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物无限靠近——长篇纪实文学《烈火芳菲》采访手记

来源：【威海新闻网】

向人物无限靠近

——长篇纪实文学《烈火芳菲》采访手记

铁流赵方新/文

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注意到，胶东这片土地在革命战争年代竟然发生了那么多悲壮而传奇的故事，随即开始着手搜集资料。真正让我们下决心要深挖这座庞大的矿藏的原因，还是题材本身具备的对一个作家的魔力。作家遇到一个好的题材，应该是小概率事件。而且，据我们有限的阅读范围观察，目前尚没有一部在国内产生影响的同类题材的作品，我们的工作多少带点填补空白的意思。

等渐渐深入下去，我们才发现这是一块多硌牙的“硬骨头”！胶东革命史所包含的内容，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我们经过审慎的研判，决定采取段落式结构来建构本书，即选取胶东革命史上有代表性的阶段和事件，表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时期，这就决定了此书不可能是全景式的叙事，只能是局部叙事了。即便如此，素材的裁剪还是消耗了我们大量的精力，特别是对那些很“有料”的素材痛下杀手时，我们何其心犹不甘啊！最后，我们选取了“一一·四暴动”、“天福山起义”和乳娘群体为主要内容，约略对应着胶东革命的初始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

这种安排，造成了本书的一大景观：在胶东革命的舞台上，前半场男性为主角，但也不乏女性的参与，后半场女性为主角，也兼顾男性的戏份，他们刚柔相济，共同绘就了一幅血火奔涌、荡气回肠的革命画卷。

如何讲好“胶东革命故事”，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报告文学的根本是真实性，我们的叙事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真实性和文学性的辩证关系。我们在不少场合听到读者诟病报告文学的可读性差，有报告而无文学。是啊，确实有一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在写作时，出于偷懒的原因，或缺乏熔铸功力，随意堆砌材料，肆意引用摘抄，导致作品面目僵硬，令人一见生厌。这怪不得读者，只能怪作家自个不争气。基于这种认识，就给我们的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写出有生气的人物、热腾腾的故事来。

有人曾经问沈从文先生如何写好小说，他告诉人家“贴着人物写”。这确实是写作的不二法门，作者跟笔下的人物有距离感、疏离感，走不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很难把这个人物树起来的。而故事是跟着人物走的，解决了人物的问题，故事自然带出来了。向人物无限靠近，是创作上的华山一条路。为此，我们不得不做一名掘进者，从芜杂的资料和厚厚的时光壁垒间开出一条隧道，抵达人物面前，倾听他们的吆喝、絮语、歌哭，感受他们的气息，与他们俯仰于山海之间；或者做一名探访者，走进人物生活过的环境，触摸他们遗留的气息，寻觅蛛丝马迹……

张静源，作为统一的胶东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闪烁着强烈的人格魅力。关于他的故事散见于多种回忆录，他所经历的事件因遥远而迷离，甚至混乱。我们通过对这些文字的爬梳和琢磨，一个意志坚定、信仰崇高而又带着青涩感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清晰起来。张静源投身革命之际，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之时，共产党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被屠杀的危险境地，因而，他是抱持着一颗义无反顾的赴死之心参加革命工作的。毋庸讳言，他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幼稚、轻信、冲动、忧郁等缺点，恰恰是这些因素的出现，使张静源这位革命者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立体。当他得知莱阳县出现了两个“县委”后，立即忍痛别妻辞子，只身赶往事发地。他面对分裂分子徐元义自立山头的作为，毫不畏惧，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徐元义表面接受了党组织的整顿后，张静源掉入了“轻率的泥沼”：他不听同志们劝阻，前往徐元义的老巢跟其会面，惨遭谋害。这就是书中《牺牲者》一节的故事。在这个悲剧背后还衍生出一个悲剧故事：他牺牲后，妻子带着幼子彷徨无依，孩子很快夭折，她也陷入乱世的困苦……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在当地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威海市文登区僻远的阎家泊子村，七拐八拐，找到了一处农家小院。这里便是烈士刘福考的故居。里面的屋子里陈设着几件跟刘福考有关的物件，似乎在提醒着我们曾经发生的惨烈故事。

“一一·四”暴动被敌人镇压后，反动势力疯狂反噬革命群众，为打击敌人、宣示党的力量的存在，胶东特委领导下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策划了一起除暴行动。行动结束后，在撤退途中跟敌人遭遇，红军游击队员刘福考主动殿后掩护，他在同敌人周旋中腰部和腹部中枪，后被进步群众护送回自己家中。他自知活不了了，就央求父亲用绳子把自己勒死，免得沦为敌人的俘虏。悲痛的父亲下不去手，就把他藏到了村外的玉米地里，放下两块干粮走了。敌人“清乡”过后，父亲赶紧去找儿子，后在一眼枯井里发现了刘福考。他想法拉上儿子来，此时的刘福考已经神志不清，他紧紧抓住父亲的手，用最后的力气央求父亲成全他。绝望的父亲只好在一棵树系好了绳扣，头不回地走了。刘福考挣扎着爬上石垛子，自缢身亡……这个悲壮的故事久久撞击着我们的心扉，隔着遥远的岁月，依然让我们感动于那一代革命者对信念的忠诚。

而此后的故事更令人为之唏嘘和赞叹。

刘福考牺牲后，她的妻子王淑贞已经怀了八个月的身孕，一悲而疯，整天疯疯癫癫地四处跑。人们看着她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尽管她已成为人们眼里十足的“大疯子”，可是刘福考送给她的定情之物——一串珠花，却始终稳稳地戴在头上。解放后不久，王淑贞的身影出现在一次表彰大会上，她披红挂彩，珠花映面。人们这才知道，她一直在以装疯卖傻的方式作掩护为组织送情报。现在老人家依然健在，平淡地生活在这座小山村里。这对革命夫妻的故事，不需要任何渲染，就那般震撼人心。我们驻足在英雄牺牲的小村里，耳边响起了阵阵枪声，一个血污的身影走出暗淡的历史走廊，向着熹微的地平线坚定地走去……

无疑，如果能直接接触到人物，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自然弥足珍贵，但这种机会太渺茫了。不过，采访他们的后人确实能弥补一些遗憾。我们在书写乳娘的故事时，在乳山市的山区进进出出，拜访了许多乳娘的后代，这些后代作为乳娘的代言人，具有无可怀疑的合理性，正是在他们的述说里，我们获得了一个个饱满的乳娘形象。

在一个豪雨如注的天气里，我们在乳山市一个山旮旯里见到了八十多岁的宫培爱老人，他的母亲戚永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名乳娘。经由他的讲述，我们慢慢走近了那位性格坚毅、情怀深沉的母亲。

宫培爱讲到的一个细节可谓“闪闪发光”。戚永江像大多数乳娘一样，对抚育的革命乳儿比较偏爱，甚至是溺爱。有一天，乳儿金枝在一户人家玩耍时，女主人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惹哭了小金枝，她跑到戚永江跟前哭诉，戚永江也不问明白事由，拉着金枝跑进那家人家院里，就跟那个不识相的女主人打到了一处，啪啪扇了人家好几个耳光……这样的细节就像土里的金子，只要一个就足以使人物熠熠生辉了。我们写到的乳娘的故事，大多就是这样从大山深处被我们挖出来的。宫培爱本人也参与了乳儿金枝的长大，跟金枝结下了深厚的兄妹情谊。同时他个人被冤枉为杀人犯，蹲监狱的故事，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了乳娘故事的河流里，成为一朵旁逸斜出的浪花。不得不说，正是宫培爱本身的参与，使这位乳娘的故事具有了复杂的内蕴，氤氲出另一种悲剧的氛围。

家住乳山市崖子镇一个山村里的王奎敏老人，是目前在世的几位乳娘之一。我们坐在她家的大土炕上，听她用浓重的方言讲述哺育乳儿的故事。说实话，她的方言在我们听来简直如域外之音，但她的神情里分明流露着抑制不住的欣喜，她在这样一次次诉说里重温着往事，激荡着为母的丝丝柔情……当时她接受哺乳革命乳儿政文的任务时，才刚刚十九岁，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是一位青涩的少女，而且刚刚夭折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无法想象她的内心曾经汹涌过怎样的风浪，最终才说服自己接过来那个病恹恹的乳儿。在写作中，虽然我们尽力走近她们，可是危��远不可能抵达她们的精神世界的彼岸。这些乳娘献出的不单单是乳汁和时间，更多的是母爱。母爱既是单纯的，又是复杂的。她们明明知道乳儿们长大后，会被带走，可是依然毫不保留地释放自己的爱，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跟乳儿的生命焊接在一起，这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她们的割舍之痛。每每写到乳娘与乳儿分别的时候，我们都跟随着情节的推进而痛彻肺腑。王奎敏跟乳儿的分别也不例外，她受的煎熬一点不少。她一次次接待来访者，总是忘不了请来人帮着给她的政文捎个信儿，她多想在有生之年再见见他呀！有一个情景总是浮现在我们的眼前：采访结束我们离开，九十多岁的老人执意要送我们出来，我们怕她有个闪失，极力阻止着，她却笑呵呵地说着没事没事，执拗地把我们送出了院门，我们走到胡同口，回头看去，发现老人手扶着墙壁，依然目送着我们。在书中我们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扶着墙壁依然倔强地立在那儿，像是送别，又像迎候”。她送别了自己最好年华里的记忆，又期待着迎候来最牵挂的人儿。

搭乘上济南飞成都的客机时，我们心里的忐忑还没有消除，我们一直对这趟迢迢的采访存在疑虑。当晚见到梁彦学老人后，我们的心落地了。梁彦学也是胶东育儿所的乳儿，不过他对那段记忆很是模糊，但他讲述了他的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尤其是其母王达的一些事情。王达即有名的“胶东十二姐妹”之首的王大，胶东妇女界的优秀领导人。这为我们写作这章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在他的讲述里，王大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她行事果断，有主张，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解放战争年代，王大南下四川，后来当了四川省广播电视局的主要领导，在她的主持下，在剑门关修建了一座信号差转台，把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转播进了川藏地区。无疑这是为之骄傲的事情。她退下领导岗位后，局里给她送了一台电风扇，她认为这是搞特殊化，退了回去。她去世前留下遗嘱，要把自己葬在剑门关的信号塔旁边。我们觉得这是她隐藏在心底的一种情愫：作为革命者可以四海为家，作为胶东的女儿，她也心系着故乡，希望自己可以在高高的山巅遥望海边的故园……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一一叙述她的故事，只能以简笔的形式轻描淡写地表现了。这种遗憾不单单在王大这里，因为我们确定的叙事时限，许多在我们看来非常好看的故事，都只能忍痛割爱了。

应该说，近几年关于胶东乳娘的故事，已经被媒体报道过许多次，“至今觉来不新鲜”，如何在我们的讲述中重新赋予这些故事以更新更深的意义？在写作乳娘佟玉英与乳儿王永胜的故事时，我们进行了深度的开掘，打开了新的界面。其实，关于乳娘和乳儿的关系一直是个复杂的存在。大多数乳儿就像王永胜一样对那段记忆很隔膜，对乳娘只存在理性的尊敬，很难说上感性的爱。王永胜并不避讳这种隔膜，因为无法回到历史深处，重新感受那种非凡的爱。佟玉英作为一位普通的母亲，对自己哺育过的孩子，并没有额外的要求，她只是像千千万万母亲一样，只要孩子需要，就毫不犹豫地付出。当永胜生了孩子，自己的亲生母亲不能伺候月子时，一个电话，佟玉英从大山里奔来，又担负起了为母的职责。正是在这样的相处中，永胜重新找回了女儿的身份，认同了乳娘那无私的母爱。这是一段十分曲折的历程，而且并不是所有乳儿都有的机缘。据资料说，三百多名乳娘哺乳了1200多名乳儿，但回到胶东寻访育儿所和乳娘的乳儿，仅有一百多人，当然其中必然有种种原因，不必强求，可是总还是令人不得不感到有些歉然的。

我们在写作《烈火芳菲》时做了一些探索和实验，而其产生的效果，还需要读者加以印证——那么，就请您打开这本悲壮与柔情交织、回荡着山海之音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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