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系列不可多得的作品，12位三国帝王的是非功过尽在此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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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说起三国十二帝，首先要探寻的问题是，历史何以三分？因此本章开篇，先集中说一说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汉末历史何以形成三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是不能够回答的。学术界所流行的经济均衡论导致了三分，即北方经济遭破坏、南方经济发展形成南北均衡而成为三分的立国基础的说法，只是历史的原因之一，而绝非必然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以独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无需均衡也可成割据态势。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就有巴、蜀、楚、吴、越的割据。至汉末，割据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刘璋、刘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减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而与曹、孙成鼎立之势呢？可见三分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轨迹看，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迭次出现，而三国鼎立却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局面是历史上的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而导致变异的历史原因，就不是常规的必然性，这是简单明了的逻辑。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的必然规律。当然也可以将此看做是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发展的一种周期性运动。因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即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中央集权力量一旦削弱或解体，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割据混战破坏生产力，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天无二日，人无二王，人心思统一。所以秦、西汉、隋、元、明等封建王朝解体后，很快就走向了统一。但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十六国之对峙，有南北朝之对峙，有北宋与辽之对峙，有南宋与金之对峙。这些现象都有比较复杂的原因，而不能单纯用“经济均衡”加以解释，更何况三国鼎立。

东汉末13州政区

三国鼎立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原因，是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概略地说，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这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势、地理均势、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作用才形成的。在这些历史原因的形成中，“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
汉末人才三分

三分的奠定，首先是军阀混战使汉末人才分散，形成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汉末军阀，像穷凶极恶的董卓，顽悍乐杀的公孙瓒，贪利恃宠的陶谦，倏彼倏此而横的吕布，狂愚而逞的袁术，雍容论道的刘表，昏庸懦弱的刘璋，都无戡乱之才，他们在群雄角逐中注定要被歼灭。而志大才疏的袁绍，文武兼备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任才尚计的孙权，都有统一天下之志，任人有方，驭才有术。而后袁绍败亡，遂演成了三分之局。

东汉末军阀混战，为何人才三分，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一系列偶然事变的分合所形成的必然之势。在乱世之中，局势未明朗之时，际遇交合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下扰攘，君择臣，臣亦择君，又是必然之势。荀彧、郭嘉、董昭，初投袁绍，后归曹操。鲁肃与刘晔友善，最初欲依巢湖郑宝，而后两人分道扬镳。诸葛瑾、诸葛亮，同胞兄弟，一个辅孙权，一个佐刘备。所以，东汉末年的人才形成三分而未若江河之归大海，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试分析如下。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汉朝还没有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刘姓皇帝仍是一面旗帜。两汉儒学昌盛，它所宣传的君权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士大夫多尚气节，袁绍在反对董卓废立时就说：“汉朝统治天下四百年，恩泽深厚，赢得全天下人民的拥护。如今皇帝虽然年幼，但没有什么不良行为，董公想要废掉合法的嫡长子，换立一个庶出兄弟，恐怕满朝公卿是不会答应的。”二是东汉世家大族正处于上升时期，多名节之士。尤其是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政，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这两个客观因素，对曹操有得有失。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四方人才多归往之，这是得。但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庶族，初起时不敌袁绍，不仅使得一部分北方士人流归了袁绍，如沮授、田丰、审配等;而且延迟了他统一北方的时日，眼看孙权坐大，刘备寄居荆州而不能及早消灭，这是失。关东军讨伐董卓，孙坚力战第一，义动天下，也赢得了一部分人才的归心。张昭、周瑜、程普、黄盖等倾心辅佐孙氏兄弟，这是孙吴之得，反之则是曹操之失。刘备以帝室之胄，“受左将军之命，躬膺天子之宠任，而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王夫之语，《读通鉴论》卷九），露布衣带诏讨曹，使曹操蒙受“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周瑜语，见《周瑜传》）的恶名，刘备则以正统自居。诸葛亮辅刘备，不仅仅是报三顾之恩，而且也是扶持正统。这是刘备之得，亦是曹操之失。

主观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曹操的对手刘备、孙权都是人中之杰，总揽英雄有很大的号召力。二是曹操品德不济，奸险诈伪，暴虐无比，使得一部分智士远离了他，像诸葛亮、庞统等人宁肯归隐待时，也决不北投曹操。陈宫、张邈之叛，就是鄙薄曹操的为人。曹操傲慢，把蜀中使者张松推给了刘备，这是最大之失。曹操不仁爱士民，多次屠城，滥杀无辜，并在征战中颁布了“围而后降者杀无赦”的军令，所以他始终未能获得“天命攸归”的舆论。曹操兵围汉献帝，失人臣礼，始终带着“汉贼”的帽子打天下。曹操的这些弱点为孙、刘所利用。因此，曹操不能像他的先辈汉高祖、汉光武那样囊括天下英雄，也就不能统一天下，只好做了个半壁河山的“周文王”而遗恨九泉。

赤壁大战图
三大战役改变历史走向

袁曹官渡之战、曹刘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是三国鼎立形成过程中的三大战役。三大战役的发生和胜败结局出人意料，特别是前两次大战，改变了历史统一的航向，仿佛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支配和引导历史步入三分之局。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的统一，消除了一个争天下的强手；赤壁之战曹操受挫，孙刘之势渐强，于是奠定了三分之势。本来这两次战役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设若官渡之战袁胜曹败，袁绍君临天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曹操统一北方，“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吴主传》裴注《江表传》），若赤壁战胜，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但这两次战役都是强者败，弱者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历史的天平，使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这里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孙刘赤壁战胜，带有“偶然性”；但已然胜利之后，使形势逆转，弱者成为强者，这就是“必然之势”。反过来说，叱咤风云的袁绍和曹操，不听谋臣劝谏，丧失了取胜之道，只是“偶然”的一着失计，造成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必然”后果。

夷陵之战，终止了孙刘结盟东西夹击曹魏所取得的战略优势，结局蜀弱吴孤，但它确立了三分的地理均势，鼎立之局不可逆转。

兵家胜败，乃事理之常，为何三大战役，一战之得失改变了历史的航向呢？首先是因为交战双方拼尽了全力大决战，可以说失败的一方输了老本，形势逆转无可挽回。其次是，三大战役的发生，总是强势的一方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交战双方均为人杰，一方错误则给对方带来机遇，于是“人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次荆州争夺，形成三分地理均势

何为地理均势所谓地理均势，是指割据集团利用地理条件抗衡对方的一种策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的是戈矛甲盾作战，因此占有险固地利的一方在争雄角逐中明显地具有优势。中国的地理形势是西北高，东南低，东面、南面都濒临大海。所以王朝更替，割据争雄，一再演出北方战胜南方的历史现象。“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序》）。隋唐统一，兴于西北；明清战略，重在西北。南北朝对峙，五代十国战乱，两宋与辽金之对峙，总是北方战胜南方，其中地理形势是一大因素。这是因为，偏安东南的割据政权，被大海封闭，没有回旋余地；又处于低地，攻守不利。占有中原的北方政权，不仅占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的正统所在，政治上也占优势。再看区域形势，从南北看，横贯东西的长江把中国地理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南北对峙，南方政权总是依赖长江为天堑。从东西看，以华山、秦岭为界，劈成西北、西南两个闭锁地区，险固便，形势利，中原有事，这两个区域常为割据之境。在三国以前的西汉末年，就有隗嚣据陇，公孙述据蜀的先例。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陇蜀也是最先成为割据之地。

荆州形势，兵家必争荆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三国以后南北对峙政权的攻守中得到证明。南北朝对峙，荆州之重，终六朝之世，系举国之安危。南朝宋齐梁陈，荆襄镇将，资实甲兵，占全国之半。北宋覆亡，宋高宗南渡，由于荆襄固守，得以保守半壁河山一百余年。北方统一南方，总是用兵荆襄。南方政权，丢失荆襄，也就随之灭亡。所以顾祖禹总括说：“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所以，袁术据淮南，首先就是争荆州，孙坚为之丧身襄阳。曹操挟献帝都许昌以后，连年进攻荆州，因北方未平而未得手。诸葛亮的《隆中对》，劝刘备据荆益，就是着眼于三分的地理均势。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鲁肃语，见《三国志·鲁肃传》）荆州如此重要，其势为曹孙刘三家所必争。因为曹孙刘三方，谁占领荆州，谁就在实力上可以得到很大的增强。曹操占领荆州，逼降孙权以统一天下；孙权占领荆州，要全据长江与曹操抗衡；对于刘备来说，荆州是立身之地，借此而居以待天下之变。荆州成了曹孙刘三家逐鹿中原的冲要，它的归属将影响历史步伐的节奏。三方军事斗争从公元208年曹操南下起到公元222年夷陵之战画上句号为止，前后十五年，发生过五次大战役，即五次争荆州。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皆在其中，使荆州三易其主，由此可见争夺荆州的激烈。

荆州城

孙权灭黄祖

第一回合，曹操南下，兵不血刃下荆州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十一月，诸葛亮发表隆中对策，替刘备制定的战略方针中，首要的目标就是夺取荆州，然后西进益州，东联孙吴，北拒曹操。刘备长期驻屯荆州，“总揽英雄，思贤若渴”，有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文武相助，加之近水楼台，最有利于夺取荆州。但以兴复汉室为己��的刘备，从有大恩于己的同姓手中夺地盘，名不正言不顺，最为天下之忌，刘备需要等待时机。但曹孙两方岂容枭雄刘备从容得荆州，他们都积极准备抢夺荆州。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孙权建柴桑行营，亲自统兵抢先发动荆州之战，一举歼灭江夏黄祖，打开了荆州的东大门。与此同时，曹操做了充分的备战，也于公元208年春在邺城造玄武湖训练水军。七月，他率三十万大军南下，是他征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志欲一举定江南。刘表也预感到荆州继袁氏灭亡之后次当受兵，二子又不睦，军中各有彼此。刘备从新野移驻樊城，伺机而动。刘表面临内忧外患而束手无策，忧愤成疾。曹军南下，声势浩大，刘表被吓死，其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不战而降。曹操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兵不血刃下荆州，在争夺荆州的第一个回合中，强势的曹操占了头筹。

第二回合，赤壁之战，曹孙刘三分荆州，拉开了鼎立的序幕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是曹孙刘三方争夺荆州的第二个回合。此役孙刘结盟，挫败了曹操南下的势头，三家瓜分了荆州，初步形成三分鼎立之局。曹操占据南阳郡和江夏郡北部，以襄阳为重镇，阻止联军北上。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南部，全据长江形势，打通了西进益州的大道。刘备据有江南四郡：武陵、长沙、零陵、桂阳，有了立足之地。按照战前诸葛亮使吴所订双边协定，赤壁之战后荆州归刘成鼎足之形（事详《三国志·诸葛亮传》）。所以刘琦死后，孙权表荐刘备为荆州牧，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巩固联盟。刘备则表荐孙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刘双方互相推荐，达成了势力范围的默契。从荆州北上宛洛，是刘备发展的方向；从扬州北上徐州，是孙权发展的方向。当时长江上游有刘璋，汉中有张鲁，关中有马超、韩遂。这是三个互不统属，而又均无远略的割据集团。曹操占有大江以北的整个中原地区，兵强马壮，仍有力量时时卷土南下。与曹操争天下的刘备和孙权，处在长江中、下游，无论地利和人力，均不能单独与曹操相抗。为求生存与发展，孙刘联盟抗曹，唇齿相依，形势使然。

第三回合，孙刘两家争荆州江南三郡，联盟发生裂痕公元214年，刘备得益州，势力壮大，荆州居吴国上流，孙权感到西强东弱，因而向刘提出索还荆州的要求。关羽坐镇南郡，兵力强盛，孙权不敢强求而仅讨江南三郡。刘备、关羽不允，孙权派吕蒙强夺江南三郡，刘备引兵东下。曹操趁势夺取汉中，益州震恐，成都一日数十惊。大敌当前，此次孙刘两家没有大动干戈，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协议：两家中分荆州，以湘水为界，南郡、武陵、零陵西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孙权退出了强夺的零陵郡，只得到长沙、桂阳两郡，心中实不平，联盟发生裂痕。

第四回合，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联盟破裂孙刘中分荆州，刘备认为自己已用长沙、桂阳郡换了孙权的南郡，问题已经解决，从而放松了警惕，到公元219年，刘备夺得了曹魏的汉中、上庸两地，关羽又威震荆襄，势力迅猛发展，再次打破了东西均势，孙权震恐而偷袭荆州。这时，曹魏采取了挑动吴蜀相仇的策略，拉拢孙权，创造了孙权放胆进攻的条件。孙权派吕蒙偷袭南郡，擒杀关羽，是荆州争夺的第四个回合。此役之后，孙刘联盟破裂，两家敌对，曹丕趁此称帝篡汉。

第五回合，夷陵之战，荆州归吴，三分地理均势形成孙权破坏了联盟，心惊胆战。他为抵御刘备复仇，避免两线作战，向曹魏称臣。这就是发生夷陵之战的背景。夷陵之战，是荆州争夺的第五个回合。刘备失守荆州，也就丧失了隆中路线所规划的北伐条件，被困于四塞之地的益州，他绝不甘心。刘备认为，伐魏，力量不足，讨吴，自谓可胜，加之为关羽报仇，可以激扬士气。因此，夷陵之战不可避免。结果是一败涂地，战后蜀弱，吴孤，后来吴蜀虽然重新修好，也只能自存，曹魏强于吴蜀的形势不可逆转。诸葛亮的隆中路线，伴随夷陵之战的发生而中道夭折。

综上所述，荆州争夺的五个回合，有三个回合发生在联盟内部，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最终以吴胜蜀败荆州归吴而结束。设若夷陵之战胜败易主，局势难以预料，若果还是三足鼎立，则荆州争夺仍不会结束，不达均势则不停止。
葛鲁外交显神威

葛鲁外交是三国外交的前奏，是指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和鲁肃两人根据当时形势不约而同提出的孙刘两家联合共拒曹操的构想，史称葛鲁之谋，即葛鲁外交。赤壁之战，正是由于有孙刘两家的联合，才挫败了曹操，拉开了三国鼎立的序幕。

赤壁之战前的统一形势?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形成了群雄割据的局面。曹操在北方经过了十二年的征战，先后剪除了陶谦、吕布、袁术、袁绍等军阀集团，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凯旋，清除了南下的后顾之忧，全国统一的趋势日渐明朗。当时全国还有七大军事集团。北方四大集团：曹操雄踞中原，辽东有公孙康，关西有马腾、韩遂，汉中有张鲁。南方三大集团：长江上游益州有刘璋，中游荆州有刘表，下游江东有孙权。这六大军事集团中，曹操最强，已占有天下之半，“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他任何一个集团都不足与之单独对抗，曹操具有统一全国的势头。

葛鲁外交的提出与实现公元207年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替刘备规划三分天下的蓝图，提出东联孙权，北拒曹操，夺取荆益的战略方针。当时孙权正按鲁肃、周瑜、甘宁等人提出的全据长江，北抗曹操的战略方针积极备战西征。公元208年，孙权移行营于柴桑，发动了讨伐刘表的荆州之战，一举歼灭了江夏的黄祖。刘孙两家都要夺取荆州，发生战略矛盾，因此，诸葛亮规划的孙刘联盟，只是一厢情愿的构想，没有实现的条件。

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大举南下，形势急转，鲁肃敏锐地看到刘表不足以抗衡曹操，他立即向孙权提出修正全据长江的战略方针，调整为联合荆州，共拒曹操的战略方针。鲁肃对孙权说：“荆州内部矛盾重重，刘表的两个儿子刘琦、刘琮一向不和，军中诸将分成两派，各自拥护一方。刘备一世英雄，寄居荆州，若刘备能与荆州方面同心协力，上下一致，就应当支持他们，和我们结盟交好；如果不能，就应当相机行事，另想办法。”八月，曹操兵临荆州，刘表惊吓而死，形势危急，鲁肃主动要求以吊丧为名，出使荆州，慰问军中诸将，并劝说刘备，安抚刘表旧部，齐心协力，对付曹操。孙权完全采纳了鲁肃的建议，当即命他启程前往荆州。鲁肃昼夜兼程，等赶到南郡（治江陵，故城在今湖北江陵东北），形势又发生突变，刘琮投降曹操，刘备战败南逃。正在千钧一发之际，鲁肃临危不惧，毅然亲赴前线，在当阳（今属湖北）长坂坡遇见刘备，转达孙权旨意，劝说刘备与孙权联合。刘备处在败军之际，正待有人支持，自是欣然同意，于是率领残部向东退走，驻扎鄂城，靠拢孙权。孙权采纳鲁肃联荆抗曹的策略，至此出现了孙刘联合的条件。但孙权的战略修正是曹操大举南下逼出来的，诸葛亮奉命随鲁肃过江，在柴桑行营舌战群儒，驳倒投降派，在鲁肃的推动下，孙权让步，答应两家联合，打败曹操，荆州归刘。用诸葛亮的话说，就是两家联合抵抗曹操，曹操一定会战败，退回北方。这样一来，“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这就是赤壁之战拉开鼎立序幕的来历，孙刘两家在战前的双边谈判中就确定了。这完全是曹操急于东进发动赤壁之战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是曹操推动了孙刘结盟，发动赤壁之战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葛鲁外交显神威葛鲁外交实现了孙刘联盟，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赤壁战后，孙刘互为犄角，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公元212年，孙权作濡须坞，公元214年又攻下皖城，筑起了巩固的江北边防，凭借长江之险。公元214年刘备得益州，有了立国根基。215年刘孙争荆州南三郡，蜀兵东下。曹操趁机进兵汉中，占了便宜。但是这一次曹操仍未掌握好火候，又失之于早，成全了两家和解。孙刘中分荆州，又协同作战，孙权围合肥，刘备取汉中，曹操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只好临江而叹，逾秦岭而生畏。公元219年，关羽北伐，威震荆襄，是孙刘联盟达于巅峰的表现。假如此时，孙权在东，全力向北，一支出合肥，一支取徐州，刘备在西，率益州之众出秦川，曹操是无法应付的。再假如吴蜀取得全线胜利，蜀得关中、襄阳，吴破合肥、徐州，或者这四个方向只取得一半的胜利，都将使中原震动，人心倒向，从而打破平衡，使曹魏陷于危局，三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吴蜀重结盟好成鼎足历史不能假设，葛鲁外交中途夭折，结果是孙权背谋，夺得荆州，演成鼎立之势。但小国自相残杀，大国渔利，吴蜀均不免灭亡。这一总体形势，决定了吴蜀联盟才能生存，所以金戈铁马之后，仍能握手言和。公元223年，邓芝使吴，吴蜀通好，葛鲁外交进入了三国外交阶段。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吴蜀订立中分天下的盟约，三国鼎立的政治均势形成，三分对峙之局不可逆转。
三国鼎立之谜

三国鼎立之谜，就是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综上各节所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根本性的历史原因来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势和三分地理均势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汉末战乱形成的“人才三分”是“时势造英雄”；如何平乱世，“人谋”规划了三分之局，则是“英雄造时势”。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而总趋势，则是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即三国鼎立是“人谋”所结之果。也就是说，“人谋”在三国鼎立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谋”规划三分的核心是谋求地理均势，同时又谋求政治均势，而地理均势是政治均势的前提条件。所以，三国形成时期曹、孙、刘三方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都是围绕荆州的争夺而展开的，随着荆州归属的解决才形成了三分地理均势，而后出现了三分的政治均势。至此，三国鼎立的对峙，就成为了必然之势，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曹孙刘三方都无力统一天下。陈寿撰《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表志，着重记载三国形成时期的人物，可以说是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演变的主旋律，即“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部《三国志》，共载了四百四十一人的传记，最耀眼的是谋略人物而不是军事人物。三国人物传记的分合排列以类别与时序相结合，重心突出的是政治谋略人物。如曹魏的五虎将张辽、乐进、于禁、张合、徐晃按类为一传，他们排在程昱、郭嘉等谋士传之后。蜀国的五虎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为合传，列在诸葛亮传之后。吴国以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等政治人物合传居前，程普等十二员虎将合传在后，文武双全的周瑜、鲁肃、吕蒙等人合传在二者之中。陈寿论人，重在人物器识的发挥，不时做比较。如将刘备与曹操相较，认为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又将蜀汉的庞统和法正与曹操谋臣比较，认为庞统可与荀彧为仲叔，法正与程昱、郭嘉相俦并。从陈寿所写《三国志》的重心和对人物传记的布局、品评来看，用意重在探索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和“人谋”的作用。三国人物的这一特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研究三国人物，可增长才智，吸取他们的教训，可避免犯错误，运用三国谋略，可增加事业的成功概率。三国人物，可歌可泣，三国历史，应当敬畏。

三国鼎立图

《三国志》（宋刻本）

明崇祯刻本《三国志》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