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再读作家路遥的《人生》，才明白关于人生的那些道理

现在怀着未来的身孕，压着过去的负担。
——莱伯尼兹
某日，年少情稠而又不识愁滋味的我又一次纠缠于生活琐碎的樊笼里。在百番苦思却终究不得释然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曾拜读过的路遥先生的卓作《人生》，书中关于人生悲喜的表达与阐释似乎不乏妙笔，别有豁然洞天。于是就又从书架上翻出来这本已然面色泛黄的旧书，揩去上面的微尘，细读了一番。
读书作文自古都好像是历代文人们自我救济的一方良药，或者在灵魂被现实戕害窒息之紧要关头的救心丸。庄子毕生自然无为在《逍遥游》里化身为蝶，陶潜不媚权贵在《归去来兮辞》中挂冠归隐，鲁迅在麻木的民众中振臂一挥拍案而起，毅然担当起医治愚民脊梁的刀笔吏，晦暗的牛棚下满面伤痕的食指诗以明志《相信未来》。诸如此类这些从肉体上脱俗，精神上升华之人的行为看似荒唐矫情，可又何尝不是与命运博弈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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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妄自尊诩为文人墨客，却时常置身于浩瀚书海中，在前辈们镂心刻骨地勾勒描绘出的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中求得超脱，参悟真我。果不其然，《人生》的书页未翻过半，脑海中很多看似凶煞的困境和纠结便稍稍得到了些许缓解。释然之余，便含毫吮墨欣然命笔，将胸口的万千波澜付诸于纸上。
农民作家路遥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以表现黄土高原人在贫困窘迫中仍然顽强的生命力为素材，这与作者所生存的环境、个人的经历以及对自我的剖析和社会生活的反思密切相关，《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都是这类乡土题材文学的代表作。所不同的是《人生》中的人物更偏重于将中国某个时代中农村知识青年清高浮躁的性格，以及桀骜虚荣患得患失的心理反映出来。
主人公高加林在路遥笔下被着力塑造成一个叫读者起初同情痛惜逐渐愤懑谴责的悲剧式人物，整个《人生》的谋篇布局主要以高加林高中毕业后被迫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一个人生怪圈的循环过程来进行其故事构架的。故事的矛盾以高加林与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生就着杨柳般摇曳身段和粉嫩脸庞的城市女子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逐层展开。
路遥通过高加林以牺牲真爱来换得了沾染着杂质的爱情和地位，自以为风光无限却被人揭发后自食恶果的选择悲剧，将爱情搁置在获取个人名利的拷问中，露骨的揭示了人本性的恶劣，同时又透视出了爱情的真善美，对于读者尤其是那些正处在温柔爱情乡里的青年人极具警戒和教育作用，其目的恰好与作者所坚称的“文学是有用的，是改造人类生活的伟大手段”这一创作意图相吻合。
路遥笔底下的高加林有着比老实巴结的父亲高玉德高出百倍的精神追求，他不甘平庸，立志走出乡关，绝不成为土地的奴隶。他敢于向命运挑战，自信而坚毅，这是那个年代多数知识青年身上所共有的特质，贫寒如洗却自命不凡。可是现实世界却似乎并不眷顾高家村这个才华横溢的高中生，他的个人愿望同生活环境总是随着社会上某种消极力量的作祟而愈来愈彼此排斥。先是他民办教师的身份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随后又迫于生活，做贼般地挎着竹篮去城里卖馍以换取纸烟钱，可一向自视过高的他却在熙攘的闹市里，怎么也张不开叫卖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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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高加林失意困顿乃至于绝望的时候，美丽善良的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有着乡下姑娘特有的质朴和真诚，她虽然白丁一个，却深深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该刷牙了”的刘巧珍对高加林的表白也是大胆而率真的。对于高加林来说，他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本是相当严肃的，他不像作家张弦的小说《银杏树》中那个想抛弃农村姑娘孟莲莲的浅薄的“姚敏生”，他对巧珍的感情真实得令人无可置疑，但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性引起的骚动同样真实得令人无可置疑，于是刘巧珍这种至真至纯的炽爱便无辜的充当了高加林在处境不佳时的精神慰藉。
终于，一次难得的机遇使文化人高加林迈入了城市的广阔天地，从此“农村的形象对他来说，变得淡漠了，有时候只是生活的一道布景”。就在高加林意欲在此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又遇上了上学时的暗恋对象黄菊萍，城市姑娘黄菊萍的有着现代女性的开朗活泼，又长相姣好。他们两人的知识背景相似，在一起总有着聊不完的时代话题，未过多久，两人便旧情复炽。当黄菊萍向频频情动的高加林示爱时，高加林也陷入了苦苦的纠结和反思，他开始对自己的前路进行重新估量，而且还预备着把自己这些可怕的想法告诉巧珍。当对此一无所知的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望高加林时，他却又拿不出勇气去立即伤害深爱着她的刘巧珍，此时的高加林人物形象是复杂的，他内心的情感是难以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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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现实的重创之下，爱情似乎总是不堪一击。在经过反复考虑后，高加林还是接受了黄亚萍那充满了征服欲的爱，他决定和巧珍分手离异，和那块让他徒生自卑的“土地”彻底决裂。当高加林极其委婉地向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可她没有像多数女子那样，面对爱人的见异思迁和毫不留情的变心寻死觅活。甚至她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可是伤心的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此时路遥把刘巧珍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最可怜，同时也是最美丽纯真的，不能不说路遥的手法是成功的。在要命的打击之下，刘巧珍表现得极其刚强，她没有因此而失去生活的勇气，也没有神经错乱失常，“人生的灾难打倒了她，但她又从地上爬起来了！”，因为“她留恋这个世界，她爱太阳，爱土地，爱劳动，爱清朗朗的大马河，爱大马河畔的青草和野花……她不能死！她应该活下去！她要劳动！她要在土地上寻找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正是因为刘巧珍的存在，让《人生》的故事更显得朴实而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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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评论家所言：“路遥塑造刘巧珍这个人物，写人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战胜苦难的“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基源于对现实生活的道德忧虑,其目的就是要借“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的“高尚美好”，来“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认同传统的美德，赞美利益牺牲精神，克己利他的仁爱之心和道德善良，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进步密切相关。”
此时在刘巧珍身上，似乎又活跃着路遥的影子，正如刘巧珍对生活的热爱一样，路遥虽几逢厄运，但毕生都没有把信仰着的文学降低为羞辱别人和发泄不满的工具，没有把写作异化为彻底意义的“消极写作”，而是努力客服冷漠、仇恨和敌意对自己的影响，对一切生命都心怀善念，把爱变成了一种稳定的世界观，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暂满和热情的态度。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还是被人告发了。在那个动辄获咎的环境下，高加林很快被上头停职遣返，把爱情比作野外漫游时邂逅一场美丽春梦的黄菊萍决然离他而去，金子般的巧珍另嫁马栓，爱情受伤事业无果的高加林又要重新接受回到土地的结局。每每读到此处，我曾不止一次地揣摩过路遥的用意。
照常理说，文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同情，惺惺相惜的。高加林的经历多少有些路遥生活的影子，路遥受文革的影响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里务农，他有过少年时代被寄养的伤害记忆，体验过贫穷的屈辱和饥饿的折磨，经历过严峻的人生考验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这一段苦难岁月在路遥短暂的生命中始终是挥之不去的，是他生活的阴影，于是他就百般设法将这段历史通过看似虚构实则真实的句段勾画出来，逐渐成形了自己的苦难意识和悲剧意识。尽管这并非路遥的本意，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将《人生》的故事推至一个悲剧式的结局，正当一位失意的文人终于得以施展才华时，路遥笔锋一转，高加林的似锦前程全成虚妄。
然而，路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预想的那样讲述高加林如何懊悔，如何痛不欲生，也没有像京剧《斩美案》的剧情演绎的那般，将负心之人置于铡刀之下使其身首异处血溅当场，满足看客们痛打落水狗的心理。而是巧妙地安排高加林重新扑倒在那片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上，内心不再有了狂热和骄躁，冷静地自我反省，回归对土地的感情，重获对生活起落的免疫力，长出生命的根，让他双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我的亲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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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及此处，路遥便恰到好处的收笔，却并非故事已然告终，也并非故设悬念，只因为《人生》故事本没有结局，当人生的一个历程完结后，便又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
其实人生的道路本来就延伸着很多分叉口，对于未来的选择我们有恐惧也有希冀。前路是未可知的，但是每一条路的选择都有其内定的规律和法则，或者尊于现实，或者忠于心灵。只要我们不摒弃做人原则，不逾越道德底线，我们的人生就能走得踏实稳重。
或许真如柳青所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