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讲堂】家风故事——于敏：干惊天事业传淡泊家风

于敏，男，汉族，1926年8月出生，天津宁河人，中共党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019年1月逝世。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
惊天的事业无名的人生——在这个家，爱国是不变的主题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于敏用一生践行着爱国二字，爱国也成为这个家永恒不变的主题，默默传承。
于敏长大于旧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荒马乱，流离失所。幼年的于敏，常与大他三岁的姐姐藏在炕沿下，躲避呼啸而来的枪弹。一年夏天，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就险些遭到横冲直撞的日军吉普车碾压。

于敏（左一）和同学们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难以抚平的童年屈辱，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激发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化为他此后一生“科学救国”的精神动力，“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
1944 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两年后，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转入理学院物理系。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于敏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很快崭露头角。
1961年1月，一次重大人生选择摆在了35岁的于敏面前——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的研究毫无疑问属于国家安全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一旦参与其中，就意味着今后将长期隐姓埋名、忙碌奔波。这对任何人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何况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
“我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抛掉”，“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于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挚爱的物理基础理论研究，接受了氢弹研究任务。自那一刻起，“于敏”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工作，一起变成了绝密。

新疆罗布泊，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奋斗的地方

“我所有的压力都在工作上，不敢有任何一点对自己的放松，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如果错了一点点，核武器研制肯定会失败，而一旦失败，对我们国家的损失非常大。”直到 1999年，于敏及其对中国核科技发展的贡献才被真正解密，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家国同构，爱家首先是爱国，于敏同样如此要求家人。他有一个堂弟叫于确，曾经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所在的厂子下岗裁员，让有两个孩子的于确感到迷茫，生活也一度陷人困境。于敏得知情况后，给弟弟寄去一笔钱，同时写了一封信：“国企改革事关国家民族大事，你们厂身处其中，想必震动很大，（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

于敏（前排中）与于确（前排右一）的家人合影

于确比于敏小26岁。于敏作为大哥，早年除了自己家庭开支外，几十年间，从未间断给老家寄钱，不仅如此，他在物质接济的同时还给于确写了上百封家书。
于敏十分饮佩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爱国情怀，在给孙子起名字时特意叫了小名“重重”，与“仲”谐音。他把自己最爱的一首词《满江红》教给孙子，作为对他的启蒙教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希望把爱国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后辈的心里……
辉煌的成就 “失踪”的奖杯——在这个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真实写照
在整理父亲于敏的遗物时，儿子于辛曾不经意间打开一个寻常无奇的柜子。当把里面的纸张、摆件一件件收拾出来后，于辛才忽然注意到自己平日里一直忽略的细节：家里除了母亲孙玉芹觉得好看才摆出来的寥寥几个奖章奖杯外，其余的都很少能看到踪影。
原来这些“失踪”的奖章奖杯，都被归置在了这个柜子里，蒙尘许久。那一瞬间，于辛觉得手里的这些东西格外烫手，想着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让它们“重见天日”。然而仔细收拾归类后，他又不禁哑然失笑——有的获奖证书竟然只找得到复印件，“聪明的父亲在这方面可真是‘糊涂’啊”。
于敏“糊涂”，是因为心无旁骛，他知道，只有继续全身心投入事业，才是对荣誉的最好回应。正如他家中客厅悬挂的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真实写照了他的人生。

左起王淦昌、彭恒武、朱光亚和于敏

也正是因为这种“糊涂”，于敏在事业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能以最快速度成功研制氢弹、创造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于敏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然而，于敏却只是将自己看作科研事业的“千万分之一”，他说，“这样提（指称自己为‘氢弹之父’）不符合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冷静看待贡献，面对荣誉更是始终保持清醒淡定。2014年，于敏得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要颁给他后，一直谦让，提出奖项应该颁给一线的研究人员，“这样能对他们起到激励作用”；2015年被评为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儿子于辛代领奖时转述于敏的话说，“父亲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更希望年轻人去得到这个奖项，去激励人”。

2014年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于辛的记忆中，家人从没有听父亲讲过自己的成就，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过骄傲情绪。于元、于辛姐弟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获得了哪些成就。
1987年于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于辛看到黑板报上写着“向劳模学习”“向于敏同志学习”后，兴冲冲地跑回家告诉父亲。谁知父亲和平常一样淡然，只是随意说了几句，弄得于辛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敏心中高兴，但也就是一家人吃顿饭庆祝了一下，后来家里就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没有骄傲自满，不愿突出自显，于敏如此，他的家人也是如此。在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于辛第一次出镜接受了媒体采访。于辛的大学同学、单位同事看了节目才反应过来，原来于辛“深藏不露”，竟是大科学家于敏的儿子。
安静的生活宁静的家风——在这个家，精神是一笔更宝贵的财富
“能满足基本生活就行。”于敏对金钱、对物质极为淡泊，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家人的生活极其简朴。
这既是于敏的家风特色，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密码”所在。“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学术科研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于敏的这张书桌在自己心里，他的内心安静而圆满，坚定又强大。
单位曾给于敏特配了一名警卫员。于敏不担任领导职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特配”取消。他当初接受，是因为事业需要；他现在取消，是因为不再必要。退下来后，许多大学、单位都希望邀请于敏当评委、顾问，给出的报酬也颇为可观，但除了与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学术会议和学术顾问，其余的于敏一概婉言谢绝。他不需要从“特殊待遇”中证明什么，更不需要从对物质占有中求得心理满足。
普通人怎么生活，于敏和家人也怎么生活，甚至更为节俭。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于敏一家经常会为了省几分钱的公交车费而选择步行。有一年，在天津读大学的于辛放假回家，母亲孙玉芹突然说了一句，“下回你别走路了，还是坐公交吧”。但于辛早已习惯，笑着回答，“走走路也挺好的”。

1971年全家照

于敏家的节俭可谓数十年如一日：一张20世纪90年代简陋的铁架床，睡了二三十年；一台老旧的小电视，看了几十年。于辛曾琢磨给父亲换一台，于敏却不愿意，还和于辛急，说能用就行，最后于辛无奈之下只好将就给电视加装了个机顶盒，让父亲能收看更多节目。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言一行，却是我们做人立世的标杆，不断影响和指引着我们。”在父亲身上，于元、于辛姐弟俩学到了一种平凡而安静的生活真谛，学到了家人之间的关心与爱护，获得的是精神世界的充实。
尽管工作很忙，于敏对子女的教育却始终没有忽视。他把历史文化融入教育之中，注重从精神上充实孩子们的生活。于敏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尽量陪着妻子和孩子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地给他们讲历史人物故事。一次全家去颐和园于敏指着长廊上的彩绘给孩子讲“岳母刺字”等，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讲了一上午还没走到长廊尽头。于敏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往往将人生道理“夹”在其中，引导孩子们认识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要爱国家，要对社会有责任感，要自食其力脚踏实地”……
即使对孙子，于敏再疼爱也不会给予过多额外帮助，更不会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孙子走捷径。他一直认为，人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大事，有点挫折或许对长大更有好处。
对于辛来说，父亲立下的“标杆”早已成为自己的人生坐标。“除了学术上达不到父亲的要求，在做人上我力争按父亲说的在做。”

【廉政讲堂】家风故事——于敏：干惊天事业 传淡泊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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