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汉：中国“工运”的卓越先驱

永州日报记者田人通讯员毛激流

“工运”先驱李启汉（资料图片）

一

因为要写一位大瑶山里的革命青年，有较长时间一直被一些大瑶山里的特有梦境萦绕。

梦境里常出现的一种草一定是大瑶山里的香草，在依稀的月影下，依稀在那片草丛里能够辨认出那一位青年：圆脸、大眼，以及微翘的嘴角和白净俊秀晴朗的韵味，在布满氤氲的溪水旁，他微笑着，脸颊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浓密的黑发间散发出大瑶山里香草的气息。

这位青年名叫李启汉，出生在江华县码市镇锦田朝阳洞李家村。

我们穿山越水，为的是寻觅李启汉追求革命真理的足迹，在李家村，再次与梦境里的这位瑶家青年神遇，我们读到的是他曾经的阳光与焕发的青春，以及百年前，瑶山清清，溪水蓝蓝，他身着对襟布杉，背着一个棉布碎花包袱，从冯水乘一叶竹排，穿越层峦叠嶂的大瑶山，进入潇水时意气风发的情境。

李启汉的侄儿李继志向我们讲述了李启汉走出大瑶山求学的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使李启汉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了民主、共和、革命的意识。李启汉在江华县立高等小学堂读书，教语文的张老师非常喜欢他。张老师毕业于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经常向部分学生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并结合社会现状，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让学生耳目一新。1915年，江华县立高等小学堂改为江华县立高等小学校，李启汉以优等成绩毕业。利用暑假，到永州永郡联立初中复习备考，同时考取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省立三师是一所很有影响力的名校，素有‘南学津梁’的美誉。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加上新思潮的出现，李启汉的思想获得很大的改变。”

随同采访的江华瑶族自治县宣传部新闻室主任杨丁香接着李继志的话说：“在这一时期，李启汉参加了蒋先云、黄静源等人发起的学友互助会和‘心社’。在毛泽东的引导下，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和‘心社’分别成为凝聚进步青年开展‘五四’斗争的根据地和先锋组织，李启汉和许多进步青年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勇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华瑶族自治县作协主席陈茂智创作的小说《白帆船》就是以李启汉为原型的，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17年2月，李启汉从省立三师转入岳云中学就读。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对李启汉那一代湖南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文化、新思想成为他们人生启蒙的真理。李启汉从闭塞落后的瑶乡来到省城，顿觉心胸开阔，这样的世界对他耳目一新。他和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在岳云中学就读的还有何孟雄、伍中豪、李实行、杨开慧、杨幼麟、吴克坚等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启汉在长沙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据当时参加新民学会的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者两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

在查阅众多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发现，25日这天，李启汉作为岳云中学的学生代表，与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多位学生代表汇聚在楚怡小学。毛泽东把邓中夏做了介绍，邓中夏通报了北京学运情况。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岳云中学联合省立一师、明德、长郡等20所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以响应“五四”运动。李启汉成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骨干，经常去设在长沙市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的学联领取任务，参加毛泽东等领导的青年学生运动。在李启汉的带动下，岳云中学的学生走上街头，积极开展反帝爱国宣传活动，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

江华瑶族自治县党史办主任蒋祖智说：“在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的带领下，李启汉、夏明翰、蒋先云等一批又一批湖南革命青年从‘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长大为建党建团、工运农运、国民革命及武装斗争的领导骨干和杰出人才，他们的出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开拓和发展。”

二

岳麓山，位于湘江西岸，是南岳衡山的余脉，其下有屋场，曰刘家台子。刘家台子面对滔滔湘江，迎日出，送斜阳。

100多年前的1918年4月14日，正是万物竞发的时候，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从河东的湖南第一师范涉水过橘子洲头，再来到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酝酿成立革命社团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1年1月1日，毛泽东把当时在湖南的会员邀请到长沙市潮宗街56号的一座僻静公馆，召开新年会议。经过讨论，大家同意将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通过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去唤醒中国这头沉睡已久的“雄狮”。

100多年后的今天，在夏花灿烂的季节，我们从河东乘地铁来到橘子洲头，再乘共享车到刘家台子，站在静谧的空旷地，望着蓝天白云，不由睹物思人。岳麓区作家协会主席王丽君对100多年前的这群青年学子，在这里显露出的胸襟、气魄、格局以及敢为人先、以天下为己��的革命热情做过详尽调查：“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只有14人，同年8月，增加了周世钊、罗学瓒等21人，他们在中国新旧时代与社会激烈碰撞之际，怀着一腔热血，无所畏惧地去创造新的生活，这是新民学会能够在‘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社团风起云涌的情况下迅速崛起，成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革命青年组织、成为湖南‘五四’运动时期革命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的原因之一。新民学会在省内外、国内外迅速获得壮大与发展，会员扩大到70余人。他们凝聚成一股颇有进取与奋斗精神的社会进步力量。新民学会成员，以第一师范的师生为主体，也有湖南其他学校的进步青年加入。在岳云中学读书的李启汉，深受毛泽东、蔡和森的思想和人格影响，较早地加人新民学会。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专门记述李启汉在开展新民学会活动中的作用，他写道：‘新民学会，由一部分中等学生所组织，李启汉同志很努力宣传学生的结果，他们第一注重新青年，并努力社会运动，此会二三十人。’”

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讲解员陈立颖介绍：“新民”一词是发起人毛泽东、蔡和森等根据《礼记》中“康诰曰：作新民”的说法而来。新民学会被誉为“建党先声”，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组织人才基础和革命斗争实践基础。新民学会78名会员中，有41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子博、罗章龙、李中、李启汉等8位会员成为早期共产党员。新民学会还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和骨干，孕育了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有10位会员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有7位会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夏远生有党史人物活字典的美誉，他对新民学会的研究颇深，他说：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是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主要成员。陈子博、谢南岭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湖南的早期青年团员。罗章龙、李启汉、蔡和森、刘清扬等新民学会会员成为北京、上海、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向警予、蔡畅、李维汉、萧三、欧阳泽、熊季光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外也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工作。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后来曾忆述：“五四”运动前后到建党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同时，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可以顺便送行。

王丽君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车去游览了孔子的故乡曲阜，还登了泰山。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之前，李启汉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来到上海，住在新渔阳里6号华俄通讯社，与来华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杨明斋住在一起。其他新民学会会员陆续从长沙、天津先后到达上海的有彭璜、李思安、周敦祥、魏璧、劳君展、萧三、陈赞周、陈书农、熊光楚、刘明俨、张怀、陈纯粹等人。5月8日，由毛泽东主持，在半淞园开了一天会，送别赴法会友，同时讨论会务。讨论中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学会态度：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彼时，不少讲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一些新名词，立刻生吞活剥，虚骄浮躁地大发种种议论。新民学会这次讨论会强调‘潜在切实’正是有感而发。大家还议定介绍新会友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既是一次欢送会，又是一次决定新民学会发展方向的会议。”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学会会员名单（摄于新民学会旧址）

三

我们的脚步不由得停留在了黄浦江边，这条江吹拂的每一丝风都具有革命者坚韧的气息。

记不清是第几次来上海了，这次，在这座灯红酒绿的国际大都会，我们眼前仍然还在浮现历史里的革命火焰所面对的一种白色恐怖，这次，我们只是为寻觅一位由永州出发的革命者的足迹而来，我们只是那段历史与这座都会的过客，我们有一种过客所注定的漂泊感，我们却注定与这座城市的血脉有缘。

新渔阳里6号就在眼前，上海人称之为石库门，查阅资料还得知：石库门，因门框、门槛用粗石条做成，类似旧时库房，故名。灰墙黑瓦，构建出与周边建筑迥异的特色，沉睡在黄浦江边。但这里却汇聚着百年前的一群觉醒者，永州人李启汉就是其中的一位。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李祥红与李启汉同为码市镇人，他曾担任江华瑶族自治县县长，现任永州党史与地方志征集编纂办公室主任。他对李启汉的革命道路有过深入溯源，他说：“李启汉到上海后，除了做一些华俄通讯社的工作外，还找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们。如陈独秀就经常到这里主持召开党的一些会议，商讨一些党的工作，李启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陈独秀非常喜欢李启汉，经常给他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当时中国和上海的形势，在陈独秀等人的引导下，李启汉的思想逐渐成熟。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启汉成为最早的成员。接着，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机关设在李启汉居住的新渔阳里6号。经陈独秀倡议，由俞秀松任书记，李启汉作为俞秀松的助手，为青年团的组建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最早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有一段时间，俞秀松回杭州，李启汉代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一职。”

李祥红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一批从湖南来的先进青年留下了他们的光辉足迹。这里有湖南人创办的《天问》和《向导》杂志，有湖南人参与创办的博文女校，有湖南儿童就读的大同幼稚园。新渔阳里6号的一楼作为教室，不上课时用作其他活动。楼上亭子间分别为杨明斋和李启汉的卧室，客堂则是临时团中央办公室。楼上东厢房是学生寝室，俞秀松、刘少奇等在这里住过。李达、李中、蔡和森、蔡畅、何叔衡、毛泽东、杨开慧、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湖南人在这里留下了青春年华的剪影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他们所缔造的伟业已化为不熄的中华民族之魂。”

时年22岁的李启汉，吃得苦、霸得蛮，勤奋好学，务实求进，给曾是“一大”代表的包惠僧留下很深的记忆，他后来回忆说：“李启汉身材不高，个子较小，面貌白皙，头上留着不短不长的头发，蓬松在额头上，对人总是面带微笑，发言时口齿伶俐，很能抓住问题的重心。”

李祥红向记者介绍：“为了使更多的青年受到党的教育，并为党培养干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在新渔阳里6号创办一所外国语学社。在陈独秀的安排下，李启汉投入外国语学社的筹备中。外国语学社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各地共产党组织和马克思研究会选派来的，其中就有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领导者。李启汉一边在外国语学社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一边在陈独秀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李启汉在外国语学社重点刻苦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不久，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和李启汉一起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亦农等人先后由党组织派往苏俄深造。李启汉则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成为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

李启汉的老乡、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核心成员李达曾经回忆说：“五四”运动后，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青年对旧社会不满，要求思想解放。这些青年都有一股朝气，想干革命工作想谋出路，许多人脱离了家庭和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星期评论》等刊物，因为这是当时三家进步刊物。维金斯基到上海后，亦曾介绍过苏联青年团组织，于是，党组织就将各地来沪的青年挑选了20来人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党的发起人之一的俞秀松主持，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罗亦农、任粥时、李中、李启汉等都是这一批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党。

夏远生在《工运赤子·李启汉》一书中记录：上海青年团组织在团中央成立前代行团中央职权，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寄去团的章程，在全国和旅欧中国留学生中建立青年团组织。1920年下学期，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接到李启汉从上海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在湘南积极发展青年团员，开始建立青年团组织。1921年1月，全国团员人数成倍增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着手成立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书记。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创刊，刘仁静、邓中夏任主编。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前夕，全国有17处地方建立青年团组织，团员达5000余人。

关于李启汉成为最早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祥红说：“1920年8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举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大会，会议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等8人，会议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由于他的声望，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这次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也参加了，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员中的湖南人有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陈公培、周佛海、李季等。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立即开展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扩大共产党组织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斗争，从而壮大党的力量。李启汉参加了组织工人的工作，负责到沪西小沙渡筹备纺织工会。小沙渡是纺织工人较集中的地方，李启汉深入到纺织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入细致地讲叙资本主义如何剥削工人、如何榨取工人的血汗，从而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在与工人的交往中，李启汉发现工人的文化水平太低，他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对他们开展文化教育，以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认为应创办一所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他把想法报告给上海党组织负责人陈独秀，陈独秀觉得这个想法不错，经组织研究，决定由李启汉主持，尽快把学校创办起来。李启汉接受任务后，立即投入到了工人劳动补习学校的创建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内外7个省市共产主义小组派出13位代表参会，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李启汉是50多名党员中的一位。”

李启汉（右三）、苏兆征（左五）、邓中夏（右四）和省港罢工委员会部分工作人员合影。（资料图片）

四

艰苦卓绝时代，觉醒者在峥嵘岁月里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迹，连同湖南人在血与火里淬炼而成的敢为人先的精神，已然化成后来者不竭的力量源泉。他们，英姿飒爽、青春焕发，为了寻求革命理想与信念，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甘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甚至献出生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1921年8月11日，领导工人运动的专门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应运成立，李启汉被任命为书记部干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逐渐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和领导者。为扩大革命宣传和广泛联络，8月20日，创刊机关刊物《劳动周刊》，李启汉、李震瀛负责编辑。10月，李启汉领导上海烟厂8000多名工人参加的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迫使帝国主义撤销监工的大罢工取得胜利，这是党领导工人罢工取得最早的一次胜利。

1921年11月21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爱、庞人铨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动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爱、庞人铨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22年1月16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大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凌晨，被绑赴浏阳门外识字岭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杨宗君是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员，他收集和整理的湖南党史人物资料记载：“黄爱、庞人铨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毛泽东在上海的活动，受到上海党团组织和负责人的重视与支持。李启汉与毛泽东在上海见面，两人谈了一系列的工作：以上海北成都路19号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劳动周刊》通讯处，《劳动周刊》出版‘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特刊号’，刊出黄、庞被害的照片、悼念文章、‘旅沪52名劳工会员联名致湖南工人和全国工人书’等，将赵恒惕制造‘黄、庞惨案’的暴行公之于世；成立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把旅沪湖南劳工会会员团结起来，大力开展悼念、声讨活动。毛泽东离沪前，对办事处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并留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成员、劳工会会员张理全在上海协助李启汉工作。3月26日，追悼黄、庞烈士大会在上海尚贤堂举行，全市工人和各界代表200余人出席。李启汉担任大会主席，发表声讨言论，讨伐湖南军阀暴行，激励工人秉承两位烈士未竟之志，努力改造社会。陈独秀、蔡和森、章士钊等出席追悼会并讲话。1922年5月1日，李启汉等工人运动领导人聚集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高度评价黄爱、庞人铨的革命活动和纪念黄、庞烈土对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特别通过了将黄爱、庞人铨烈士殉难的1月17日定为中国劳工运动纪念日的决议。”

李启汉是我国工人运动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包惠僧在《回忆李启汉烈士》中写道：“我们党在上海的工人运动突飞猛进，李启汉同志尽力独多。李启汉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很有威信。”

“当我看到李启汉当年来上海组织罢工，才来一两年就可以用相当标准的上海话和巡捕周旋，我其实有些汗颜，我来上海十几年了，上海话听得懂，但一直不敢开口说。”这是八零后作家王萌萌在静安图书馆，做客“众说周知——作家眼里的红色起点周周谈”时说的话。王萌萌说：“1921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法国巡捕突然对渔阳里6号实施围捕和搜查。当时李启汉正在楼上整理文件，看到巡捕过来搜查，急忙装作若无其事地打扫房间。这些巡捕们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一口流利上海话的青年正是李启汉本人。劳动节那天，反动当局如临大敌，作为‘劳动节筹备处’的新渔阳里6号也被探子严密监视。李启汉故技重施，戴上金丝边眼镜和礼帽，乔装成上海商人的模样，一边用流利的上海话跟同伴交流，一边不经意地回答巡捕的提问，顺利‘溜’了出来。”为了追寻李启汉的革命历程，王萌萌从上海大都会来到码市镇李家大屋，面对李启汉的照片，她说：“当时，为了让更多工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李启汉把‘工人夜校’做成‘工人学习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可以免费打球、游艺、唱戏……工人们有了兴趣才会坐下来学习知识，了解马克思主义。”

李启汉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不论所处什么地方，当地话一学就会，这给他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作家陈茂智说：“李启汉在工人兄弟面前没有架子，他不爱穿洋装，喜欢和工人同吃同住于工棚。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李启汉常穿一套蓝色工人服，足蹬一双旧胶鞋，全部家当就是一条席子、一顶破蚊帐和一条旧被子，随时可以背在身上带走，他工作到哪里就睡在哪里。他喜欢笑，在笑声里操着一口南腔北调。解放后，广东人郭瘦真回忆：李启汉说要拜师，跟我学白话，我说：‘天呀！我是客家人不会讲白话。’李启汉搂住我的肩膀，用半生不熟的白话说：‘在广州做工作，不说白话，怎么能够和工友打交道？’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记述：‘李启汉比我小5岁，经常用上海人的腔调喊我阿哥，他的上海话不仔细听，还以为是个地地道道的老上海人。’李启汉同北京人说话，京腔味很浓，李大钊也很诧异他的语言能力。”

寻找李启汉这位离我们已远的革命者曾经的足迹，除了寻找熟悉和研究他的人采访交流，我们主要要千方百计地到各地查阅与其相关的资料，这是最无声却最具说服力的语言，一份资料记载：为了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党组织还派李启汉和李中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工人运动。这期间李启汉到沪西小沙渡筹办工人学校、组织纺织工会、在沪东杨树浦筹组机器工会等。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70多万工人中有20万是纺织工人，全市58家纺织工厂有20家设在沪西，组织动员沪西纺织工人对于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按照党团组织计划，李启汉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宣传革命真理、组织工人的活动。

资料显示，组织指定李立三、项英、李启汉和彭述之在上海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计划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这个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在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1920年10月3日下午，李中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组织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史料编》记载：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外国语学社召开筹备会，各厂工人积极分子七八十人出席。筹备会主席、青年团员李中主持会议。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王平、吴溶沧、李启汉6人参加，受聘为名誉会员，并发表演说。

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室主任罗芳琼说：“1922年5月1日，李启汉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李启汉回到上海，他又先后组织浦东日华纱厂和上海邮电工人罢工。可以说，哪里有工人在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哪里就会有李启汉的身影出现。一时间，他成了上海‘名人’。工人们拥护他，喜爱他，把他当‘救星’，而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当局却对他怀恨在心，视他为‘危险人物’，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则把他列为侦查和缉捕对象，一直派人秘密跟踪监视他。1922年6月，巡捕房以宣传过激主义、扰乱社会秩序、煽动工人罢工等罪名将其逮捕入狱，判处3个月的徒刑，期满后逐出租界，同时宣判《劳动周刊》禁止出版。劳动组合书记部也于7月被查封。9月，李启汉坐满3个月洋牢监，巡捕房又把他引渡给上海当局，企图将他永远监禁。直到1924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军阀忙于内战，李启汉才于10月13日被释放出狱。出狱那天，邓中夏和李立三等一起去迎接，看到李启汉身体遭到极大的摧残，骨瘦如柴，连模样都难以辨认，都禁不住流下眼泪。两年多的牢狱生活，李启汉每天都被大镣大铐锁着手脚，比杀人放火的大盗还要严酷，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依然为着共产主义信仰和为劳工服务的信念坚持与敌人斗争。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写道：我党坐牢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为第一人。192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成立，李启汉任委员长。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组织部长。全国总工会会址设在广州，从此，李启汉就在广州和邓中夏等共同主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并参加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写这篇报道时，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拜读江华陈茂智的长篇小说《白帆船》，在交流李启汉这一时期的工作和任务时，陈茂智说：“1925年6月19日，广州及香港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运动。省港大罢工是为了支持‘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而举行的。在邓中夏、苏征兆、李启汉等人的领导下，25万香港工人有序地返回广州，沙面各业工人全数撒出沙面的时候，马上受到全市进步工人、学生、妇女的欢迎。李启汉千方百计想办法获得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每日拨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经费用以罢工。李启汉在发动沙面工人罢工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罢工后的后勤保障，故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基本获得解决，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6月26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大会讨论并通过邓中夏主持起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13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林伟民、李森（李启汉），香港的苏兆征、李棠、何耀全、麦捷成、陈锦泉、麦波扬、冯煜南，沙面的曾子严、梁德礼、陈瑞楠、黎福畴；苏兆征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严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罢工委员会内成立‘中共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邓中夏为书记，李启汉为副书记，苏征兆、黄平、罗珠等人为成员，这是罢委会的核心。机构完善，组织有力，保证了大罢工的各项工作在罢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由此，大罢工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

在广州，在市内那条著名的河流之畔，我们心细地看完了一尾游鱼在认真戏弄水草的情景，兴起时，那游鱼和水草还撞击出丝丝声音来，像在拨弄着丝弦，静听，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虽不是那么一气呵成的抑扬顿挫，但我们顺着那声音的深处，仿佛听得到李启汉那永州式的英雄绝唱来。

1927年3月，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先后北上武汉，准备参加党的“五大”。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李启汉则留在广州，接应邓中夏担任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邓中夏离开广州前，和李启汉做了一次临别谈话。邓中夏说：“由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工作的需要，很多同志都要离开广州，去前方工作。党组织决定留下你在广州担负更重的任务。你的意见如何？”李启汉回答得非常干脆：“完全服从组织安排！”

这时，国民党右派压制工人运动的事时有发生。李启汉和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穆青、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刘尔松、省港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何耀全等商量，决定于3月16日，以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香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等组织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族革命的工农政策，实行进步的农村政策，消弭军事势力腐败的危险”。可是，革命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广州后，李启汉立即召开省港罢工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决定，全体委员去见留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李启汉率领全体委员找到李济深，对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封闭工会，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他在广东继续贯彻执行三大政策。李济深说：“上海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工人有过火行为而发生的不幸。各位可以安心办事，不会有意外发生。”李启汉见李济深有意回避问题，言不由衷，知道局势严重，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应变计划。可是，应变计划还沒有来得及落实，李济深就跟随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了。

杨宗君介绍：“李启汉留任广州，直到最后英勇牺牲，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精神。14日上午，李启汉、刘尔崧等在越秀南路惠州会馆全总广州办事处召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下属各工人干部开会，研究应变措施。敌谍捕队闻讯前来监视，会议被迫终止。当晚，李启汉再次召开工会骨干会议，决定各工会发动工人罢工，进行工人武装自卫等，并制订应变计划。可是，应变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李济深就接到蒋介石的密令，组成所谓五人特别委员会，任命钱大钧为戒严司令，准备对李启汉等革命者下毒手，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广州政变’。4月15日凌晨，李济深派出大批军警，分三路进攻工农团体，搜捕和封闭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处，搜捕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粤汉路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联合路警，在江北农民武装数百人的帮助下，进行激烈抵抗。广三路总工会也率领工人武装同敌军两个营激战近两个小时，均被镇压下去，其他工会团体也遭到破坏。仅一个星期内，被逮捕的人达7000之众。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有2100余人，2000多铁路工人被驱逐。”

李启汉，燃烧在百年前的一支红色“工运”火炬，在他的骨子里，以永州人的骨血闪耀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革命斗志。

王丽君站在刘家台子前，眺望湘江北去，眼眸中泛起伤感的晶莹，她对记者说：“李启汉在榨粉街的住所也被包围，他听到外边人声嘈杂，警笛乱鸣，知道大事不好。这时，军警随即破门而入，逮捕了李启汉。一个军官问李启汉是不是共产党？李启汉大声地说：‘我是搞工人运动的。你要说我是共产党，所有工人，都是共产党！’话刚落音，‘砰砰’两声枪弹打穿了李启汉的左右腿。李启汉用双手撑住桌子，不让失去重心的身体屈卑在敌人面前，尽管双腿流出殷红的鲜血。当他被两个军警拖着路过南关时，人们看到他怒目而视，大骂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由于李启汉坚强不屈，入狱不久，工人领袖李启汉、刘尔嵩、邓培等被秘密杀害。李启汉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时年29岁。”

李启汉牺牲后，各界群众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他的悼念。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致第四次劳动大会的信中，对李启汉等人的英勇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指出：“其惨烈当为中国工人阶级及本党永远不忘之事。”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时，通过《纪念死难诸烈士》一文，对李启汉等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1945年3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李启汉妹妹李惠馨的信中鼓励说：“继续为党工作，以继启汉、中夏之遗志。”

李启汉等创办的“工人夜校”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前身。（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