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 | 千古文章四大家

文\海南周刊特约撰稿阮忠

据说，清代文人张鹏翮留下一副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上联说的是北宋的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下联说的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说的是写诗要从读书开始，不仅要读，而且一定要多读才行。文章写作有法。在好方法的指导下，写作能少走一些弯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流传至今的读书、写作方法值得后人学习。

韩愈塑像。资料图

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

中唐时，秀才李翊向韩愈请教文章作法。韩愈说，文章要写得好，要达到古人写作的境界，首先不是写作，而是要读书。读书得专心，“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答李翊书》）。这其实是很高的要求。凡人做事，望其速成者众，以致揠苗助长。诱于势利，不能专心读书的人也多。管宁割席，与华歆断交，就因为他为势利所动，用心不专。

韩愈说，读书要专且多，“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读得少，就不容易写得好，“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书》）才是以读书长写作的本领。这句话说得很透，韩愈自己也是先读后写的。他在《进学解》中描述过自己读书的情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并不自恃天才，老老实实地苦读。韩愈对自己读的书有严格要求，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以此原则读书和写作，以文载道，成为唐朝古文领域高扬的一面鲜艳旗帜。

在读书方法上，以苏轼的“八面受敌”法最有名。苏轼希望求学者每部书都能多读几次，因为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兼收尽取，每读一次只取一意，不生余念，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一般的涉猎不可同日而语。他也特别强调，这样的读书法不是“速化”之术，与韩愈说的“读书不能速成”相一致。

在海南儋州时，苏轼还说过儿子苏过借抄书来读书的方法。当时苏过抄了一部《唐书》，又借来《前汉书》继续抄。苏轼高兴地说，如果抄得这两部书，“便是穷儿暴富”（《与程秀才书》），没有学问的人也能成为很有学问的人。

韩、柳、欧、苏的“文章四法”

多读书是希望文章能写得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以下四种写作方法值得学习。

一是“务去陈言”。韩愈对李翊说：“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惟陈言务去，换句话说是“辞必己出”，心有所思，才能笔有所写。写作要务去陈言，立意要不同凡响。是不是去了陈言，韩愈有一个衡量标准：文章写出来后，看读者是讥笑还是赞誉。如果读者讥笑，他就高兴；如果读者赞誉，他就忧愁，担心文中有些话别人已经说过，有些想法和别人雷同。

二是“气盛言宜”。韩愈曾对李翊说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尊孔尚孟，孟子讲浩然之气，韩愈的文章气盛，一往无前，虽曲折往复，气不衰也。曹丕曾说“文以气为主”，这气得靠自己培养。他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玄妙，文章有“气”却是真的。不平则鸣，这不平之气或因喜、或因怒，最后都形于文字。当然气盛还得言宜，话要说得合适，当长则长，当短则短。理之所在，情之所之，都是如此。

苏轼在扬州时，受潮州太守王涤委托写下《潮州韩文公庙碑》，文中的韩文公就是韩愈。这篇文章气势逼人，他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赞扬韩愈挽救了自东汉至隋的八代文风，重振儒学道统，凭一己三寸不烂之舌平定了镇州兵乱等，这些都成了韩愈身后最经典的评价。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感人至深。和韩愈一起长大的侄儿韩老成死了，他写下这篇祭文，诉说心中悲痛，“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韩愈在文中说，“没想到你这个年轻强壮的人死了，我这个病弱的人还活着。”接着他又说，“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这些和着血泪说出的话，同样气盛言宜，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共鸣，称其为天下第一祭文。

三是“得意明事”。苏轼在儋州时曾教葛延之怎样作文，还以用钱购物打比方。他说集市上货物繁多，用钱才能统摄万物。作文也是这样，天下之事林林总总，必得一物以摄之，才能为己所用。这个“物”指的就是文意。“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诲葛延之作文法》）说得很好。陆机也说过，“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片言”就是“意”的代名词。

韩愈的《师说》就是“得意明事”的好例子。《师说》全篇之旨，不出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是韩愈说得更为明确，“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全文就围绕这句话来展开。“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何人可以为师？以闻道先后为原则，“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不论年龄，不论先后。这样的例子在韩、柳、欧、苏的散文中俯拾皆是，得意明事、得意明理是写作时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四是“行云流水”。苏轼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类似的话苏轼还说过，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谢民师推官书》）。文章语言的自然流露如同行云流水，是语言表达的最高境界。孔子也说过文章要“辞达”，表意应准确流畅。

描绘苏轼居儋生活的《儋耳山图》。刘运良作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篇写道：“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醉翁亭记》善用语气词“也”，让其舒缓渐进，从容沉醉。读这段文字，让人感受到的不是流水潺潺的感觉，而是滔滔汩汩的激越，一泻千里后才放缓。“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别有一番韵味。

苏轼的《前赤壁赋》也是如此。他在文中说江上水与月的盈虚消长，有变与不变的法则，“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流贬黄州的苏轼，此时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行云流水般的表达中充满人生快意。

韩、柳、欧、苏的“文章四法”并不独立，而是交互为用，这也是写作的自然之道：灵活变通，用所当用。荀子劝学，说读书是借舟楫以绝江河，借舆马以致千里。学习前人之长，是提升写作水平的硬道理，也是人生进步的硬道理。韩、柳、欧、苏四人一生都在坚持读书写作，为官于庙堂之上时如此，流贬于僻远之野时也是如此。磨砺之下，他们的文章出神入化、名冠千古，至今仍令人赞叹不已。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