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写作是离地三公尺的飞翔

他擅用隐喻和有趣的“谜面”引导读者揭开“谜底”，他是莫言口中对女性形象刻画极具天分的“中国式福楼拜”，他的作品被称为“让你欢快却笑不起来、辛酸却哭不出来”的人性标本……

他是苏童，早年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原著者的身份蜚声海外，至今笔耕不辍：

史上角逐最激烈”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前不久揭晓，他凭借小说《黄雀记》折桂。在荣返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期间，苏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谈童年：“写作是缅怀和追溯童年的一道目光”

托尔斯泰说，一个作家写来写去都要回到童年。

在苏童的多数作品中，总能找到他的童年地图。“我就是一个在苏州城北街头长大的孩子，那里没有香椿树街，但我在写作时脑子里总会隐约浮现一条街道，以此街为蓝本，承载我童年的记忆和想象。”

受当年寻根文学的影响，苏童在自己的小说中隐约延续他同时代或先辈关于寻根的梦想。“我写小说的使命不仅是寻根，更想打开自己的视野。”苏童说。

不少作家在写作时会提及童年时代。苏童对童年的回忆充满了文学色彩：“那个时代你没接受过教育，你不知道什么叫哲学，你不明白如何理解世界和人生。

童年看世界的目光是纯感官的，也因其纯粹，会给你留下最真切的现实。因此，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缅怀和追溯童年的一道目光。”

谈使命：“它是社会的一剂药”

对不少作家来说，在稿酬收入难以维生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是选择文学的首要因素。

作家的使命是什么？在苏童看来，严肃作家凭借文字和写作完成他对社会现实的最好参与，使之成为社会的一剂药。

作家的生活虽然是百姓生活，但特殊之处在于他还承担写作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文学是精神的创造，不应忘却的是对人类的温情关怀和对真善美的关注。苏童２０余年来始终笔耕不辍，他的写作生涯仿佛有一种定力支撑：

“我对写作还有期望，使命让我想写得更好。作家应以笔作为时代的参与者和担当者，直达生活世相的内核。”

谈创作：“好作品的标准是打动人心”

什么是好的创作？“能够打动人心。”苏童说，“无论以何种方式让你悲怆、辛酸、压抑还是振奋，都是好的。”

直面现实的写作，远比那种个人狂欢式的写作要劳神费心，需要作家兼具修养与学养、勇气与思想。

对于自诩现实主义作家的苏童来说，与现实生活最理想的距离是“离地三公尺的飞翔”。

“首先我希望能飞，因为写作姿态是飞，能俯瞰。但我不希望离地太远，要保持注视，姿态是拥抱它的，但又不是那么紧。”苏童说。

因此，苏童的创作一直与生活、社会、时代保持着既贴近又“若即若离”的联系，作品中含有丰富的想象、细腻的语言、饱满的情感，充满了怀旧氛围与江南气息。

无论是“零距离”，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都是作家指向现实的选择与角度，“关键是要对现实保持巨大的热情，并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苏童说。

谈读书：“读书是一辈子受用的事”

“别指望读书会给你涨工资、给你工作机会，或者有什么看得见的效益。在人生某一阶段，你会突然体会到它的作用，出其不意来到你的生活中。”

苏童认为，读书不是短期效应，而是一辈子受用的事。不论作家还是百姓，书都是滋养和润泽灵魂的良方。

而书的营养来自各个方面，优秀作家是喝百家奶长大的。

苏童自称受益于现实主义小说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创作空间极为多姿多彩的福克纳、小说写得逼近哲学的卡夫卡以及面目多变的詹姆斯·乔伊斯。

随着阅读媒介的多元化，纸质阅读逐渐被电子媒介等方式所取代。“但我想，人到了一定年龄，会觉得阅读还是要捧着一本书。”

苏童认为，书的厚度、纸张的潮湿感、拿在手上的质感，与冷冰冰的电子媒介相比很不一样。

“尤其是一本旧书，也许流转过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在上面留有痕迹。这本书到你手上，上面有那么多陌生的名字。

这样的纸质阅读，本身就有故事、就很有趣。”苏童说，“纸质阅读的诗意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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