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短篇故事，一分半读完，存储到脑内

我们都读过王安石的《元日》，在每年春节辞旧迎新之际，这首诗的“出镜率”可是相当高：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幢幢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里虽然写的是过年时热热闹闹的场景，但作者用意却并不止于此。

写这首诗时，王安石刚刚被宋神宗拜为宰相，正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眼见千家万户都换上了新的桃符，他又何尝不想破旧立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

王安石画像

熟悉历史就会知道，王安石这个名字，总是和“变法”两个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人称他是居功至伟的改革家，也有人说他是执迷不悟的糊涂蛋，更有甚者，竞视他为祸国较民的大奸臣。

而他与同时代其他著名历史人物，比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恩怨情仇，他和“变法”脱不了干系。他自己的文学创作。

也常常受到变法推行状况的影响。变法顺利推进，他就写下昂扬向上的《元日》；变法受挫被贬，他就写下含蓄深沉的《梅花》，以凌寒盛开的梅花自比，表达自己对于政治理想的坚持：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距离柳永在《望海潮》中所赞颂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进入了北宋中期。

那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国家军事虚弱，财政支出困难，许多有识之士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王安石也不例外。

在最负盛名的一首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中，王安石就是借追怀南京城的古迹，抒发对现实的忧虑，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得怀：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金陵为六朝古都，自古便是一涯繁荣景象，因此词的上阅，王安石登高远望，极力描绘金陵城的壮丽。

然而到了下阕，他却笔锋一转，提到了六朝统治者因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而亡国的教训。

王安石，石像

社牧笔下商女所唱的亡国之音犹然在耳，倘若不心生警、居安思危，那么北宋的祸事也不会远了！了解了这首词的时代背景，你也就不难理解王安石何以如此执着于变法了一他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北宋开出一张治病的药方。

然而，到底有没有人严格按照他开的药方抓药呢？很可惜，似乎未能如他所愿。

王安石《桂枝香》词意图（《诗余画语》）据当地的酒官回忆，王安石罢相回金陵后，时常有一位侍奉王安石的老兵前来打酒，于是他就好奇地询问起王安石的日常起居。

老兵回答说”王相公每天只是在屋里读书，时不时用手抚床叹息。”他在叹息些什么呢？

既是对手，也是知己我们都知道，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才子，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有关他骋才用智、纵情任性的趣闻逸事。

然而“一山还比一山高”，即便足博学如苏轼，也难免会遇到受容的情况。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中，就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奉劝世人莫要自强自夸，而是要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值得怀疑，不过却反映了人们对王安石博学的认可。

尽管王安石与苏就在政治上颇有分歧，但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文采，时不时还拿作品互相讥请打趣。

有一个故事说，苏轼去当时京城的西太一宫祭祀，偶然看到了王安石的两首题诗，其一写道：杨柳鸡蜩（tiáo）绿暗，荷花落日红甜。三十六陵（bēi）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当时王安石已经去世了，苏轼对着故人的题诗看了许久，似乎思绪也被引向了遥远的江南。

他不禁对着同行之人莞尔一笑：“写诗的这个老头子，真是个野狐啊！”为表示纪念，他还按照相同的韵和诗两首。事实上，这并不是苏轼第一次用“野狐精”称呼王安石了，早在王安石写下《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时，苏轼就说过类似的话。

“野狐精”出自祥宗，原指不识正法的旁门左道，但也可用来赞叹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苏就此语，显然是由衷的赞美之词。

今天我们再读这首《桂枝香》，也许感受不到太大的冲击力，但在当时可不一样，因为它和晚唐五代以来局限于闺阁私情的词作大不相同，显得极为开阖恢廓。

后人评价王安石词“瘦削雅俗，一洗五代旧习”，与苏轼词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一样，均为打破常规之举，两人惺惺相惜、互为知己，也便不足为怪了。

晚年的王安石离开政治中心后，便退居江宁，自此门庭冷落。然而，在从黄州移官汝州之际，苏轼竟然专程来拜访了这位曾经的政敌，这让王安石大为感动。

两人饮酒和诗，谈笑甚欢，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在秦淮河畔置办田宅定居，以便两人朝夕相见。

苏就有一首诗记叙两人的这次相见，并在诗的结尾，发出了“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感慨。

无技有佣，在送别苏轼之后，王安石也对周围的人发出感慨：“不知还要等上多少年，才能再次出现苏轼这等人物呢！”

曾经政治上的对手，后来竞互相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无疑是一段佳话。不过仔细想想也并不奇怪，毕竟两人都是光风霁月、胸无渣滓之人，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都有一颗为公之心，只是方式方法有些差异而已。

究竞谁的脾气更個？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常常被称为“新党”。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司马光等人，自然就被称为“旧党”。

北宋中后期的政坛风云，基本就是这两党间的斗争掀起的。奇妙的是，这两党的领头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出了名的倔脾气。

两人因此各得一个外号，王安石被称为“勋相公”，司马光则被称为“司马牛”。说来也有些好笑。“司马牛”这个外号，还是出自苏就之口，话说司马光执政之后，决定全面废止王安石制定的新法，苏轼眼见他一意福行，连忙跑去提意见，希望保留一些便民利民的举措，谁知司马光压根儿不听，竟然丢下苏就自己走了。

苏轼不依不饶，追着可马光又是一通叨叨，直说得口干舌燥，司马光仍然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苏轼的一片良苦用心，都变成了对牛弹琴。不禁气得大喊：“司马牛！司马牛！”言下之意，司马光比牛还，一点儿合理化建议都听不进去。

择善固执是优点，但有错还死翠，那就是错上加错了。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新法确有很多可取之处，早已杀红了眼的司马光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顿乱砍，这可让王安石气得够呛。

然而形势不如人，退居金陵的主安石也只能忍着，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起许多阳奉阴违、暗地里使绊子的小人，王安石反而更欣赏司马光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据王安石的门人回忆，有一天王安石去山里玩，突然停在一棵松树下，回头就对同行的人说：“司马十二（司马光排行十二），是个君子呀。”

一路上竞连续说了四遍。一个“司马牛”，一个“野狐精”，这么看来，还是司马光的脾气更假一点儿。不得不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形容得真是贴切。

王安石常常想人所不能想，为人所不敢为，工作中雷厉风行又不失机敏，生活里不拘小节还透着傲娇，可不就是个野狐精！比起始终板着脸的司马光，那真是可爱多了。

有一个小故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说的是王安石棋品不好，和别人下棋时总是不假忠索就落子，因此形势常常变得不利。眼见要输棋了，王安石就耍起赖来，一边收拾棋子，一边一本正经地讲道理：

“下棋本来是为了放松心情，何必那么计较输赢呢！”其实最计较输赢的那个人正是他自己，只不过，他嘴上可不会承认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