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中国民间文化的追风行者刘魁立是怎样的一个人？

刘魁立老师，民间文学、民俗学专家，民间文艺理论家、中国非遗保护的扛鼎者。
他把生命的根脉扎进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土壤，当时六十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他是行走在田野的中国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就是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家、中国民间文化的追风行者——刘魁立先生。
2019年4月初，牡丹江刚刚开始呈现北国的春天景象，刘魁立带领田野考察组的同事驱车前往一个名叫柳树屯的村落，85岁高龄的刘魁立已经多次来到这里，为的是对这个村进行样本研究。多年前，刘魁立在阅读文献中偶然发现东北有个俄罗斯移民村——罗曼诺夫卡村，也就是今天的柳树屯村。高丙中说:“他对这个东西还是挺上心的，跑了很多趟，然后在这个贝加尔湖地区他跑过那个点，就是旧礼仪派的那个村庄。”施爱东言:“它其实是一个俄罗斯的旧礼仪派有一部分当时被驱逐出俄罗斯之后，流落到了中国的东北。”高丙中言:“当然50年代它又迁回前苏联去了，有些不愿回前苏联的那些人、就跑到阿拉斯加、有些就跑到澳大利亚，他还想追着这个线索去做研究。”施爱东说:“因为这个资料留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自己是不抱一种乐观态度，但是刘老师他义无反顾地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执着、义无反顾是青年学者对导师刘魁立的赞誉，而在刘魁立心中对柳树屯这一样本的研究更有一份舍我其谁的豪气。这不仅因为他对中国、对前苏联都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他最初的专业就是苏联文学。1934年，刘魁立出生于天津市的静海县，5岁时便随父母迁往海拉尔。童年留给刘魁立的记忆更深刻的还是过大年。就是父亲在过年的时候是要带着他们哥儿几个去迎财神，到腊月二十三的时候我们需要送灶王上天的，那个时候也都特别高兴，灶王爷吃糖我(他)们也跟着吃糖，然后最后就把这个灶王爷烧掉，等于把他送到天上去。到了除夕的晚上，家家户户不畏严寒，将房门打开、拎着冰灯，出去迎接财神。这个冰灯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用一个桶、把水倒上、搁到外面，大概也就是两个小时用不了，一个多小时，它上面就冻了，把这个绳子荡到这个桶边上，然后这个绳子呢，底下接着一个木板，也会都冻在这个上面，它冻得会比较厚，因为上面接触的空气多嘛;底下因为接着地，所以它冻得就比较晚、薄一点，然后就慢慢提提提、然后就用一个底板、在底下接触的地方放上一个板儿，钉上一个钉子，放上一截蜡烛，就是一个小小的冰灯。假定你希望它亮得多一点呢，就是冻的时间少一点，壁就薄一点，这样就拎着然后去迎神。1945年抗战胜利，伪满洲国土崩瓦解，年少的刘魁立在民主东北的解放声浪中和同学老师一起为人民军队的胜利而欢呼。他们去收军鞋、往前线，到各个居民组去做宣传，一旦解放一个城市他们就开始扭秧歌。
1949年八九月间，15岁的刘魁立只身前往哈尔滨寻找在哈尔滨香坊区委工作的哥哥，他哥哥劝他继续完成学业，让他插班学习。当时就所谓插班，那个时候自己是初二要插班到初三，他们大概是十几个人都要考插班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考上了。这个学习成绩优异的插班生立志要当建筑工程师，为新中国的建设修建高楼大厦，然而1950年的一天、学校里来了几位穿军装的干部。东北军区司令部，当时他们那儿有一个俄专，是为抗美援朝培养翻译的，叫做俄文专修学校，它是从延安迁校过来的，就到中学里去挑学生，自己就被挑上，就入了这个俄专。俄专呢自己念了两年半、毕业了，就等于自己大学毕业了。本打算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土木建筑的刘魁立却机缘巧合地进入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学习班。1953年，当刘魁立毕业时、朝鲜战场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于是学校便留下他当教师。教的是俄语，因为自己学的是俄语，然后教了一年就确定自己留苏。1955年，刘魁立前往莫斯科学习俄罗斯文学，由于他的俄文底子好，第二年就让他跟着考察队进行民间文学考察。自己的课题当时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俄罗斯在这之前实行的制度叫农奴制，后来经过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于是就取消了农奴制，这是1861年的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对于整个社会的推进有很大的作用，这个前后、俄罗斯民间文化的变化比较大，所以自己就考察这一段前后在口头传统里面、就是在他们的故事啊、传说中间会有些什么变化。1956年考察结束之后，刘魁立就写了一篇将近一万字的长文，刊登在当时国内唯一研究口头传统的杂志《民间文学》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刘魁立的一篇论文却引来了30几篇反对文章。当时自己提出的口号叫做忠实记录、一字不移，不改。很多人不同意。
上个世纪60年代，刘魁立在莫斯科大学获得语言文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民间文学的同时，他对民研会黑龙江分会的工作投入了很大的心力，成为该会的骨干。当时自己就制定了一个规划，就把当地比如说、涉及到政治方面的，比如说抗联的故事要搜集，另外自己设计了比如说各个民族，比如说赫哲族、朝鲜族，这个达斡尔、鄂伦春什么，这些民族的口头传统，另外再有不同职业的口头传统，比如说是伐木、打渔，这个放山，就是采集的什么矿、淘金，所有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对林业工人、这些人的口头传统，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但是很庞大的这么一个计划，我们就开始慢慢地去做。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让刘魁立宏大的研究计划搁浅，无奈之中他埋头于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一件事情是翻译了这么厚的两本《列宁年谱》，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叫做《序幕》。冰雪消融、大地回春，1979年，沉寂了10年的刘魁立服从组织安排、调往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后又调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任所长。一个热爱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再次回到他所挚爱的领域，工作热忱如火山迸发，这期间他主持实施了全国范围的民族史的编纂。每一个民族都要编出自己的文学发展的历程、历史过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曾经出了先先后后到当时那天为止有30几个民族的文学史。改革开放的时代百废俱兴，1979年、停顿多年的中国文联恢复正常工作，各个协会也纷纷行动起来，刘魁立便协助贾芝等前辈参与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并筹备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工作。这个期间自己曾经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民间文化志书。这时中国民间文学家协会尚未成立，它的前身民研会花大力气组织编纂了3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和《中国民歌集成》，刘魁立参与筹(策)划这3套集成的大规模搜集和编辑工作，同时担任《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常务副主编。他也贯彻他自己的一贯的想法，第一、自己让它多多少少的有一点儿所谓科学性，这个科学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自己说你必须要有地图，第二、是凡是大家最常说的那个故事，就是常见的故事的类型，比如说是孟姜女哭长城啊、比如说是鲁班的传说，到各处都有，而且大家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主题，那自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必须做一个在你这个省区、这个故事的分布图。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成立时，刘魁立担任首届秘书长，继而被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他制定章程、请示经费，筹备第一次成立大会和年会，忙的不亦乐乎。1985年以来，刘魁立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主编，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民族文学分支《中国民间文化丛书》、《原始文化名著译丛》等多套丛书。李春园说:“刘老师做主编的时候，也都是把这些相关的书目、哪怕是晚辈现在的博士硕士生们写的一些东西，他也都要亲自地去审读、来看，来提出修改意见，非常的了不起。这就是一个大学者他对于每个作者的尊重和对于学术的这种严谨、负责任。”
在刘魁立的努力下，中国民俗学会与美国、芬兰、俄罗斯等国家相关机构建立了联系。1994年，他与日本稻田浩二教授、韩国崔仁鹤教授共同策划、成立了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并被选为副会长，同时担任中国分部负责人。他们那个时候是每年三个国家轮流开会，开过了那么两轮之后，感觉到太累了，这六年、大家等于疲于奔命，年年都要到第二年去开会，而且都要写论文。
繁重的工作背后，是刘魁立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关切，他长期身任学术行政要职，却十分谦逊低调，他与年轻人交朋友，他向普通村民请教。2002年，钟敬文先生去世后，刘魁立不仅承担起钟先生的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重任，还帮钟先生继续带博士生，他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带给学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施爱东讲:“他说你发现了史诗演唱里面传承方面的一个大问题，他说你好好地、一定要把这个写出来，然后给了自己好几点建议，当时自己一下子就、首先就把自己的学术热情给点燃了，后来自己就写成了这个《回到原点》这篇论文，一下就提升了我自己整个的这种在学术上的一个格局。”培育民俗研究人才、拓展民俗研究空间，为的不是象牙塔里的曲高和寡的学术，为的是让中国的民俗研究大幅度提高，为社会、为人民群众服务。我们现在当时节日体系很完整吗，不够，我们几个节日不放假是不应该的。”刘先生跟北京民俗博物馆合作，举行了好几届东岳论坛，着重做这个事情，就是传统节假日进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合法化。于是在中国民俗学会这个领域里面，自己就约见了几个人，我们就一直写这样的问题，提倡进行改革。中国民俗学会提交的方案是审慎的，保持原有假期数量不变，只是要求把传统节日放进去作为法定假期。他们做了非常详尽的那样一个说明，最后还要经过发改委请示中央，最后把假期这个什么，所以就出现了端午和中秋的假期。2007年12月14日新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清明、端午和中秋三大传统节日正式列入全民法定公休节日。自己希望如果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还会增加一两个假日，比如说自己觉得非常应该的是加入九九重阳，重阳之所以现在急需呢，是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敬老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始步入老年社会的这样一个过程了。
刘魁立以他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我们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了最优质、也是最合理的现实方案。施爱东言:“刘先生在推动这个四大传统节日进入法定节假日里面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节日来说是我们彼此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这个节日对于我们的幸福感、甚至于对于我们的存在感也是至关重要的。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称可谓家喻户晓，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称的出现与刘魁立有着怎样的关联。自己大概是1997年就参加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差不多在四川办事处我(他)们关了有半个月吧来制定这个文件，等于最早来规划非遗这件事情，当时叫民间民族文艺发展、民族民间文艺的保护那个过程，那么从这儿就一发而不可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初起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4年中国政府决定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此身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刘魁立一方面要翻译相关申报指南，另一方面还要提供国内的设计方案，当时年已七旬的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