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龙场悟道，参透“知行合一”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本名王云，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是我国明朝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历任知县、兵部主事、太仆少卿、江西巡抚、兵部尚书，以平定朱宸濠叛乱加封新建伯。明正德三年(1508年)春，因得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今贵阳市修文县)驿丞。
在龙场这困顿的环境里，王阳明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省，通过冷静思考，进一步领悟孔孟之道，创立了“知行合一”的学说，史称“龙场悟道”，即主观唯心主义的阳明心学。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其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用十个字概括，就是“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在其心学形成的过程中，“龙场悟道”至关重要，它奠定了心学的基石。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处于龙场困顿的环境下，动心忍性，悟性自足，悟圣人之道，参透动与静之理，悟知与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所体现出的是对人生价值的日益觉醒，他把“吾心良知”作为思想结构的标准，心即理，而心外无理。“吾心良知”便被提升为形而上学的本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对主体精神作用的肯定。“吾心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良知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资料。书中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经典“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该书的核心思想为“知行合一”，首先，在强调知行问题上，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主张，“知行合一"的含义是说知和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其次，他还认为，“知行”在形而上学的本体“良知”中，原是合一的，自己体会自己的“良知”是很容易的，但因“心”被“私欲”所蒙蔽，所以才产生“知行不一”的问题。为此他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为一也。”他提倡人们把良知和修养融为一体，并认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是“知”的体现，而在良知本体和道德修养上无“知”与“行”的分别。

总之，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心学流派”在明代中后期流行之广，盛行之久。王阳明提出的“良知学说”不仅是心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他还继承了先秦自孟子以来儒家讲究心性哲学的传统，更是把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特点推向极致。王阳明的学说提出以后，引起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共鸣，由此，他的学说还影响了以后的中国思想界近100年。到了近现代，他的学说不仅仍然成为相关学者研究儒学与古代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影响遍及海外，尤其是传播到日本以后，很快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王阳明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思想家，他终生以儒家圣人的标准为追求目标，以明德亲民为信念，认真实践自己所坚持的思想理念，并以身体力行的态度证明了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内圣外王”的观点。从王阳明的成就来看，他的确做到了，甚至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儒学大师都要做得好，从而当之无愧的成就了一代圣贤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