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的盛世推上顶点的，是他;从顶点上跌下来，使国家陷入动乱衰败局面的，也是他。所以史家们称他为“前明后昏，半明半昏”。开元、天宝之间，就是他盛衰史的分水岭。

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到开元二十四年，他很有朝气，励精图治，堪称明君。其主要表现，是选贤任能，采纳忠言，从而执行了一条劝农桑、薄税敛、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这就是他成功的关键。

他任用的贤臣不少，其中较突出的有姚崇、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人。姚崇本是位有功的老臣，后被罢官。开元初，玄宗召见他说，你应作我的宰相。皇帝当面封官，照例应当下拜谢恩，可姚崇坐着不动。玄宗感到奇怪，问他有何打算。他说，我有十项大计，估计你不会采纳，所以不敢下拜。接着他提出了十个"可乎?”

玄宗当即表示，保证做到。第二天，即拜姚崇为宰相。这十项，多是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关兴亡盛衰的大事。玄宗正是或多或少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才求得开元之治。

宋璟、张说都敢直言进谏。一次，玄宗赠给宋璟一双金筷子，宋璟莫名其妙，玄宗解释说，这是表彰你的耿直。宋璟、张说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抑制玄宗穷兵黩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白居易)，就是对宋璟的公正的赞语。开元十年，有边兵六十万，张说进言，时无强寇，可罢二十万归农。玄宗不放心，他说，我久在边境，深知敌情，愿以全家性命作保。玄宗才采纳了这个建议，保持了边境的相对安宁。

时间久了，玄宗有些松懈，不大关心政事。这时，张九龄即时敲响警钟。他说，你登位以来，天下初安，就怠于政事，是很危险的。张九龄比较关心人民疾苦，要求皇帝为民着想。他说，民为邦本，要任贤良，作基层的地方官员，为民兴利除弊，是兴衰的大端。

而更敢于大胆进谏的，是韩休。他作宰相时，玄宗已忘了姚崇“法行自近”的名言，对一个违法的县尉，要逐放岭南，而对一个犯罪的金吾大将军，则不闻不问，韩休改于打破“刑不上大去”的旧框框，说今朝廷有大奸，你必须首先依法惩治。玄宗不允，他据理力争，说你不惩罚这个大将军，我就“不敢率诏”。这样公然抗拒圣命，如果遇到的是一个暴君，他的脑袋早已搬家了。可是玄宗没有责怪他，反而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时，玄宗常对铜镜，闷闷不乐。左右说，自从韩休入朝以来，陛下无一日欢，人也瘦了，为什么还不罢他的官?玄宗说，我虽瘦了，天下肥矣。又说,我用韩休,社稷计耳。

这时的玄宗确是一位难得的明君。他知人善任，有几个特点：

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唐初，鉴于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每一成年男丁授田百亩，其中百分之二十为“永业田”，可子承父业。

玄宗继续推行了这项政策，并不断检查执行情况，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重申“永业田”不得买卖典贴，自行开荒者免役五年，限制官员侵占农民的土地。开元二十六年，他还检查了京兆土地占有情况，下旨再分一部分土地给少地的农民。

虽然这些政令在执行时打了很多折扣，农民远没有得到应得的田产，但却保持了一部分土地。这对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社会生产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就是开元之治的经济基础。

开元年间，他比较关心农业生产。每逢水旱等自然灾害，他都采取措施，如发粮救济，减免灾民的负担，下诏求直谏，寻找造成祸害的根源，以至虑囚，减免囚徒的刑期，以赎“天谴”。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苦难。

他采取这些作法，主要是为了缓和一下阶级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和他过去的经历，也多少有些关系。他在作皇帝以前，曾作潞州别驾，作了一首《早登太行山中言志》诗，其中有曰:“野老菲为室，樵人薜作裳。宣风问耆艾，敦俗劝农桑。”看来，他青年时还多少了解一些农民贫苦生活的状况。

由于重视农桑，与民休养生息，到了天宝初年，经济空前繁荣，天下富足，全国各州县的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和布帛，京城的国库中，货物更是堆积如山。物价便宜，长安和洛阳每石米价不到二百钱。每年铸造“开元通宝”三十多万缗(串)，每缗一千文，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它充分说明矿业发达，商业兴盛和经济繁荣。

全国安定太平，匪盗几乎绝迹，人们夸口说，行万里路，不带武器，保险平安无事；人口大增，汉朝盛时，人口曾达五、六千万，经过长期的残酷战争，到唐朝初期，只剩一千多万，至天宝十三年，人口又增加到五千二百多万；疆域扩大，国威远扬。东方，与日本交往频繁，开元二十年，日本使船来华人数达五百多人，玄宗打破礼尚往来的惯例，派学者到日本使者住处讲授儒学，使中国文化远播日本。在西方，与天竺诸国通往密切，继玄奘之后，续派慧超等和尚到天竺取经。四方各国纷纷来朝，天宝初，本土有州三百三十一，羁糜之州就有八百个。

正如诗人王维所形容的那样:“九天间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流 。”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从农民起义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对农民实行宽容的政策，劝农桑，薄税敛，轻刑罚，重教养，那么他对历史的向前发展，必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玄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不能因为他是一个皇帝，就否定他对历史的贡献，也不能因他以后干了许多坏事，就否定他以前的功绩。

随着唐朝的盛世达到顶点，玄宗的骄气也逐步发展，达到顶点。骄傲是可怕的腐蚀剂，它使这位皇帝由智变愚，由明变昏，和以前相比，判若两人。

开元年间，他不断向外用兵，有些是自卫性质，或为了维护国际交通，对这种战争，人民是拥护的，“三军大呼阴山动”，是不教胡马度阴山”等诗篇，就是对这种战争的歌颂。

但更多的是向外侵略。到了天宝年间，他野心越来越大，一心追求“万国衣冠拜冕旒”,有并吞四域之志，他北征契丹，突厥，西伐吐蕃，南讨南诏……。一次动用兵力几万到十几万，有时，一个战役即斩首数万，血流成河，人民遭受到严重的苦难。

这时，他再不关心人民的疾苦了。“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终于名存实亡，那些王公百官和富豪人家，任意侵占农民的土地，建立起各种庄田，京畿的土地几乎有一半集中在宦官的手中，农民只好去作他们的客户，成为佃农。正像杜佑所说的那样:“天宝以来，土地兼并，有逾于汉成哀之间。”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篇，正写于天宝十四年，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税收也加重了，除按丁抽税以外，又加征"课资”，即财产税，每户有两头牛的就得征税，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

作坏事就得用坏人，亦理所固然。玄宗亲信和重用的坏人不少，其中，为害最大的有四、五人，即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再加上那个宦官头子、宫中总管高力士。坏人既成堆，又成套，为害更烈。

开元二十四年，他用李林甫代张九龄为宰相，从此种下了祸根。

当时,玄宗对张九龄的直言进谏，已不耐烦了，说难道什么事都由你说了才算，李林甫看准了这一点，上台以后，就极力“迎合上意”，断绝言路。他说，今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还用得着多说话吗?他勾结高力士等为内线，摸透皇帝的心事，顺着干。

玄宗贪边功甚急，主冒进，当时最有声望的名将王忠尉比较稳重，对玄宗的轻举妄动提出不同意见。李林甫即乘机挑拨离间，并使人诬告王忠嗣谋反，玄宗随即罢了王忠嗣的官，交司法机关审问，判处死刑，虽未执行，但不久即"暴卒”了。

玄宗深怕边将立功，结成朋党，危及王位,李林甫即劝玄宗用番将代替汉将，他道，番将不懂汉文，孤立无援，作战勇敢，可重用他们。于是玄宗便选拔一批番人代替汉人作将官，有的并升作边帅，其中包括大野心家安禄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李林甫深得玄宗信任，权倾天下，有识之士都感到危机严重，李白也看到这一点，他作诗说，“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就是说，玄宗失去贤臣，龙变为鱼，李林甫窃取大权，鼠变为虎。

玄宗关闭言路，拒绝忠言，本为大权独揽，但由于亲信和重用奸佞，反而大权转移。事物的发展，往往相反相成，这大概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到了天宝年间，特别是他宠幸杨贵妃以后，日益追求享乐，也无心过问政事了。

杨贵妃本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他看中以后，仿照唐高宗取武则天的故技，先送她去作女道士，取名太真，然后于天宝三年接入宫中。这一来，玄宗完全晕头转向了，正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一人得道，鸡犬飞升”,杨家兄妹都飞黄腾达,或为宰相，或封国夫人。

宫中生活的奢侈达到惊人的地步，那些宠信的贵臣们，每餐向宫中进食，有时多达数千盘，一盘约值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宫中还特设检查食品的官员，评比各家食品的精美程度，精益求精。

杨国忠，杨贵妃的从兄，于天宝十一年代李林甫作了宰相，身兼四十余职。独揽大权，红极一时。他和李林甫一样，只顾着玄宗的心思行事。玄宗好战，他即两次发动征伐南诏(大理)的战役，结果十余万大军全军覆没，主将被擒，他反捏造避言，说打了胜仗。他一贯欺骗皇帝，粉饰太平。一年大雨成灾，玄宗不安，他却弄一些大的粟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大，收成好。他不准下面报灾，扶风太守房琯报灾求救，杨国忠大怒，下令交司法机关惩处，进一步激起了民愤。他排斥陷害忠良，李泌就是由于他的诬陷被逐出京的。后来事实证明，李泌是当时最出色的一个政治家。

皇帝昏迷，大奸当道，忠良蒙冤，民怨沸腾，发生动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天宝十四年，范阳(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安禄山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