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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是被毛泽东认为的，中国近代不能忘记的四大实业家之一。
他白手起家，终成一代船王，从列强手里抢回了川江航运权，洗刷了耻辱。
他主持完成“宜昌大撤退”，保住中国工业的命脉，奠基了中国抗战的胜利。
他，一个纯粹的人，一颗光头、一身布衣，满脑子的实业报国。
他，大公无私，成全大我，牺牲小我，一家人跟着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无私，当真是崇高的品德；但“自私”，才是时代的追求。
一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距武汉300公里的“川鄂咽喉”——宜昌成了关键之地。
早在抗战之初、南京沦陷时，国民政府就宣布了迁都重庆，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大批人员、物资紧急撤往四川。
当时的入川路线，飞机太少，无济于事；铁路被炸，没法开运；公路不直达，车少运费高；唯一能走的就是长江这条水路。而宜昌是长江的咽喉、入川的门户。
当时的宜昌，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种种方言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叶圣陶的这句诗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狭小的城区滞留了3万名难民，堆积了近10万吨物资。难民是来自各地的社会精英，物资是各地工厂的大型器械以及军用物资，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命脉。
但是，能穿过三峡、开往四川的轮船，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和其他公司的零星几艘。靠这几艘船，要把这么多人员和物资运到四川，起码要花一年时间。
要命的是，距离长江上游一年一度的枯水期，只剩下40天了。这意味着，40天以后，就彻底没希望了。
一边是日军的节节逼近，一边是枯水期的日益来临。宜昌告急！中国告急！
谁能在这危急时刻力挽狂澜？
那就是卢作孚，时任民生公司总经理，“中国船王”。
面对严峻形势，卢作孚到各码头考察情况，了解各船的性能、运载量及运行状况，紧急拟定了一套抢运方案，最终在40天内奇迹般地完成了大内迁的壮举。
你可能要问了，原本要一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卢作孚能在40天内就完成？
这要归功于他所创造的“三段航行”。
“三段航行”是民生公司应对枯水季节所创造的航行办法，就是将川江航线分为三段，根据每段不同的水位、流速和地形，选择马力大小和吃水深度适合的船只分段运输，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运输力。
在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也把航线分成三段。除了重要的和不易装卸的设备直接运到重庆外，其他的都分段运输。
除此之外，他对船只的航行时间和物资装卸也做出了合理而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争分夺秒，发挥极致。
宜昌大撤退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为完成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不计成本，以远低于市价的运费进行运送。在日机的轰炸下，民生公司更是付出了巨大代价：116人牺牲，61人伤残，16艘船被炸毁。
因此，社会人士对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
如冯玉祥称他是“最爱国的人”，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1939年元旦他获颁国民政府一等一级奖章，这是社会和政府对他的崇高赞誉。
二
宜昌大撤退，卢作孚受命于危难之际，不可思议地完成了这项危机重重又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他爱国精神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
爱国精神在他身上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而是贯穿他一生的精神。
他的人生从一个贩卖麻布小贩家庭开始，并以一代“船王”的宿命而告终。在成为一代船王前，他经历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思想一再变化，但不变的是他爱国的初衷。
他15岁因贫辍学，然后自学成才，一年后就开办课外补习班，自编教材；17岁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而后成为《川报》总编，宣扬革命救国思想。
五四运动后，他投身少年中国学会，为“教育救国”呐喊，办新式学校，开展通俗教育实验，但因为军阀混战，教育活动夭折。
而后他另谋出路，他认识到，四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落后，主要是交通不便造成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发展省内交通事业。综合分析后，他认为从事内河航运比公路、铁路投资更少，收效更大。
于是，32岁的他投身实业，创办了民生公司。
但是，这样一家白手起家的民营公司要怎么跟外资、官商竞争呢？
卢作孚的远见显现出来了：一是抓民心；二是不走常路。
抓民心好理解，那不走常路又是怎样的呢？
卢作孚给出了他的经营方针：人弃我取，避实就虚。
别人都做货运，他们就做客运；别人重视长线，他们就做短线。
别人都选择中下游河运，他们就从困难重重的上游河运开始。
就这样，民生公司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开辟了新航线。
在制度管理上，卢作孚也大刀阔斧，他挥出了三板斧：
第一斧，砍掉了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
第二斧，砍掉了旧时服务，推出了全新的旅客服务模式；
第三斧，砍掉了小费制。
这三项改革在川江航运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获得民众的一致拥护。
民生公司虽然俘获了民心，但它目前也仅有三艘船，而且航线也只是在川江上游。卢作孚知道，要和实力雄厚的外国轮船公司对抗，仅靠民生公司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川江航运几乎被外轮公司所垄断，英、日、美等列强的轮船横行川江，他们凭着强大的实力，排斥打压华轮公司，很多华轮公司因规模小，技术和管理落后，已被打压得负债累累，濒于破产了。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势力，振救华轮公司，同时也为了自身发展，卢作孚提出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的发展规划。
具体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兼并商轮。从外商少的川江上游段开始，对负债累累的轮船公司提出兼并，只要有人卖船，不管好坏，民生都照价买下，并且负责偿还债务。
第二步，兼并军轮。军轮背后的各系军阀垄断货运，以特权压榨民营公司，令船主苦不堪言，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民营公司出头无望。卢作孚软磨硬泡，不惜出高价，终于从四川几大军阀那儿收购了5艘军轮。
第三步，兼并外轮。看着民生公司的发展势头，外轮公司采取价格战等手段，妄图扼杀民生公司。但卢作孚凭借民心和民众的爱国情绪，成功地逆风翻盘，上演了“小鱼吃大鱼”的神话。
不到10年，小小的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三
民生公司的成功，证明了卢作孚决策的正确性。
而卢作孚的决策，首先考虑的就是服务，而非利润。
重视服务，也就是民本思想。
就像卢作孚对事业的认识：
“我们所要求的的不是一群人之为自己，而是一群人之为更大的人群；我们所要求的的不是事业的大小与他事业比赛，而是事业对于社会帮助的大小与他事业比赛。”
他从创业之初就把民本思想放在首位，所谓的抓民心也不是他创业的手段，而是他创业的初衷。
相对于外轮公司的蛮横和恶劣，赚着中国人的钱，却满眼瞧不起中国人，卢作孚从一开始就狠抓“民生”号的经营管理，所以有了那三板斧改革。
他提出“服务至上”的宗旨，提出“安全、迅速、舒适、清洁”的口号，想顾客之所想，急顾客之所急，从经理到水手，每一个民生人，都是热情周到的服务生。
著名作家胡风就在日记里写下了乘坐民生公司轮船的感受：
“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
在“化零为整”行动中，他充分顾及乘客利益，不借行业垄断来涨价，反而还降价。比如渝涪线，以往票价是4.8元，民生公司专营后，票价降到了3元。
票价下降，服务质量却有了质的提升。以至于很多旅客宁愿推迟行程，在旅馆多住一晚，也要等着搭乘民生的船。
民生公司把民本思想放在首位，全新为民服务，反过来，民众心里也认准民生公司，成为公司发展的强大推力。这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成的因果。
正所谓，水能载舟，“民生”的远航离不开民心。
在兼并外轮的过程中，民生公司实实在在是在破产边缘走了一遭。
外轮公司眼见民生公司的扩张，拼命压低运价，甚至不惜亏本经营，想要拖垮民生公司。如日本轮船公司就发起了免费乘船活动，不仅不用买票，还赠送一把洋伞。
这样的恶性竞争，使得两家轮船公司深受其害，一是美国的捷江公司，一是民生公司。有人预言，这两家公司撑不过这一年，必倒！
结果，捷江公司倒了，而民生公司不仅存活了下来，还兼并了捷江公司的5艘船。
之所以会是这样的结果，靠的就是民心。
当时，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发起支持行动，“要坐民生船，不坐外国船”。
一些爱国商人也纷纷响应，将货物交给民生公司承运。
民生公司的职工也呼吁“为公司争口气”，宁愿减薪或暂不领薪水，也要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卢作孚一方面感受着民众的支持，一方面在服务质量上加大力度，以不辜负民众的爱戴。
他将运营成本降到最低，寻求更好的货源，全面完善民生轮船的软硬件设施，将“宾至如归”四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卢作孚把民众的支持以服务的形式反哺给民众，就像著名女学者陈衡哲描述的那样：
“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艘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的船呀！”
卢作孚的民本思想转化为优质服务，民众的爱国情怀又享受到优质服务的极大满足，如此交融，以至于很多旅客在乘坐过民生轮船后，都成为民生公司的拥趸。
民生公司也在民心的捍卫下，打赢了这场敌强我弱的保卫战。
四
卢作孚一门心思地服务社会，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却一点也不讲究。
他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手握千万资产，却没有储蓄，也没有买地买房。他身为公司总经理，公司股份却只有一股，而且还是别人凑给他的。
他多次出任民国政府的高官，但做官不是他乐意的事，他说：“我是不愿意做官，只想真正能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很多时候，他出任为官，只是赶鸭子上架。
他一生都往返于实业和做官之间，但他任何时候都只拿一份工资。
拿了政府的工资，就不要民生公司的工资。一家人仅靠他每月的固定工资度日，经济状况一直很紧张。
一家人挤在40平米的小屋里，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电器，是一台30年代初的小电扇。
一家人一起吃饭时，凳子是不够用的，只能站着吃。
甚至，在抗战时期，有次他病倒了，家里想买只鸡给他补补身子，都拿不出钱来。
而他呢，一有闲钱，如政府给的车马费等，就捐给学校和科研单位，全力扶持中国的教育事业。因为他说，有两件事是不能节省的——就学和医病。
不管实业还是做官，卢作孚一直是剃着光头、短服布衣打扮，以至于出席活动时，举办方常常把他的跟班认作贵宾，而忽视了他。
人们开玩笑地跟他说：“你的跟班比你穿得漂亮。”
对待子女，卢作孚说：
“我没有给我的儿女准备任何财产。我留给儿女的，是做事的本领。”
这话从他的长孙女那儿得到了印证：
“卢家没有出过败家的人，因为我们无家可败，我们家族的继承不是财富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国民党耆宿张群称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也赞誉他“公而忘私，为而不有”。
五
很难想象，世界上竟然有这么无私的人。
或许，只有从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观察他以及他们那一代人，才能理解他们何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奋不顾身地投入救国事业。
1840年，列强轰开了中国的国门，炮火破灭了“天朝上国”的大梦，沉睡的“天朝子民”陆续苏醒，探求强国之路。
1894年，中国被一个东亚小国打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深重的耻辱感说明了之前强国之路的失败，刺激着中华民族的觉醒。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主旋律和中国人民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一批新锐知识分子纷纷用理论和行动做表率：有人选择改良，有人选择革命，有人选择教育，有人选择实业……
或直或曲，他们的目的都是救国，把集体放在首位，把个人放在最后。
像卢作孚一样，“张南通”张謇、“面粉大王”荣德生也都是近代有名的实业家，他们也都以节俭著称，并且热衷于教育事业。
如今的社会，似乎很难再有这样无私的人了。
但这并不是一句“世风日下”就能形容的。
我想说，“自私”也并非不好。
他们那一代人给我们创造了安稳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下，并不要求我们一个个都舍己为人，而是首先顾好自己。
就像曾经宣扬的“见义勇为”，如今也变成了“见义巧为”。
请把自己摆在首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贡献一点就够了，绝大部分的爱请你自私地保留，留给自己，留给家人，这个社会会很美好。
感谢他们的那一代的无私，成全了我们这一代的“自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