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回忆让老宅“开口说话”：宝庆路3号，讲不完的海上传奇

宝庆路3号，是上海的一个谜语。

这幢被称作上海滩老克勒最后据点的老洋房，曾发生过些什么？

从小出生长大在这里、该老洋房最后一任守护者徐元章的女儿徐蔼龄，在朋友的鼓励下，终于穿云破雾，细说从头，写下了《宝庆路3号》一书，该书日前由文汇出版社推出。

作家金宇澄说：“她诚挚率直的回忆，让这座‘白茫茫大雪’覆盖的老宅恢复呼吸，开口说话；这卷‘建筑与人’的自述图像，让墙外人感受到墙内的命运色彩和沧柔的叹息，过目难忘。”

“爸爸徐元章和宝庆路3号很出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存在。”

徐蔼龄说，“那是因为我后来大多数时间在国外，而且每次媒体曝光，我能躲多远就躲多远，除了几次爸爸强烈要求才不得不参加。”

尽管她一直认为，“爸爸才是最适合记录宝庆路3号故事的人选，他才是这段历史的真正见证人，他知道更多细节和往事，但是很可惜上帝没有留给爸爸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使命。”

2014年，徐元章去世。2016年，徐蔼龄的母亲也因癌症去世，陷入无际痛苦和思念中的她常饮泣睡去又泪干而醒。命运一次次的打击让她不得不过早地进入了回忆模式。

半年后，她在“宝庆路3号”公众号里写下本书首篇：“我的使命”。

“与其说是使命所驱，倒不如说是我觅寻到一个释放积聚了多时悲痛、思念和压抑的出口，在字里行间中得以再见历历往昔，与另一世界的家人重聚。”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徐蔼龄在宝庆路3号这个秘密花园里出生，在祖辈的余荫下，她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一直到她20几岁离开上海去美国。此后，每年回国她还是住在这里，直至2009年父亲徐元章彻底搬离宝庆路3号。

“宝庆路3号，网上有很多议论、很多猜测。在某些人眼里是个很大的官司；对某些人也许是个充满传奇故事的地方；对另些人则是一个有过美好记忆或者经历过是是非非的土壤。”

但徐蔼龄说，“对于我——它是一个生我、养我、磨炼我的家。”

这些年，一直有人劝徐蔼龄写宝庆路3号，因为媒体上的有关报道只是冰山一角。

在她看来，“描写关于宝庆路3号和我爸爸的文章,有太多虚拟和偏差，还有更多我们家族说不完的传奇故事，让一向低调的我感觉到了使命感，希望我的故事能揭开宝庆路3号的神秘面纱，让大家了解宝庆路3号的人与事。”

她说，“宝庆路3号不少客人的爱情故事都可以拍成电影，更不用说住在里面的人们。”

身边朋友常会觉得，徐蔼龄是一个戏剧性很强的人，她的解释是，“其实这是因为我从小在那个充满各种传奇故事的地方长大，耳闻目睹了许多该或不该知道的事，电影情节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徐蔼龄是工科出身，从小爱动，虽然爷爷徐兴业是茅盾文学奖荣誉奖得主，但语文一直不是她的强项。

但她说，“如果我再不做些什么，那么这段历史真的将灰飞烟灭，所以不得不涉足了一个我从没想过会涉足，也不是很有自信的写作领域。”

“素不善文的我深爱我家、父母和亲人，文字是这份爱最好的载体，正因有这爱的驱动，五年中我不断回忆、挖掘和探究，不知觉中竟写下了十多万字的记忆片段。”

出乎她意料的是，这一段段文字、一篇篇文章在“宝庆路3号”公众号上发布后，得到了朋友们的好评，更没有想到会有出版的一天。

旅美作家薛海翔在读到这些文字后向出版社编辑推荐了这部书稿，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宝庆路3号，于铁门紧闭绿荫环绕间，掩藏着斑斓的西区秘闻，幻化为朦胧的海上传说：它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最后一位原住民执笔，揭开这‘灵魂三问’裹挟的真实人生，是为海派文化一当季新收获。”

在书中，徐蔼龄开启记忆闸门，写到了她的艺术家父亲徐元章，写到了性格坚强、独断专行的母亲——她受“女皇”母亲的影响最深，给了母亲最长的篇幅，还写到了曾任浙江民政厅长兼警官学校校长的外公，写到了她很崇拜的外婆、伯父和叔公，当然还写到了作家爷爷徐兴业，因一部《金瓯缺》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遗憾的是，领奖的那天，徐兴业已因病在一年前谢世，是徐蔼龄代替爷爷去北京领奖的。

“那个场面聚集了多少文学大咖，和我一桌的有路遥、霍达、程乃珊等著名作家，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

当年曾有人说：“来上海没有去过宝庆路3号，就等于没有见识过原汁原味的上海文化！”

宝庆路3号，连同在里面出出入入的人，都被当作了研究上海文化的活化石。

这是一处证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繁华与衰败的所在。而当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这里又深深吸引海上诸多俊男倩女、世家后人、文艺分子共赴舞会和雅聚，由此成为海派都市“克勒”文化复兴的一道风景线。

虽然在宝庆路3号跳过舞、喝过咖啡的人，有许多是徐蔼龄至今都不知道来路的人，甚至连她父亲徐元章也不认识。但这并不影响她在隐去姓名后，写下故事。

正像金宇澄所言：每个人都是一部小说，值得深挖。

对话徐蔼龄

“宝庆路3号的故事，还会写下去”

记者：写这本书是为家族写，还是为自己写？你想还原一个怎么样的真相？

徐蔼龄：说到书的缘起，最初我是为自己写。父母去世后，我的思绪总是被拉回到过去。我没有华丽的文笔和娴熟的技巧，只有记忆碎片的积累。我能做的就是将记忆的碎片拼帖成一幅庞大的、无序的拼图。这是我再一次回到过去，在字里行间和爸爸妈妈相聚的地方。许多故事是隔代听闻，还有的是我小时候的模糊记忆，可能会和事实有点出入，所以书中但凡涉及家人以外的，都没有用真名，也请在宝庆路3号有相似经历的朋友不要对号入座。

记者：从小在这样一座宅子里长大，是一种什么体验？你觉得和同龄孩子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徐蔼龄：一直有人叫我城堡里的小公主，但我妈妈才是宝庆路3号的“女皇”。如果说，妈妈在上海时我是挂着公主虚名过着“二等公民”的日子，那么妈妈去美国后，便是我从公主锻炼成了灰姑娘的一段路程。我小时候比较缺爱。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我在老宅的体验，那就是寂寞。那么大的房子，我没有玩伴，一个人觉得很寂寞。所以我非常羡慕别的同学的家，虽然居住条件比较差，如72家房客，但我羡慕他们一家人挤在一起的热闹。我和其他同龄孩子最大的不同是，我从小在那个充满各种传奇故事的地方长大，耳闻目睹了许多该或不该知道的事，所以特别早熟。很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和万事独立。

记者：宝庆路3号，一直是坊间的热门谈资。对外人来说它是神秘的，你的书揭开了哪些谜团？

徐蔼龄：与其说我在书中揭开了谜团，不如说，我真实地展示了宝庆路3号里曾经的生活。从外面看里面，终归是带有各种幻想。《宝庆路3号》呈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生活在里面的人与他们的故事。

记者：作家沈嘉禄写道，写这本书你是动了感情的，流了不少泪，也曾想半途而废。能否说一下写作过程，写到哪里最让你流泪？

徐蔼龄：记得刚一动笔时，我就陷入了困境，千头万绪却理不出一个线索来，提笔有千言，落笔却无语。多亏朋友的鼓励和支持才得以继续。也曾想半途而废，是因为感受到了某些压力。在出书过程中，一位曾经给我很多帮助的老友对我产生了很深的误会，成了我很大的遗憾。

记者：作为从小在宝庆路3号长大的人，你会怎样来描述它的气质？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是什么？

徐蔼龄：每一个来过宝庆路3号的人，都对这里很难忘。当时它不仅仅是市中心一个巨大的私人花园，而且在那个物质并不丰富、娱乐活动也相对单一的年代，它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营造了一种氛围，给大家带来了精神层面的体验和满足。以至于很多年后，不少人回想起来，依旧记忆深刻。

记者：宝庆路3号的故事，将会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流传下去。你对这座宅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变成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之后，你是否走进去过？

徐蔼龄：那里成为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对外开放之后，我去过多次，都是带着我的读者去的，他们希望由我导览，带着他们参观。以这种身份和方式，回到曾经住过20多年的老宅，确实让人感慨万千。我惊讶地看到，当年我那间房间，如今变成了机房。

记者：你父亲徐元章生前一直在画上海，他曾在宝庆路3号举办过画展，这也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记录，这些作品今后会不会对公众展出？

徐蔼龄：我父亲是上海最早用水彩画笔记录百年城市发展沧桑巨变的画家，他一共创作了18个系列200多幅作品。其中62幅水彩画，2001年在上海举办APEC会议时，被布置在会议大厅展出，并印制成明信片和有限印刷品，作为礼品赠送给各国来宾。我非常想把父亲的画展示给公众，这些画代表了上海。此前我曾在家里为他举办过一个私人小画展，反响挺不错。

记者：金宇澄说，你的回忆，让这座老宅恢复呼吸，开口说话。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哪些反响？

徐蔼龄：有人告诉我，这本书他们一口气就读完了，勾起很多回忆。我没有经过文字的专门训练，只能以朴实本色的文字来表达情感，或许正是此份真诚打动了读者。我一路收获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但对我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通过它我找到了失联的亲戚、朋友，还有和爸爸妈妈在各个时期有交集的长辈们，这给了我很多机会去了解到我所不知道的他们长大各个时期的轨迹和故事。我希望自己可以坚持写下去，把更多的宝庆路3号的秘事呈现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