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利玛窦是将伊索寓言翻译和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然而，笔者新发现的史料表明，第一位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才是将西方寓言译入中国的第一人。通过对蒙学读本《通俗故事》中的中国传统故事的学习，罗明坚得以认识到故事启蒙是一种有效的教化方式，因而首次尝试在《通俗故事》中夹杂了4则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和主题的西方传统故事及寓言，探索以故事向中国人进行西方文化启蒙；继而，他又以中文诗歌的形式，翻译了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寓言画册《徽志集》中的12 篇西方寓言和神话故事，首次将当时西方最流行的人文主义寓言故事带入了晚明中国，并以寓言故事诗来说明自己的遭遇。罗明坚故事启蒙的跨文化探索，汇合了中西皆有的故事启蒙与传道传统，拉开了明清中西方故事文类交流互鉴的序幕。
关键词：罗明坚；《伊索寓言》；故事；寓言；文类
作 者：陈恩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陈恩维，男，湖南汨罗人，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院长，云山杰出学者，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岭南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学交流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省部级项目5项。已出版专著7种，在《文学遗产》《民俗研究》《民族艺术》等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100余篇，其中A&HCI和CSSCI刊物40余篇。成果曾获广东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伊索寓言的中译，是明清中西文学交流史和翻译史上的重要现象，故而得到了中外学术界的长期关注。戈宝权最早介绍了利玛窦《畸人十篇》（1608）中译介的六篇伊索寓言，认为“利玛窦是在我国第一个翻译和介绍伊索寓言的人”。日本学者内田庆市重申了戈宝权的观点，更为详尽地介绍了伊索寓言汉译小史。台湾学者李奭学研究了西方寓言传统以及利玛窦译述《伊索寓言》的“故事新诠”策略，仍然肯定寓言进入中国主要是利玛窦的引介。近年来，笔者新发现比利玛窦早3年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S.J，1543—1607）于1579—1588年间在晚明蒙学启蒙故事的启发下翻译了10余篇西方寓言故事，已有的研究未注意到这一批史料，从而忽略了罗明坚的首译之功，也没有发现晚明中西故事文类的交互影响。本文不揣浅陋，拟结合新发现的罗明坚寓言作品，深入研究其将西方故事和寓言翻译引入中国文学场域的过程，以图揭示罗明坚对伊索寓言的首译之功，呈现中西故事文类首度相遇时的交流互鉴图景。
一、蒙学故事与罗明坚的中国文化启蒙
罗明坚是第一个入华定居的耶稣会士。他1579年抵达澳门，1583年携利玛窦一起进入肇庆定居，1588年回到欧洲。他留下了第一部中文天主教作品《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第一部欧汉辞典《葡汉辞典》、第一部由传教士所作的中文诗集《中国诗集》、第一次以拉丁语编绘《中国地图集》、第一次将“四书”译成西班牙文和拉丁文，从而成为西方汉学的奠基人。
罗明坚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开拓性成就的取得，与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笔者近期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检索到了一种罕见的耶稣士汉语学习文献，索引号为Jap.Sin.I.58a。这本手稿分为前后两部分，封面上的拉丁文译文为：“这是一部某个耶稣会神父第一年学习汉语的练习书，其中显露十分勤奋的功夫和当时的学习方法。（1）通过逸事介绍白话；（2）带有拉丁语注释、供给小孩子学习的一千个字。”第一部分名为“通俗故事”（I.58a1），为抄本，共25页。第二部分标题为“千字文”（Jap.Sin.I.58a2），共23页，每页8行，每行刻6字，正文汉字上下方有罗马注音和拉丁译文。扉页上排题写了9个汉字，其中“宫、商、角、徵、羽”，即“五音”，意在说明汉字有5个声调；“忠、孝、廉、节”4字，是对《通俗故事》主题思想的概括，这也是宋明以来中国蒙学思想教育的主旨。根据笔者研究，这份手稿是罗明坚学习汉语的练习本，是他将其合订在一起一并寄回欧洲的。
《通俗故事》和《千字文》，是晚明蒙学的常用读物。明人沈鲤《义学约》记载，私塾先生在授书、正字后，学生要“习仿临法帖《千字文》一幅”，放晚学时，还要“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千字文》和《通俗故事》的配合使用，使儿童在初识文字时即接触到文化常识和伦理教化。明代蒙学教材中有许多专门的故事类启蒙教材，流行极广的就有《日记故事》《二十四孝》等。《日记故事》最常见的版本是陈眉公注释本，内容广泛，归纳为生智、勤学、爱亲、敦睦、交友、尚义、施报等类。《二十四孝》则版本众多，大多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宣扬孝道思想。上述蒙学故事通常是以文言写成，但“讲解只用俗浅，如闾阎市井说法一般”。《通俗故事》是中文教师对罗明坚进行故事教学时的底本，之所以采用了通俗白话而非文言，显然是考虑到了对外汉语口语教学的需要。其封面所题“通过逸事介绍白话”，说明罗明坚在识字课后，可以继续通过诵读这些故事来练习口语和阅读。
从内容来看，《通俗故事》一共35则故事，以儒家故事为主，但也包含了释、道二教和一些民间传说和笑话故事。所录故事虽然没有明确分类，但是主题相同的故事大体排列在一起，明显受到了《日记故事》主题分类的影响。《通俗故事》中第4则《救雀得环》、第8则《不发盗恶》、第9则《击瓮救儿》、第14则《感树伤居》、第22则《赵氏孤儿》出自《日记故事》，第21则《董永卖身》、第23则《思亲刻木》、第25则《彩衣娱亲》、第26则《受杖悲泣》，第32则《卧冰求鲤》则出自《二十四孝》。还有几则来自历史类书籍或者历史传奇的故事，如第1则《朱买臣妻》、第10则《火烧赤壁》、第11则《苏武牧羊》、第22则《赵氏孤儿》等。这些故事主要反映了该书扉页所题“忠、孝、廉、节”的道德观念。此外，《通俗故事》中还有一些善恶报应、神仙志怪故事，如第6则《韩凭妻》、第7则《糜竺收资》、第15则《一醉千日》、第21则《董永卖身》（又见《二十四孝》）等，均出自《搜神记》；第12则《橘里仙人》，则出自《玄怪录》等。儒家有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蒙学教材《日记故事》中很少有志怪的内容。《通俗故事》中选编众多神仙鬼怪故事，应是罗明坚为了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而要求其中文教师选编的。《通俗故事》中还编有一些民间传说和笑话类作品，如第34则《南京城》，介绍了南京城城门、鼓楼、鸡鸣寺、先帝庙、功臣庙、浑天球、钦天监、玉皇大帝殿等建筑，最后讲述了一个邋遢仙人的传说故事，融具体知识与民间传说为一体。笑话类故事没有什么严肃主题，但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故，目的是以博人一笑，如第26则讲述了周秀才请客遇风雨，第27则“嘲笑人吃空菜酒”，都是嘲笑人吝啬。显然，与《日记故事》偏重伦理教化并不完全一致，《通俗故事》的主题更为驳杂一些，这应该是其中文教师结合罗明坚的需求而对中国故事进行了选编。
综上所述，《通俗故事》和《千字文》是罗明坚入华初期的汉语学习文献，他通过对中国童蒙读物的学习，不仅学习了中国语言文字、接触到了中国宗教文化观念，而且了解到中国传统故事文类以及以故事来进行启蒙的教化方式，从而引发了他引入西方故事的探索。
二、《通俗故事》中夹杂的西方故事
让人惊讶的是，《通俗故事》中出现了4则罕见的西方题材故事。这些西方故事比书中的中国故事的口语化色彩更加明显，用语也不如书中的中国故事那样流利。考虑到罗明坚当时的中文水平尚不足以翻译成篇的故事（《千字文》译本采用字字对译可以说明这一点），笔者推测它们应是由罗明坚口述而经其中文教师鲁子秀笔录之后编入《通俗故事》中的，基本保留了口头创作的原貌。这几则故事虽然简短，但却是晚明以来首次以中文记录和传播西方故事。
《通俗故事》第13则《二母争子》，讲述了天竺国的皇帝智判两个妇人争子的故事。从题材和情节来看，显然是来自《旧约·列王纪上》中的“所罗门判案”，该故事发生在古代以色列，重点在“审判”，意在通过歌颂所罗门的智慧来赞美上帝。“二母争子”将故事发生背景改为“天竺国”，且没有说明上述宗教意义。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中国人尚无法理解到这一点。该类型故事在古代希腊、罗马、西亚、印度和中国等古代文明较为发达的地区流传甚广。在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增订的《民间故事类型》一书中列为926号“所罗门的判决”（Judgment of Solomen），分述有七个亚型。中国文化中的“二母争子”故事，最早见于《风俗通义》，后经长期流传，情节逐渐发展和丰富，被敷演成元杂剧《灰阑记》等，几乎是妇孺皆知。《风俗通义》中的“二母争子”故事保留了孕妇产期同在一乳舍的风俗，对二女争子的情节及心理有较为具体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的风俗和母爱伦理，同时歌颂了清官的智慧，突出的是“辨风正俗”的主题。而佛教中的二母争子故事，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巴利文本的“佛本生故事”之中，后被改造成佛本生故事，吸纳进印度《大藏经》的《贤愚因缘经》当中，其主要意图是通过一系列形象化的故事来突出佛徒智慧的思想。如前所述，明代流行蒙学读本《日记故事》中有“生智类”故事，《通俗故事》中的第2则《对日远近》、第3则《谁偷了茄子》、第9则《击瓮出儿》，也属于这种故事类型，反映了民间的智慧。罗明坚应是受上述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了与其情节相似的圣经故事“所罗门判案”，故而将其译介给鲁子秀听，并请其笔录润色之后与《通俗故事》中的“生智类”故事编在一起。
《通俗故事》第17则《圣人三戒》，记叙圣人临死前交代弟子们三件事：第一件，有人说我不好的，要忍耐；第二件，不在他人面前说别人不好；第三件，听凭他人信人不信我。最后指出：“若是你戒这个三戒，天主就补报你。”这里提到的忍耐、不诽谤和宽容三戒，是《圣经》对于信徒的道德要求，见于《新约·罗马书》。当然，这里只是撮述经文大意，最多只能算是一种译述。这则故事虽然直接宣讲了教义，但基本上没有故事情节，只有道德说教。
《通俗故事》第29则《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故事来自《伊索寓言》佩里索引第352条。该故事讲述城里老鼠在除夕时看到主人准备了很多食物，因此就请乡下老鼠来做客。乡下老鼠到了城里老鼠家里后，却发现城里老鼠不见了，只有一只猫守在食物旁边。这则寓言与《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情节基本一致，但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痕迹。比如小老鼠去请乡下老鼠时说：“今日敢劳贵步到我家里一叙。”中文谦敬语的出现，说明罗明坚开始学习中国的一些交际礼仪，无疑也大大加强了这则故事的本土色彩。罗明坚选择这则寓言进行翻译，同样是受到前面中国故事主题的启发。《通俗故事》第27、第28则故事，都是嘲笑人们吝啬而不愿请客的故事。请客吃饭是中国日常礼仪，所以民间多流传嘲讽不愿请客之人的笑话故事。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请客故事显示了中国人“丰富的幽默感，对于吃时时关心”的特点。罗明坚在听到请客主题的故事时，从在西方家喻户晓的《伊索寓言》中选取了类似的请客故事，并尝试以中文译述，从而引发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某种兴趣。
《通俗故事》第35则讲述的是“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的殉道故事。凯瑟琳的故事在西方广为流传，并成为宗教油画的素材。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在1507年便创作了著名的木板油画《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罗明坚来自意大利，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这一故事十分熟悉。《通俗故事》中的凯瑟琳故事基本保留了西方故事内容，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但也留有一些明显的中国化痕迹，如女子劝说皇帝时：“帝君在上，听奴家道来。这班众人果是天主教门人，不敢供奉别神”，“奴家”“在上”等语，符合中国的礼仪习惯用语，口吻与明代民间传奇、公案小说颇为接近。凯瑟琳是具有传奇性的女圣徒，其故事体现了教徒的坚定信仰，这与《通俗故事》中的苏武、赵氏孤儿等历史人物体现儒家新精神其实是异曲同工的。罗明坚曾指出：“归化中国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老百姓不愿接受基督信仰，他们对研究要理也无困难，而困难在他们的从属关系妨碍传教工作，上有父母、官长、直到高高在上的皇帝。因此必须面觐皇帝，得其准许传扬天主教，凡愿接受者，可以自己信仰。”值得注意的是，《通俗故事》里的这则故事所使用的字体以及最后一页的纸张与前面的故事明显不同，对中文的运用也没有前面的故事那么熟练，可能是罗明坚口述而由其他中国助手书写，最后加到《通俗故事》中去的。罗明坚之所以补入这样一篇圣徒传记，应是受到中国蒙学圣贤故事的启发，因此有意引入西方圣徒形象，试图影响中国人。
《通俗故事》中阑入的西方故事，夹杂在中国故事当中，并放在相应的主题类别之后，说明它们的确受到晚明社会以故事行教化传统的影响。事实上，明代蒙学以故事对儿童进行道德启蒙蔚成风尚。除广为流传的《日记故事》外，如《书言故事大全》辑录古书中所记古人轶事百余类，如富厚类、贫乏类、俭薄类、谒见类、干求类、馈送类、感佩类、仕进类、命妇类、朝制类、三省类等。明代焦竑取故事可为劝诫者撰成《养正图解》，图文并茂地宣讲忠君、孝悌、诚信等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伦理道德及言论行为规范。这种讲故事风气，在晚明市井文艺中也颇为流行。冯梦龙的“三言”拟话本中记录了许多当时市井中讲故事的情景，如《喻世明言》中：“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我今日说一节故事，乃是张道陵七试赵升。”（《张道陵七试赵升》）上述圣贤故事与宗教题材，与《通俗故事》所录并无二致。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以故事行教化的传统也与晚明社会出现的儒释道三家杂糅并存的劝善思潮和故事类善书大兴有关。晚明儒学常利用古老的“余庆余殃”“福善祸淫”“劝善惩恶”等思想和题材资源以推动“劝善化俗”的社会实践，而佛、道两教也借助“善书”栩栩如生的故事、事例和通俗的语言，来传播善恶报应、转祸为福的观点。依托各种善书而形成的劝善思想打破了各种思想宗派的限制，形成一股超学派、跨地域的劝善时代思潮，不仅在儒释道三家而且在社会士庶上下两层得以普遍流行。因此，《通俗故事》中出现了儒释道思想杂糅，甚至还阑入了西方故事的情况，其实也是晚明劝善思潮的产物。
罗明坚在《通俗故事》中引入的上述故事，看似随意，但实际上反映了西方自古希腊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寓言故事文学传统。16 世纪以前，西方寓言故事大体经历了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宗教改革时期三个发展阶段。西方故事（Fable）类型主要有Aetiological Story（起源故事）、Agonal Story（竞争故事，两个角色是竞争关系）、Jokes（笑话）、Anecdotes（传记）、Enigma（谜语）、Natural History（自然志）、Myth（神话）等类型。西方的寓言概念，源于古希腊寓言Ainos、Mythos、Logos，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Exemplum、Proverb、Parable、Fable等。这些文类在具体内涵上有细微的差别，但在《伊索寓言》中都进行了混合。《通俗故事》中的三则故事分别对应了上述西方古典故事文类中的竞争故事（第13）、笑话（第29）、传记（第35）等类型，而第17则故事则脱胎于《圣经》故事。在《圣经》中有许多耶稣向信众布道的比喻，从中世纪开始传教士收集寓言用于讲道，逐渐形成了借寓言以传教的传统。这时的寓言尽管也保留有以动植物为主人公的形式，但人们往往利用寓言这一形式来达到道德说教的目的。而自宗教改革以来，寓言进入了“寓言画的时代”，更多表达了人们的世俗生活理念，更多地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罗明坚在《通俗故事》中所夹杂的西方故事，事实上涵盖了各个发展阶段的西方寓言。他尝试选取西方不同时期与中国故事类型接近、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故事进行译述，尝试通过故事来与中国人对话。
综上所述，《通俗故事》中夹杂的西方故事，说明罗明坚在中国启蒙故事的启发下，认识到了故事文类的启蒙和教化功能，从而尝试模仿译介同样源远流长的西方故事，以故事为载体，推动中西的跨文化交流。
三、寓言诗翻译与西方文化启蒙
西方语境中的寓言（fable），包括散文或韵诗形式的短篇故事，最为流行的是古典的《伊索寓言》和文艺复兴时期兴起安德烈亚·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o）撰写的寓言画册《徽志集》（Emblematum ber），前者为散文形式，而后者采用了十四行诗形式。罗明坚在学习了《通俗故事》中的散体故事并译介散体西方故事后，又因为学习蒙学诗歌和《徽志集》体式而开始翻译西方诗体寓言。这主要体现在其《中国诗集》的西方寓言诗中。
《中国诗集》收录了罗明坚的中文诗歌34题51首，其中可以找到对应译本的寓言诗有12首，全部译自《徽志集》，其中5则重见于《伊索寓言》佩里索引（下文有逐一具体说明）。《徽志集》的最初手稿出版于1531年，罗明坚所能接触到的可能是1567年拉丁文版《徽志集》。这个版本是世界上第一本印刷的《徽志集》，收集到了212个寓言，也是印刷次数最多的版本，在1620年之前在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皆有出版。罗明坚1579年来到中国之时，此版刚刚印刷10余年，所以他要获取这一版本相对容易一些。从形式来看，《徽志集》的徽志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作为标题的题词（inscriptio）或简明的箴言（motto）；第二部分是图画（pictura）或是中心主题的象征的插图，经常来自古典神话；第三部分为警言诗（epigram）。徽志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教导手段，因为它把感官的吸引力与训诫结合在一起，使训诫更令人难忘，故而在16世纪成为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罗明坚译介的寓言诗通常借助标题（或者以题下注释的形式）说明寓意，正文则以通俗诗句说明寓意，但是没有出现图画，可能是因为在当时还不具备相关绘画和印刷条件。就翻译方法而言，罗明坚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译介方法和文化适应策略：
对于一些中西皆有、寓意基本一致且易于理解的寓言，罗明坚采取了直译的办法。如，第13题《戏跏瞎相依》：“长衢瞎子靠跏人，跏瞎相依甚苦辛。瞎靠跏人双目看，跏依瞎子一身行。”诗题下注云：“譬喻今之朋友互相依倚。”此诗以盲人和瘸子互相帮助，来比喻人们互相依靠，译自《徽志集》第47则Mutuum auxilium（《相互支持》）。该寓言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诗集》（Greek Anthologia）中，一直被认为是伊索寓言之一，但是佩里索引并没有收录这则寓言。《徽志集》从《希腊诗集》中收录了这则寓言，并且使用十四行诗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同样的故事，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都有类似的记载，如《淮南子·说山训》：“寇难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负而走，两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戏跏瞎相依》的主题、诗句与《相互支持》若合符契，也与《淮南子·说山训》基本对应。第12题《观葡萄》（图1），译自《徽志集》第49则《至死不渝的友谊》，其将原文十四行诗的体式译为古体诗，歌颂葡萄树和榆树的友谊。第14题《观水瓜缠古松叹锐茂不耐》译自《徽志集》第184则《短暂的幸福》，写水瓜缠绕古松生长，引起了古松的不满，冬天一到，水瓜枯萎而古松依然挺立。这一则寓言以常见的自然现象为喻，寓意显豁，所以罗明坚也采取了直译的办法。
图1 《观葡萄》与《至死不渝的友谊》对照
第19题《一儿像左手生翼一手抱石》（图2），诗题的“像”字，说明罗明坚看到的《徽志集》是带有插图的。此诗翻译的是《徽志集》第64则Paupertatem summis ingeniis obesse ne provehantur（《贫穷阻碍进步》），接下来是一幅插图，第三部分以十四行诗讲述图片的内容与寓意：“我的右手握着一块石头，另一只则长有翅膀。当翅膀升起我时，沉重的重量把我拖了下来。如果危险的贫穷不能阻碍我的话，凭着我的精神天赋，我可以飞过天堂的高度。”中世纪宗教艺术家常以此像中的翅膀寓意圣灵，而石头喻指使人跌倒的东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艺术家却将其主题改造为“贫穷阻碍进步”，肯定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反天主教禁欲主义的倾向。罗明坚译诗同样表达了“家贫影响奔前程”的寓意，且没有出现原诗中本来有的“天堂”等字眼。这说明罗明坚在翻译《徽志集》中的寓言时遵守了原意，并没有做过多宗教性的阐释。
图2 《一儿像左手生翼一手抱石》与《贫穷阻碍进步》对照
对于一些异域色彩浓厚、寓意难以为中国人所理解的寓言，罗明坚在翻译时通过增译或者归化的手段，以减少译文中的异国情调，帮助读者理解。这种归化法，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文化适用的翻译策略。第20题《莫枉劳心》：“黑人洗白为最难，贱望荣华命又悭。黑夜谁能为白昼，天高人手哪能扳。”其译自《徽志集》第181则Impossibile（《不可能的事》），其题词为：“你为什么要徒劳地清洗一个埃塞俄比亚人？哦，请停止。没有人能把阴影变成光明。”（图3）罗明坚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贱望荣华命又悭”和“天高人手哪能扳”两句，将原来的两件不可能的事情发展为四件，既满足了中国诗歌对句数的要求，又以中国人熟悉的宿命论思想增加了说服力。这是通过增译来实现归化，同样是一种文化适应。第25题《叹痴》是对《徽志集》第30则Silentium（《沉默》）的翻译。（图4）原文意在赞颂沉默的美德，中国经典和民间善书中有许多关于慎言的道德要求。因此，中国人是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慎言”的。罗明坚此则寓言保留了原作的基本信息，去掉西方人物名字“哈波克拉底”，显然是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接受习惯。
图3 《不可能的事》
图4《沉默》
第22题《途见故英雄石棺》：“石棺葬古一英豪，过客停观羡誉高。眼见先前真好汉，心中感动为他劳。”该寓言译自《徽志集》第12题Strenuorum immortale nomen（《成功者有一个不朽的名字》），其插图为一座由石棺构成的坟墓，题词为：“你会看到罗忒斯海岸上埃亚库斯后裔的坟墓，银足的忒提斯经常去那里。这块石头上总是覆盖着绿色的苋菜，因为英雄的荣誉永远不会消逝。这个人是希腊人的城墙，是伟大的赫克托耳的毁灭者。他对吕底亚诗人的感激，就像吕底亚诗人对他的感激一样。”原文中苋菜的名称，拉丁文原意是“永不褪色”，借此象征英雄功绩永不褪色。“埃阿科斯的后裔”即阿喀琉斯，“银足忒提斯”是指海洋女神忒提斯。在阿喀琉斯出生后，母亲忒提斯从命运女神处得知他将会战死，于是用天火烧去阿喀琉斯凡人部分的躯体并用神膏恢复，在即将完成时被父亲珀琉斯发现而中断（一说忒提斯握住阿喀琉斯的脚踝将他浸入冥河），所以阿喀琉斯留下脚踵的致命死穴，后因与太阳神阿波罗交恶，被阿波罗的暗箭射中脚踵而死。原文中引用了《荷马史诗》的话对其功绩进行了描述：这个人是“希腊人的墙”，是伟大赫克托耳的毁灭者。（图5）阿喀琉斯故事在西方世界耳熟能详，但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难以让当时的中国人理解，也很难以用短短四句诗来解释。所以，罗明坚对此诗的翻译进行了简化处理，第一、第二句放弃了原文的象征手法，第三、第四句则简化了原文复杂的传奇色彩。考虑到当时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处理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图5 《成功者有一个不朽的名字》
阿尔恰托的《徽志集》，继承了文艺复兴以前的传统，题材主要来源于赫拉波罗（Horapollo）的《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拜占庭学者马克西姆·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编撰的《希腊诗选集》（Anthologia Graeca）、伊拉斯谟的系列道德化谚语以及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愚人之船》（Das Narrenschiff）等。《徽志集》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世纪寓言的基督教说教，带上了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阿尔恰托将其描述为“是沉浸在古典文化中的人文主义者的消遣”。让人惊讶的是，耶稣会是以宗教改革的反对者的面目出现而发展的，作为耶稣会士的罗明坚却选择了代表新兴人文主义精神的《徽志集》进行翻译，并且没有对其进行中世纪常见的基督教化阐释，客观上将文艺复兴时期最为流行的西方人文主义寓言带入了晚明中国，一定程度带有突破中世纪西方宗教寓言的思想启蒙色彩。
四、寓言翻译与罗明坚的故事证道
《中国诗集》翻译《徽志集》，目的是让中国人得以了解西方的寓言传统，但也有一部分翻译作品借西方寓言来诉说其亲身经历，具有故事证道的色彩。
1587年，罗明坚在澳门归化的华人信徒蔡一龙骗取钱财事发，又从罗明坚处骗取三棱镜逃往广州，被捕后又唆使罗洪张贴传单诋毁罗明坚，后经王泮审理，罗明坚才沉冤得雪，蔡一龙也死于狱中。这件事在肇庆的舆论影响颇大，一度严重打击了罗明坚的清誉，所以罗明坚在其《葡汉字典》手稿散页第183r—187v有对这一事件的全面中文说明，又以拉丁文写信做了详细说明，利玛窦对此事也有详细记载。《中国诗集》第26—30题，借寓言诗形式记录了自己识人不察、遭人陷害、历经曲折而最终脱险的全过程。第26题《避刚全柔之身》一诗：“水里两缸浪挽推，一缸铜铸一泥坯。铜呼泥的相邻倚，泥傍铜边免浪催。泥识铜金刚不坏，泥知泥土易崩开。泥缸若靠铜缸住，浪打铜挨泥尽灾。”此诗译自《徽志集》第121题Aliquid mali propter vicinum malum（《由坏邻居引起的不幸》），题词大意为：一条小溪载着一个金属罐和一个陶土罐，金属罐邀请陶土罐紧挨着它漂浮，联合起来抵抗急流。陶土罐拒绝说：“这样接近会给我带来不幸，因为我是易碎的，我会被波浪击碎，而你却安然无恙。”（图6）显然，《避刚全柔之身》与《徽志集》的原文意思基本一致。罗明坚很有可能是借这则寓言感慨自己识人有误，接近了蔡一龙这个危险人物。第27题《冤命不饶譬喻》叙述乌鸦吃了一条蜈蚣，但是也被蜈蚣毒死的故事，译自《徽志集》第130则Iusta ultio（《正义的报复》）（图7）。但是，罗明坚诗最后加了两句：“曾子戒来当谨守，出乎反尔理无穷”。这两句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中所引曾子之语“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图6 《由坏邻居引起的不幸》
图7 《正义的报复》
罗明坚不仅以西方寓言故事来讽刺蔡一龙害人反害己，而且还以儒家格言来指斥其出尔反尔、罪有应得。这种双向阐释，无疑便于中国人理解。第28题《喻人外真内假》，写一只狐狸看到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误以为真，上前拉扯撕咬，结果发现上当，最后感慨“于今世上人多少，外貌堂堂内不俦”。这则寓言出自《徽志集》第146则Mentem non formam plus pollere（《心智强于外表》）（图8），又见《伊索寓言》佩里索引第27题《狐狸和面具》。罗明坚以之讽刺蔡一龙的表里不一、人面兽心。第29题《喻鼓唆者人必恨杀之》出自《徽志集》第126则Parem delinquentis & suasoris culesse（《催促做坏事的人和做错事的人一样有罪》），又见《伊索寓言》第370《号手被俘》。罗明坚翻译这则寓言，是借指蔡一龙教唆罗洪诬告自己之事。第30题《善人遭难无患歌》讲述善人接连遭遇了“海难”和“贼寇”，最终在盾牌的保护下幸运脱身的故事，出自《徽志集》第48则Auxilium nunquam deficiens（《帮助永不失败》）。如《善人遭难无患歌》云：“却将手挽团牌定，方把力来水面掀。泊上岸来身已活，途中遇贼苦何奔。奋身力战两三合，退寇天垂百万恩。”《徽志集》原文提到“当我在膨胀的波涛中陷入可怕的困境时，我小心地用了一套武器，从而逃脱了双重危险。”罗明坚诗比原文更加详尽地描绘了海难画面和搏斗过程，且还添加了“退寇天垂百万恩”和“客乃善人应善报”两句，表达了善人在上帝的垂顾下有善报。罗明坚巧妙地将上帝之恩与中国人的“因果报应”思想融为一体，既交代了自己最终脱险的经过，又不露痕迹地渗入了基督教思想。
图8《心智强于外表》
罗明坚将寓言翻译与自身经历合为一体，事实上造成了西方的寓言和故事的文类混合。在西方，寓言Allegory是指通过叙事和描述来表达隐含的道德意义的文学样式。Fable，指散文或韵诗形式的短篇故事，目的是进行道德训诫。Parable，通常被译为比喻，指用一个故事隐射另一个故事，以一件事类比另一件事。而中国语境中的“寓言”，最初是指一种修辞手段，中唐时期才逐渐发展出文体概念。“故事”一词一开始也并不是一个文学概念，而是历史概念。明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发育壮大、民众精神生活的需求促成了“历史故事”向“文学故事”的转变。由于其中的道德劝化内容越来越浓，寓言与故事两种原本区别明显的文体在晚明语境中也出现了混合现象。罗明坚以组诗（寓言）讲述自身遭遇（故事），并寄寓道德说教（寓言），事实上将故事和寓言混为一体，顺应了中国寓言故事文类在晚明的融合趋势，也引发了中西故事文类的交流互鉴。
五、西方寓言中译与中西故事文类互鉴
“当作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时，并不是抹去他原初的参照体系，而是双重丰富了另一种体系，两种参照体系的并列，两个语义世界是一种文学类型的特殊元素。”如上所述，罗明坚借助《通俗故事》，不仅获得了中国文化和宗教的启蒙，而且得以认识到故事是一种有效的教化方式，因而尝试在《中国诗集》中翻译西方寓言故事来对中国人进行西方文化启蒙，并探索以讲故事的方式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这不仅启发了来华传教士，也启发了中国文人，从而引发了明清以来中西故事文类的交流互鉴。
首先，罗明坚翻译西方寓言以讲道的做法为明清来华传教士所继承。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是利玛窦最早将《伊索寓言》译介到中国。事实上，利玛窦是沿袭了罗明坚的做法。1593年，利玛窦对罗明坚于1584年出版《新编天竺国天主实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但完整保留了原书中的寓言和故事，如《圣人以漏碗不能汲竭海水》这则寓言故事完整地保留在《天主实义》首篇“天主特性”中。这一事实表明，利玛窦了解并沿用了罗明坚引入西方故事证道的做法。不仅如此，利玛窦曾将一种西文《伊索寓言》赠送给中国官员，曾德昭曾表示在南京看到过拉丁文《伊索寓言》。由于利玛窦比罗明坚在华时间更久、活动范围更大，后来来华传教士对伊索寓言的翻译主要受到了他的直接影响。1614年，庞迪我在其《七克》一书中译介了9则《伊索寓言》故事；1625年，金尼阁和张赓完成《伊索寓言》的第一种文言选译本《况义》，翻译了《伊索寓言》22则、艾儒略《五十余言》中收入了3则，以上译文都是采用文言文，为明清之际慕教中国人所熟悉。如，第一种《伊索寓言》文言选译本《况义》，就是由金尼阁口授，而由中国文人张赓笔译的。此外，李世熊的《物感》一书，也吸收了《伊索寓言》的表现手法，表明明末清初士人对西方寓言的接受渐渐涉及文体和艺术手法的借鉴。
其次，中国文人也可能接触过罗明坚翻译的西方寓言。1586年，罗明坚曾记载他在绍兴时“许多官员与显贵来拜访我们······待我们非常有礼······我中国话又颇平凡；但他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多次讲到深夜”。这些官员显贵中包括名文人徐渭。徐渭曾有两首诗赠给罗明坚，描写了罗明坚的奇异外貌和讲道情景。学界尚没有注意到的是，徐渭还有一首《设为鱼虾所诘》寓言诗，也很有可能与罗明坚相关。此诗以鱼虾的口吻诘问，啄雀捕捉鱼虾，自己也被大鸟所捕杀，都是杀生行为，为什么人们对待大鸟苛责而对啄雀宽容。佛家“戒杀生”，但在义理上无法自圆其说，徐渭对此困惑不解，通过询问“西方古先生”，得以“解破万壁坚”。徐渭接触过的外国人中有史可考的仅罗明坚一人，因而这里的“西方古先生”，应为到访绍兴的罗明坚。罗明坚《新编天竺国天主实录》中曾讨论佛教“杀生”的问题，而其《宾主问答私拟》中讨论过吃鱼是否干净的问题。因此，徐渭应是在听罗明坚布道时，听到罗明坚对于佛家戒杀生之义的驳难，才解决了他对佛教“三戒严重杀，五净肉亦权”的疑问，转而相信“西方古先生”的解释。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伊索寓言的翻译增多，中国人对西方寓言文体逐步了解。晚清以降，新教传教士创办的近代报刊上的“寓言”和故事栏目接过了耶稣会士译介西方寓言故事的接力棒。1815年，新教传教士米怜在新加坡创刊第一份传教士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尝试刊载西方寓言。1838年前后，英国人罗伯聃翻译了《意拾寓言》，“第一次以中国式的讲故事方式亮相”。《中国丛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人格外喜欢讲和听各种各样的故事，无论是书面上还是口头上。其中一些故事，正如他们的传统作品，在语言和思想上都是简朴的；有些是出色又简短. 但是我们认识到，这不是我们所讨论的最大部分故事的特征，很多其中我们所知的故事是令人不快的、可耻的、不诚实的，充满枯燥的闲聊，花言巧语以及俏皮话的，这些故事不适用任何有用甚至无害的目的。人们对这种娱乐方式的喜爱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并且几乎对每个年龄段和民族都有用。”罗伯聃译本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他对中国人讲故事的传统和听故事的喜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采用了文白夹杂的文体，使之尽量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流传程度比明末天主教传教士翻译文言版《伊索寓言》广泛得多。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中文报刊在内地兴起。1853年，在上海创刊的《遐迩贯珍》开始登载《伊索寓言》译文。1868年创刊的《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创刊的《中西闻见录》，都登有少量西方寓言与故事。1875年，美国长老会牧师范约翰（T.M.W.Farnham）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儿童画报《小孩月报》，辟有“寓言”“故事”文类，专门讲述基督信徒信教得福的神异事迹。他创办的另一份影响巨大的《图画新报》，其中一个专栏名称就叫“祷告故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面向中国儿童进行宗教宣传。1879年创刊的天主教报刊《益闻录》，也大量使用“某某故事”“某某的故事”推广宗教和科学，从而在传道的同时具有了某种启蒙意义。这种以图文并茂的报刊向儿童以故事传教的做法，主要是移植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画报的经验，但实际上中国蒙学也有这方面的传统。前述成书于宋代而流行于明代的《书言故事大全》和焦竑《养正图解》都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传播儒家教义。后者在清代备受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曾多次由皇室组织刊刻颁行天下，直到1895年还曾由武英殿刊刻发行。
在西人报刊和中国蒙学传统的双重刺激下，一些力图维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了故事启蒙的探索。1897年，叶瀚、汪康年、曾广铨等人在上海创刊《蒙学报》，专为蒙养说法，“以启蒙为主”，“以图说、歌诀为第一要义，期于演说易晓”，译述西方通俗儿童作品，但又带有浓厚的蒙学色彩。单行本方面，张赤山《海国妙喻》成书于1888年，主要汇辑了罗伯聃《意拾寓言》和《中西闻见录》《万国公报》上欧洲寓言的译作，也有几篇可能是译者自己创作，这是《伊索寓言》的第三个中译本。1902年，林纾完成《希腊名士伊索寓言》的翻译工作，内附大量插图，共收录寓言300则，是我国第一本汉译《伊索寓言》的全译本。他指出：“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继而他又提到，国内的小说虽富有风趣，却不能引人深思、令人深省，而伊索寓言既“能使童蒙闻而笑乐”，又能“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如果说来华传教士一直致力于通过对《伊索寓言》进行故事新诠以传播教义，那么晚清中国文人则是在近代启蒙理念的影响下，致力于以西方故事来对儿童进行现代性启蒙。嗣后，晚清报刊无论是教会背景的，还是非教会背景，无论是外人所办还是国人自办报刊，多开辟故事栏目，刊载中外国故事且相互转载，以白话取代文言、故事取代小说的趋越来越明显，反复强化了故事作为一种叙事文类的公众印象，从而实现了中国传统故事文类的现代转向。
综上所述，罗明坚受中国蒙学故事和西方寓言故事的共同启发，开启了通过故事学习中华文化和将西方故事翻译引入中国的尝试。他的跨文化探索，汇合了中西皆有的故事启蒙传统，拉开了明清中西故事文类交流互鉴的序幕。罗明坚的“故事”表明，以故事双向启蒙是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有趣而又有效的方式。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3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 
