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巨人的默契：抗战困难时期，毛泽东做出了与曹操同样的选择

毛主席对历史的热爱，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在南方的密林里、延安的窑洞中、中南海的大床上，厚重的历史文本，曾伴随着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毛主席遍览史籍，自然不是要当一个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酸腐文人。学以致用，从历史中探寻当下问题的答案，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
正因如此，我们在他的决策中，往往可以看到历史巨人的厚重身影。
今天，衔笔就来聊聊，毛主席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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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兴平元年的春夏之交，曹操的运气背到了极点。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曹操经历了丧亲（父亲被杀）、友尽（张邈叛投吕布）、大败（在濮阳险些被烧死）......用当下流行的说法形容，这大概就是曹操的“水逆期”。
更要命的是，在霉运不断的同时，曹操还暂时丧失了还击的能力——与炎热的夏季同时到来的，是遮天蔽日的蝗虫，在旺盛食欲的驱动下，它们愉快地将能吞下的所有食物席卷一空。粮食随即暴涨到50余万钱一斛，灾情最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粮草的极度短缺，让曹操不得不停止招募新兵，甚至削减军队规模，来熬过这个艰难的年头。
无法补充兵力，自然就没有攻城略地的底气，这一年剩余的时间里，曹操困守在兖、豫之间，纵使刘备趁机接盘陶谦、占据徐州，他也只能干瞪眼。
郁闷中的曹操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1700多年之后，有一个叫做毛泽东的人，陷入了与他极为相似的困境之中。
只不过，给毛泽东带来最大困扰的不是蝗虫，而是所谓的“皇军”。

毛泽东与朱德
从1937年正式挺进华北以来，在敌后游击作战的八路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让日本华北方面军头痛不已，指挥官更是走马灯一般地换——寺内寿一干了8个月就被撤换；继任的杉山元在一年时间里，集结了20个师团对付八路军，结果连影子都没摸着，灰溜溜地下了台；接班的多田骏祭出“囚笼战术”，在公路、铁路边大搞土木工程，然后就被100多个团的八路军按在地下爆锤......
直到1941年7月，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冈村宁次走马上任，八路军迎来了抗日战争中最老练、最毒辣也最难对付的敌人。

冈村宁次
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冈村宁次深知，单纯对付八路军毫无意义，八路军的强大之处，在于他们与根据地百姓之间的血肉联系。这些大大小小的根据地，不仅能给八路军提供食物、被服和藏身之处，更重要的是，能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扬汤止沸，自然不如釜底抽薪。在上任不久之后，冈村宁次便开始实施了他蓄谋已久的计划——“治安强化运动”。
冈村宁次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就是一边继续扩张封锁沟和碉堡的规模，限制八路军在平原上的活动能力，将其逼进山区；一边在根据地边缘地区逐步建立“维持会”，蚕食根据地面积，同时在根据地核心区域大搞“三光”扫荡，欺骗麻痹和暴力威吓双管齐下，意图彻底将根据地和八路军割裂开来。
冈村宁次的这一招，给八路军和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根据史料记载，仅1942年间，华北各根据地平均被扫荡时间达到了52天以上，折算下来，相当于每一天至少有两块根据地处于日军的扫荡当中。
面对这种空前的压力，八路军根据地的面积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萎缩：原本富饶的冀中根据地变得支离破碎；太行根据地中的许多分区，纵深宽度只剩下4、50里地；山东根据地中的鲁西、鲁南等地，更是直接成为了游击区......

日军扫荡
根据地的萎缩，使得八路军在后勤补给、运动隐蔽等各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更重要的是，八路军的征兵工作，变得愈发艰难了。
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八路军规模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在抗日初期，许多学生、工人和农民，抱持着抵抗日寇侵略的理想，主动加入了八路军，使得八路军的兵力得到了迅速扩充。
但当日军逐步加大对根据地的扫荡力度时，残酷的战争让许多老百姓产生了恐惧心理，而八路军艰苦的生活条件，更让不少老百姓宁愿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也不愿意去当兵。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兵源补充，各地抗日政府就不得不采取些“激励措施”了——
有这样一段故事：1941年夏季的一天，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机关驻地里热闹非凡，来自涞源县各个乡村的1000多名新兵排成了长龙，正在等待登记。
看着这些精壮的年轻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眼睛乐成了两条缝。

杨成武将军
然而，杨成武的高兴劲并没持续多久，因为前来送兵的地方干部找到了他，吞吞吐吐地说道：“杨司令，能不能......帮我们解决点困难？”
杨成武有些摸不着头脑：“什么困难？”
这名干部吭哧了半天，才说出了实情——原来，在招兵时，涞源抗日政府承诺，只要来当八路，家属就能领两个白面大馒头。
1000多名新兵，就得发2000多个馒头，抗日政府没有这么厚的家底，只得先给老百姓打“白条”，再来找杨成武求援。
听完这名干部的话，杨成武的鼻子几乎要气歪：“总部三令五申，招兵必须自愿，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这名干部一脸冤枉：“杨司令，不这么干，老百姓不来啊！”
......
生气归生气，对老百姓的承诺不能不算数——杨成武几乎掏空了一分区的粮库，也没凑齐足够的白面，只得挤出一笔经费，派人秘密到县城里买了20袋面粉，紧急送到涞源县，总算是保住了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信用。

参加八路军的新兵
从这一段故事中，可以看出彼时八路军的招兵工作，已经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而当冈村宁次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之后，这种困难就变得更加严峻了。
根据史料记载，在1943年的招兵工作中，即便是诸如山西黎城、黎北、左权等这样的老根据地，招兵工作也开展的极为不理想：黎城县送来的新兵中有不少是14、5岁的小孩子；黎北县动员了30名新兵，11个体检不合格；左权县发展的新兵，不合格率更是达到了50%以上。
老根据地都是这种状况，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正因如此，日军驻华北派遣军的档案中，曾经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共军的扩兵工作，从全局来看，没有显示出大的进展......”
艰难的局面，如同一副千钧重担，压在了毛泽东的肩膀上。
<hr>什么叫伟人？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种答案。但一个人能够被称作伟人，一定具备透过纷乱复杂的现实表象，发现根本症结的能力。
八路军遇到的征兵难问题，乍看起来，是冈村宁次的“治安强化运动”造成的。但实质上，在以农业为主的旧中国，这是必然会发生的问题。
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只有将大部分的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才能够满足人民的生存、社会的稳定，这与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军队和战争，有着天然的矛盾。
这样的矛盾，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国历史，也给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难题：如何在农业生产与军队规模之间寻求平衡？
横跨1700多年的漫长时空，曹操与毛泽东，这两个历史伟人，都寻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答案：兵民合一。
建安元年，曹操开始大兴屯田，为之后魏国的强盛奠定了物质基础，而毛泽东则在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发起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减政”。

大生产运动
从字面意义上看，“大生产运动”应该是毛泽东兵民合一思想的核心，在广为人知的南泥湾、以及其他根据地的山丘和沟壑中，无数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用艰苦的劳动为自己生产出紧缺的粮食和物资，切实减轻了根据地百姓的负担。
而“精兵减政”似乎只是为了削减开支、保存民力的一种非常手段，甚至有人认为，对于面临招兵困难的八路军来说，这个政策起到的根本是反作用。
史料中记载的数字，似乎也佐证了这个观点——经过“精兵减政”，晋冀鲁豫主力部队从5.6万缩减到5.4万，晋绥主力部队则从3.9万人缩减到2.5万人，晋察冀主力更是直接砍掉了3万人，从12.5万减至9.5万。
这些数据很容易让人感到费解：一方面征兵难，一方面又大规模裁减部队，毛泽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然而，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能够发现，“精兵减政”才是毛泽东在兵民合一这盘大棋中的关键一步。

大部分的抗日民兵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在如今的不少抗日神剧中，经常将民兵队伍描绘得神乎其神——他们不仅能伏击小股日伪军、拔掉据点，甚至还能闯进日军重兵把守的县城，把里面搅得天翻地覆，让日军叫苦连天。
然而，在抗战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的民兵队伍只是负责维持根据地治安、侦察敌情、地下交通以及掩护群众转移等工作，能够进行军事作战的民兵，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这种情况相当正常——不仅仅是因为民兵队伍缺少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的民兵，从来没有经历过正式的军事训练，相对于手中那些老掉牙的武器，他们更熟悉的是锄头和犁耙。
不客气地说，如果这样的队伍敢于上战场与敌人作战，那不叫无畏，而叫送人头。
然而，就在许多出身于正规军校的指挥员认为民兵队伍不堪大用时，毛泽东却看到了蕴含在其中的巨大潜力——如果让这些民兵接受正规训练，那么在需要的时候，他们马上便可以成为一支庞大的军队。
因此，1942年12月1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发出了命令，要求他们“来一次大大地痛快地精兵”，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派到游击队中去”，甚至不惜“降级使用干部”。
这样的命令，自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理解，但绝大部分的干部和老兵还是毫无怨言地卷起包裹，加入到了县大队、区小队和民兵队伍当中，甚至许多从红军时期就担任团级职务的“老资格”，也下到了地方，成为了这些“土八路”中的带头人。
这些干部和老兵的加入，在为根据地补充了劳动力的同时，他们还在田间地头、农闲时节以及反扫荡的战场上，带领着民兵队伍，从一次小埋伏、一次小攻击做起，手把手地传授着宝贵的军事技能和战场经验，让这些民兵开始熟悉战争，真正打造出了一支随时备战的“隐形军队”。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真正的“兵民合一”。

民兵学习埋设地雷
然而，要彻底解决征兵问题，毛泽东还需要另一步棋的配合，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绩毋庸赘言，但对于解决征兵问题来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开辟了一条安置伤残退伍军人的新路。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毛泽东深知，对于普通战士而言，牺牲并不可怕，真正让他们感到畏惧的，是战争带来的伤残。
在那个绝大多数人依赖体力劳动维生的时代里，伤残就意味着后半生衣食无着，甚至给地主打短工都没有资格，更不用说脱离部队之后可能遭到的残酷报复了。
虽然在中央苏区期间，红军就曾出台过相关政策，对因伤退伍军人给予抚恤金，但许多伤病员宁可拖着残躯病体，也要坚持跟着队伍，原因也在于此。

红军伤员绘画
在那些艰苦转战的岁月里，毛泽东曾无数次亲眼目睹过红军伤病员摔掉发到手里的抚恤金，哭喊着要和部队一起转移的情景。然而，匮乏的物质和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暂时将全部精力放在革命队伍的生存问题上。
直到“大生产运动”全面展开后，大量开垦出的农田、建立起的工厂，才让毛泽东有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底气。
1942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陕甘宁边区制定发布了《抗日军人队伍及安置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凡是有身体残疾、患慢性病或是年满45岁精力衰弱的军人，都可以申请退伍。
在退伍安置办法中，更是充分考虑到了军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愿意种地的，分配给每人3至5垧土地；愿意经商的，发给500到1000元的本金；愿意做工的，由抗日政府安排到工厂、合作社、集体农场等地方工作......
由此可见，没有大生产运动的基础，这些退伍安置条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成的。
对退伍军人的妥善安置，不仅减轻了作战部队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让新兵们消除了后顾之忧——当他们亲眼看到这些老兵们获得了土地、得到了工作的时候，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走上战场，为了保卫未来的美好生活而战斗呢？

踊跃参军
经历了漫长的准备和等待，当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时刻到来时，毛泽东布置下的这两步妙棋，终于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山东军区部队就从9万多人发展到27万多人；冀中军区原本的9个主力团，迅速扩编为26个团；大量民兵成班成排地报名参加部队，“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歌谣变成了现实......
这一切的发生，都要仰赖于几年之前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做出的正确抉择。
在许多年之后，毛主席曾经在北戴河谈起曹操的功绩：“......他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难道不是了不起？”
当毛主席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内心中恐怕也会闪现出“英雄所见略同”的欢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