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诗人 恣肆名士——易顺鼎事迹评介
五、晚年捧伶，恣肆而为。
易顺鼎晚年捧伶任性而为，为时人与后人诟病，致使他创造出的文学珍宝蒙上了厚厚的杂质，而不能放射出熠熠光芒，后人也因忌讳政治道德问题而不去凿取，由此，一件文学艺术瑰宝被掩埋，一个文学大师被掩藏。
顺鼎被人诟病有两点：一是在袁世凯手下为官，二是肆无忌惮的“捧伶”，也就是追星，可谓骨灰级的粉丝。
易顺鼎一生仕途不顺，没有真正当过主官，加之不会理财，所以，晚年穷困潦倒。《忍古楼诗话》记载：“为岑云阶（春煊）制军所劾，罢官去，潦倒江湖。辛亥后，遂屈居僚下，携一妾居京都，穷困抑郁以死。与孟晋乞食相类（讨口饭吃）。一时假记戏言，竟成终身谶语，亦可哀也。”[1]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出仕民国为官，免得为饿殍。
根据《现代中国文学史》记载：
其后，袁氏僭帝，而顺鼎闲居日下（北京），贫不能自存，克文问：“君能屈志小就否？”易对曰：“枯鱼入水，岂也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遂荐为印铸局参事，两权（代理）印铸局长，志满意得，狂喜欲绝。亦作诗以自写其幸。[2]
陈灨一《新语林》也有类似记载。说明顺鼎迫于生计，不得已而去当袁世凯的官，而且，荐引他去做事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他们是好朋友，袁克文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钱基博说他“有类饥鹰，饱即飏去。”[3]应该说他当印铸参事，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也不是去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纯粹是“饥不择食”，仅为稻粱谋而已，而且，袁氏也不相信他，否则，两次代理局长就是没有转正。
顺鼎出任民国官职，此举很受其他遗老如樊增祥等人的鄙夷。樊寄诗给易，有“知否故人沧海上，斜簪散发伴闲人”，“润色庾郎枯树槁，忏除李主见花羞”之句，其间的道德优越感溢于言表，而于易顺鼎这个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不无讥讽。易顺鼎则“作长歌劝遗老出山，谓民国时代，无所谓贰臣云云”。[4]顺鼎对此并不在意，反而劝他们出山，因为民国不存在“贰臣”一说。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甲寅年（1914）十二月一日记载：“樊山亦毅然入都供职，兼参议顾问两官，又兼清史馆。其妇来尼（阻止；阻拦。）之，绝裾而行。”[5]讽刺顺鼎的诗歌刚完成，樊山也走下道德高地，当了“贰臣”。
顺鼎非袁世凯一党。民国二年，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却又飞电赠银，以国葬之礼举哀。易顺鼎挽宋联云：“卿不死孤不得安，自来造物忌才，比庸众忌才更甚；壮之时戒之在斗，岂但先生可痛，恐世人可痛尤多。”[6]上联直指袁世凯之包藏祸心，下联以反语警世，寄慨遥深。
说到民国初年“捧伶”、追星，已蔚然成风。《近代名家评传》记录：
丙辰（1916）二月初旬，鲜灵芝因受虐于夫，竟有吞金求尽之惨事，以致报馆为之声怨，警厅为之忙碌，名士为之痛苦，医院为之费尽心力，某新闻记者因之受同行之呵斥，大珊栏为之减色，广德楼为之廖寂，有警天地泣鬼神，风雨满城，春行秋令之观。[7]
易宗夔《新世说》记载：
民国以来，都中女伶颇盛，最有名者，为鲜灵芝、刘喜奎、富竹友、刘菊仙诸伶。一时名流多溺之，争为诗歌相鼓吹，如易哭庵之《鲜灵芝歌》所云“生男一蟹输一蟹，生女一雌胜一雌”、“牡丹嫩蕊开春暮，碧螺新茶摘雨前”，甚为脍炙人口。刘少少对喜奎为“刘王”，尚为文人游戏之笔，至作《同姓不为婚辩》，几欲唐突西施，则近于呆矣。樊樊山之于竹友，李直绳之于菊仙，或认为寄女，或纳为簉（zào）室（妾室）。风流所煽，则致儇薄少年，寒酸学子，逾闲荡检，举国若狂。推原作俑，易、刘、樊、李诸公，不能辞其咎矣。[8]
当然，其中有时间、有精力、有金钱捧伶的自然是那些遗老，捧伶也成了大多数遗老的日常生活。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末簿注》记载：“乙卯年北京闹洪宪热，人物麇集都下，争尚戏迷。……当时袁氏诸子、要人文客长包两班（三庆园、广德楼）头二排。”“名士如易哭厂（顺鼎的号）、罗瘿公、沈宗畸辈，日奔走喜奎之门，得一顾盼以为荣。”[9]可见当时看戏捧伶成为达官贵人、遗老遗少夜以继日追求的时尚，易顺鼎只是其中自我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物。
顺鼎捧伶特别之一是“不”要脸。为他人所不为，追求言行的狂热性和轰动效应的极致性。比如鼓掌、喝彩就与他人不同。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末簿注》记载：“喜奎、灵芝出台，实甫必纳首怀中，高撑两掌乱拍，曰：此喝手彩也。”拍掌的姿势异于他人，名之曰“喝手彩”。另外，他还有一种“特别之彩声，起于座间，于要命之外，自树一帜，此即实甫所谓喝彩之他法，四座皆惊者也。丑态百出，可见一斑。”[10]
为了与众不同，他竟高喊刘喜奎为亲娘。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三种》记述：
哭厂曰：喜奎如顾我尊呼为母，亦所心许。……喜奎登台，哭厂必纳首怀中，大呼曰：我的娘！我的妈！我老早来伺候你了。每日哭厂必与诸名士过喜奎家一二次，入门脱帽，必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11]
虽然汉寿有喊小辈“亲娘”是昵称的习惯，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喊二十出头的姑娘为“亲娘”，只有他易顺鼎做得出来。当时就有人将他捧刘喜奎的事，写诗嘲笑他。刘禺生《洪宪纪事诗》有：“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12]
他为了捧刘喜奎，还肆无忌惮的作践自己。写诗曰：“我愿将身化为纸，喜奎更衣能染指。我愿将身化为布，裁作喜奎护裆裤。”[13]自己愿意当刘喜奎的手纸、短裤，也只有顺鼎想得到，说得出来。
顺鼎捧伶特别之二是不要命。为捧伶可以置自己生命于不顾，不怕瘟疫传染，明知闯南墙也不回头。名伶金玉兰十分讨厌顺鼎，顺鼎一次费尽心事，以巨金贿赂，才得见玉兰。玉兰一见顺鼎便大骂，搞得他灰头土脸，尴尬万分。就是对他如此绝情之人，他也没有减弱对她的追捧。“民国二年癸丑（1913）夏日，有宁赣之变，一时党狱大兴，株连者甚众，一日哭庵最赏识之女伶金玉兰忽以嫌疑枪决闻，哭庵闻之，伏地大哭，并以诗吊之，中有句云：‘天因太忌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则其怨愤之情可知。”[14]但这个消息是假的，顺鼎知道后大喜，可惜三年后玉兰病逝。罗瘿公将此噩耗告知正在办公的顺鼎，他“遽惊痛倒地，一时局员大惊，急雇车送回寓所，良久始苏，即赴兰寓视殓，泪如雨下，引笔成挽诗一首。”[15]诗曰：
癸丑惊心到丙辰，三年噩耗充成真。直将叹凤嗟麟意，来吊生龙活虎人。哭汝只应珠作泪，无郎终保玉为身。百花生日才过了，蓦地罡风断送春。[16]
事后发生的事为人始料未及，《近代名家评传》记载：
玉兰未殓，实甫即抵其寓，坚请抚尸一哭，其家再三挡驾，后见其哀痛堪怜，许之。实甫入，果抱尸大哭一场。归而病，医者云系红疹，得诸传染，宜谨慎。实甫慨然曰：“星者算余寿止五十九，今年大数已盈，洪宪又复取消，帝国之年我始生之说，又归无效，得从玉兰于地下，亦大佳事”云。[17]
顺鼎捧伶不计后果，抱尸痛哭染上红疹，有人说是白喉，都是传染病。对此，他不屑一顾，说是算命的说他只能活五十九岁，现已超过；加之袁世凯已死，他曾说帝国之初年为他重生之年，已成乌有，能够追随玉兰于地下，也是一件大好事。所以，他的好友樊山说他“好色不怕死。”[18]
易顺鼎的捧伶言行，受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抨击，说他“一生放纵，奢淫骄妄，肆无忌惮。……，中年以往，日以诗词自写其牢骚，然诲淫之作，居十之八九，易自以为玩世不恭，其实足以伤风败俗。”[19]就连湘中大名士王闿运也曾驰书规劝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20]但顺鼎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疯狂的捧伶，我们认为，不是他不知道他的行为不符合士大夫的道德规范，而应该从他的社会身份、文化背景以及他本人的性格中寻找原因。
一是从社会环境来看，已把顺鼎打在底层，加上他“好色不怕死”的虚无人生观的思想基础，捧伶成了他刷存在感、求生存的“活路”。
辛亥革命后，在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易顺鼎没有了往日辉煌，失去了政治靠山、经济来源、精神寄托，他已经不再是舞台的主角，却不甘于默默地淡出人们的视野。面对一个末世、衰世、乱世以及变世，他执着追求的“三不朽”已经被现实击破，若即若离的诗名，被视之如草芥，加之民国政府腐败无能，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更加激发了具有家国情怀的他的不满。他曾写诗愤怒声讨：
自从皇纲一解纽，新政旧政纷蜩螗（tiáotánɡ，蝉，喻喧闹、纷扰不宁。）。西园卖鬻竟煊赫，东楼贿赂尤昭彰。礼义廉耻丧四维，君父夫妇废三纲。文官爱钱武怕死，贤士无名谗高张。不贤者皆父盗跖，贤者亦复兄孔方。土崩瓦解固其所，冠裂冕毁知非常。烂羊沐猴遍天下，乳臭铜臭争腾骧。侯王尽变为强盗，强盗尽变为侯王。彼所操术至巧妙，金钱主义争毫芒。……国家无事则富贵，国家有事则叛降。叛降富贵固自在，反称党魁据中央。此世界是何世界，狗彘盗贼兼优倡。[21]
面对民国这种乱象，一个前朝遗老除了只能吟唱“无可奈何花落去”外，又能做什么呢？顺鼎的思想在民初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中，他在困惑痛苦彷徨时，或许有这么无奈地活着不如殉清的想法冒头，故而有“梅花树下可活埋，较胜梅村（吴伟业的号，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草间活”诗句；有时考虑到殉清既有封建余孽之恶，又有为异族守节之嫌，殉清情何以堪？于是随波逐流，保命以度残年，故有“誓归扃门保寿命，与花断绝始此回”诗句；处处碰壁、事事不顺时，则吟唱“今日始悲君与我，误留残命殉沧桑”，表达了对未能遽死的追悔。
顺鼎在生死去就之间徘徊，终于找到了一条艰难挣扎的“活路”：那就是通过看戏捧伶，以“向死之心”变相寄托家国之痛，人生之苦，摈弃被遗弃的悲哀，被白眼的失落，解脱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落，所以在捧伶上就无怪乎不遗余力而恣肆疯狂。
顺鼎捧伶任性而为，社会客观环境对他的影响极大。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指出：
实甫之纵情声色，一若有迫不得已者然。观其《因渔溪招客餮（tiè，贪食。）菊，以书代柬，乃用原韵作徘体》一首云：“……，人间万事等游戏，作诗哪不俳与偕。为善为恶两俱险，或遭弹炸遭枪排。何如姑从朝市隐，文豹正欲藏烟霾。迩来群盗满乡井，入山更恐遭椎埋。……，我虽为之癖尚浅，但癖女乐耽风怀。”实甫既畏弹，又畏枪，更畏椎（打），故借耽癖女乐以避之，此实甫不得已也。论者以为实甫未必如是，而世情险恶，则诚如实甫所云，令人可畏者。[22]
王森然还特别强调：顺鼎“民国以来，以满腔幽愤，一寄之于金樽檀板之间，舞衫歌扇。”[23]钱基博说他：“盖诗之诡诞极矣！所以寄郁勃之思也。”[24]他的满腔幽愤的郁勃之思，就是对社会腐败堕落反抗，也是对人际之间相互倾轧的声讨，也是对本人前途的救赎。
顺鼎捧伶除有客观原因之外，还在于他有“向死之心”的主观原因。他的“向死之心”，我们可以在他的“捧伶诗”找出很多：“自怜海雪风魔甚，他日还应死抱琴”；“本自无心在人世，不辞将骨化灰尘”；“欲埋第一英雄骨，须在温柔第一乡”；“江南雪若深三尺，我使从天乞活埋”；“恨不早从花下死，醵金定葬柳屯田（柳永，以屯田员外郎致仕，故世称柳屯田；其仕途失意，流连勾栏作绮词，穷得死后无以为葬，众妓筹钱葬之，顺鼎与其相类。）”。顺鼎“向死之心”并非作秀，而是真心表露，他在《崇效寺牡丹下戏作短歌》中详述他的生死观：
人生不过一生耳，若不行乐真堪哀。人生不过一死耳，若尚畏死真庸才。嗟我拼死拼饿死，饿死并不求人埋。一日未死且行乐，安能四万八千里求佛，三百六十日持斋。西山饿死太痴绝，何如信陵公子醇酒死，连尹襄老舆尸回。而我生平不解饮，请以彭祖八十一女代彼李白三百杯。又何妨暂以此天香国色三千朵，代彼列屋闲居十二钗。于嗟乎！弹琴兮且傍黄连树，摘牡丹兮且上望乡台（自注：俗谚谓苦中作乐为“黄连树下弹琴”，死尚贪色为“望乡台上摘牡丹”。）[25]。
顺鼎有一种对死亡方式和意义的解构，他不赞成首阳山伯夷、叔齐这样痴绝的死法，情愿死于声色，死于醇酒。这正是《娱乐至死》一书作者尼尔·波兹曼讲的娱乐成了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6]当然，顺鼎与尼尔所讲的只是形式上的相同，而他是被娱乐至死，目的是达到一种精神的慰藉、灵魂的安放。
顺鼎“向死之心”转化为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在他看来，一切皆应灭。他写道：
儒与仙、佛，三角虽异，皆求不灭。儒求不灭于名，仙求不灭于形，佛求不灭于神。我则不然，以灭为主，以为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佛云灭度，庶几近之。然身灭而心不灭，形灭而神不灭，其苦犹在。故佛法尚不如我法也。若夫立德功言，儒家之所谓不灭，神仙长生，道家之所谓不灭，久以粪土视之，曾何所动其毫末哉！海内尊长，平生故人，夙昔抚尘，今将隔世。恐人事靡长，不得相见，故书此纸，略布所怀。[27]。
他的这篇文章是在他母亲死后写成的，是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认为与其受苦，不如一了百了，死了就一切没有了。他痛恨苦难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不幸，恨不得世界都灭亡算了，当然，世界是否存在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只能灭亡自己，证明他是不怕死的，可见，包括他的好友樊山在内的一些人调侃他“好色不怕死”，肯定是只看到他的表象，没有深入到他的灵魂。他在文后还特别告知亲朋故友，写此文章，以表心怀。
社会环境的逼迫，虚无主义的人生观，顺鼎在捧伶上就无怪乎不遗余力而显出狂态。连被捧的伶人也称难以承受，当时的名伶刘喜奎写信告白：
（各位）夫志不得遂，才不得展，潦倒平生，徒呼负责，此宜为君等惜，然志不得遂，缘无可遂，才不得展，缘无可展，此宜为君等羞。嗟呼！风云日恶，国步维艰，使君等果怀爱国大志，济世高才，则值此存亡攸关、千钧一发之秋，奔命救死之不遑，宁有余暇为喜奎一弱女子呕如许心血、耗如许精神，以事此无意识之争论哉？[28]
遗老们不去救国救民，而是耽于声色，刘喜奎为他们感到羞耻。但她并不了解清遗老全身心精力捧伶，是面对波诡云谲的时代，作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应变，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策略。
<hr>[1]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944.
[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海出版社，1981,201.
[3]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海出版社，1981,198.
[4]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29.
[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44.
[6]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17.
[7]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32.
[8] 《易顺鼎诗文集·附录》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940.
[9]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2.
[10]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26.
[11]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2.
[12]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1.
[13] 喻血轮：《绮情楼杂记》，文海出版社，1952，33.
[14]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99.
[15]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37.
[16]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99-100.
[17]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99-100.
[18] 涂小马、陈宇俊点校：《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786。
[19]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16-117.
[20]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岳麓书社，1996，839.
[21] 《易顺鼎诗文集·诗集》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056.
[22]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135-136.
[23] 《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社，1998,95.
[24] 《现代中国文学史》，文海出版社，1930,200.
[25] 《易顺鼎诗文集》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119-1120.
[26] 转引《历史确实押韵》，海南出版公司，2013,85.
[27] 《易顺鼎诗文集·文集·自叙兼与友人》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270.
[28]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