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李大钊往事：苦难童年铸就热血青年，立志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是一个国运飘摇、民不聊生的艰难时世。
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面对贫穷落后愚昧的现实，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面对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有人迷茫，有人愤怒，有人消沉，有人奋起，该剧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
同时，该剧为我们展现了百年前那个动荡年代里中国有志青年的傲骨，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呈献给观众。

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
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觉醒年代》里的李大钊已经是北京比较知名的社会人士，无论是在学术、社会影响力都是空前强大的。
那么，李大钊的童年是怎么渡过的？他初到北京是怎么渡过的呢？
下面，我就来为大家展现少年李大钊的艰难生活，讲述李大钊在去北京之前，在家乡以及初到北京的一些经历。
虽然他身处逆境，却刻苦学习，少年李大钊便成了家乡冀东的热血青年。
李大钊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
一百年三十多年前(1889)的10月29日，李大钊诞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这里地处冀东平原的东端，南临波涛起伏的渤海，北望挺拔雄峻的碣石山。
一千八百年前三国时代的政治家曹操，曾“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954年盛夏，就在距此不远风景如画的北戴河，毛泽东面临一望无际的大海，高吟“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这是一片美好的土地!在这片美好的土地上，生活着千千万万勤劳勇敢、慷慨豪放的人民。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热爱连着自己家园的一片又一片广袤的中华大地。
一百多年来，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他们奋斗着，奉献着，李大钊就是从这块土地上诞生的。
李大钊曾经说过：“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我们只有随着这有进无退的时的流转，郑重地过这一趟，演这一回。”是的，李大钊实践了自己所言，以自己的一生，“郑重”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演出了极其壮丽的一幕。
让我们溯着历史的长河，去追寻先驱者的战斗足迹……
冀东热血少年

在冀东家乡，李大钊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李大钊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的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早年得了肺病，在1888年6月乐亭大地震后病情加剧，于1889年4月病故，终年22岁。
他的母亲周氏因哀伤过度，生下他一年多以后也去世了。李大钊幼年就丧失父母，孤苦伶仃，靠祖父李如珍抚养。
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因自己没有儿子，就把侄子李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子。
李如珍在青年的时候，只身闯过关东，见多识广。而且，李如珍具有一片爱国赤心，内心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侵略以及清朝的腐败非常的不满，但是苦于没有办法。
李如珍平时为人正直，非常乐于助人，在当地，深受大家的尊敬。
李如珍的这些优良品格，对于幼年的李大钊来说，影响颇大。
李大钊出生的时候，爷爷李如珍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对于李大钊，祖父李如珍十分的喜爱，但不溺爱，对李大钊的管教可以说是非常严格。

在李大钊三岁的时候，祖父李如珍就教他识字读书，基本上是每天是白天教，晚上问，一直到李大钊完全学会了才能睡觉。
李大钊自己也非常喜爱学习，只要有机会，就不放过。比如：平时，祖父李如珍带李大钊走亲访家的时候，李大钊就会默默地把人家的门心、对联背下来。
要是在村子里玩的时候，他就会认村里的一些碑文告示。
由于他刻苦专心地学习，等李大钊到了五、六岁的时候，就比平常的孩子认识的字多出了许多，具有一定的识字能力。
李大钊七岁的时候，祖父李如珍送他到本村西头谷宗海家私塾读书，老师是单子鳌先生。
李大钊学习异常勤奋、刻苦，对老师尊重，对同学友爱。虽然在同学中年岁最小，他却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了，同学都回家了，剩他一人还坐在位子上背书。
单老师往往要好几次催他：“耆年(李大钊的学名)，回家吃饭去吧。”
可他总是要把当天的书背会了才肯回家。
李大钊小时勤奋学习的事迹很多，至今在他家乡还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屋里学习，窗外有两只麻雀打架，“叽叽喳喳”地越打越激烈，一会儿滚到地面前的窗台上，可他像没看见似的，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李大钊学习进步很快，三年以后，单老师就对他祖父说：“耆年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啦，还是另请高明吧。”
1899年，10岁的李大钊便转到本村张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先生念书。
念了两年，又转到乐亭城北井家坨宋举人家去读书，老师是黄玉堂先生。
在井家坨读书时，李大钊更加刻苦了，晚上同学们都睡了，唯有他还在油灯下攻读，直到深夜。黄老师也很喜欢他，回到家里还念叨：“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好!”
李大钊少年读书之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之时。
他五岁上，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1岁时，又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
不久，义和团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李大钊家乡一带。
由于乐亭县外出经商的人较多，消息较为灵通：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清朝政府的腐败，人民生活的痛苦，这一桩桩，一件件，在李大钊脑海里留下一连串问号。
他常问老师：“为什么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
李大钊14岁那年年底，有一天，黄老师给大家讲起了太平天国的故事。
他讲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善于思考的李大钊，立即向黄老师问道：“洪秀全的很多主张不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
黄老师停了停，摇了摇头说：“这个么……你可把我考柱了。”停了一会儿，又说：“以我之见，好行新法者，违俗而招祸呀!”
听到这些，李大钊却激动地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黄老师赶忙劝阻他：“你说话可要谨慎呀，别招来祸害!”
但是，这时的李大钊虽然年少，却根本不怕祸害不祸害，因为在他心中已埋下了憎恨帝国主义侵略和昏庸腐朽的清王朝的火种。
1905年，李大钊到离乐亭县约一百里的卢龙县永平府考秀才，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而考入永平府中学。
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两年，学习启蒙科学和英语，初步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又了解了戊戌变法的情况，思想面貌发生了变化。

他常和要好的同学议论时政，对祖国的命运更加关切。他入学之初，又有日本和沙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着争夺权益，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战争。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居然宣布中立，任凭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屠杀中国人民。眼见民族的灾难更加深重，李大钊心中的火种在熊熊燃烧，满腔的热血在沸腾!
就在这时，十六七岁的李大钊，出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奋斗。
也就在这时，他毅然把自己“李耆年、字寿昌”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这表明他要时时勉励自己，为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矢志不渝，壮志不改，奋斗终生。
这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这气壮山河的铿锵语言，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肺腑，震撼人心!
忧国志士的寻求

决心要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李大钊在思考：究竟应选择怎样一条奋斗的道路呢?当时，他深感“国势之陵夷”，“国势之危迫”，便“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
就是说，李大钊为了祖国和人民，要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样，他便不满足在家乡的学习，他要深造，他要飞向更广阔的天地中去。
但是，不幸的是，他八十多岁的祖父这时去世了，家里的一点财产被一些亲戚挥霍殆尽。井家坨的宋举人表示愿意资助他，但他认为宋家为官钱来得不正，拒绝接受。
正当李大钊为难之际，他的妻子赵纫兰——一个勤劳、朴实的农家姑娘，理解他，鼓励他，表示愿意靠省吃俭用，典当挪借供给他一切费用。妻子的支持使他下定了决心。
1907年夏，“急思深研政理”的李大钊，等不及中学毕业，就与同学一起到了天津。

当时，天津有三个学校正在招考：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立志要研究政治的李大钊，认为医学和银行业都不符合他的志愿，决定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以优良成绩被学校录取。
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里，李大钊学习了政治、法律、经济诸学以及英、日语。他学习刻苦努力，能诗善文，是学习成绩最突出的一个，被誉为“北洋二杰”之一。
李大钊以兴奋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当时称为“新学”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书籍，如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以及十九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的理论。
他深受这种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从而开始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说：“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
在校期间，李大钊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的成功，使李大钊极为振奋。他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也曾打算投笔从戎。
在辛亥革命前，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就已有革命党人进行活动。
与李大钊有深厚师生情谊的史地教员白亚雨先生，就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党人，早年在上海参加同盟会，为开展北方革命工作，来到天津在北洋法政学校任教，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的重要成员。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了李大钊。
为了加速清王朝的垮台，白亚雨等革命党人决定在京津一带清王朝统治的心脏地区策动起义，几个受白亚雨影响的学生成为他的助手。
李大钊曾奔走于天津、滦州以及家乡乐亭一带，从事联络等活动。
1912年1月2日，冀东滦州起义爆发，新军二十镇三个营的义军，高举大旗向北京进攻，风声所及，使清朝统治者心惊胆裂。
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白亚雨先生是起义军参谋长，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不屈。在就义时，他挺身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白亚雨先生为革命断头流血的壮烈事迹，使李大钊多年悼念不已，也更加激越了他献身于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职。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通电致袁，称赞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在当时，李大钊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样，还不可能认识到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袁世凯窃国大盗的真面目未暴露之前，也还没有一下看清他的本质。
因而李大钊为新诞生的共和国而兴奋，而欢呼，他挥笔作诗：“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
这时，他希望加强以北京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一力进于建设”，希望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一时期，他利用在学校学习的法政知识，写下了《一院制与二院制》、《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欧洲各国选举制考》等一系列文章，以期中华民国走上轨道。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眼前一幕又一幕的严酷事实，使李大钊起初的欢快心情荡然无存。对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他又忧心如焚了。
面对新建的共和国，他先是写下了《隐忧篇》，继而又写下了《大哀篇》。
他在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国人民依然“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景象!民国建立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没有，一点没有，“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民国刚刚建立不久，“环顾神州”，却是“危机万状”，李大钊困惑了。
他思索着，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1912年冬，他曾到北京，与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往，并加入了社会党，以后又任天津社会党支部干事。他探索着，想探个究竟。

但“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久矣”，眼前纷纷乱乱的现状使他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陷入一种深深的苦闷之中，甚至一度产生出世思想。
然而，可贵的是李大钊心里一直是装着祖国和人民的。一天，他在天津的大街上走着。突然，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病倒在路旁，李大钊赶忙跑过去照料，虽然自己学生生活很清苦，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把刚得来的一些稿费，分文不留地全部送给了这位穷苦老人。老人感动得再三再四地向李大钊道谢，但老人的感谢却使他的心颤抖。
是啊，祖国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像眼前这位老人一样，在受苦受难……强烈的救国救民的责任感，驱使李大钊从一时的困惑、苦闷中摆脱出来，他又振作起精神，勇往直前了。
1913年夏，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不久，得到友人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以期深造，开阔眼界，继续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