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魏废帝曹髦的短暂皇帝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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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241年11月15日－260年6月2日），字彦士，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曹魏第四位皇帝（254年11月1日－260年6月2日）。
正始二年（241年），生于东海王宫，自幼聪明好学，才慧早成，正始五年（244年），封为高贵乡公，嘉平六年（254年），大将军司马师废除齐王曹芳后，拥立为帝，年号正元，曹髦文才武略，崇拜少康，不满司马氏专权秉政，甘露五年（260年），亲自讨伐司马昭，为太子舍人成济所弑，年仅十九岁，以王礼葬于洛阳西北。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说说，中国三国时期前魏废帝曹髦的短暂皇帝人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前魏废帝曹髦的生平简介
早年经历
曹髦生于正始二年（241年）。正始五年（244年），被封为郯县高贵乡公。嘉平二年十二月，其父曹霖去世。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镇压王凌后，将曹魏宗室王公均置于邺城以便监视，一说曹髦亦被移置邺城。曹髦从小好学，才慧早成，有祖父曹丕的风范。

登基称帝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掉魏帝曹芳，打算推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据为帝；当时曹髦是魏文帝曹丕在世诸孙中的庶长孙、东海王曹霖的在世庶出长子。
郭太后以担忧魏明帝曹叡绝嗣和辈分为理由执意要求，最终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大魏皇帝，同年十月四日，他到达京都洛阳北郊邙山的玄武馆。群臣奏请他住在前殿，曹髦回答说前殿乃先帝寝殿，不敢越礼，于是暂住在西厢房中。群臣又奏请以天子之礼迎他入京，仍不同意。
五日，曹髦正式进入京都洛阳，文武百官都到西掖门南拜迎，曹髦见状也赶紧下车答拜百官。司礼官奏说：“按礼仪您为天子，不必答拜臣下。”曹髦回答：“眼下我也是别人的臣子啊！”遂对群臣答拜还礼。到止车门，曹髦也要和群臣一样下车步行。左右皆劝阻：“按惯例您可以一直乘车进去。”他说道：“我被皇太后征召而来，至于安排我做什么现在还说不准呢！”还是下车和群臣一样步行到太极东堂。皇太后在那里会见了他。当天他便在太极前殿正式登基称帝，参与典礼的百官都很高兴。
曹髦下诏说：“本朝三位先帝英明圣贤，顺天命而受帝位。但齐王曹芳在承嗣皇位后肆意妄行，不循礼法，以至失去了作为君王应有的仁德。郭太后以国家为重，接受辅政朝臣们的建议，把我召来京都取代失德于天下的齐王。想我本人年纪轻轻，便置身于诸多王公朝臣之上，确实让人深感不安，惟恐自己不能嗣守祖先创立的江山弘业，完成中兴魏室、统一天下的重任，每念及此，我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幸有朝中诸公给我以肱股之辅，镇守四方的将帅给我以有力的扶持，我凭仗先祖先父的这些有德之臣，定可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听圣贤说作为一国之主的人，应该是德厚如同天地，恩泽遍及四海，对天下亿万臣民先以关怀慈爱为本，示之以好恶，然后再从天子百官开始为百姓作出好榜样，使他们懂得怎样去守礼法，行大义。我虽然没有太多的仁德，也不能深悟这种道理，只愿与天下贤者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尚书》上不是说么：君王对百姓施以恩泽，百姓是会深深感激难以忘怀的。”接着，大赦天下，改齐王曹芳嘉平年号为正元，又下令削减天子的车马服饰和后宫费用，并罢除宫廷及官府中的无用之物。

执政时期
正元元年（254年）十月七日，曹髦派身边的一批侍从官员到国内各地巡视，代表天子了解各地人情世故，慰问地方官员和百姓，同时调查有无冤案和官员失职的情况。
八日，授予大将军司马师统领全国兵马及京师内外诸军的权力，并许大将军朝拜时不必小步快走以表示对天子的尊敬，向君王奏事时只称官职不直呼姓名，还可以穿鞋佩剑上殿。
十三日，邺城某水井中出现黄龙。十九日，曹髦命礼官评定在废立天子过程中出谋献策的公卿朝臣们的功劳，并按功绩大小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赏。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十二日，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声讨司马氏，二十五日，大将军司马师督师征讨淮南。经过几番激战，毌丘俭战死，文钦逃往孙吴，然而，司马师在这场战争中被文钦之子文鸯惊得眼球掉落，病上加病。
“叛乱”平息不久，司马师在许昌已奄奄一息。他自料性命难保，就派人从洛阳叫来了司马昭，对他说：“我估计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将军印。”话未说完，司马师一命呜呼。消息传到宫中，曹髦大喜。他意识到这是夺权的好机会，于是一面下诏命司马昭留守许昌，让尚书傅嘏“率六军还京师”，一面着手筹划宫廷政变。
不料，司马昭识破了曹髦的计策，他率领军队回到了洛阳。这样一来，曹髦的计划落了空。为避免引起更严重的祸乱，他只好接受既定事实，于二月初五封司马昭为大将军。从此，司马昭独掌大权。一次宝贵的翻身机会，就这样与曹髦失之交臂。
正元二年（255年）二月十二日，东吴大将孙峻率军号称十万开至寿春。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率部迎击，斩杀吴左将军留赞，并将捷报送到京都。三月，册封皇后卞氏，大赦天下。四月三日，封皇后卞氏之父卞隆为列侯。二十三日，任命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
七月，任征东大将军胡遵为卫将军，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征东大将军。八月二日，西蜀大将姜维率师进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经领兵在洮西迎战，大败，只好退守狄道城。二十三日，朝廷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代理安西将军，与征西将军陈泰联兵抗蜀。九月十九日，派太尉司马孚率精锐部队增援。
正元二年（255年）九月二十一日，曹髦学完《尚书》，对执经讲课的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人分别予以赏赐。二十五日，姜维引兵退回蜀地。十月，曹髦下诏说：“我由于年幼，仁德不足，不能遏止敌寇的暴虐，以致蜀贼进犯和洮西之败。将士们在此役阵亡者数以千计，或抛尸于疆场，冤魂难返；或战败被俘，流落于异域。念及于此，我深感悲痛，心中每每为阵亡将士们哀悼。现特令阵亡将士家庭所在各郡的典农和安抚夷二护军以及各部官员到他们家中去慰问，给予抚恤，免除其家庭一年的赋役。在战斗中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者，按先例申报予以嘉奖，不得遗漏。”
十一月二十七日，鉴于陇右四郡及金城等地连年兵灾，不少人叛逃到蜀地，留在本土的家人和亲戚又恐惧不安的情况，朝廷宣布对这些人一律赦免无罪。
十二月十六日，曹髦又下诏说：“数月前洮西大战的时候，我方将士有的英勇战死沙场，有的不甘被俘跳入洮水溺亡，其尸骨都无人收拾，弃于荒野。我常为这件事难过。今特告征西、安西两将军，各令部下到战场旧地和附近河道中清理寻找我方将士尸体，一一收殓安葬，以慰死者，以安生人。”

推崇少康
曹髦常与司马望、王沈、裴秀、钟会等大臣在太极东堂讲经宴筵并作文论，并称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马望和钟会各有名号。曹髦性急，请人前来就希望快点到达，因为司马望在宫外任职，就特地赐给他一辆追锋车和勇士五人，每当有集会，就奔驰而至。
甘露元年（256年）二月丙辰日，曹髦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并和诸位儒生讨论夏少康与汉高祖刘邦的高下，最终定论以少康为优。
一开始，曹髦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一起讲述礼典，说着便谈到了帝王优劣之差。曹髦仰慕姒少康，于是问荀顗等人：“夏已衰败，相被杀害，少康聚集夏的遗老遗少，光复禹的功绩；高祖在田地中超拔于众人，驱使豪杰俊才，消灭秦、项，包举宇内；这两位君主可以说都是有特殊才略的举世大贤。考察他们的功德，谁应该排在前面呢？”
荀顗等人回答：“那天下的镇国重器，是由王者接受天的授予，圣贤般的美德顺应时机，这样之后才能接受天命创立基业。至于承接前代的功业，重兴旧功绩，创造和因袭，难易是不同的。少康功德虽然美好，仍然是中兴之君，和汉世祖（光武帝刘秀）相提并论是可以的。至于说汉高祖，臣等认为他优于少康。”
曹髦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功绩、德业、言论、行为，各有优劣短长，不一定创业之君都优秀、继任者全低劣。汤、武、高祖虽都是受命于天，贤圣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悬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兴的美好，夏启和周成王守文之兴盛，评定美德比较实绩，放到汉高祖那里去对照，我看到前者之长而未闻前者之短；只是前后两者遇到的时代不同，所以后人评定的功名殊异罢了。少康在国家灭亡后出生，身份降低为诸侯的奴隶，跋涉奔波四处逃难，仅仅保全了自己，（但之后）能够布施德行大用谋略，最终灭浇于过、灭豷于戈，成功恢复了大禹的功业，祭祀夏祖并在祭天时以祖先配祭，不丧失旧物，不是极大的美德极广的仁义，岂能建立这样的功勋？汉高祖趁着秦朝土崩瓦解的态势，倚仗一时的权术，单纯凭借智谋和武力来成就功业，一举一动，大多违反了圣人的法度；作为人家的儿子却多次使父亲处于危险中，作为君主却将贤明的宰相囚禁，作为父亲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去世之后，国家几乎灭亡。他如果和少康互换所处的时代，也许不能复兴大禹的功业。由此说开去，应该以夏少康为高而认为刘邦位居其下。各位爱卿细细讨论一下。”
第二天是丁巳日，课业已经讲授完毕，荀顗、袁亮等人说：“上古三代封邦建国，分裂国土来治国，到它们衰败的时候，没有土崩瓦解的态势，可以用道德怀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战国，弱肉强食，远离道德专凭智谋武力，所以秦衰颓时可以用武力争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杰；高祖凭借武力，是智者中的豪杰。仁与智不同，两位君主自然大相径庭。《诗经》《书经》中述说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于大雅；少康功绩美行超过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确的。少康更优秀，应当像您说的那样。”
崔赞、钟毓、虞松等人议论道：“少康虽然积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遗留下的恩泽和幸福，在内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帮助。寒浞邪恶，不对百姓施行德政，浇、豷没有亲近之人，外部内部都抛弃了他们。因此少康拥有了国家，是有可供凭借的条件的。至于说汉高祖，从布衣百姓间兴起，率领乌合之众，来成就了帝王的功业。评定德行那么少康更优秀，考核功绩那么汉高祖更胜一筹，说凭借的本钱那么少康处境较易，比较时代那么汉高祖更难。”
曹髦说：“诸位爱卿评论说少康凭借已有的本钱，高祖则从无到有进行创造，的确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凭借仁德勋业成事是那样艰难；秦项之际，凭借武力成就功业成就功业是那样容易。况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汉高祖功劳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况且仁者一定有勇气，诛杀暴君必须动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辉煌，难道一定不如汉高祖吗？只是夏代古书散佚，旧时的文字缺失，所以丰功伟绩缺失无载，只有伍员粗略陈述了大概情况，他说恢复夏禹的功绩，不丧失旧物，效法祖先圣业，旧时的好章程不弄错，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谁能和他相提并论？假使让三坟五典都留下来，少康的行为详细记载下来，难道还会有异议吗？”
说到这，大臣们都心服口服。中书令虞松上前说：“少康的事，离当代很久远了，相关古文无人了解，因此从古至今，评论家们没有谈到的，嘉言懿德隐没不见。您既然用心以古为鉴，贯通古今，又说出善言，赞扬凸显少康的杰出，使他的光彩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应该记下您的话成为文章，永远垂范后人。”
曹髦说：“我学识不广博，了解得浅薄狭隘，害怕自己说得不对；纵使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料事能与实际相符，仍不值得重视。加以记载，只怕会在后世贤达中招来笑话，显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钟会退下后才评定编次记载下来。

太学辩论
甘露元年（256年）四月十日，曹髦来到太学，问学者们：“古代的圣人得神明之助，观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阴阳八卦；后来的圣贤进而发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数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间之大义，无所不备。但那部书的名称却前后不一，夏时称《连山》，殷代称《归藏》，周朝又称《周易》。《易经》这部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说：“远古时代伏羲氏依据燧皇之图而创八卦，神农氏又将其演进为六十四卦。此后的黄帝、尧帝、舜帝又各有变动，三代都依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对它进行补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称为《连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云气，连接天地；把它称作《归藏》，意思是说天下万事莫不隐于其中。”
曹髦又问：“如果说是伏羲氏根据燧皇的图案而创立《易经》，那孔子为何不说燧人氏之后的伏羲作《易经》呢？”淳于俊答不出来了。
曹髦进而问：“孔子为《易经》作传（《彖传》《象传》共十篇），郑玄为《易经》作经注，虽然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圣贤，但对《易经》经义的解释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传》《象传》，不和《易经》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与郑玄的注文连为一体，这又是什么原因？”淳于俊说：“郑玄把孔子的传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于学习《易经》者明白好懂。”
曹髦问：“说郑玄把传和注结合起来是为方便和理解《易经》，那在他之前的孔子为何不把他的传与文王所作的《易经》合在一起呢？”淳于俊答：“孔子担心把他的传和《易经》合在一起会引起混淆，所以没那样做。这说明圣人是以不合表谦虚。”
曹髦问：“如果说圣人以不合表谦虚，那郑玄为何独独不谦虚呢？”淳于俊说：“古代经典意义弘深，圣上您所问的又如此深奥玄远，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释清楚的。”
曹髦又问：“《易经》中《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而治天下。’远古伏羲、神农之世人们还不曾有衣裳，圣人以德教化天下，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远古三皇时代，世上人少而禽兽多，所以得到的兽皮羽毛就足够人们穿用了。到了皇帝时代，变得人多而兽少，人们只好制作衣裳以根据不同季节穿用。”曹髦再问道：“在《易经》中乾代表天，而复为金、为玉、为老马，这不是说又和微小的东西一样了吗？”淳于俊说：“圣人取其意象，故有时可远，有时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种东西，远者则取天地。”
讲完《易经》，曹髦又命学者们讲《尚书》。他问道：“郑玄说：‘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说：‘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三种意思并不相同，哪一个才算是正确的呢？”
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说法，各有其侧重之点。我们作臣子的不好说哪个正确哪个不正确。然而《洪范》篇说：‘三人占卜，从两个人的说法。’既然贾、马与王肃等人都以为‘顺考古道’为是，那按《洪范》的说法，应以王肃的说法为优。”
曹髦又问：“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之所以至善至美，在于他顺应和参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并不是尧的目的。现在我们探究其含义以明确尧帝的圣德，舍其大而言其小，这可以说是作者的意思吗？”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师教过的说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义。至于两种说法如何统一起来，还取决于圣上自己的判断。”
接着又谈起尧舜时代四岳举鲧之事。曹髦问：“作为圣贤的君主，应德才兼备，公正无私，明察秋毫。今王肃说：‘由于尧不了解鲧，所以对他加以试用。’如此说来，圣人在观察人物、考虑问题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虽然圣人的贤明非常人可比，但他们毕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这样说：善于识人者是哲人，但对帝王来说办好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但尧帝最终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误，将自己的帝位传给了舜，所以他不愧为圣人。”
曹髦说：“若说有善始又能善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如果连个好的开端都没有，又怎能称之为圣贤呢？禹说办好这件事对帝王来说是很困难的，然而最终尧帝还是废去不肖之人，改授圣贤，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经》上说：知人者为圣哲，能选拔贤能的人做官。若尧对鲧的品德没有把握，试用长达九年，使得在继位者选择上失去了章法，这又怎能称得上是圣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读经卷认为，圣人办事也不是没有一点失误。所以就出现了尧帝信用鲧、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误。周公失误于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误于错误对待宰予。”
曹髦说：“尧任用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乱糟糟，给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至于仲尼失误，不过是宰予言行之间的事，与尧用鲧的失误有着本质的区别。说到周公和管、蔡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来在《尚书》中都有记载，作为博士应该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说：“这些事都不是先贤们能说清楚的，臣下孤陋寡闻就更难以细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着，曹髦和群儒探讨起《尚书》所言“有鲧在下曰虞舜”一句话的意思。曹髦问：“在尧做首领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又有四凶在朝为虐，当时急需选拔任用贤明的君主来解救受难百姓。舜当时在社会上已有一定的影响，世人也都知道他是个有仁德的贤者，可他却长期得不到重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庾峻回答：“尧帝也曾咨询四岳以征求贤者，想禅让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诉他如果挑选一个仁德不足的人会辱没你这个帝位的。尧又让他们举荐那些贫贱无名的贤士，于是他们举荐了舜。所以说舜被四岳举荐，主要原因还在于尧，尧这样做是为了让天下人都满意啊！”曹髦说：“尧已闻舜的贤名而不提拔，同时对一些忠臣也未见重用，最后还是让四岳向他举荐贫贱无名的贤者时才推举了舜，这岂不是说尧并非急于选用贤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难百姓么？”庾峻摇摇头：“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问题了。”
继而曹髦又令学者们讲《礼记》。他问：“《礼记》上说‘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同样是治理天下，为什么政策和手段不一样呢？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报呢？”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是说远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众，治理天下；所谓其次报施，是指后来的尧、舜、禹时代以礼法治理天下。”曹髦又问：“上述两个不同时代帝王们对民众施以教化的深浅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帝王们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还是时代使然？”马照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各自所处的时代造成的。诚如人类发展有原始时期和文明时期，故而帝王们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这一年的五月，邺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称有甘露，于是六月初一，改年号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将军司马昭为大都督，给他上朝奏事只报官职不报姓名的殊荣，并授予他统领全国各路兵马和京师内外诸军的黄钺。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十月，封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来到国学馆，命群臣赋诗。侍中和荄、尚书陈骞等人作诗时拖延时间，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们的官职。曹髦说：“我是不太聪明的人，却比较爱好风雅，今天让群臣即席吟咏，不过是想从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们不能理解我的意图，说得不着边际。这次就原谅了和荄等人，从今以后群臣都应认真钻研古书的含义，弄明经典的意旨，这样我才会高兴。”
五月五日，诸葛诞在淮南发起勤王，讨伐司马昭，司马昭挟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讨淮南，于次年镇压，斩杀诸葛诞。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诏说：“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这是古代尧、舜、禹三代树立风范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应推举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给予极高的荣誉，不断请他们对国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导，把他们的德行言语记录下来，然后全国都仿效他们，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现在我们就该找出这样仁德兼备的长者，来作为三老、五更的人选。关内侯王祥，历来以仁、义的标准修身处事，温文尔雅；关内侯郑小同，温良恭俭，依礼而行，都是当今著名的贤者。朝廷决定推举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诏令发布后，曹髦亲率有关朝臣，按照古代的习惯举行聘任礼仪。

玉碎瓦全
曹髦见自己权力威势日渐削弱，感到不胜忿恨，于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里，命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在陵云台部署甲士，并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日我将亲自与你们一起出去讨伐他。”王经说：“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专权，讨伐失败而出走，丢掉了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以及四方之臣都为他效命而不顾逆顺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宫中宿卫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凭借什么？而您一旦这样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却反而使病更厉害了吗？祸患恐怕难以预测，应该重新加以详细研究。”曹髦这时就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扔在地上说：“这样就已经决定了，纵使死了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不一定会死呢！”说完就进内宫禀告郭太后。王沈、王业跑出去告诉司马昭，想叫王经与他们一起去，但王经不去。
甘露五年五月初七（260年6月2日），曹髦拔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呼喊着出了宫。在东止车门遇曹髦一行遭遇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及其部众，曹髦左右之人怒声呵斥他们，司马伷的兵士都吓得逃走了。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迎面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亲自用剑拼杀。众人想要退却，贾充之军将败，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你说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日。今日之事，没什么可问的！”于是成济立即抽出长戈上前刺杀曹髦，把他弑杀于车下。曹髦死时尚不满20岁。
司马昭闻讯，大惊，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马孚奔跑过去，把曹髦的头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着说：“陛下被杀，是我的罪过啊！”

身后之事
曹髦死后，司马昭进入殿中，召集群臣议论。尚书左仆射陈泰不来，司马昭让陈泰之舅尚书荀顗去叫他，陈泰说：“人们议论说我陈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来您不如我陈泰。”但子弟们里里外外都逼着陈泰去，这才不得已而入宫，见到司马昭，悲恸欲绝，司马昭也对着他流泪，说：“玄伯，您将怎样对待我呢？”陈泰说：“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很久才说：“你再想想其他办法。”陈泰说：“我说的只能是这些，不知其他。”司马昭就不再说话了。因过于悲恸，不久吐血而死。
五月初八日，司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说：当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书疏文章，冀可成济”，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这个太后数次呵责都不奏效，后来和大将军司马昭商量要废立之，大将军认为他年幼无知，但还可以雕琢，要以观后效。但没想到他得寸进尺，还拿弓箭射我的宫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后数十次让大将军废立他。曹髦知道后，贿赂我的身边人打算下毒药害我。后来事情败露，就要出兵入西宫杀我。幸亏大将军及时知道，而他自己混杂在士兵之中，被大将军的将士杀死。这小儿“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应当“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由于曹髦死后被褫夺皇帝封号，因此其在位期间的年号均为高贵乡公某年。
太傅司马孚，大将军司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称“以为可加恩以王礼葬之”，于是在五月十六日将高贵乡公葬于洛阳西北三十里瀍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旐，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不久，司马昭以“教唆圣上”、“离间重臣”等借口杀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经。《魏书》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郡侯，食邑二千户，时隔快二十余天，司马昭又因群情激愤，诛杀了成济三族，成济兄弟不服罪，光着身子跑到屋顶，大骂司马昭，被军士从下乱箭射杀。

如何评价前魏皇帝曹髦？
曹操在“奉天子以令不臣”时一定不会想到，仅在三代以后，子孙就遭到了同样的对待，而受到这种礼遇的傀儡皇帝就是高贵乡公曹髦。
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创作了九言诗的文体，精通绘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书善画的皇帝。常在太学与学者谈经论道并展开辩驳，令诸多学者心悦诚服。
他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通晓古今，善于评判历代王侯将相的功过得失并引以为鉴。
他是一个坚贞不屈的人。发现再也无法铲除司马家族后，不甘心做一辈子傀儡的他亲自率领侍从与司马昭以死相拼，在讨伐司马昭途中被贾充截杀，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千古名言。
曹髦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贵的傀儡皇帝。与历代傀儡皇帝不同的是，他视死如归，拒绝苟且偷生，以最悲壮的方式慷慨赴死。他的英勇就义是曹魏政权灭亡前最后的挣扎，展现了皇帝最后的尊严。

相关话题：前魏皇帝曹髦为何选择“恶意自杀”？
公元260年的6月，是一个大雨瓢泼的前夜，同时更是魏国即将血雨腥风的夜晚。“暴雨雷霆，晦冥。”《三国志》以这样的气象描写增加了气氛的紧张和悲壮。
正是这天，魏国第四位皇帝曹髦暗中召见侍中王沈和尚书王经以及散骑常侍王业，并逐步正式提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辱废，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我要最后干一下，你们都别拦我，我实在是受够了。
虽然贵为皇帝，曹髦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傀儡，与历史中那种愚蠢或者无能的傀儡不同曹髦做傀儡源自于曹操的错误设计。虽然早已经知道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却最终未能将其铲除，相反在他死后司马懿家族直接占据了所有重要位置，因此这便是曹髦做傀儡的历史根源。
曹髦的傀儡身份是曹操埋下的伏笔，而这里面也有着一种不太正常的“基因遗传”。即，曹操篡夺了汉朝，而司马懿跟风篡夺曹魏，似乎验证了某种历史规律，更要命的是，司马昭从心底是看不起曹操的，认为他是宦官的后代，自己不想与之为伍因此早年拒绝曹操的征召，而他的儿子继续藐视曹魏后人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曹髦毕竟血气方刚，他不想做汉献帝，他想再奋力搏斗一回，输了就要赔上性命，赢了就是另一番天地。
当他把计划告诉这三位王姓大臣后，结果遭到三人一致的反对，王经劝说:“司马家掌握大权已经很久了，陛下无兵无甲，宫中连宿卫都空缺，何以讨之？如果去讨伐将招致大祸。”意思是你连个鸡蛋都没有，更别说是是去碰石头。王经也劝曹髦别去送死了可是曹髦的敢死队精神已经准备好久他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讨伐诏书说:“我决心已定，纵使死，又有什么可畏惧的。”颇有“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挂就我挂”的勇气，看来曹髦确实要拿出不服就真刀真枪碰一碰，反正他也不想好了。
结果，曹髦说完就去告诉太后算作诀别，而王沈和王业跑去司马昭的家告密，其实也算不上告密，好像曹髦就是故意让他知道自己要找他去自杀了。
我甚至想曹髦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这二位是他朋友还是对手？堪称曹髦自杀的“神助攻”。
这个王沈经历也很是有趣，他们家一直是曹家手下，一直是曹芳和曹爽亲信做到中书侍郎的高位，司马懿高平陵政变后曹爽和其亲信都被诛杀，王沈却只是暂时免职，不久就再度复出，可见内功深厚，不折不扣的不倒翁。曹髦继位后也很欣赏王沈，称呼他为“文籍先生”，又提了一级当了侍中。再说王经也算久经沙场，被曹家屡次提拔到尚书。因此这两位人物选择毫不犹豫的去告密显然不能只用“小人”概括得了，在血雨腥风的大气候下，他们比谁都清楚事态的发展，因此投靠司马家族才是识时务者俊杰。只有王经拒绝和他俩去告密，决定陪曹髦一起自杀。
曹髦带着一百多名所谓的兵丁和仆从去讨伐在京师就有十几万重兵且戒备森严的司马昭，本来就没想活着回去。那么曹髦到底为啥就不能继续再做做傀儡了？他到底突然怎么就崩溃了呢？
事情需要简单盘一盘曹髦的人生。
作为曹操的曾孙本来是无限的荣耀，然而对于他本人来说，这种先天的东西却成了他巨大的耻辱，十四岁那年，他就被稀里糊涂的推上了帝座。此前的曹芳也要效仿司马懿处理曹爽，结果被泄密，所有参与者全部被杀。
这位十四岁少年当然知道曹氏家族已经面临怎样的灾难。司马师曾经拍钟会暗中考察曹髦回来得出的结论是“才同陈思，武功类太祖。”简直是曹操和曹植的合体，钟会这种评价让司马师颇为警觉，由此开始对曹髦进行深度监控。
因此，在这种氛围下，曹髦心理接近崩溃，长大的年纪，没有花季雨季却在布满阴谋的蜘蛛网里生存，因此，他开始出现厌世和悲愤，既然不能拯救曹氏家族那么就直接找他去自杀吧，因此在260年的6月2日，暴雨雷霆，年轻人带着一百多个殉葬者开始了特殊的自杀。他要像那种天气那样悲壮、凶猛，让司马家族的人都知道他曹家人再也不当傀儡了，做不了英雄，毋如死！
因此这一天，曹髦这位年轻人死的很悲壮、很直接，矛刀从他的前胸穿透，至此，司马家族连演戏也懒得演了。
在杀死曹髦后，司马昭也很为难，问身旁的谋生说:“天下人怎么看我呀？”其实曹髦的自杀让他陷入尴尬，甚至打乱了他的所有计划，按照剧本应该是风轻云淡，曹髦主动禅位，来一幕上古的尧舜之让，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他曹髦不配合这个剧本，临时罢演了，让司马昭被迫背上了“弑君”的名声。
不得已，司马昭听了建议拿王经开刀，并且灭了满门，“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得，还承认他是正直的，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司马昭还不那么虚伪。另外的二王因为“告密”纷纷获得晋升，成了西晋的开国功臣，看来是曹髦自杀的最大受益者。
据《资治通鉴》记载，王经被捕前跪着向母亲致歉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她，他母亲说出了类似司马迁的话:“人谁能不死，只怕死的不得其所，为此事大家同死，还有什么遗恨。”
当时送葬百姓“掩面而泣，悲不自胜。”另外还有一个叫陈泰的，他把曹髦尸体放在腿上痛哭，悲痛过度竟然哭到吐血而死或许在他看来那不是皇帝只是一个孩子啊！
《三国志》按照司马家族口吻对曹髦“自杀”事件定性为“轻躁忿肆，自蹈大祸。”意思是太年轻，不成熟，自己找死。如果换一种角度，曹髦完全可以在逐步稳定后，改变局面，隐忍不发，卧薪尝胆，然而最终因为年轻气盛，而丧失所有机会，白白送死，这确实是一种观点。

前魏皇帝曹髦的父亲是谁？
曹霖（？—251年），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曹魏宗室大臣，魏武帝曹操之孙，魏文帝曹丕之子，高贵乡公曹髦生父，母为仇昭仪。
黄初三年（222年），册立为河东王。六年（225年），降为馆陶县王。魏明帝即位后，格外受到宠爱。太和六年（232年），封为东海王。
嘉平二年（251年2月5日），曹霖去世，谥号为定，嫡子曹启嗣位。庶长子高贵乡公曹髦，成为曹魏的第四任皇帝。
历史评价：《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思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前魏皇帝曹髦的兄弟是谁？
曹启，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时期曹魏宗室大臣，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定王曹霖之子，高贵乡公曹髦兄弟。
嘉平元年，继承东海王的爵位，封邑累计六千二百户。

前魏皇帝曹髦的皇后是谁？
魏高贵乡公皇后卞氏，琅琊开阳（山东临沂县）人，曹魏高贵乡公曹髦的皇后，魏武帝曹操武宣卞皇后弟弟卞秉的曾孙女。卞皇后祖父卞兰，卞兰之弟卞琳的女儿又为魏元帝皇后，故元帝卞皇后是高贵乡公卞皇后的堂姑。
正元二年（255年）三月，被立为皇后，大赦。夏四月甲寅，卞隆被封为睢阳乡侯。
景元元年（260年），高贵乡公遇害，陈留王曹奂即位，她乃逊后位。在位5年。

前魏皇帝曹髦的后裔是谁？
曹霸（约704年～约770年），唐代著名画家，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高贵乡公曹髦后裔（也就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人）。
艺术风格：曹霸少年学书法，深谙王羲之和卫夫人等之法。擅长画马，尤其精于鞍马人物。据《历代名画记》载：“每诏写御马及功臣，官至左武卫将军。”成名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天宝（742～756）间曾画“御马”，笔墨沉着，神采生动。
生平经历：曹霸虽然文武全才，但其父担心曹霸步上先祖覆辙，便为其念诵曹氏一直忌讳、曹植的“七步诗”，曹霸在此诗中，体会到曹丕为求称帝，不念骨肉亲情的教训，不欲重蹈覆辙，因而决定放弃入仕，转而研习书法。他先后学习晋代女书法家卫铄、以及王羲之的风格，然而他自问无法超越羲之，所以再改为钻研绘画，结果大为成功，在曹霸盛年时，已经成为名满天下的画家。
曹霸名气日盛，同时引起唐玄宗注意。某天当他在后花园作画时，突然向其下旨上京，曹霸无奈，临行前在未完成的画作中，留下“富贵于我如浮云”，以表达不慕名利的心迹。
后来，唐玄宗在地薰殿接见他，并要求曹霸修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曹霸本来请求玄宗，待修缮完成后，可让他返回家乡，然而唐玄宗笑着回应，已在后宫安排十名仕女准备服侍你，曹霸只好照办。四十九日后，画作完成，人物均活灵活现，令人叹为观止。玄宗点头称赞，但未有如约赏赐，更要求曹霸再画骏马图。虽然他再次重申，完成画作后要还乡的请求，然而玄宗只笑不答，曹霸无奈，唯有到御花园完成骏马图。
玄宗看到曹霸作品，大喜过望，赏赐其马百匹、田万顷。然则曹霸去意坚决，不为所动。唐玄宗便改去其为左武卫将军，享有不理朝政之权。自此以后，权贵高门争相求取曹霸手笔，更以得到画作为尚。
安史之乱爆发，曹霸因为一幅作品，有影射唐朝之嫌，被削职免官，自此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当他流亡至成都时，身无分文，仅靠为人绘画肖像谋生，生活困苦，后来杜甫几经寻访，终于与之相见，他更为曹霸，创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及《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二诗，表达对其际遇的同情。
曹霸有一弟子韩干，同样善于绘画，然而杜甫认为，韩干之作，画肉不画骨，有其形而欠其神髓。论及形神兼备，始终是曹霸更胜一筹。
由于曹霸画作均己亡佚，其精妙之处，唯有透过杜甫诗作，才能一窥其貌。

扩展资料：三国之前魏的介绍
魏朝(220年12月10日—266年2月4日)，中国正史称为魏朝，后世史家多称曹魏，由于之后的北魏被称作“后魏”，于是曹魏也称为“前魏”或者“先魏”，是三国之中最强大的一国。
历史简介：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增强，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割据自立，一时间全国又陷入内战混乱之中。曹操初据有兖州，复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势力渐强。他又将洛阳的献帝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优势。
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决战，曹操大败袁绍，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军南下，占荆州，与在长江中下游的孙权对垒。此时刘备也起兵欲兴汉室，率荆州的残余势力与江东的孙权结合。孙、曹大军在赤壁会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后入成都。从此，曹、孙、刘三大势力成鼎足之势。
曹操封魏公，定邺为其治所，后又进封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子曹丕取代汉献帝，建国号魏。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一般称蜀或蜀汉)。公元229年，吴王孙权在建业称帝，国号吴(一般称孙吴)。三国分立时代正式开始。
魏在三国之中占据最大地区，都在中原，又有汉室禅让，向来称为正统王朝。期间最重要的改革有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令中国政治渐渐变成世统垄断。
三国初期，各国主要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较突出。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展屯田开始，生产逐渐恢复，曹操又改革了东汉以来的许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魏文帝时，又实行九品中正制，承认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权利。对魏晋时代之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直到南北朝结束后才被废止。
三国时期战争不断,随着蜀汉国力日下，263年魏国司马氏展开攻蜀计划，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等攻蜀，结果蜀主刘禅出降，蜀汉亡国。后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于魏咸熙二年十二月壬戌(公元266年2月4日)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曹魏遂亡。
文化：曹魏虽然是以军力起家，但曹氏一族在文学上具有相当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和曹植都擅于写诗，时称三曹，后世又称建安文学。即使到了后期其君主也颇有艺术造诣，如曹髦擅长诗文、绘画，被誉为才子。
经济：汉、魏、吴三国中以曹操最重视农业，其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
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力兴修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
政治：
1、文官制度
在官员的任用上，从曹操起，实行“唯才是举”的原则。为了更多的招揽人才，魏文帝在称帝前，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其做法是：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小中正采择舆论，按人才优劣定品第高下，上报大中正;大中正核实后上报司徒;司徒再加审核然后交尚书选用。还规定，郡人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特别优异的不受户口限制。这种制度在开始实行的时候，重视舆论，不拘爵位，“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比起东汉末年外戚或宦官操纵仕途与单纯以封建道德为标准的“举孝廉” ，无疑是一个进步。
魏文帝在黄初五年立太学，设立春秋谷梁博士，提高了官员的素质保证。
魏明帝时，采纳行司徒事董昭的建议，立郎吏课试法：“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魏明帝又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交百官议，议旧不决，未能实行。
魏宗室封爵分王、公、侯、伯、子、男(以上皆称国)、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十等，皇后以下的嫔妃，分贵嫔、夫人、淑妃、昭仪、昭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美人、良人等爵号;又置列侯、关内侯、名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共六等爵以赏军功，关内侯以下皆不食租，谓之虚封。文武官吏的级别分为九品，俸禄发给粟米，以石计算。
军事：曹魏时期的中央军，分为中军和外军。魏的中军略等于汉代的南北军，担负着宿卫皇宫、拱卫京师的任务，所以《历代兵制》认为“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依然把魏的中军称为南北军。不过由于汉末三国战事频仍，中军常常四出征伐，与汉代北军相比，魏中军的作战任务重得多。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王欣夫《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零八年)。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相府更是威重汉宫。武卫营的统帅最初是许褚，官职为武卫中郎将，后迁武卫。曹魏王国作武卫的，都是皇帝很亲近的人。魏文帝置中垒、中坚二营，归中领军统帅，魏明帝又置骁骑，游击二营。《历代兵制》只提到武卫、中垒二营，有所疏漏。《历代兵制》说“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关于魏中军的组织系统，《历代兵制》说：“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师，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各一人。其他杂号无常数。”陈傅良认为，汉的南北军到曹魏时期演变为中、左、右、前军了。其实，只有中军相当于汉的南北军，所谓左、右、前军等，显然与中军相对，可能是对留屯在不同地方的外军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