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文/郑林华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三排右一为何叔衡
<hr>1939年2月，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很有专业学术水准的信。当时，陈伯达刚刚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以极大兴趣读完这篇3.6万字长文后，在信中对陈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他还觉得陈伯达的文章标题平常，不足以体现对墨子的高度评价，建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墨子的态度。
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等于是墨家的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现代表述，而推崇大禹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表现，因为大禹正是墨家理想中的圣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是因为墨家许多观点、做派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谋而合，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实，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推崇并非延安时期才有，他在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他幼年起就爱看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比如《水浒传》等。直到1936年，他仍饶有兴趣地告诉斯诺：
“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后世农民反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一类的口号，成立宗教色彩的组织，很有当初墨家思想的痕迹。”
因此，在反映浓厚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小说影响下，毛泽东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墨家思想的熏陶。少年毛泽东除喜欢阅读有关农民造反的小说外，还特别同情农民，甚至很同情因为饥荒而造反的农民，而且将哥老会中一个被官府处决的农民领袖彭铁匠视为英雄，这表明他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这一点与讲究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墨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从生活习性也可以窥见个人思想倾向之一斑，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始终保持农民的生活习惯，非常艰苦朴素，这也是墨家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所接受的知识和观点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除儒家及其心性之学外，还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渊源。一个是墨家，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陈晋语）。
毛泽东出身农民，来自底层，“如果说他对大本大源和圣贤仁人的追求，是明显接受了颇有士大夫气的传统儒家英雄主义人格理想的影响，那么，当他进一步摸索立志、修身做圣贤的具体途径的时候，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下层社会的观念、习俗，自自然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影响他的人格理想，从而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对此，陈晋称之为“引儒入墨”或者“以墨填儒”。
谭嗣同作为近代著名湘籍维新志士，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巨大，而谭也非常崇拜墨子。其自述有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谭嗣同自愿为变法流血牺牲，真正践行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宗旨。
青年毛泽东主张圣贤救世说，并且将墨子看成救世的圣贤。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批注道：“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牟尼）、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
在他的《讲堂录》中也有与墨家尚力主张类似的笔记：“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渊薮也。”
毛泽东这些思想与五四时期知识界出现的“尊劳主义”“劳作神圣”等思潮非常一致，而“劳作神圣”等思潮的出现，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则是学界推崇墨学的结果和表现。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为了反对当时被视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激烈反对儒学、曾经与儒学相抗衡的墨学作为批判儒学的武器，并且以西学视角重新诠释墨学，极力加以推崇。梁启超、胡适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和代表。
作为青年毛泽东偶像的梁启超、胡适对墨学极为推崇。梁自称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他醉心墨学，因《墨子》中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故自号“任公”。胡适也说：“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经听过胡适演讲墨子哲学。青年毛泽东以梁、胡为偶像，就不可能不受到他们推崇墨学的影响。
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不论寒暑都坚持冷水浴，还与萧子升故意不带分文，进行一次斯巴达式的行走和农村调查，另外一次类似的农村调查则是与蔡和森同行。这种“以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正是墨家一贯提倡的。“显然，青年毛泽东对墨家的阶级出身、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有着深深的共鸣。”毛泽东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他和蔡和森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从其对学会成员的各种规定看，更像是带有墨家性质的学团。
毛、蔡二人自同在一师求学时即引为知己，同气相求，“对于友辈和森最称道者为毛主席”，而毛泽东对蔡和森也非常敬佩：“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1918年至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当然，毛泽东后来也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推崇墨子，直到延安时期他仍然认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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