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恋情丨烽火爱情——我的父母

2022-12-12 17:14| 发布者: ujpmp04p4h9yi9| 查看: 1693| 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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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烽火恋情》一书,由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红船编辑部、北京开国将军后代合唱团《烽火恋情》专刊编辑部共同出品。本书18万字左右,共收录了三十多位开国将军子女撰写的文章,生动详细地描绘了父辈在战争年代的婚姻故事,讲述了那一代人的不平凡的经历。红船编辑部于每周三、每周六连载《烽火恋情》。



我父亲董启强1918年1月出生在四川巴县。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延安“红大”(上干队)学习。并于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政治教育科长,东进纵队宣教科长,冀南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冀南军区第六分区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17日,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一二九师以七六九团四个步兵连队、一个机枪连队、一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东进冀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来到了河北衡水地区的冀南军区南宫,枣强一代。
我父亲(董启强)也在这一年,随东进纵队进入晋冀鲁豫的河北南宫,枣强等地抗日救国。
我母亲1922年3月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1938年16岁入党。是河北枣强县后东漳村人。后东漳村是个小村,我的姥姥和母亲就住在这里。我姥姥姓周,嫁入了刘家。生了我母亲(刘光)和舅舅(刘建枢)。其家族很多人都是留日归来的人,还有两个举人,几个进士。母亲的父亲是一个举人。我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女,柳叶弯眉,水灵灵的大眼睛,身材高挑优美,号称当地三美女之首。但她也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她很小就剃头削发进入学堂读书,不裹脚,反抗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歧视和束缚。当日本侵略者侵略华北平原和家乡的时候,她才15岁,就弃学离家,坚定的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成为当地抗日救国妇救会的领导干部之一。我父亲当年英俊潇洒,浓眉大眼,一身豪气,属于有文化有志向的革命青年。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抗日救国,打倒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也是他们爱情的基础。



1939年,父母在晋冀鲁豫河北南宫
父亲挖地道结识母亲
听我舅舅讲,当时冀南学冀东开始挖地道,有一天父亲挖地道,挖到了我的姥姥家,从此认识了母亲。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姻缘,开创了他们一生的烽火恋情。在反扫荡,反日本铁壁合围的艰苦岁月中,他们美好的恋情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考验,升华和开花结果。1941年左右父母在河北衡水地区的南宫结婚。当时冀南军区的首长陈再道,宋任穷,刘志坚,范朝利,王任重等都纷纷表示祝福。在艰苦的抗日反扫荡战斗中,我军牺牲不少领导干部,我父亲也三次负伤,并作为六分区剩下的少数领导,带领部队奋战在抗日第一线。
194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在战争年代,养育孩子非常不易,既要躲避日本鬼子的追捕,带着孩子东奔西跑,还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动员群众支持革命,巩固根据地,扩大革命队伍,保存实力,坚持斗争。那个时候,因为革命工作分工不同,他们不在一起战斗。经常转战南北。所以母亲有了孩子非常不方便,无暇顾及,就找了一个奶妈喂养我的大姐,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们都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孩子放在第二位,把亲生骨肉交给他人代养,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劳苦大众,他们作出了很大牺牲,亲情割舍,骨肉分离。1944年我的二姐出生了。



1948年张家口合影
发黄的信笺见证父母的革命爱情
我曾经翻看过父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黄的信笺,有的是很小的一片纸。有的像草纸一样,各种各样的参差不齐的纸写的信,都是他们在战争间隙写的。也是父母在生离死别,战火纷飞的年代爱情的见证。有的信上还画了一些插图,比如,一颗红心插了一支丘比特的射出的爱神之箭,有的信里有一枝红玫瑰,有的信里绘的是一把鲜花。信里都是互相勉励,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学习,为革命多做贡献的词语,以及相互思念和对身体健康的关心。
只要是战争空隙,父亲都会利用一切机会来看望母亲,母亲也常说父亲骑着一匹大白马雄赳赳,气昂昂的来探望她,带来温暖的问候、对孩子们的关心,并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
看了父母解放战争的通信,可以了解到母亲为了能和父亲在一起共度艰难岁月,也总是带着子女,千里迢迢坐马车、吉普车或者千里步行,穿过封锁线到前线和父亲汇合。总之他们不管是谁,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条件,就克服各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最大限度的争取团圆的机会。让爱情和家庭的温暖带给他们战胜困难的力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激励他们,鼓舞着他们,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努力奋斗,坚持革命,永不放弃。
父母的差别还是很大的,父亲是南方四川人,母亲是河北人,父亲是大城市长大的,母亲是在农村长大的,母亲为了父亲和孩子们学会了很多家务劳动。妈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实际问题,实干,爸爸理论强,出口成章。正是爱情这个润滑剂,改变了双方,让他们的生活习惯更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这些子女也都南北融合,适应力强。所以有真爱情才能包容,才能持久。
经受考验,相濡以沫一生
1944年8月父亲去延安学习。同年11月,六分区领导决定母亲和王蕴端一起去延安学习。母亲骑着小毛驴经过交通站,一站转一站,一天五六十余里,12月到达太行军区,军区领导和同志们劝母亲不要走了,冰雪封路,又带着小孩,等明春化冻再走。1945年3月母亲又继续向延安出发,在高高的山上,窄窄的羊肠小路上走啊走啊走……从早走到黑,一天又一天,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4月底的一个晚上,母亲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远远的望着窑洞中无数的灯火,像天上的繁星闪烁,美丽极了。这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延安,身上的疲劳顿消。从这之后,母亲又投入到一个崭新的生活中——离开前线转入大后方,开展大生产运动,纺线种菜。
1945年11月底,中央决定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分批到前方,父母是最后一批,好几百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部分同志去东北前线。国民党封住了去路,他们到达张家口待命。1946年我的三姐出生了。
1947年二野刘邓大军准备渡过黄河,进行羊山战役。母亲为了争取能跟部队过黄河,和父亲并肩作战,将已怀孕四个月的胎儿坠了下来,因大出血,未能过江,只能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后方工作。
1948年部队千里挺进大别山。在还乡团白色恐怖笼罩下,部队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没有吃的,没有住的。甚至还经常有人向还乡团报告解放军部队的动向,使部队遭遇伏击。部队的处境非常艰难。外加南方气候,蚊子多,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父亲感染了虐疾,母亲想方设法搞到治疗疟疾的药,托人带给父亲,让父亲死里逃生,渡过了缺医少药,食不果腹的革命最艰苦的时期,坚持斗争,胜利走出大别山,开始进入了解放战争阶段。
1949年下半年,部队向大西南进军。一路上设了宣传站,张贴标语,出版进军报,每天行程六七十里,经过无盐区、苗区、黄泛区,再加上阴雨四十余天,每到宿营地,首先就要烘烤被褥,生活极为艰苦。母亲那时已经怀孕,什么也吃不下,每天只能吃几个小橘子充饥。但是她咬紧牙关,从不掉队。后来组织照顾她跟领导坐车走。1949年12月21日父母胜利到达重庆南温泉。父母就再没有分开。
1950年7月老四出生。1951年5月整编为第六步兵学校。小报的名字就改为《步校生活》,仍由母亲主管,年终被评为工作模范,带了大红花。1952年7月老五出生。1955年老六出生。1957年老七出生。正是父母的爱情,使得我们这个家庭充满阳光,自由,开放,不保守,接受新思想,新事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母受到了战争中所没有经过的特殊考验和锻炼。文化大革命,是对所有夫妻的考验,父母经受住了考验,仍旧相亲相爱,互相扶持。父亲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反复批斗达百余次,还被压到上海去批斗,由于长期被隔离审查,致使他在战争期间就负过伤的身体更加虚弱,多次生病,我妈妈经常给他送药、送饭、送衣、送被,在精神上,物质上支持他。我母亲是铁道部干部,造反派说母亲没有划清界限,还把她抓去批斗、“坐飞机”、写检查,反复抄家几十次。但是,母亲没有被困难压倒,挺了过来,并且将五个孩子送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又送他们去参军,在“火红的熔炉”中锻炼长大。文革结束后,孩子们都大学毕业, 三个高级工程师,一个工程师,一个硕士研究生,二个美国名校博士毕业。他们爱情的结合,孕育出爱情的结晶,并最终完成了培育后代的重任。
父母戎马一生,他们的爱情诞生于抗日战争,见证于解放战争,成熟在解放以后,挺过了文革。互相扶持,至死不渝,互敬互爱,同心同德,走完了一生的道路。母亲是行政12级局级干部离休,父亲是61年授衔的开国少将行政8级。他们的爱情在离世之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成就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烽火爱情。
【作者:董进进 董建建 董都都 董赛赛 董玫玫 刘沙沙 刘光光】
董启强



董启强(1918-2005),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参加红军,193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曾任129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教育科长,冀南东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长,冀南军区六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冀南独立第四旅参谋长,二野三兵团二纵12团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步校副政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院政委,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院党委书记,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等职。1952年评正师职,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晋升为少将,行政8级。1983年从总装备部离休,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刘光



刘光(1922-1998),1938年2月8日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进了母亲的家乡,母亲1938年3月16岁就主动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入党。抗战期间,曾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军政大学学员、县妇救会党团书记、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报社编辑,冀南军区政工科教育干事等职。建国后,曾任二野三兵团军大三分校校刊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宣传处宣传处副处长等职。1955年从北京政治学院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北京展览馆铁道部馆馆长、铁道部中央技术馆副馆长兼北京展览馆支部书记、铁道部工厂总局人教处副处长、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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