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知道赤壁和淝水？盘点那些更逆天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表现在军事领域上就是西方在吹捧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更迷信由物质要素（包括人力、装备、技术等）堆积而形成的力量，是典型的“大力出奇迹”论的信奉者；而来自东方的将军，则更信赖来自集体和精神上的力量，在作战时更强调谋略与战术，所以像姜子牙、张良、诸葛亮、李靖这样的儒将、智将才更加受人推崇。

像亮哥这样谈笑间就把事办了的谋略型帅才，最受国人推崇
典型如大洋彼岸的漂亮国，二战时的诺曼底登陆战几乎是他们的将军在打仗时最后一次动了动脑子。此后无论是在朝战、越战、海湾还是阿富汗战争中，几乎就是凭借着装备、火力乃至于兵力的优势一路无脑推过去拉倒。一旦遇到推不动或是拿大炮打不着蚊子的情况就只会两手一摊，然后宣布“胜利转进”。相反倒是他们如今眼中最大的战略对手、还被许多网友自嘲为土鳖的那支军队，从诞生之日起面临着各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的对手的狂攻滥打，但就凭着脑子好使加意志顽强的独特优势越打越强，直至今日虎踞东亚、傲视群雄（当然也因此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而且病入膏肓）。
所以说不畏强敌，敢于以弱战强还能以少胜多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并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当中。
在中国有信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中，周武王姬发和姜子牙面对数倍或者数十倍的敌军（《史记》记载周军4.5万，商军70万；也有资料认为商军数量是17万）毫无惧色并主动发起了攻击，一举在牧野大败帝辛，从而奠定了大周朝800年的基业；当西楚霸王项羽在巨鹿之战中面对8倍的敌军以及被吓成鹌鹑的盟友时，毅然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一战便令秦军主力尽丧；在河西之战中，霍去病率万余精骑在一年间转战数千里，先后歼敌8万，杀得匈奴人魂不附体。大汉冠军侯的威名令骄傲的唐人也倾慕不已，诗仙李白就曾在《胡无人》一诗中幻想着大唐也能涌现出像霍嫖姚（霍去病曾受封嫖姚校尉，故名）那样的无敌将军，将安禄山、史思明之类的胡人统统斩尽杀绝：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胡无人，汉道昌。”

论到把骑兵突击战术玩到出神入化，谁也没法跟霍嫖姚相提并论
当然，说起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人们更容易想起的还是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稍稍难度高点的还有昆阳之战、护步达冈之战啥的。但其实要纯粹论起兵力的多寡对比，在“真·最少”胜“真·最多”的战役排名中，上述几仗就显得有点名过其实了，根本无法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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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携80万大军南下与孙刘联军决战于赤壁，其中的这个80万的数字可不是罗贯中无中生有出来的——在真实的历史上，赤壁之战时曹操麾下的兵力大概有20万出头，但对外号称80万。

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惨败，主因是缺粮和疫病，而非孙刘联军有多能打
所谓号称，就是吹牛皮。其目的有二，即对外吓唬傻子，对内鼓舞傻子的士气，但通常都没啥用。比如在战前，孙刘联军真正的主帅周瑜早就将曹操的老底摸得透亮了：

“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

当然要比起吹牛皮、不要脸来，辽国的天祚帝耶律延禧能让老曹掩面而走。面对造了反的女真人，这位辽国的末代皇帝东拼西凑出了可能还不到10万的兵马，就敢对外宣称是70万大军，大概是欺负刚从林子里钻出来的女真人不识数？结果弄巧成拙，可能就会掰着手指头从1数到10的完颜阿骨打因为无知，所以无畏。他愣是敢领着2万人在护步达冈之战中向那并不存在的70万大军发起了决死冲锋，不但击溃了辽军主力，还摧垮了辽国的军心士气——70万人都打不过2万人，还打个啥劲儿？于是辽国速亡。
在昆阳之战和淝水之战中，新朝和前秦的兵马倒基本是实打实的，没啥水分。不过划拉出这么多人去打仗也面临着许多烦恼，比如战场地方不够大，人马装不下、展不开；比如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容易闹疫病或是整出内讧、炸营之类的破事；再比如把几十甚至上百万人凑到一块，谁也养不起。像老曹在赤壁之战时才20多万人扎堆，结果就是大部分曹军没被孙刘联军杀死、烧死，而是“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第二》）。
当然，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兵力规模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还没有电报、电话等技术手段加持的将军们就会出现指挥失灵或迟滞的问题。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指挥大军应变。

在淝水之战中，苻坚112万大军中的绝大部分没跟晋军打过照面，就已经开始逃命了
像是在昆阳之战中，刘秀就是集中了精锐部队突袭敌中军大营，而新军的其他各营因未得命令不敢擅动，只能蹲在家里默默吃瓜。等到主帅王寻被杀、王邑开溜以后，中军大营瞬间崩溃，其他各营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抵抗下去？于是兵败如山倒，刘秀需要做的仅是撵鸭子而已，这才打出了1:25这么个惊人的交换比。
而新军的42万兵马中，真正跟刘秀比划过两下的也就是中军的10万人而已。
淝水之战的情况，也与此基本类似。
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率马步军112万人大举南侵，东晋以谢玄为先锋，率北府兵8万人迎战。当晋军打算渡过淝水时，前秦赶到战场的兵力只有30万左右，双方正在前线打得有来有往，没想到“秦奸”朱序、张天锡在后营大叫“秦军败矣”（《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第二十七》），于是不明真相的前秦士卒纷纷撒丫子开溜。那些还没赶到战场的部队一看别人在逃命，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也跟着有样学样，于是百万之师瞬间土崩瓦解，谢玄能做的事情也只剩下撵鸭子了。
刘秀好歹还跟新朝的10万大军热火朝天的打了好一阵子。而苻坚的112万大军中真正跟晋军打过照面的，弄不好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跟谢玄的兵力其实差不多，哪有什么众寡悬殊？
所以像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昆阳之战以及护步达冈之战等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双方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差距最大的也不过是5倍左右。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爆发过的无数场战争中，众寡悬殊远过于此的数不胜数，比较典型的我随便划拉一下，就有30多场（详见下表）。

找到了80多个战例，表格太长，就选了35个比较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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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兵器时代，一辆主战坦克的成员不过3、4人，操控一架战斗机更是只需1、2人就够了。理论上如果让他们单枪匹马的与一支缺乏反制手段的军队交手，打出成千上万倍的交换比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操纵歼20只需一个飞行员，但计算战斗力时可就不能按人头算了
但冷兵器时代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在汉唐时有一汉当三胡，甚至五胡、十胡的说法。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原军队在装备、战术、纪律以及兵员素质等方面全面领先于胡人军队，才能取得这样的优势，但通常也就是仅此而已了。毕竟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更依赖于士兵的体能，而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一个近现代的步枪兵急行军百多里地后照样能够杀敌，可在古代哪怕是装备最精良、训练再有素的士兵在耗尽了体力后，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拿着棍棒、石头的杂兵活活锤死。
关于这一点，兵圣孙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孙子兵法·军争第七》）

其实在冷兵器时代，要取得战争胜利比兵力更关键的要素，往往是一往无前的意志和悍不畏死的勇气。
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努尔哈赤率步骑兵500人征讨哲陈部。后因洪水泛滥等原因努尔哈赤不得不将大部分士兵遣回，只带领绵甲兵50人、铁甲兵30人继续北进，并在浑河附近与托木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湖、界凡等五寨联军共800人遭遇。在面对10倍敌军的绝对劣势下，努尔哈赤不退反进，还仅率穆尔哈齐等4人直冲敌阵，当即射死敌军20多人。联军顿时大乱，纷纷渡河逃命，最终导致了一场惨败。
5人打垮800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堪称奇迹的战例。

那些提笼架鸟前的八旗子弟的祖辈，真不是一般的凶猛
努尔哈赤的子孙中虽然不乏孬种，但也有勇武不亚其祖的好汉。在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平灭准噶尔之叛一役中，副将军阿睦尔撒纳奉命攻取格登山（今新疆昭苏西南）。在大军抵达目的地前，阿睦尔撒纳派遣阿五锡、巴图济尔噶勒、察哈什等22人连夜前出侦察敌情，却发现叛军毫无戒备。于是阿五锡等22名骑兵当机立断，趁夜色向敌营发起突击，以达瓦齐为首的2000多叛军在措手不及之下被杀得人仰马翻，黑灯瞎火的又搞不清清军的虚实，只得落荒逃窜。至天明清军主力赶到时，早成惊弓之鸟的叛军毫无战意，7000多人全部投降。
像浑河之战和格登山之战这样以一敌百的战例在历史上并非罕见。只不过史书都是些文人士大夫写的，对于这种纯粹属于武夫荣耀的壮举不感兴趣，所以大部分被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只是满洲人尚武，而且又把士大夫收拾得没脾气，所以清朝的相关记载才多了一些。
不过史书中或是在无意间提及的一些事迹，却足够让我们的热血为之沸腾。
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吐谷浑权臣宣王叛唐作乱，欲劫持诺曷钵可汗和弘化公主投奔吐蕃。话说吐谷浑虽然是个被大唐和吐蕃包夹的墙头草，但实力不容小觑。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大唐征服吐谷浑一战时，可是出动了包括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在内的顶级名将和数万大军的，期间大将薛万均和薛万彻兄弟还曾陷入重围险些全军覆没。这回宣王的实力虽然大不如前，但划拉出数千甚至几万兵马还是问题不大的，可结果呢：

“丁巳，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六·唐纪第十二》）

一个最盛时“自西平临羌城（今青海湟源）以西，且末（今新疆巴音郭楞南部）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今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隋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国土面积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政权搞叛乱，就被一员骁将加120名骑兵给平息了，看上去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可问题是对于司马光而言，最讨厌的除了王安石，恐怕就剩下武夫了，完全没有可能和必要替席君买编故事。而且席君买就是个小人物，毫无关系背景，此后在史书中也再未出现过他的名字。

我们如今所知的盛唐气象、铁血雄风，可能只是当年盛况的皮毛而已
也正因为如此，司马光不屑于耗费多余的笔墨告诉我们席君买和他的部下曾经面对的对手多寡、战况如何，又曾面临怎样的险境、做出怎样的决断、付出多大的牺牲，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靠推测和猜想。码字至此，我的心中只剩下满满的遗憾以及对砸缸老儿的鄙视。
曹刿有云：夫战，勇气也。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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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史记载的大规模战役中，兵力对比最悬殊而且还能打赢的一仗，就是隋末唐初的虎牢之战。
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秦王李世民率军征讨王世充，经过一番苦战后将其围困在洛阳城内。不过由于守军的顽强抵抗，李世民拿洛阳城没辙，当然王世充也甭想突围。

洛阳虎牢之战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军事天才
不过困守孤城只能苟活于一时，王世充想要翻盘的希望就寄托在他的好基友窦建德的身上。而老窦很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也倾尽全力，发动十多万大军连陷管州（今郑州管城）、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州），驻军成皋东原，虎视近在咫尺的兵家必争之地虎牢关。
由此李世民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继续围攻洛阳，就可能被王、窦两军前后夹击；可要是分兵阻击窦建德，那么围城兵力就会出现不足，王世充要是反杀出来，唐军还得是被包饺子的下场；如果想避免当饺子馅，似乎只有撤军一条路可走，但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如果换个人可能早就撤兵了，毕竟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不过李世民是谁？那可是后来的唐宗，在过去千年和未来千年能与其相提并论的人物也无非就秦皇、汉武、明祖等寥寥几人而已。要说这老几位在性格上有什么共同点的话，往好听了说就是骄傲，往难听了说就统统都是自大狂，最受不了的就是气、最窝不了的就是火。
谁要把他们逼急了，结果一定是死磕到底，谁劝都没用。
所以那个以虚心纳谏名垂青史的李世民，愣是不顾所有人的劝阻，顶着一脑门的唾沫星子霸道的作出决定：洛阳我想要，窦建德也必须死！
而为了保持对洛阳的围困、防止王世充趁机出城策应窦建德，李世民仅“将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趣武牢”（《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纪第五》）。不仅如此，他还各种花样作死，比如就带着4名骑兵跑到窦建德的营地外边“观察敌情”。晃悠了半天没人理睬，李世民还不高兴了，索性自报身份——我是秦王，兼职外卖骑手，有人收货没？
于是他得偿所愿，五六千精锐骑兵蜂拥而出想要接手这件“大货”。而李世民却不慌不忙，令部下先撤，他与尉迟敬德挽弓殿后，一路放风筝射杀了20多人，还将敌军引入伏击圈，斩首300余级，俘虏大将殷秋、石瓒。

面对30倍之敌还敢“先登击之”，我更愿意相信的真相是李大帝的马惊了……
在决战中，面对号称拥有30万大军、阵营连绵20多里地的窦建德，李世民可没嚷嚷着“弟兄们，给我上”，而是一马当先，“先登击之”（《旧唐书·卷二·本纪第二》）。
主帅带头玩命，麾下自然赴死报之。于是3500名悍不畏死的唐军向着30多倍的敌人发动了冲锋，而且死战不退：

“世民帅骑赴之，所向皆靡。淮阳王道玄挺身陷陈，直出其后，复突陈而归，再入再出，飞矢集其身如蝟毛，勇气不衰，射人，皆应弦而仆。世民给以副马，使从己。”（《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九·唐纪第五》）

关于打仗怎么赢这种事情，古今中外各种精英人物的研究成果估计没几座图书馆都装不下。但临到刀枪交加那一刻真理其实简单明了——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贵为秦王的李世民都带头冲锋了，皇帝李渊的侄子李道玄都被射成刺猬了，另一头的窦建德却被逼得连连后退，所以这一仗的结果也就没啥悬念了。
最终，唐军斩首3000，连窦建德在内俘虏5万，余者尽溃。洛阳城中的王世充彻底绝望后出城投降，至此李世民基本平定北方，奠定了大唐朝的版图基础，并因功受封天策上将，为日后的玄武门之变埋下了伏笔。
在史上以弱胜强能够堪比虎牢之战的，还有沙苑之战和唐岛海战。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因为被权臣高欢欺负得太狠了，便西逃长安投奔另一权臣宇文泰。不过老元这一跑倒是正合高欢的心意，不但能进一步的扩张权势，还可以理直气壮的发兵收拾一下老对头宇文泰。

在两晋南北朝能跟宇文泰并肩的人物寥寥无几，老冤家高欢都差了点意思
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年），高欢趁关中饥荒发动三路大军征讨宇文泰。而后者审时度势，先示敌以弱引诱高欢的中路军主帅窦泰孤军深入，然后纵兵大破之。最终窦泰自杀，所部万余人被俘，高欢见大势已去只好退兵，这就是著名的小关之战。
次年，高欢率20万大军卷土重来。而且他吸取了教训，坚决不分兵，倚仗着人多势众一路平推，兵锋直指长安。
而宇文泰所面临的的局势比小关之战时更恶劣。一方面他正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征战，得知长安军情后立刻率军长途跋涉500里驰援，等跑到地方已经成了疲军；另一方面，因为军情紧急，宇文泰根本来不及征召各州府的兵员。事实上就算有时间他也征召不起——因为关中的饥荒持续恶化，宇文泰的府库里都快要饿死耗子了，就手头的近万兵马，他也只能勉强凑足够吃3天的粮食，你说这仗还咋打？
在史书中，宇文泰被评价为可与拓跋焘、苻坚并肩的北朝第一流人物，不是没有道理的。面对比李世民在虎牢时还要恶劣的局势，他慨然应战，而且面对一改前非、缩成刺猬一般的高欢，宇文泰也一反小关之战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分兵三路，直面强敌。
就不到万把人，还兵分三路，要知道对面可是20万大军啊！
这就体现出宇文泰的老辣之处了，许多让无数天才人物几千年都没搞懂的问题，咱宇文老哥秒懂……
要是混混斗殴，哪一边要是能多一两个人，那都是个巨大的优势。可军队打仗就截然不同了，个人的武勇在集体的力量面前不值一提——百十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精锐士兵结阵后打得十倍、百倍的游兵散勇溃不成军都不在话下，所以古代军队打仗最重纪律和阵型，现代军队也强调体系作战，就是这个道理。

不到万人对阵20万大军还敢分兵，除了宇文泰还有几人有此胆略？
但问题是高欢的军队人数又多，素质也不见得就比宇文泰的差，这可咋办？好办，把他们变成游兵散勇就行了。
所以宇文泰这么一分兵，高欢麾下的军将们就坐不住了。为啥？因为在他们看来宇文泰是在找死、是在送人头，尤其是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谁要是慢了一步，功劳恐怕就全被友军抢跑了，自己岂不是冤大头？
于是还没等高欢下令，他的兵就乱哄哄的冲杀出去，脑子里全是白捡人头，谁还在乎什么阵型不阵型？
这样一来，沙苑之战的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申时，齐神武（高欢）至，望太祖（宇文泰）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总萃于左军。兵将交，太祖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周书·卷二·帝纪第二》）

此战中，宇文泰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大破高欢的20万大军，斩首万级，俘虏抓了7万，缴获铠甲仪仗18万件。当然更重要的是，宇文泰凭此一战确立了东西魏并立的大局，巩固了他作为西魏权力核心的地位，这才有了后来一统北方的北周。
而爆发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的唐岛海战，则更具传奇色彩——当时金主完颜亮发四路大军攻宋，其中一路就是由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副统制完颜郑家奴率战船600余艘、水军7万人沿海南下，直驱宋都临安。
南宋自然要全力迎战。可是川陕有吴璘、襄湖有成闵、江淮有刘锜，都是靠谱的宿将，跟完颜亮比划几下应该问题不大。可是海上咋办？
这时，原岳飞部将李宝站了出来，临时招募了战船120艘、水手3000人（可见相比金国水军，宋军的船有多小）北上迎战。当船队行至石臼岛（今山东日照）时李宝得到情报，金军主力正锚泊在唐岛（今山东灵山卫），便制定了先发制人并以火攻破敌的战法。

唐岛之战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应用火器的海战
当年10月27日，宋军隐蔽接敌，发现金军的数百艘战船拥挤在一起，短时间内无法出港应战。李宝便趁机下令用火药箭（箭上附有燃烧物）和霹雳炮（装有火药和石灰的纸管炮）攻击敌舰易燃的船帆，然后驾船抵近与敌展开白刃战，并包围了金军的主帅楼船。
李宝的突袭彻底打乱了金军的阵脚，漫天而来的火器又将挤作一团的战舰烧成一片火海。这就导致苏保衡和完颜郑家奴徒有数十倍的兵力优势，却完全无法抵挡宋军的攻击。恰在此时，王世隆、赵开等人率领的山东义军又从陆路杀至，将正在逃窜的金兵包了饺子。
此战，金国水军7万余人全军覆没，600多艘战舰全被烧毁，完颜郑家奴被阵斩，缴获兵甲辎重无数。更重要的是败报传来后，刚在采石之战吃了败仗的完颜亮更加恼怒，逼迫部下三日渡江，否则全部处死。在走投无路之下，兵部尚书完颜元宜弑杀完颜亮，金国彻底陷入内乱，南宋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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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举了这么多例子，其实就想说明一件事——在古代打仗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压根就不是人多打人少就能赢那么回事。

没有现代技术装备的加持，在古代打好一场仗的难度其实更高
诸葛孔明、咱亮哥算是智商超人算无遗策吧，可为啥六出祁山一无所成？因为蜀国实在太弱了，任凭亮哥殚精竭虑、耗尽了生机也扭转不了大局。那么隋炀帝杨广算是兵多将广吧？大隋十六卫府兵拳打脚踢的将突厥、吐谷浑、契丹、林邑、流求等周边邻居暴揍了个遍，可为啥百万大军却奈何不得一个小小的高句丽？要说是因为杨广瞎指挥，那么明成祖朱棣打仗算靠谱的吧？可是他大张旗鼓的五次征讨漠北，出动的兵马累计达到百万之上，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究未竟全功，反倒耗尽了国力，给子孙埋下了无数隐患。
兵少了不行，多了却可能成为累赘，那到底该怎么去打仗？
对此，英武果决不亚于唐宗但惜乎命运多舛的周世宗柴荣曾一针见血的指出：

“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卷下》）

这个道理并非只有柴荣自己清楚，但要做到可不容易。
汉唐为何武功赫赫？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兵员素质好——汉军以六郡良家子为根基，天生就是最精锐的战士：

“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中国历史上兵威最盛的时代，都是建立在征兵制的基础上的，兵员素质没谁可比
在开元、天宝年前，唐军实行的是府兵制。而要想成为府兵，先决条件就是有钱、身体好还得拖家带口：

“（府兵）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卷十六· 擅兴》）

有恒产者有恒心，身体好适合干仗，拖家带口就不用担心不听话——其实唐之府兵跟汉军的六郡良家子的征召标准都差不多。同时朝廷对于应征者予以赐田、减免赋税等可以世袭的优惠政策，以免除将士的后顾之忧，打了胜仗除了能获得大量的赏赐，还可以升官加爵、光宗耀祖。故此其时世风尚武，人人闻战则喜，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不无敌于天下？
到了中唐以后，随着承平日久、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均田制遭到破坏，不得不以募兵替代。从此募兵制成为各大王朝兵制的主流，但也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恶果，那就是战斗力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为啥？因为在募兵制下，兵源主体由视荣誉为生命的良家子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了地痞无赖和无业游民，水准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

到了两宋，更是将罪犯充军。军队成了藏污纳垢之地，还得靠刺配等方式与良民进行区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成了世所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指望？

并非蛮夷变强了，而是中原军队再不复汉唐男儿的武勇了
更重要的是，汉唐军队为国、为家征战的初衷到了两宋之后成了纯粹的“当兵吃粮”——要知道汉唐时当兵可是没有军饷的，有时甚至得“自费参战”（像唐府兵出征就得自带粮食与“随身七事”，即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器仗）。可在募兵制下，士兵只有活着才能领到军饷养家糊口（还大概率可能被克扣），要是阵亡了还上哪儿领去？父母妻儿谁养活？
所以中唐以后各大王朝的兵，打仗大多不靠谱。形势不妙就撒丫子开溜保命成了普遍的现象，哪还有汉军唐兵面临绝境仍能酣战不止的勇气和意志？
所以在我前边附上的那张表格中，从先秦到隋唐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比皆是，到了宋明以后就愈发罕见，皆源于此。
（别看北宋战力渣，但其实他们在大部分的战争中都是“以少战多”，只是没法以弱胜强罢了。为啥？因为北宋军队吃空饷吃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最精锐的西军实际兵额能达到兵籍册上七八成的都得是第一流的精锐部队才能做到，河北、京营禁军普遍能达到五成左右，江南及岭南能有个三成都算将军有良心，甚至存在空有编制却压根没一个活人的幽灵部队。所以要是有10万外敌进犯，北宋发10万大军迎战，主将能点到6、7万个人头都得暗自庆幸。）
但仗还是要打的，带兵的也都不傻，自然知道精锐部队的重要性。于是唐宋军队有“选锋”，明清将军有“家丁”——就是挑选一些彪悍能打的兵，平时好吃好喝供着、妻儿老小养着，当然十八般武艺也得日夜练着。为了养这些兵，不但得把喝下去的兵血反哺回去不少，一些有理想的将军还得通过贪污、受贿、经商等手段敛财以养活更多的精锐。

明军到了最后只能靠“家丁”打仗，剩下的兵基本都是垃圾
花自己的钱当然不会是替朝廷养兵，而是为了在战场上靠这些人充当敢死队，在战局僵持或不利时扭转局面，由此建功立业、升官发财。就算还是打不赢，有这帮精锐护驾，起码能保住小命不是？
从全员精锐到全员垃圾，最后只靠少量私兵撑场面，怪不得仗打得越来越难看，史书越往后翻越让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