，于是给自己改了名字，叫陶行知，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那么悟道之后有什么用呢？确实是有变化，王阳明开始在影响了周围的人。
王阳明与朋友同游南镇，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道：“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王维，有一首诗歌叫《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你看到那个花，才能在你的心里，或者说你闻到那个花的香气，才能到你心里去。否则万紫千红的春天和你也无关。
当老师的最有体会，同样讲一堂课，一样的内容，最多就是距离老师远近的不同。如果学生的心打开了，认真听了，就会对他产生影响。否则，说再多的话也没有意义。

再看，王阳明如何进到别人的心里呢？
贵州龙场任职驿丞时，曾抓获了当地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该头目平时明火执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在受审时，他很痛快地对王守仁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任你处置，你就别和我谈道德良知，我这种人从来就没有这种东西。”
王守仁笑了，说：“好的，今天我俩就不谈道德良知。不过，天气这么热，我看在审案前我们还是把外衣脱了吧。”
强盗头目原本是被捆绑着的，脱外衣意味着松绑。于是，他赶紧说：“好！好！脱。”
两人脱去外衣后，王守仁又说：“还是热，再把内衣也脱了吧。”
强盗头目当然不会在乎赤膊，于是就脱了内衣。
这时，王守仁再说：“还是热得不行，我们再把外裤也脱了吧。”
强盗头目无奈，但不认怂，也说好，结果就是庭上的王守仁和庭下强盗头目，两人身上只剩下一件裤头。
此时王守仁更进一步，说道：“干脆我们把裤头也脱了吧，全身赤裸更自在。”
一听说连裤头儿也要脱，强盗头目赶紧说：“这可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王守仁当即就问：“为什么使不得？这是因为在你心中还剩有那么一丁点羞耻感，这点儿羞耻感又何尝不是道德良知的表现，可见就是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我照样可以和你谈道德良知。”最后，强盗头目心服口服，在王守仁所标举的道德良知感召下，将自己的罪行全盘如实供出。
前面是个强盗，精神力量不够强大，一位高僧应该精神力量够强大了吧。
王阳明在通天岩讲学期间，听说广福禅寺有一僧人坐禅闭关三年，终日闭目靜坐，一发一语，不视一物，王阳明于是前往探访。
王阳明以禅语说：“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
坐禅僧人听了后，惊起作礼，对王阳明说：“小僧不言不视已经三年了。檀越却说口巴巴说什么，眼睁睁看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王阳明说：“你是那里人，离家多少年了” ？
僧人回答：“我是广东人，离家十多年了”。
王阳明说：“你家中亲族还有何人”？
僧人回答：“只有一个老母亲。不知道是死是活”。
王阳明说：“会不会想念老母亲”？
僧人回答：“不能不想念”。
王阳明说：“你既不能不想念，虽然终日不言，心中已经在说；跃然终日不视，心中已经在看”。
僧人猛然省悟，合掌说“檀越妙论更望开示明白”。
王阳明说：“父母天性，岂能断灭。你不能不起念，便是真性发现。虽然终日呆坐、徒乱心曲。俗话说：爹娘便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什么人？信什么佛”？
王阳明说罢，僧人不由大哭说：“檀越説得极是。小僧明早便归家看望老母亲”。
第二天，果然高僧收拾行囊回家了。
这主持一看，好不容易培养了一位高僧，还被劝得还俗了，这还了得，这样下去，这个寺院还咋开展工作啊。于是就把王阳明这位大神给劝走了。

前面的几个例子不过是王阳明心学体悟后的小试牛刀，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先来看怎么对付土匪。江西多山，多匪，和江西人说话，觉得他们说话都比较横，就是有些所谓的匪气。1516年，王阳明四十五岁，在南京做官的时候，被兵部尚书王琼推荐，任督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土匪。
王阳明到了那儿，先调查情况，发现这边历次的剿匪工作，每次不是中了埋伏，就是无功而返。啥问题啊？哪儿出了问题啊？
剿匪部队里面有内奸啊。
于是阳明先生先放出风，要剿匪了。实际上就是试验一下到底谁是内鬼。结果发现有几个人找不到了，等这些人回来就开始了逐个审查制度。他还不是说要把这些有嫌疑的人都杀了坐牢，而是告诉他们，选哪条路走。要么帮土匪，那你就惨了，一家人都得坐牢，财产都得充公。如果你现在开始成为双面间谍，给土匪报告假消息，那么，既往不咎，论功行赏。这收买人心的工作做得太好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土匪们就成了被王阳明透露出来的真真假假的消息给弄懵了。
上兵伐谋，确实是棋高一着。
为了避免当地百姓化妆成土匪，王阳明采取了十家牌法。十家牌法规定每十家为一牌，牌上注明各家的丁口、籍贯、职业，轮流巡查。一家隐匿盗贼，其余九家连坐。如有人口变动，需向官府申报，不然被认定为“黑户”。这个办法太厉害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啊。这就是保甲制度和连坐制度。这种制度的思想起源于法家。大家都知道滥竽充数的故事，我们往往得出的结论是，事情的真相总会败露，但法家看问题的角度是，为什么那个滥竽充数的人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被发现呢？问题首先出在周围一起演奏的那些人身上，那个滥竽充数的人不会吹，其他人看不出来吗？能看出来，为什么不举报，只要有一个滥竽充数的，其他的人一样处罚，这样一来，自然就没有人滥竽充数的了。
这两招一用，加上王阳明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剿匪的事情就不算难了。
加上王阳明的巧妙的战法，突袭、夜袭、包抄、断后路、围着不杀，饿着你，这些招数在王阳明全是谋略的脑袋里层出不穷，土匪们受不了了，一起投降变成良民了。变成良民还不行，看看谁是有过招安经历又当土匪的，这种一律杀头。
十多年的江西土匪，就这样被王阳明几个月全部搞定。
如果说土匪还是比较散乱的武装的话，遇到有组织有预谋的藩王叛乱呢？
这次碰上的可是藩王，宁王朱宸濠。朱元璋开国建立明朝，可是太子太仁慈，肯定对付不了那些踩着人的尸体走过来的那些将军，心眼多得脑袋都装不下的谋士，老朱自私了，于是找各种借口，大开杀戒。厉害的，基本上都杀光了。可边疆还得有人守着，那就让儿子们去吧。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两个人因为靠近蒙古，军事实力非凡。朱棣造反的时候，也是心惊胆战，所以拉着宁王造反，说，成功了，平分天下。宁王傻呵呵地跟着打，打完了，朱棣当皇上了，说，兄弟，你去南昌吧。宁王想想知道自己被朱棣利用了，但没招啊，老老实实到南昌去了。可他会告诉他的孩子们，当年怎么样怎么样。于是他的后代都觉得，怎么着，这天下得有一大块分给我们家才行。
到了朱宸濠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势力了。朝中收买内阁的重臣，宫内收买宦官，社会上网络土匪流氓，做不了官的不得志的文人谋士，都跑到这里来了。
朱宸濠准备造反的时候，王阳明手里除了从兵部尚书王琼那里请来的一个兵符外，其余的一兵一卒也没有。
朱宸濠的目标很明显，顺流而下，占领南京，就和朱棣当年造反一样，我打不下聊城，打不下济南，我就绕过去直扑南京。
王守仁，想了想，不能让他去南京。那怎么才能让他不去呢？
王守仁派了许多间谍进了南昌，贴满了告示，说东边哪位将军从哪里出发，带来了多少军队；西边哪位将军从哪里出发带来了多少军队······，一共来了16万人，要和朱宸濠叛贼决战。朱宸濠，一看，备战！告示里写的将军都是真的部队也是真的，只是连这些将军和部队都不知道自己要调过来。王守仁纯粹就是在玩心理战。
为了让朱宸濠在南昌多待几天，还故意给朱宸濠的谋士写了一封故意给朱宸濠看的密信，上面写着，你们赶快劝宁王去打南京啊。这两位谋士肯定是要劝朱宸濠打南京，这一提建议，正好中了王阳明的计策，朱宸濠肯定犹豫，这两家伙是害我的还是帮我的？
这一犹豫，十天过去了，王阳明利用这宝贵的十天，在吉安落了脚，靠兵符和自己地位和人格魅力收拢了七八万义军，准备围剿朱宸濠。
十天后，朱宸濠发现自己上当了，大兵开进，顺流而下，先攻下九江，接着就是安庆。所有人的建议去救安庆。王守仁，咱们不能打安庆，得去打南昌。南昌城都空了，哪有人把守啊。朱宸濠一看，老窝没了，这不闹心吗？回头救援南昌。如果朱宸濠继续打安庆，攻南京，还有一线希望。回南昌，必定死路一条。
双方在鄱阳湖展开激战，宁王有钱，士气很足，王守仁这边只有荣誉。宁王的大船上的炮不停地扔石头出来，王守仁那边没什么动静。王守仁的部队眼看就要被冲垮了，他们的船炮才开始集中发射，把朱宸濠的旗舰一下打沉了。没有了旗舰，还打什么？王守仁的部队反攻，宁王被俘虏。
为造反准备了四代，撒了无数金银财宝，曾经野心极大膨胀的宁王的叛乱被王守仁三十五天消灭得干干净净，还俘虏了宁王本人，缴获了大量金银财宝，还有一个宁王给朝中官员送礼的秘密账本。有了这个账本，许多朝廷官员怕得要死，对王阳明必然是毕恭毕敬。但王阳明居然一把火把账本烧了。为了国家，王阳明的胸怀真是大度。
1529年，57岁的王阳明因积劳成肺疾而亡，临死有人问他有什么遗言，王阳明说：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有一个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心学认为，良知就在于你的心中。如果没有私欲，就会体现出良知来。
但善恶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的范围内很难分清，善和恶的评价不仅仅是个人评价的事，还是社会评价的事。
一个人的价值观和评价标准由社会价值和判断标准作为引导，但个人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评价。王阳明就属于把当时社会评价与个人评价完美结合的一个状态，同时又影响了后来的社会评价。
王阳明的弟子遍布朝野。
王艮，终生不做官。刚开始见王守仁的时候，奇装异服，纸糊高帽，来拜见王守仁，王守仁问他为什么，他说是破除陈规陋习，但王守仁说，你是为了出名吧。一下子就把王艮问倒了。后来王艮一生研究王氏心学，提出百姓日用即为道，收的徒弟487人，都是农夫、樵夫、陶匠、盐丁。
在明代内阁做到首辅的徐阶；
李贽，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讲学的时候，动不动就是上千人。推崇商人，思想非常先进，可惜早生了600年。
还有明末跑到日本去极大影响了日本思想的朱舜水，对皇权专制提出反思的思想家黄宗羲等等。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写过一篇文章叫《心之力》，有明显的心学影响。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下相关的材料。
下图为王阳明粗略行迹图。

王阳明的心学让中国的士人个人得到了充分的解放，充满了对人本身的尊重。并且不以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来区别对待，士农工商是一样的，满街都是圣人，所以王阳明的弟子遍布天下。但他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他的本意是将天理和人欲做了一个统一，但天理统一人欲可以，人欲统一天理就出了问题。后来的王学末流们，觉得天理是和人欲相统一的，那么为什么人欲不是天理呢，所以人的一些动物性的东西开始冒出头来。喜欢美色，喜欢金钱的思潮开始兴起，后来出现了《金瓶梅》这样的好货好色的小说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当时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的一种反射。
另外一个影响是整个官场流行一种动不动就谈理论的状态，他们谈的理论就是人的心性是什么？如何提高个人修养？如何修炼个人的气节？这些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儒家思想中经世致用的思想被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抛弃了，出现了“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空谈之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时国家升平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高谈阔论一些道德、修养、气节都很虚的东西，但是到了外敌入侵的时候，什么计策也没有，什么准备也不做，只能用自己的死来报答君王的知遇之恩。这种风气的缺点很明显，没有实际的才能，只有空谈。我们选拔人才的时候讲究德才兼备，有德无才，处理不了复杂的具体的事务，有才无德，会对集体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恶劣的影响。到了王学末流的时候已经走偏了，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汲取的历史的教训。

君主独裁，但内阁有制约的权力。文官集团对皇帝有强大的舆论监督能力。
明代皇帝敬业精神太差相对较差，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和思宗朱由检除外。尤其是朱元璋，精力充沛得惊人，据统计朱元璋八天批了1660份奏章，每天处理二百份奏章，天天如此，还乐此不疲。朱棣也比较敬业。但嘉靖皇帝因为是外藩入主，所以总怕别人非议，总是玩弄权术，没有形成君臣一体的状态。（清代在入主中原的时候也面临对汉人的忌惮，重要的官职都是满人。如果不是后来太平天国的兴起，不得已任用曾国藩，满人为主，汉人为辅的状态，还得继续下去。）万历皇帝在位48年，其中30年不上朝。天启朱由校做木匠活儿，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了魏忠贤。正德皇帝尤其贪玩，玩得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宦官与锦衣卫成为了皇帝的爪牙。
各地藩王成为了明朝内部最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藩王造反，朱棣夺权。朱元璋规定了自己的后代，吃穿住行及婚丧之事均由国家包揽。不能经商，不能科举，只能领俸禄。这些朱元璋的后代，在这样的政策之下，繁衍的相当快，这些人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级。后来，文官集团中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下去，恐怕全国的赋税都不够这些藩王和后代们吃和用的。全国给首都的费用按大米折算为四百万石，但仅仅藩王的费用就要八百万石。并且这些人依仗出身和血统，对当地百姓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朱家子孙这场奢侈的盛宴一直持续了三百年，三百年后，当李自成起义的时候，首先要抢劫和杀头的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盘剥百姓的藩王们，人们称之为杀猪运动。

文人集团虽然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明代中晚期金钱的腐蚀已经无孔不入。且不说严嵩魏忠贤等显贵，就连普通的官员都在中饱私囊。
陈良谟所著《见闻纪训》中的记载《知县与学官》一则可见明时官员贪墨之风：“前辈樊知县名毅，王司训名辅。予少时奉二公言论。樊公尝曰：‘吾自邹平归，检校囊赀白金仅五千耳，黄金彩缯不及一千。’王公亦尝曰：‘勿谓学官贫。吾官沛县所积俸赀并诸生馈遗，亦有六百金而归。 ”知县乃帝国统治之基层官员，搜刮民财如此；学官乃帝国精神信仰之支柱，溃烂亦如此。加之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故自帝王至于下层官僚吃穿用度愈发奢靡。上行下效，社会糜烂矣。
随着社会的溃烂，连科举制本身也出现了很多舞弊的现象。比如带小抄、冒名顶替、监考官作弊等等。
等到这么多弊端一一出现的时候，就差水旱天灾，和一个揭竿而起的人了。更何况，还有虎视眈眈的满清。

文人集团能维持帝国秩序的平稳运转。对皇帝绝对忠诚，对外敌入侵的态度上也没有问题。但均有沽名钓誉之嫌。有一种贪官，不一定贪的是金钱和美色，而是为了名。三十年万历皇帝的怠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可以说是让整个文官集团给逼出来的。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一说起东林党来，似乎大家觉得都是好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东林党对执政者的掣肘，造成了极大的内耗。
明代人好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
其实不仅一般的官员好名，连皇帝也好名。这一点让明王朝丧失了很多历史的机会。
辽东疆土这事就是一个明证。调集吴三桂进京拱卫首都的事，都害怕丢了祖宗的土地，留下千古骂名。好容易拉下脸皮来，结果又没钱。皇帝的小金库有很多钱，但不都拿出来，要求百官认捐，吴三桂回来需要一百万两白银，最终大家凑了不过几万两，不了了之。
李自成还没有打到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商量着要南迁南京。但是他不好出面，准备让内阁首辅提出来。在当天还找了首辅来谈，谈妥了。到第二天，崇祯等着首辅来谈建议，他通过，正好。结果首辅死活不说话。一个礼部的官员提议南迁，崇祯很高兴，说很好，南迁。结果一个大臣又出来说，皇帝不必南迁，皇太子南迁就行了。崇祯很郁闷，我在这里死守，你们带着皇太子走，安安稳稳当官。不行，要死一块死，不准南迁。于是只能死守，最终大明亡国。
所以明代末年的生态已经丧失了君臣一体的好生态，皇帝自私好名，文官集团也一样，加上金钱的追求，美色的追求，所以帝国已经溃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了。
到这个时候，不管是外族入侵，还是内部起义，都会是致命的打击。这类似于人的防疫功能，在防疫功能强大的时候，其实，小病小灾没什么大问题。但对于一个患有艾滋的人而言，一场流感，一个伤口，都有可能要了命，因为身体已经不具备反抗的能力了。

王阳明的心学在我们今天往往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仍然有许多可以学习的地方，比如说知行合一这件事。
今天很多人都是两套价值观，人前人后、台上台下是双重人格，是二皮脸，是老戏骨。路走邪了，但自己还沉浸在自我的蒙蔽中，搞鸵鸟政策，直到组织和法律找到他的时候，想后悔都晚了。
但人的道德修养这事，还得要和各个国家自己的国情来结合。要把这些道德的东西内化大家的心里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不然，光靠法律和纪律来堵漏洞，总是防不胜防。
从个人角度而言，面对如此多的诱惑的时候，抵制住诱惑的动力，不应该是来源于外在的压力，更应该来源于内在的定力。有了这个定力，就会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一个知行合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