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的艰苦创业:是积德获天命还是战略选择正确

2022-5-25 18:27| 发布者: ulrorg0slokkkr| 查看: 2021|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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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后稷为先祖,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在夏商时代,周人部族常常受到西北游牧部落的侵扰,进行了多次迁徙。在商朝后期,发展成为商朝西面的一个实力强大的邦国,臣服于商王朝。但到了古公亶父时期,周人开始了“翦商”事业。因而在周王朝建立后,他被尊为“太王”,“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閟宫》)





据司马迁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述,太王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泰伯、仲雍、季历。季历贤明,并且他的儿子姬昌更是一副天生圣哲的气象。因此,太王想让幼子季历接替自己领导周人事业,但是这有悖于嫡长子继承的传统。泰伯、仲雍出于孝心,为了将王位让给季历,出奔到了南方荆蛮之地,并且把头发剪短,在身上刺上刺青,以显示不适合继承君位,后来在那里建立了吴国。 现今有学者研究推测,泰伯、仲雍出奔,不是孝子让位,而是志大力小的周人为了“翦商”所做出的战略发展与战略布局。而春秋时期,孔子听到的当然孝子让位的版本,并且是重视仁孝的孔子对此深信不疑,他盛赞泰伯说:“泰伯,他的德行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了。把本应由他继承的君位多次让给弟弟季历,百姓没法找到恰当的话语来称赞他。”(8.1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古公亶父去世后,季历继位,领导周人继续发展壮大,引起了商王的警惕,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人的壮大,杀死了季历。周人在季历儿子文王姬昌的领导下,先重点征讨西北各部落巩固了后方,后又向东发展势力,剪灭臣服于商的部落、方国,实现了对殷商西、南、北的三面包围,但是仍忌惮殷商的强大实力,表面上仍臣服于殷商。《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对此,孔子评价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8.20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周人表面的臣服并没有换来殷商的安心,商王纣将文王姬昌囚禁在了羑里。但幸运的是,殷商东方的东夷部落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商纣王选择全力征讨东夷部落,为先安抚周人,将文王放归。





文王去世后,儿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为了攻克商王朝,汇聚其他部落方国的支持,武王在河南孟津大会诸侯,孟津之会两年后,武王便正式出兵伐纣,行军途中,有二人拦阻劝谏,此二人便是因相互让位而隐居起来的伯夷、叔齐兄弟,他们指出,以臣伐君、以暴易暴为不义,不义之事不可为。武王没有听从二人的劝阻,二人在武王克商之后,坚守心中道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饥饿而死。二人故事流传后世,百姓称颂。孔子十分赞赏二人的品德,认为二人没有背叛自己的初心,也没有让邪恶玷辱自己,不愧为仁人君子,(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评说道:“伯夷、叔齐不追责过去的恶人恶事,所以他们心中的怨恨很少。”(5.23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还认为伯夷、叔齐,追求仁德,并得到了仁德,所以心中没有怨恨。(7.15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宋】李唐《采薇图》,表现的是伯夷叔齐在首阳山的情景.


武王与纣王的军队相遇在朝歌城外的牧野,发生大战。战前,武王发表了战前动员讲话,也就是现存的《尚书·牧誓》,列举了商王纣四项罪恶失德的行为:“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暴虐百姓”,宣称自己是“惟躬行天之罚”,是替天行道。
古文《尚书》“武成篇”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商王纣仓皇派出军队迎战武王,不料开战时,纣王的前方军队阵前倒戈投降,后方军队仓皇后逃,在武王军队的追杀下,死伤无数,血流漂杵。面对无可挽救的败局,纣王自焚而亡。西周建立后,周人将武王克商描述成“以仁易暴”的正义之举,后世儒家受此影响。《孟子·尽心下》记载,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坚信武王伐商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仁者天下无敌,不仁者天下无依,因此,武王伐商不应当有大规模的流血牺牲,竟怀疑起周人自己在《尚书》中“血流漂杵”的描述,为周人打造“仁者”人设,意欲依托被美化的古史推行自己的改制方案,真是用心良苦。







商王纣死了,但是商人的实力仍然很强大,东方仍有大量忠于殷商的方国部落。当时,出于实力的考量,周人并不具备广泛在今天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条件。因此,对于商人,立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继续统领商部族,只是让自己的三个弟弟叔鲜、叔度、叔处镇守在殷地的管、蔡、霍,负责监视、节制武庚;对于各个方国诸侯,基本延续了商人内外服的体制,继续承认各个方国诸侯的地位,当然,前提是他们得承认周代商掌管天下,而对于不承认周人权威、继续忠于商王的方国则毅然率兵征讨,《逸周书·世俘解》有相关记录。
出于长远稳固统治的考量,武王还做出了两个战略谋划:一、采取了“兴灭国,继绝世”的措施,“褒封神农始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猪,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目的是昭显盛德和培育依附支持周人的力量。二、谋划在关东营建东都,为此在今天的河南分封了齐、鲁、燕、许等国以拱卫将要营建的东都。但武王在克商二年后便因病去世,未能营建东都。





武王之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因其年幼,由周公姬旦辅政。在殷商镇守的管叔、蔡叔猜疑周公图谋夺取王位,武庚趁机拉拢二人,并联合殷商东方的徐、奄等方国,发动了叛乱,声势浩大,周王朝有倾覆之危险。面对危局,周公和召公帅军东征,最终平定武庚叛乱,并征服东方各方国。东征的胜利,为周王朝进行广泛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提供了条件。于是,之前分封的鲁国、齐国将封地迁徙到了今天的山东地区,燕国迁徙到今天的北京地区。而将殷商之地,一分为二,北为卫国,由武王之弟康叔治理,南为宋国,由商王纣的庶兄微子治理。对徙封殷地的卫康叔,周公撰写了《康诰》《酒诰》,千叮万嘱,要对殷人采取怀柔政策,尊重殷人传统,重用殷人中的贤人。要在山东建立鲁国伯禽是周公的长子。据《论据》记载,伯禽临行前,周公嘱咐他治国之道说:“英明的统治者不会疏远自己的同姓亲族,不会让大臣抱怨没被重用;对于老臣,没有重大过失就不要抛弃他;对于一般臣下,不要求全责备。”(18.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司马迁在《史记·鲁世家》中记述如下一段:“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各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君世其北面事齐矣。”周公判断后世齐鲁强弱,恐怕是事后诸葛亮的司马迁的神来之笔,齐、鲁建国方针大异,应是无可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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