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吉六：成才之路很励志，博学兼爱，是毛主席终生感激的老师

老覃之前天写了《胡适讥讽毛主席的<沁园春>是“薛蟠体”，他随后的解释耐人寻味》一文。
里面讲到，1918年，胡适在北京执教的时候，和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毛主席有过交往。当时，两人的关系不错。此后，毛主席一直以师礼待之。到了1948年，胡适死心塌地地要追随蒋介石，力挺蒋介石打内战，被列为了“头号战犯”的帮凶。他从此对毛主席心怀芥蒂。以至于1958年，他读到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翻译成英文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后，大加贬低这首词作。在1960年8月见到何炳棣时，他还质问何炳棣，说《沁园春·雪》里的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你何先生何以给这么高的赞誉呢？
何炳棣指责他不该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沁园春·雪》这首词。
胡适的心事被戳穿，一下子慌了神，慌不择言地说了一句：“但我必须承认毛润之是一位杰出的散文作家”。
唐德刚后来找胡适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再次重申：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润之！
胡适这样说，显然是对毛主席的诗词功力和古文功底不认可。
但是，毛主席的诗词作品统治了诗词坛半壁江山已是不争的事实。
而毛主席用四言古体写成的《祭黄帝陵文》传颂宇内，成为传世鸿篇，也足显毛主席的古文功底深厚。
一句话，毛主席的文字功底，无论古文、白话文、诗词，都是上乘之作，在文坛地位无人可撼动。
实际上，毛主席早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一位老师，曾在不同场合公开预言：毛润之堪称海内英才，其人将来从文，必是一代文坛泰斗；从政则是安邦兴国的社稷栋梁。

不得不说，这位老师看人的眼光忒准。
这位老师是谁呢？
他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时提到的“袁大胡子”。
毛主席在提到这位老师时，不无自豪地说：“多亏袁大胡子，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袁大胡子名吉六，字仲谦，博学多才，是世之奇人。
袁吉六的成才之路非常励志。

他是湖南邵阳市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人，家境贫寒，他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病故了。
他的父亲是个做豆腐的市井小贩，颇通一些文墨，每天夜里都会教儿子认字。
第二天，父亲挑着担子出门沿街叫卖豆腐了，袁吉六就一个人在家里背诵《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启蒙读物。
袁吉六的父亲卖豆腐得了钱，除却家庭的必要开销之外，全部投到了袁吉六身上，供袁吉六读书。
袁吉六读书非常刻苦，家里买不起灯油，他就用松枝代替，常因夜里读书脸上被松烟熏得一脸黑。
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袁吉六经过十年苦读，已成饱学之士，便背起行囊，赶到县城参加县试。
此次考试，袁吉六文如泉涌，被考官评定为第一名，轻松获得下半年的院试资格。
就在袁吉六以为考院试取秀才功名犹如探囊取物的时候，他险些沉沙折戟了。
事情是这样，院试的地点离袁吉六家很远，他为了省下饭钱以资住店，就从家里带了一点炒面粉和锅巴充当考试用的几天干粮。考试的时候，其他考生都提了食盒进场，袁吉六没有食盒，把炒面粉和锅巴放在衣袖中入场。考试过程中，他埋头作答，运笔如飞。但监考官发现他的衣袖下坠，疑心他夹带资料作弊，勒令他出场接受搜身。检查过后，监考官发现他带的是炒面粉和锅巴，明白他是贫苦考生，多番抚慰。但他已吓得魂飞魄散，才思全化作冷汗涌出，久久回不过神来。
饶是如此，袁吉六最终还是涉险过关，考取了秀才功名。
经过这一次波折，袁吉六心智陡然成熟，人变得稳重了许多。
他在1897年参加乡试，顺利考取了举人的功名。
接下来，该参加会试考取进士了。
袁吉六是有进士之才的，但患上了重病，错过了第一次进京城参加会试的机会。
没办法，只后等三年之后再考了。
然而，三年之后的1905年，清廷宣布取消科考了。
袁吉六没法在科考上更进一步了，只好在家乡以授课为生了。
1913年，袁吉六的同窗陈润霖出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校长，盛情邀请袁吉六到四师任教。
得，袁吉六便成为了四师的一位国文教员。

毛主席也在这年考入了四师预科班。
之后，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主席即由预科三班转入本科一部八班，成为了袁吉六的学生。
袁吉六对毛主席十分器重，经常找他谈话，给他开小灶，介绍他读古典文学作品，指导他如何破题、入题，如何文尽其曲，文尽其妙。
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文体风靡一时，是各校学生仿效的对象。
袁吉六认为康、梁写的都是“新闻体”，文意直白，一览而尽，美感全无。要毛主席悉心揣摩韩愈、柳宗元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
毛主席遵照他的教导，勤奋攻读，笔耕不已，写出了一篇篇具有“孔融笔意”绝好文章，高兴得袁先生掀须叫好。
袁吉六藏书颇丰，毛主席每有时间就钻进他家读书，常常一读就是一整天，如饥似渴，流连忘返。
师母戴常贞做好了饭菜，端到毛主席身旁，催促他用餐，但毛主席边吃边读书，读到兴起处，又忘了吃饭。师母每来收拾碗筷，发现饭菜已冰凉，便又端去锅上再热一遍，如是者再三，不厌其烦。
最让毛主席感动的是，1915年，湖南省议会要求每个师范生要多交10元学杂费，一师的学生以为是校长张干拍脑袋想出来的花样，发起了“驱张运动”。毛主席参与其事，遭到了学校除名。
袁吉六出面劝阻，以辞职相要胁，不许张干开除。
他说：“毛润之是能挽天下于危局的大才，你焉能中断其学业？”
徐特立、杨昌济等老师也出面干预，毛主席的学籍最终得以保全。
1917年，与袁吉六同榜考中举人的谭延闿任湖南省长，邀请袁吉六任省府机要秘书。
袁吉六婉言谢绝，继续从事教育。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毛主席与袁吉六保持着书信联系，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主席生怕自己会连累恩师，不再书信来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毛主席多方打听恩师袁吉六的消息，当得知老先生早在1932年逝世，而师母戴常贞孤苦零丁，生活没有着落时，大为着急，连忙寄了50万元（旧币）给一师的老同学周世钊，要他转交师母，并请他多帮忙照顾师母。
1951年劳动节前夕，毛主席把师母接到北京，请保健医生为师母全面检查身体状况，又从自己的稿费里拨款给师母定做了两身新服装。
毛主席还是安排了当年同为一师教员的徐特立等人陪着师母游览北京城的名胜。
五一劳动节的那一天，毛主席早早为师母安排了观礼活动。
分别的时候，毛主席又从自己的稿费里取出了300万元（旧币）塞给师母作为零用，另送了两个大皮箱子，里面装满了崭新的衣服被褥。
1953年，毛主席亲笔为袁吉六墓碑题字：“袁吉六先生之墓”。

这是毛主席平生唯一一次为个人写墓碑。
毛主席还放心不下师母的生活，专门写信给湖南省长王首道，“请省府酌予接济”。
戴常贞因此得以安享晚年。
1963年，戴常贞患上了严重的结石，住医院动手术。
毛主席非常揪心，寄去第二套新币400元钱给周世钊，让他购买营养品代为看望师母。
此后，毛主席每年都会给师母写信，不断寄去礼物和钱。
师母戴常贞很长寿，在1970年以88岁的高龄辞世。

我们都知道，1970年，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他写了挽联，附上了300元的丧仪费用，委托周世钊代自己送师母最后一程。
可以说，毛主席对待恩师和师母，有情有义，世间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