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超：抗战老兵康荣福传奇人生（散文）

壬寅冬月的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经朋友介绍，我到巩义市市区的一所居民楼里，拜见了仰慕已久、德高望重的抗战革命老人田又生同志。
老人身高一米八左右，身材修长，鹤发童颜。虽说老人家已经98岁高龄了，大脑思维也有些迟钝，他记忆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也是时断时续，回忆历史事件的时间也不连贯，但他对那段亲身的经历，简直是刻骨铭心，了然于胸。倾听着这位世纪革命老人娓娓道来的革命故事，看着他那老当益壮的精气神，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由衷的钦佩和崇敬。。
田又生（原名康荣福），男，汉族，1925年12月1日生，河南省巩义市（原巩县）涉村镇太平头村北庄人，少年时期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无辜逮捕、母亲失散、弟、妹少年夭折，未成年的他就在地主家当过童工，打过短工，在壮丁训练队受过训，吃尽了土豪劣绅的压榨和地主的剥削，尝尽了黑暗旧社会的辛酸苦辣。
1940年10月，经中共地下党员牛子明、李天民推荐，不满15岁的康又生进入国民党38军补充团2营（实为中共地下党工委领导的教导队）学习，1942年冬季毕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春天，因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并大肆搜捕和残害中共党员与革命群众，38军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范明为了保存实力和革命工作需要，就安排康荣福回到家乡巩县参加抗日工作；1944年10月党组织安排他到八路军豫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45年2月毕业，并经共产党员姚刚、申金言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2月学习结束后，康荣福就被中共巩县县委和抗日县政府任命为巩县抗日二区武委会主任，负责坞罗村的革命工作，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发动革命群众、组建农会、扩充民兵队伍、发展党员、开展减租减息、倒地运动，打土豪、分田地等抗日救亡工作。并公审了坞罗村恶霸地主魏功茂，减了他的租和息，倒了他的地，激起了魏功茂等的极大愤怒，因此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康荣福被巩县县委调到巩县老城附近，去开辟城关区（巩县五区），并任区农会主席，为解放巩县县城做着充分准备。

1945年9月2日晚上，康荣福在小关镇竹林村执行任务途中，遭到国民党巩县保安团的两个大队围捕，为了掩护其他同志和乡亲们突围，康荣福不幸被捕，随即就被投入国民党巩县监狱。当晚，残暴的敌人就对他采取了严刑拷打和刑讯逼供，康荣福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针锋相对，义正词严，保守了党的秘密，保护了同志，在将近两个月的监禁生活期间，康荣福多次与敌人斗智斗勇、唇枪舌战，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曾经被康荣福组织群众斗争过的恶霸地主魏功茂，闻听康荣福被捕的消息后，不禁喜从天降、欣喜若狂，就从10月29日开始在坞罗村魏家祠堂连续唱了三天大戏以示庆贺，并利用了其干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等各种上层关系，准备将康荣福押回坞罗村公开审讯，支上热油锅，磨好快刀，扬言要“非把康荣福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丢到油锅里炸，非要让他吃自己的肉不可！”
10月29日下午，魏功茂派遣坞罗联保处中队长赵昆山带着六七个保丁前去巩县县城，30日上午，赵昆山将魏功茂写给巩县县长姚云亭信呈了上去，县长批示后，赵昆山就带人来到巩县监狱，将康荣福和喂庄民兵队长张松茂一齐提了出来，并将他们两个五花大绑了起来，绳子的一头一个人，康荣福一看这个阵势，就知道自己的死期要到了，他心里也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了。
时至深秋时节，负责看押的几个保丁都已穿上了棉衣，康荣福他俩还是光着脚丫脚，身着单衣单裤，凌冽的寒风冻得他瑟瑟发抖，在保丁们的严加看押下，踉踉跄跄地上路了。
他们一行人从巩县县城出发，要经过老城，孝义、益家窝、芝田村再回到坞罗村。他们一路朝日伪时期巩县的杀人场桑树园方向走去，康荣福起初认为是要在桑树园枪毙他们，他也做好了就义前的准备了，甚至连就义前呼喊的口号都想好了，并在心里默默背诵了几遍。

谁知已经走过了桑树园，保丁们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而是继续向西朝孝义方向行走，康荣福就悄悄问牵他绳子的保丁要去哪里？保丁随口说了一声：“坞罗村”，这个保丁突然感觉说漏了嘴，便赶紧解释说：“到坞罗村开个会，让乡亲们具个保证，你就没事了，就可以回家了。”
康荣保一下子就明白了，肯定是魏功茂在发泄私愤，准备置他于死地。康荣宝不怕死，但也不愿意就此结束性命，桑树园距坞罗村有二十多里路程，且天黑路远，山高沟深，也给了他逃跑的希望和机会。
一路上，他借口腿部受伤，就磨磨蹭蹭，步履蹒跚，心里却盘算着如何逃离虎口的办法。在走到东黑石关村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康荣福无意中得知，保丁们准备在前面的芝田乡公所住上一夜，第二天赶到坞罗村，康荣保听到消息后，便计划趁着天黑，利用自己对这一带地形熟悉，距芝田乡还有5里路的机会，择机准备逃跑。
想到这里，他突然蹲在地上，假装腿疼痛难忍的样子，嗯呀嗨呀地乱叫唤，说是太冷了，会被冻死的，后来就干脆坐在地上，任凭保丁们怎样呵斥和推搡，他就是不起来。敌队长赵昆山为了把康张二人安全带回坞罗村顺利交差，只好将自己身上的黑羊皮大衣脱下来，让康荣恩穿上避寒，这就给了他利用皮大衣的掩护解开绳子的机会，他费了好大周折才解开了绳子，并将绳子暂时挂在背上，伺机准备逃跑。
在跨过了一道土壕沟时，狡猾的赵昆山突然要求一个保丁检查捆绑康荣恩的绳子，庆幸的是，这个保丁只是隔着衣服摸了一下绳子，便没有仔细检查，就继续上路了。沿途上，康荣福尝试了几次想逃跑，但均感时机不太成熟，就没有敢轻举妄动。
眼看着就到了芝田村，再不跑就没有机会了，在进芝田村北寨门时，押解的匪徒们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走在前面的匪徒径直进了村子，后面的匪徒距康荣宝有一些距离，此时不跑，还等何时？康荣宝趁着走到北门前向东拐弯的有利时机，猛然甩开身上的绳子和黑羊皮大衣，拔腿就跑，一下子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之中了。

保丁们发现康荣宝逃跑了，急忙开枪射击，紧跟追击，芝田这个宁静的山村，顿时就像炸开了锅一样，热闹了起来，枪声、咒骂声、呼喊声、脚步声响成了一片。后来听说，残暴的赵昆山看到魏功茂关注的康荣福已经逃跑，留下一个民兵队长也没法交差，便在坞罗村的河滩枪杀了张松茂同志。赵昆山为此还受到了魏功茂的责骂和吊打。
康荣福侥幸脱险后，冒着刺骨的寒风，依靠两只赤裸的烂脚，踩着坎坷不平的山涧羊肠小道，疯一般地向远处跑去，乱石硌脚、蒺藜扎脚、荆棘刺脸刺手、圪针割破了衣服，浑身上下遍体鳞伤，脚脖以下血肉模糊，血水都结成了冰块，疼得他钻心难受，他全然不顾，只管一心逃命。
他一口气就跑出去了一里多路，奔跑之中，两腿忽然变得麻木起来，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跌倒在了路边，他挣扎了几次都爬不起来，他有些绝望了，害怕敌人追上来。追赶的敌人瞎忙活了一阵子，他们也知道康荣福不会藏在附近，便押着张松茂进了寨子。
康荣福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跪爬着挪到了路旁的一处路坎下面藏了起来，他便用双手使劲地揉搓着双脚，搓了好长时间，他那冻僵的双脚才渐渐地恢复了知觉，没办法，他只好从自己的裤子撕下了两块布，包在双脚上。他十分焦急，感到此地绝对不能久留，然后，就拼命地挣扎着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投入到了苍茫的夜色之中。
他翻山越岭、越沟跳崖，忍饥挨饿、忍着疼痛，趁黒摸到了巩义老井沟其姑母家，随后，他感觉在姑母家里不保险，就到青龙山的青龙沟的一个山洞里躲了3天，因敌人四处搜捕他，又转移到盘龙尖村一个本家姐姐家，被其隐藏到村外的一偏僻山洞里。敌人闻讯跟踪而来，他又连夜仓皇逃往密县。
到了密县后，他到亲戚家里躲避了几天，经人介绍，就到密县郭洞煤矿当了矿工。在煤矿上，他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扔然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光荣职责，在矿工之间宣传进步思想，组织工人向资本家和工头开展斗争，鼓动他们参加革命工作。

康荣福在密县隐蔽了一段时间后，感觉追捕他的情况也有些松了，就决定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寻找党组织。患难之交的工友们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大家你一毛，他两毛地给他凑了点路费，没有钱的工友就送给他了一些馍和窝窝头作为路上的干粮。说走就走，他就与几个准备到陕西逃荒的老乡结伴而行。
一路上，他们从密县、经登封、偃师、洛阳向陕西出发了，他带着美好的向往，迎着凌冽的寒风，迈着坚毅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饥了就啃几口干粮，渴了就喝几口凉水，累了就在路边歇一歇脚，遇着好心的户家，他们就吃一口热饭。
夜深人困了，就在路边居民的大门楼、廊檐下、庙宇里、或露宿在野外的麦秸垛、草垛里凑合一晚上。就这样，他们走走歇歇、停停走走，被敌人打残的伤腿由于长时间走路，已经肿的有碗口粗，双脚到处都是冻裂的口子，他疼痛难忍、举步维艰，但他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满腔热情和坚韧毅力，在同伴的帮助下，仍然蹒跚前行、内心里立下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宏志。
沿路上，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经受了餐风露宿、饥饿难忍、顶风冒雪、备受疼痛，也受尽了富人的冷嘲热讽和驱赶谩骂，及沿路兵痞、土匪们的侮辱和殴打，终于在1945年春节后到达了陕西的黄龙山，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在那里逃荒的他二姨一家。
二姨夫托本家侄子将他送往延安，在通过杨家河封锁线时，被敌人的哨兵拦住仔细盘问，其姨夫的侄子谎称康是附近财主家的小长工，过了年送他去上工。敌人见他衣着破烂，且年龄尚小，便信以为真地放他过去了。这一次有惊无险，并顺利地闯过了最后一关，进入了陕甘宁边区，走进了南泥湾。
在南泥湾，他见到了驻守南泥湾的359旅的部队首长，接待的领导同志听了康荣福声泪俱下的诉说，表示深感同情并热情地招待了他，让他吃热饭、睡热炕，使他感受到了解放区的温暖，第二天，部队首长就派人带他骑马到了延安联防司令部，后被介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
在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袁宝华同志接待了康荣福，后经党组织保送到延安中学学习。1946年五四青年节，康荣福有幸地向全校师生讲述了他虎口脱险的经历，引起了全体在场人员的无比震惊和极大愤慨。1946年4月6日，《解放日报》以《一席血泪话》为题，发表了他死里逃生的长篇通讯，并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康荣福的英勇事迹长久地流传在延河河畔。

关于康荣福同志的被捕及政审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电讯当时的河南省委协助调查有关情况，后来，原河南区第一地委书记、河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徐子荣也曾经回电答复，经过他们认真调查取证，证明康荣福同志在狱中没有投敌变节行为和任何不良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收集的有关情况，随之解除了对康荣福的组织审查，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同志亲自向他传达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康荣福同志“没有任何问题”）的审查结论和恢复其党籍的通知，让他重新走上了学习、工作的岗位。1946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他改名为田又生，以纪念他参加革命后的重新生活。
1946年5月，入学不到两个月的田又生，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派遣，他不顾国民党的疯狂追捕和生命安危，由延安赶赴河南巩县，准备接应率部起义的原国民党38军副军长孔从洲，及55师师长孙子坤和55师全体将士，康荣福一路长途跋涉、来回辗转数千里，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圆满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
返回延安后，田又生被党组织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联络部联络员，主要任务是以第一野战军“前总”代表的身份，多次与国民党胡宗南军队中的将校军官周旋谈判，进行联络，做策反工作。
1948年，田又生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联络部部长范明同志委派，亲自参与了策反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储静亚等率部起义的全部过程，他带队深入敌营，与狡猾的敌人展开了生死较量，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筹划，做了大量繁重的政治思想工作，经历了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险阻，解决了迫在眉睫的一系列问题，但因种种原因，老奸巨猾的储静亚拒不接受我方的起义条件，导致此次策划起义行动失败。田又生在吃透敌情后，迅速、及时、准确地向上一级党组织做了详细汇报，并建议第一野战军副司令赵寿山，四纵司令员王世泰部等有关领导，向敌二十师发起了猛烈攻击，最终在龙首山地区全歼敌二十师，全师上至师长储静亚、下至伙夫、马夫，无一人漏网。
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田又生参加了兰州市的地方军管工作，1950年，田又生被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人民功臣”并颁发“人民功臣”功勋章一枚。

新中国成立以后，田又生积极报名参加并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在祖国的边疆和少数民族艰苦地区开展和平解放西藏，成立西藏自治区、平息武装叛乱、进行民主改革及社会发展等革命工作。在此期间，他曾任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中心干事、西藏工委边防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西藏工委审干办公室副主任，西藏民族学院师训班主任，师范科副主任，为西藏地区农奴彻底翻身得解放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并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肯定和表扬。
1958年夏天，田又生被错误地列为西藏工委“范明反党集团成员”，并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因此，他曾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了长达数年不屈不挠的斗争。1972年被调到河南储备物资供应局431、671处（地址在巩县）先后任副主任、副书记、顾问等职务，1985年正式离休后，他仍然痴心不改，继续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宣传党的革命历史，教育革命下一代等发挥着余热。
“康荣福同志之所以能在困难险境中死里逃生，靠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矢志不移的革命党性，靠的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屈的执着追求，靠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靠的是一个革命战士的聪明智慧，靠的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品质，他为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的革命传奇故事，是我们进行红色传统教育的一部生动而真实的经典教材。他的那种无畏无惧的革命精神，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激励我们不断开拓进取的强大动力。”
这就是党组织对田又生同志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