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出惊人，纵论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三位帝王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他的气魄千古的词作《沁园春·雪》中，毛主席激扬文字，一口气评点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五位历史功业赫赫的帝王。确实，阅读历代帝王传记，评点历代帝王功过得失，是毛主席读史时的一大偏好。
在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中，毛主席最重视的是在国家的统一和历史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们的历史地位缺乏公正评价的人物。对商纣王、秦始皇、魏武帝曹操，这三位历史争议最大的帝王，毛主席都抒发过与众不同的点评。
“纣王是个很有本领的人”

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历来被认为是无道的昏君的“代表”。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他又“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重邢辟，有炮烙之法”，因此周武王伐纣时，纣王的军队倒戈，导致商朝的灭亡。
但是，毛主席却认为，虽然纣王导致了商朝的亡国，但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1958年11月，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说到商品生产问题，毛主席联想到商朝。他说：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1959年2月，毛主席又在济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
“龙山文化很有名啊！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
毛主席对商纣王的评价，主要着眼于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这是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的。《史记》也说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个很能干的人。然而把纣的失败，归之于“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这确实是毛主席的独特见解。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毛主席向来十分称赞并且力图改变人们对其固有成见的印象的古代帝王，就是秦始皇。
大概从西汉开始，人们心目中的秦始皇就是“焚书坑儒”的暴君。“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何其残暴！所以一般人对秦始皇只有这样认识：秦始皇焚书坑儒。
在1958年2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这里，毛主席让大家“想一想”，实际上观点的基本倾向已经很清楚了。“三个指头”缺点，就是基本肯定的，这段讲话可以说是为重新评价秦始皇作舆论上的准备。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讲破除迷信的问题，从“厚今薄古”转到了秦始皇的话题。他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
毛泽东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又说：
“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
这里，毛泽东似乎不是评价秦始皇个人，而是把他作为一种集中政策的象征，这是从正面来看秦始皇的。
1964年6月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同年8月，在一次谈话时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他又联系到秦始皇，他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此时毛泽东对秦始皇评价是相当高的，称他“伟大”，称他“是个好皇帝”，“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这些评价主要还是从秦始皇本身的历史功绩出发的。
在毛主席晚年，他的态度略有改变，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秦始皇。
1975年，毛主席曾对在他身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无聊得很。陈胜、吴广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这时，毛主席已经是重病缠身的晚年，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已不像1958年那样充满个人性格特点和政治色彩。这种坚持以一分为二的精神评价秦始皇，在肯定秦始皇的巨大进步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他“残酷地压迫人民”的一面，无疑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曹操有“真男子气”

毛主席曾经较多评论并主张给其“翻案”的另一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就是魏武帝曹操。
曹操在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被视为反面人物，恐怕比秦始皇更有过之。人们从《三国演义》和旧戏舞台上得到的“旷世奸雄”、“白面奸臣”的印象可谓根深蒂固。
上世纪50年代毛主席读鲁迅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对鲁迅所说，“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话深有同感，特别用粗重的红铅笔在旁边划了着重线。
对曹操的许多诗文，毛主席都多次阅读，反复圈点。当1954年毛主席来到北戴河，并且要登碣石山时，他对一千七百年前曾来过这里的曹操颇为怀念。当时陪同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说，当自己谈到他从小到现在，凡所认识的人都说曹操是奸臣，戏台上也是个“大白脸”时，毛主席说：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个诗人，能文能武，那时封建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三国时代魏蜀吴的魏国就是他建立的，他统一了北方，打击了豪强，施行屯田制，开荒生产、提倡节约，改革了东汉的弊制，使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进步，难道不该肯定吗？说他奸臣、白脸，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
毛主席还对徐涛说：“曹操能带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间疾苦，征战环境30多年，手不释卷，喜读书学习又喜作诗，登高必赋，我喜读他的诗。”“你看曹操的诗气魄雄伟，给人鼓舞。真男子气，是大手笔。”
徐涛的文章还说，毛主席并不是和他一个人谈过评价曹操的问题，他也曾和他的高级俄语翻译李越然谈论过，“对曹操是正面评价的，也是为曹操正名平反，时间大约在1957年”。
1958年，毛主席阅读了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
裴松之在注文中，引用了《魏武故事》记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令》中主要叙述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主要的内心活动，意在表明自己并无取代汉室自立为帝之意，所以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误会。
曹操还表明，自己常对妻妾们说，待我“万年之后”，你们不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他说明他的心迹，“使他人皆知之”。
卢弼在注中指责曹操“择言不慎”，“为奸雄欺人之语”。对曹操所说不肯让出兵权，是“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指为“欺人之语”。其他文人的批语中，也有指斥曹操“欲盖弥彰”、“言不由衷”、“志骄气盈，言大而夸”等等。

读到这里，毛主席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忿然写了这样的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这个批语，旗帜鲜明地否定了那些攻击曹操的言论，认为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对曹操的评价比较接近实际。
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历史学家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从学术的角度论证了曹操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说：“公平地说来，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仅有而且大。在我看来，曹操在这些方面的贡献，比起他同时代的人物来是最大的。”
就在郭沫若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四个月，毛主席讲过“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除了为以上三位帝王类历史人物做“翻案文章”外，毛主席在他的谈话和批语中还涉及到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羽、汉元帝刘奭、汉光武帝刘秀、南朝宋明帝刘彧、南朝梁武帝萧衍、南朝陈后主陈叔宝、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一代女皇武则天、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南唐李后主李煜、北宋太宗赵炅、北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世宗朱厚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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